wuwenbin ：我51个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生涯

我51个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生涯

wuwenbin


我的家在浙江省义乌市，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父母生了7个子女，死了四个，剩下了两个姐姐和我。我是老来子，当时我父44岁，母四十岁，奶奶六十一。说来奇怪，我妈除了认得一个自己姓金的金字外，不认得第二个字，父亲只上了三年私孰，斗大的字也装不了一车，而我却能小学、初中、高中都名列前茅，连在大学时也是班里三个全优生之一。1963年，我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系(以我的成绩可以考上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但我填的第一至第三志愿都是哈工大,第四志愿才是清华,现在看来有点可笑).我考上大学之时,我家四口人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四岁.为了家中的三个老人有人照顾,我在高三时找了一个漂亮的未婚妻,我一上大学她就住到我家照顾三个老人.说心里话,在大一时我已后悔自己跑到三千多公里外的哈尔滨去求学，太不顾自己的家庭条件了，让我现在来选择的话，一定选浙江的大学，那怕农业大学也行。好在哈工大是重点国防院校，生活待遇很好，助学金不但能维持生活还略有盈余。心稍安，学也勤，在校还小有名气。我是五系的军体教练，也是校运会的刺杀亚军，与同学赵国英合编的《业余无线电》至少在五个系油印了两千份。在现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选择了做个逍遥派，又叫散兵。当时的哈工大是黑龙江省所有大学里散兵最多的大学，人数不下六千，社会上戏称为“哈工大散兵师”，而我则被同学们称作“散兵师师长”。

  鉴于家庭实况，我在1967年暑假前向系里递交了结婚申请。在系学生队长万钧的大力帮助下，校领导破例批准了我的结婚申请(当时在校期间是不允许结婚的)。我们的婚礼采用的是旅行结婚，没有请客、也请不起客，暑假学生都回家，我们就在浙江大学我高中同学黄忠显的宿舍内住了7天。婚后，由于我面对白发苍苍的  三个老人和生活重担压身的妻子，我感到一阵阵心酸。由于我学的是飞机设计，毕业分配回浙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管分到哈飞，沈阳、贵州，茫茫数千里，如何能顾及家里？区区56元一月的工资何以养家糊口？我几经考虑决定放弃学业回家务农。从67年九月开始，我不断给系里打退学报告，计十一份，但一直不予批准。68年7月，我万般无奈之下採用了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在与系领导打过招呼后擅自离校回家种田。临行之日，五系、四系、六系、九系十余好友为我送行（可参看我的《亲朋好友》专辑）。（以上是本人简介，自思还不具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回到老家我心满意足，虽没户口但生产队还是给了我劳动的权利，我可以挣工分养家。十月的某一天，我因身体不适到义乌县人民医院看病，在排队挂号时遇到了高中同学周洪献，我俩虽不是同班同学，但因都是义乌中学的知名人物，在高中时已是好友，他看到我十分惊讶，问我怎么不在哈尔滨回到义乌来了？我对他说了决定回家种田的苦衷。当时他大感可惜，认为我这么好的成绩回来种田太可惜了。12月三号，我接到了万钧的电报，他说他现在是五系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他已给我在浙江省交通厅争取到了一个名额，问我是否愿意回校参加毕业分配。我召开了有岳父母、妻子叔叔在内的家庭会议，亲人们一致认为既然可以分回浙江，我没有不去的理由，难道十七年书一定要白读吗。众志难违，我于1968年12月十一号回到了哈工大。

   在校期间，我得知由于五系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组长王某某要照顾与自己同派的福建同学叶昭燊，给我争取到的名额已与我无缘，我被分到了锦州市科委。我虽感失望，但既来之则安之，那就等报到通知书吧。12月21日晚七点（25日发），五系保卫科突然要我到系“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去，我到那里时看到屋内一共三个人，一个是系生活干事徐玉兰，两个是6254的学生。一看到我进屋，两个男的就喝令我到毛主席像前跪下，我冷冷一笑对他们说：向毛主席的像下跪本非可耻的事，但必须告诉我下跪的原因，否则办不到。也许是悚于我的往日威名，三个人一下子就软了下来，请我坐下，开始以旁敲侧击的方式问我：第一问：“你在高中时期有什么爱好？喜不喜欢写诗"?我答，“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文艺、体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会一点。”第二问：“你中学时期写了不少诗吧？还记得吗？能背几首给我们听听吗？”我答，“不错，自己写的东西当然记得"。于是我背了几首诗，他们一听说，“你背的都是好的诗，有没有反动的诗？”我反问“我为什么要去写反动的诗？”他们说：“你这个人记忆力很好，但很狡猾”。我说“别兜圈子了，请明说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是我的事我绝不否认”。于是他们告诉我：“浙江大学有一个叫周洪献的人说你在高中时期写了十几首反动诗词送给他，浙大现在来函揭发你，今天叫你来就是要把此事查清楚。你今天的态度很不好，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明天再到这里来老实交待，不管你有多大能耐，与组织、与革命群众对抗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我暂时得到了自由。在回宿舍的路上，我既怨又恨，老天为何如此不公？面对飞来横祸我怎么办？要靠组织澄清事实，那要到哪个猴年马月?那时候的所谓革命群众是如何整人的，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像的。最后还是心一横，好汉不吃眼前亏，去他妈的毕业分配，老子不稀罕，于是又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先到九系老乡朱洪亮处，请他马上到火车站给我买好晚上11点左右南下的车票，回到宿舍却发现系里已安排同学张天福（当时他是造反派小头目）监视我。既如此，急也没用，我索性拿起一本小说看了起来。约十点钟，他终于睡着了，我急忙走出宿舍，一路小跑赶到火车站，朱洪亮已在排队检票，不到十分钟我就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去年我到北京，老同学相聚时说起这段往事，张天福说，当时他理解我的心情，是故意装睡放我走的，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也许吧。）

坐在火车上我松了一口气，开始思索接下来事态可能的发展。我逃走了，系里能善罢干休吗？我估计，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一定会通过公安系统对我采取行动。（事后证实，第二天黑龙江省公安厅就给浙江省公安厅去电，哈工大现行反革命分子wuwenbin已畏罪潜逃，可能返回义乌老家。22号下午，义乌县公安局就到我家去搜查“罪证”，拿走了我的三本日记本。）我不能一逃了之，我要自己去澄清事实，洗清这他人强加给我的罪名。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周洪献在陷害我，只有找到他当面对质才能弄清 事实真相。23号中午我赶到了浙江大学，这里有我十几个高中同学，听了我的叙述个个义愤填膺，当时是浙大“大联合委员会”领导成员的虞敷文大叫“这混蛋太可恶了，我立即去提审他”。他们安排我住下后立即开始行动。下午三点，虞敷文来告诉我，那混蛋一看到我提审他就问“是不是wuwenbin来了，是我对不起老同学，那些诗是我自己写的。”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混蛋说“为了逃避自己的罪责，我在十月份遇到过wuwenbin,他说为了老人已自动退学，我以为把写诗的事推到他身上对他影响不大，我真不知道他回去参加分配了。”敷文说大联委决定今晚7点对周进行批斗，要我在批斗会上狠狠甩他几巴掌解解恨。

   在批斗会上，自是群情激愤，在周洪献交待完嫁祸于我的动机和经过后，人人戟指而骂。敷文叫我去打，我思之再三，毕竟同学三年，往日交情不错，既然他已认错，且分不分配对我来说是得不足喜、失不足惜，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我对周洪献说，我不打你，望你能吸取教训，日后好好做人。敷文见我不打，就说你不打我来代你打。他上去左右开弓甩了四巴掌。批斗结束，大联委负责人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是给我一份澄清材料，回家可以有个交待；二是给我家乡平畴公社和哈工大五系发份公函，说明“反动诗”不是我写的,还我清白。（周洪献嫁祸于我，害我当了51个月的反革命，其思想品质不足道，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那些所谓的“反动诗”，其实没什么反动之处，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国家的前途有些悲观而已，客观公正地说这正是一个青年学生忧国忧民的思想流露。但在那个近似疯狂的年代里，却被当作是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行动。人被批斗个半死，还延迟一年分配。”

   二十五号回到家中，三个老人和妻子既惊又喜，惊的是我这时候回来，公安来抓怎么办？喜的是我终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他们还没从公安搜查的惊恐中回过神来。我简短地给家人讲了事情的经过，他们的心才得以放下，个个喜极而泣，三个老人一个劲地念叨，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不一会村人就蜂涌而至，大都为我的平安回家高兴，各级干部也闻讯而来，来时的目的不得而知，但在了解了事情原委后倒也没看到有大感失望的人。

   我至今没弄清的是，是浙大“大联委”没给平畴公社、哈工大五系发函？还是两处收到公函了却无人管？我宁可相信后者。在那个王八蛋年代，疯狂的人们可以打着灯笼到处找反革命，但绝不会去关心别人的生死存亡。好在村里人没把我当反革命，我生存的基础还在。从此开始了我不算长也不算短的51个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生涯。


既然回家务农了，那就得安下心来干农活，我本是农家子，很快就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我们下湾村是方圆数十里数得着的好地方，义乌江从村北流过，下湾人只怕涝不怕旱，老天一百天不下雨，依靠江边的抽水机和较为完善的灌溉系统，农业可确保丰收，大大小小的池塘清水涟涟。解放前流传着一句话，“只要三年不漫大水，下湾的狗都能讨老婆。”当然，在横锦水库没建以前，十年有九年是要发大水的，所以不但狗而且不少的人也没讨上老婆。我们这个大队的劳动分红是比较高的，十个工分大都在一元以上，一年的劳动所得正劳力有四百来元，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和小学教师、乡镇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差不多。半年后我被抽到村基建队干活，基建队的任务是为大队建造养猪场、糖酒厂。大约用了一年时间造好了，我的泥水工手艺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家里的锅灶翻新、两层楼房的建造都是我自己干的，亲朋好友家里造新房也是主力人员。69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我的长子出生，三个老人特别高兴，一家四代的生活虽清贫但也其乐融融。70年初，义乌县的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由我们下湾村买回，谁来当这第一个拖拉机手，当然是非我莫属了。我虽从来没有接触过拖拉机，也没学过机动车驾驶，但我懂得机械原理，懂得运动学和动力学，加上手拖速度慢操作简单，经过半天的场地试驾，第二天我就下田作业了。每天都要耕十亩以上的水田，累是很累的，但一看到各个生产队长那期待的目光，也深切感到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迫切愿望。不久大队就给我安排了两个学徒，半个月后他们也能独立操作了。

   70年农历七月初三，我的次子出生，从而结束了我家数代单传的历史。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农历八月初五早7点，我的老妈抱着长孙下楼，把孩子交到我手上后去解手，不到一分钟就听到我妈微弱的呼叫声，我回头一看，我妈已瘫在厕所上。我妈因脑血管破裂（俗称中风）瘫痪了。我立马开着拖拉机把我妈送到了义乌县中医院，找到我信赖的老中医付朝阳，付老中医看后安慰我说，别担心，你妈的病我不用一个月就能治好。可惜付老中医回天乏力，一个月下来病情并无多大起色。在我妈治疗期间，有两个人使我至今难忘。一个是我初中同学陈百星，他得知我妈中风后，不但天天来看望，还资助了我五元钱；另一个是我高中的红颜知己钟伍梅，她闻讯后来到医院，把身上仅有的两元钱和三斤粮票交给了我。别小看了这点钱物，那时大家都很穷，这是雪中送炭，是值得让人永久铭记的。一个月的治疗已花光家中的所有积蓄，老妈病未愈出院了。我只能寄希望于民间偏方，几经打听，得知东阳县河头村有一个民间游医何阿龙善治中风，我急忙赶到河头，向村民打听何医生的住处，他问我找他何事，我说找他治中风，他哈哈大笑，对我说，阿龙白天十有九天不在家，也许晚上可以见到他，他家很好找，全村哪间房子最破就是他的家。我找到最破的房子后一问邻居，何医生果然不在家。吃完晚饭，天下起了大雨，我还是决心去找他。夜很黑，雨漫漫，一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在河头最破的房子内见到了何医生。他听完了我的叙述后大为感动，立即不顾天黑路滑，拿起雨伞赶往我家。经一番望闻切听后，他说他可以一试，家中有药与中药配伍，因天已很晚，当晚即住我家。次日一大早，我俩即赶赴河头，由于昨晚一夜大雨，路经的几条小溪水都很满，他坚持要背我过溪不让我脱鞋。此后约半个月，他天天来给我妈送药煎药，其勤勉不亚于我这亲子。但终因病无起色，抱憾退出。治疗期间除中药成本费外没肯收一分出诊费。（阿龙年过三十，未婚，家赤贫，好医道，村人视其为半疯，然听其言，观其行，实乃好人也。自此一别，无缘再见，真不知还在人世否。谨以此文聊致感谢与思念。）吃药无效，转而寄希望于针灸。邻村后山村有一赤脚医生吴厚春，年24，在义乌人民医院理疗科学针灸多日。我登门求医他欣然接受，天天过来给我妈针灸，经他针灸治疗，我妈的病情有所好转，完全不能动的手、脚可以动了。一个多月后，他因有事要外出数月，我不能因我妈的病而耽误他人的要事，治疗只好中断，他也是不肯收我一分钱的热心人。为了筹钱治病我卖掉了半间老房。接下来的治疗就由我自己来干了，我找了许多中医书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揣摩，对人体穴位、脉象脉理有了基本的了解，也搜集了许多治疗中风的验方、偏方。通过不懈的努力，我妈做到了可以自己撑着拐杖大小便、用左手拿勺子吃饭。别小看这二项功能，这意味着我妈的生活可以部分自理了，意味着我和我老爸解放了。

   1971年，哈工大五系终于把我的户口迁回到我的老家，我成了一个真正的社员。

由于母亲的病，家里的经济条件变差了，年过七十的老爸决心重新挑起货郎担去挣钱。几百年来义乌人有一种传统的副业，土话叫“敲糖”，现在基本上叫“鸡毛换糖”。闻名世界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就是由义东区一群敲糖佬自发在廿三里镇组建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进化而来的。我们义乌人多地少，土地的利用率历来很高。粮食作物一年三熟，经济作物，如糖蔗是一茬大小麦一茬糖蔗。由于长期过量的索取，土地的肥力很差，加上过去没有化肥，实践中义乌人找到了鸡毛这个好肥料。鸡毛富含氮、磷、钾三要素，还有各种微量元素，且肥效特长。鸡毛可用于各种作物，尤其是水稻，农人把鸡毛、草木灰、焦泥灰、人畜粪便放在一起伴匀后再用脚一遍遍的踩踏，这道工序叫“踏鹅毛”，在水稻秧苗返青后，农人就把加工好的“鹅毛”人手一担挑到田头，腰胯部系一只装满“鹅毛”的竹蒌子，叉开双腿，弯腰弓背，左手托一大块，右手掰下小个点的鸡蛋大小一块“鹅毛”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塞入苗旁泥中。此活名叫“塞鹅毛”，是水稻种植中最苦最累的农活。可别小看这一小块“鹅毛”，有了它，这季水稻就可保丰收了。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在中国的年代里，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处都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那时经商就等于投机倒把。但在我们义乌却始终留着“敲糖”这条“尾巴”，谁也不肯割、谁也割不了。我们下湾十二个生产队，一到农闲季节就由大队、公社开具证明，每个生产队十个人出门“敲糖”。出门的人按天计算应上交的鸡毛数量，每五斤鸡毛记十个工分。一般来说每年的农历二月和十二月是出门敲糖的传统时间，敲糖佬的标准装备为一个拨浪鼓、一个装满各种日用小商品的山货盒、一个摆放麦芽糖或生姜糖等各种糖类的用镀锌铁皮制作的托盘、两只竹篾编制的货篮以及一根长约二米，挑三十斤也能悠起来、挑百多斤也不会断的毛竹扁担。小百货及糖的配置数量视各人的经济条件，通常为50-150元之间。江西、安徽、福建、江苏、浙江是老辈敲糖佬的活动区域，六十年代有远赴贵州、山东、河南去敲糖的。这个行当得以长期存在代代相传有二个原因，一是从前交通不便，山区群众、零星散居的人家购物极为不便，有人送货上门还可以以自己的废品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自然受人欢迎；二是这行当看起来寒碜实际上获利颇丰，有经验的人一个月可以赚个二百多元。


   既然我爸要去敲糖赚钱，我决定和他同去。一是老爸已年过七十，右大腿还长了一个几斤重的脂肪瘤行走不便，我不放心；二来我既已务农，这一条路是迟早要走的。72年春，我们父子俩一起来到临安县潘家山村，扎营在我老婆的姑姑家，开始了我的第一次敲糖活动。考虑到这一行当从早到晚越挑越重的特点，我安排老爸只在附近的农村活动，我自己则到黄畈、洪桥头、青山、旧余杭等十里开外的地方活动。这次出门顺风顺水，一个月下来父子俩赚了近三百元。

   有了第一次的敲糖经验，对此行诀窍已了然于胸。农历十一月中旬，我向大队长吴厚富提出了外出敲糖的要求。他说考虑考虑，不久，我爸和别人的证明都拿到手了，唯独没有我的，我去问吴厚富，他说你不批，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我爸单独能去吗？这不是存心为难我吗？回到家中彻夜难眠，难道活人要被尿憋死？我想到年初公社开具的旧证明还在，我决定按其上的公章自己用肥皂刻一棵，第二天一张假证明就做好了。正当父子俩即将出门时，吴厚富又给我送来了新开的证明。由于行装早已备好，带着一真一假两张证明就上路了。

   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建德县的梅城镇，由于旅馆住不下，我安排老爸住在旅馆，自己和同伴住到了城西的居民家中。梅城是个古老的城市，古代的严州府就是这里，新安江、兰溪江、富春江呈丫字形在梅城城东南交汇。由于富春江水库的建造，梅城所属的东关等地已在库区以内，面积小了许多，但其古城风貌依然尚存，全城约八千余户，二万余人，辖区内有几个国营工厂，三江交汇，物产丰饶，尤以鲤鱼最为有名。我安排老爸专在城区活动，自己则在三里亭、杨村桥、碧鸡坞、凤凰山、金沙岭、洪家坞等周边地区活动。我租住的这户人家原是义乌佛堂人，姓金，主人叫金祖善，老婆叫李荷花，年纪比我大一点，我住在他家，电灯坏了我修，切麻糖我切，关系搞得特好，我挑回来的东西不用我自己动手，李荷花都会给我一一分清，摆放得井井有条，稍为值钱的东西则存放在她的房间内。我几次从三里亭挑回上百斤铁钉时她都会给我端来凉水叫我洗把脸。她是东关人，做水库父母兄弟都迁到江西乐平去了。也算得上是个红颜知己，我至今还怀念她。

   在梅城的生意基本上是顺利的，但有两次差点惹祸。第一次是我在大街上看到一群小年轻在戏弄我老爸
，他们抓住我老爸的货郎担在推磨，我勃然大怒，大喝一声撂下担子，一顿拳脚相加把他们打翻在地，看得街上行人目瞪口呆。好在他们的父母不在场，这群小流氓爬起身来就赶紧落荒而逃了。第二次是在碧鸡坞村，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看到我在做生意，一路跟着我骂我“投机倒把”。我怒火中烧，撂下担子去追打，他如飞逃回家中，我追到他家门口，见他锁了门，就飞起一脚踢断了门闩，进到他家，其母一个劲地说好话。我也就怏怏而回了。没想到其父回家看到门闩被人踢断，问清缘由后就到梅城公安派出所去报了案。派出所的李所长找到了我，问清事情经过，得知我是义乌人，他就说，我也是义乌人，你们出来做生意不易还要受人欺负，你回去吧，我来教训他。结果他是告状不成反挨了一顿训斥。（此事的处理是不公的，我作为生意人要做到和气生财，动不动和当地人动粗是不行的。此事若是发生在下湾，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讨不了好处的，谨以此为鉴。）

   梅城一月，成绩不错。父子俩有现金百余元，布票八丈，粮票三十余斤，鸡毛五百多斤。农历十二月二十二，父子俩打道回府。在杨村桥上汽车时，由于人太挤，我勉强把老爸推上汽车，自己却上不去了，当下约定在新安江大桥过桥处相会。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下一班车来了，我终于上了车。也是合当有此一劫，在白沙大桥下车后，因我是第一次来此，而且售票员说的是白沙到了，（已是终点）。遂向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询问新安江大桥在哪里？（其实此时我爸已看到了我)他见我问得奚跷，（明明已在新安江大桥上还问新安江大桥在哪里）就疑心大发，要我拿出证件来查看，我一把掏出证件，结果把真假两份证明都掏了出来，还有一本上面有画得清清楚楚的梅城乡村地图的小笔记本。也许是书念得太多了，我已习惯于凡事都要事先做好计划，所以每到一地都要先把行动路线画成图。真是鬼使神差，这家伙竟是检察院的，一看我身带二份证明还画有地图，就把我当成了特务嫌疑，不顾我的解释和我爸的哀求，把我带到一处离桥不远的临时看守所里关了起来。我只好叫我爸先回去，自己等候发落。这个临时看守所可能是某个单位的仓库，隔着天井男女各一间房，面积约12平米，有一窗户，一张类似北方大炕的统铺，满员大概可关八个人。除了门外有一个小兵站岗外，看不出里面还关着人。我进去后一共是四个人，一个二十岁的河南人姓苏，地主家庭出身，是个到处流浪的盲流，随身带一把萨克斯，通过吹奏乐曲向人们乞讨，已抓来三天；第二个是安徽人，一个年过六十的老乞丐，姓罗，。在此已住了半年多，他是进来了就不肯出去的人，他说在外面没地方住还经常讨不到吃的，，这里面很好。可能是反正吃国家的，管理人员撵了几次不肯走也就让他把这里当成养老院长住了；第三个是建德本地绪塘村人，25岁，杨村桥中学物理教师，叫叶建康。他是前天晚上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他的未婚妻叫李锦绣，梅城东关人，杨村桥卫生院护士。由于做富春江水库，其父母兄弟都移民到江西婺源去了。一个月前到江西探亲，前天回来要叶建康去接她，晚上就住在她的姑姑家。晚上姑姑的邻居到派出所检举揭发，说有人在她家隔壁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当晚九点，叶建康还坐在床上看书时被双双抓了进来，尽管俩人说明自己是真正的未婚夫妻，而且当天女的正在例假期，没发生过性行为，但没人听他们的，照关不误。在这里除了一天二餐八两囚饭有人按时送来外，其他时间一概无人打扰，既不提审也不训话，所以三个年轻人虽然吃不饱，但静卧在床闭目养神消耗也小，倒也没人见廋。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学校和医院领导的交涉下，叶、李这一对恋人终于结束了一周的牢狱之灾，临走时叶建康对我说，本来婚期定在明年五一，经此一劫，回家马上结婚，若有可能，请吴兄光临。开门时，我看到了李锦绣已在外等候，她身高约一米六五，身材匀称，面貌姣好，两人确是一对璧人。我不能出门相送，只能在心里祝福他们此后一生平安、恩爱、幸福。

   十二月二十六日，不知是哪路神祗保佑，我被遣送回义乌，在某派出所取回被查扣的钱物（少了八丈布票）后于傍晚六点回到家中。七点整，下湾通电，结束了用煤油灯、蜡烛照明的历史。


在新安江城临时看守所的五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牢，虽心有不甘但毕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谁的。

    这个年过得不错，一家四代七口人其乐融融。逢年过节村里都要做戏、放电影，亲朋好友之间，都要互相拜年，倒也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原以为私刻公章的事没人追究了，不料73年刚过完春节，有一天在我四小姨家遇到了村支书吴厚兴，他对我说，公社通知要批斗你，你自己说说看弄个什么名头好？我说这可由不得我，你是村支书，你随便给我定一个吧，他想了一会说，定投机倒把不行，定历史反革命你又不够格，还是定你回来时的老行当现行反革命吧，反正你已经当过了，再当一回也无所谓。我说好，这个名头不错。农历正月十五，趁戏台还没拆掉，平畴公社召开了全公社的批斗大会。这次挨批斗的一共五人，一个我，现行反革命、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一个偷东西的、二个表现不老实的老右派分子拉来陪斗。五人各自的胸前都挂着写着名头的牌子，公社干部在台上一个个宣读其罪状，台下的社员就跟着喊口号：打倒***.由于我不肯低下头颅，公社的徐根海社长特意来与我耳语，“wenbin，你做个样子么，不然我不好交待呀。”我俩关系不错，既如此，我只好把脖子从九十度变成七十度。大约一个小时，批斗会结束。下湾的人与我一起回村，七嘴八舌地劝我不要往心里去，我哈哈大笑，我请大家放心，区区小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我要走的是自己的路，别人左右不了我。

   我的生活回复了平静，但近几年的国家政治却不平静，林彪死了、潘复生（黑龙江省委书记）下台了、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职务、四人帮失宠了。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对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和平反。我的生活之路又一次要转弯了。

   73年3月25日，正在为岳母家修缮房屋的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哈工大发来的电报，电报是万钧发来的，电文如下“文彬，我现为五系落实办负责人，你的冤案平反材料已报省高教厅，拟给你重新分配工作，愿否请复。”我又召开了一次家庭扩大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我应该回去工作，家里的事有大家在会帮忙照顾好的。我当即复电表示同意。28日，万钧亲自来到我家，当面交给我一份近千字由黑龙江省高教厅签发的平反书，其要点有三：一是“反动诗”事件我是受人陷害的，给予平反；二是五系收到浙大材料后不闻不问，长期耽搁吴文彬前途，责任在校方；三是决定我的工龄从68年12月起计算，补发工资。万钧亲自前来的第二个任务是代表哈工大向我们平畴公社、下湾大队、第四生产队、我的家人为我的长期蒙冤赔礼道歉。（多好的学校！多好的师友！我受如此礼遇，实是于心有愧。）

   万钧回校不久，给我电汇了200元路费。我于四月25日重返哈工大，住在校招待所，晚上万钧与我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对几年来的风云变幻莫不感慨万千。他告诉我有二个单位可以由我选择，一是在哈工大教书，二是到哈飞设计所搞飞机设计。他说以你现实的家庭状况，在东北是呆不久的。教书调动不容易，搞飞设虽然浙江没航空工业，但江苏常州、江西南昌、景德镇都有飞机厂，还是到哈飞的好。哈飞的干部科科长李耀宗是我同班同学，在校时我是党支部书记他是班长。他一定会帮你的。

   五月三日，万钧陪我一起到哈飞报到，在李耀宗家吃饭时万钧介绍了我的情况，李耀宗说，你放心，一有机会我就把你调到南方去。我被安排到第一设计室结构组搞直升机设计。从此开始了我的设计生涯。


来源：作者博客http://wuyun0780.blog.sohu.com/

撰写日期：2009年8月17-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