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间的谈笑纵能带来短时间的欢愉，终不能消除人们心中无限的惆怅。一天下午，黎澍对我说，咱们到外面走走吧，何必老呆在家里耍贫嘴。于是我们便登上了甘州著名的定远楼。登楼远眺，与华北平原相比，别有一番景色。我不是文学家，无法描绘出这景色有多么迷人，多么别致。不知怎么的，我们在城楼上徘徊许久，自薄暮至黄昏以至皓月升起，既不多说话，又不忍离去，有时相视苦笑，但更多的时间是各人想各人的心思、直到夜色渐深，天气凉了，才缓步回去。回住所后，我忽有所得，便伏案提笔，写下了一首《水龙吟》，记下这次登临的感慨： 甘州南北皆山，祁连山上千年雪。 长城何在?残垣废垒，若连还缺。 更上层楼，临风极目，地长天阔。 望胭脂山麓，黑河水曲，斜阳里，如凝血。 又是西风萧瑟，望高高一轮秋月。 阳关千里，黄河九曲，寒光四射。 雁渡红楼，鱼通黄浦，莫伤离别。 但君心耿耿，余怀渺渺，视浮云白。 第二天，我把这首词放到黎澍的书案上，便匆匆地回东湖去了。 |
（八） 时光迅速地流逝，很快便到了1965年的春节。节日前夕，总团把所有的老干部都召集进城，名为开会，实际是改善生活，让这些老干部增加点营养，借以恢复日渐瘦弱的身体。我当然与会了，但到年三十那天，我感到自己在城里过年，却把工作组的同志们丢在乡下，于心不安，于是便到商店里买了许多肉食、糖果、烟酒，不顾旁人的挽留，搭车回到乌江。从乌江到东湖只能步行。尽管天色已晚，我还是顶着西风赶路。谁知半路上又下起了大雪。我背着沉重的东西，冒着迎面而来的大风雪，奋力前行，身上不住流汗，终于在晚10点过后赶到了住处；当我推门而入时，大家都很吃惊，谁也没有想到我此刻会回来。他们都知道老干部们在城里过年，所以在吃晚饭时，虽也念叨我一声，但随即也就过去。大家围坐在炕上“守岁”，因为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枯坐着顿觉得无聊。正在此时我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且带回来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他们怎能不兴奋呢?曹大个儿(振中)赶快把东西从我背上解下、打开，女同志们连忙把烧鸡、熟肉拿到厨房切好、放进盆里，然后和花生瓜子等一齐摆在炕上。酒瓶业已打开，酒香肉香同时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大家兴高采烈，高声喊道：我们要趁“四清”过个好年啊! 这个“四清年”过得真不错，开始是举杯庆祝，随即行令饮酒，划拳之后，继以猜谜。人们酒酣耳热，激发出各种天才。唱歌的声音特别好听，跳舞的腰肢也特别灵活，猜谜语的更是各显所能，自己编出许多独出心裁的诗谜、灯谜。我也兴致勃勃，用同志们的姓名编成谜语，惹得大家捧腹大笑。我记得一个谜语是“宋太祖贪财，唐明皇好色”，前者射赵喜宝，后者射李瑚。他们俩人都很老实，听了这个谜语也笑弯了腰。我针对钟碧容和姚宝珠的谜语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她们被我逗得又乐又恼，假装要打我，被邻座的人给止住了。我还记得吕景琳打的谜语又多又好，他真是个出谜语的奇才，可惜现在一个也记不起来了。吕景琳是一个很好学的书生，来搞“四清”还背着一部〈辞源〉。他的教条主义味道因之也较重。一天，大家谈论起胡麻，因为我们当时吃的都是胡麻油。吕一听便高声说道：“胡麻有什么奇怪，不就是芝麻吗?”大家都笑话他，他不服，赶快取出《辞源》，翻到胡麻那一条，指着向大家说：“你们看，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胡麻即芝麻’呀，有什么错?”我把书拿来一看，果然是这样写的，而且还附着一幅小图。很显然，《辞源》的这一条错了。于是我对吕景琳说：“回头吃饭的时候，你拿几根胡麻秆看一看，看这里的胡麻秆和你们山东的芝麻秆一样不一样?”饭后他走来对我说：“胡麻和芝麻很像，但不是一个东西，仅仅是同科的植物。《辞源》的编者大概没有亲眼见过胡麻，所以搞错了。我呢，也跟着错了。”我通过这件事对大家说：“一个人应该发奋多读书，但多读书不能全信书，书不一定都可靠，只有符合实际的才是真理。”吕景琳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学习不错；而且从此以后，既注意读书，又注意实际，在研究工作中进步很快。 继猜谜语之后，我们还做了各种游戏。做游戏时，有人故意把灯吹灭了，然后把碗中的酒点燃，在酒光下，人们的脸呈蓝色，有如鬼脸一般，有的女同志吓得叫起来，大家乐不可支，一直狂欢到黎明。 这个“四清年”过得如此欢快，至今难以忘怀。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却有人据此贴了我的大字报，说我把青年们引错了方向。我想，过了这么多年后的今天，这个贴大字报的人总会有新的认识了吧。 （九） 旧历大年初一，永靖县的同志请我去吃手抓羊肉。把一只羊砍成几大块，煮在锅里，等煮得差不多了，每人抓出一块拿着就吃。这里的羊肉很嫩，不用煮多长时间就熟了，看着好似还很生，可放到嘴里一咬就烂，而且没有膻味，实在鲜美得很哪。我是第一次吃手抓羊肉，开始还有些犹豫，吃了几口以后，兴致高涨，和大家谈笑风生，居然把一大块肉给消灭了。很快，几个人便把一只羊吃得干干净净。他们有人还带来了糌杷和酥油，糌粑我凑合能吃两口，一闻酥油的腥味我就反胃，只好辞谢了。糌粑是青棵麦面做成的，很耐消化，是藏民的主要食品。藏民所以能耐寒，能登山，据说与吃糌粑和酥油很有关系。酥油是从牛奶或羊奶中提炼出来的，但制作不精细，虽然营养价值很高，初吃却让人难以下咽，他们还带来很多酒，其中也有青棵洒，味道倒还不错。酒兴一来，划拳声如雷震，好不热闹。我直到傍晚才尽兴而归。 大年初二雪停了，天气放晴。我清晨出去“蹲点”的时候，那朝阳中的雪景，令人眩目。什么是“蹲点”?就是出去大便。张掖的农村没有厕所，人烟稀少，所以男同志都到野外去解手，因时间长、要蹲着，便戏称为“蹲点”；那个时期，许多领导同志下农村，找一个村庄长驻，叫“蹲点”，同志们把大便叫蹲点，颇有调侃之意，实在是大不敬。可见无论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多么紧，人们有牢骚，总是要发泄出来的。 “蹲点”时四望，景色实在迷人，那雪落满枝头，宛若梨花，而春天的梨花哪能满林皆是?眼前确如“千树万树梨花开”呀。尤其是远望南面耸入天际的祁连山，在浮云的掩映下，一个个高峰相连，时隐时现，幻如琼楼玉宇，把阳光化为异彩，反射到大地上来，其美妙之处实非文字可表述。我看呆了，忽然想起去年10月起程来甘时，还有一首词没有写完呢。一时灵感所至，便把那首词的下阕拼凑成功。 原来的上阕是：挥手登车何处去? 君往江南，我往河西路。 冷落关河秋色暮，行行行过山无数。 现在凑成下阕是： 雪后边城如画幅， 山拥琼楼，林拥梨花树。 欲步岑高才力蹙，斯人不在何人赋? 我这时确实想起岑参、高适来了，他们的边塞诗写得是多么好啊!想想陈旭麓不在此地，他若在，一定能写出好诗来，因为在我的好友中数他的诗最有唐人风味，但他现在情况如何呢?不禁心向往之。 （十） 1965年的春节，虽然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过得还是挺高兴的，就在节日期间，传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也就是《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 我们东湖大队工作组时沦《二十三条》的时候，争论非常热烈。永靖县的同志们多数思想不通，认为我们原来那一套搞法，也是根据中央指示办的，同而成绩很大：现在中央来了新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用不着大张旗鼓，大肆宣扬。近代史所的多数同志则认为《二十三条》有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做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的做法，就受到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对干部情况的估计，《二十三条》没有提多大比例的干部烂掉了，而说“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一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所干部一律打倒的做法显然就错了。《二十三条》中还明确规定“要从当地情况出发，实事求是”，“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而我们实际上与此相反，违背了这些规定：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明确正确和错误的界线，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我们便不能使东湖的“四清”工作得到较好的收场。 因为我是工作组长，不便于和永靖的同志们在会场上公开争论，便推举了两三个同志根据《二十三条》的明文规定，针对永靖县个别同志明显的错误言论展开严肃的批评。永靖县的干部大都是农民或小知识分子出身，哪里顶得住近代史所这些人的攻势?何况发言者上有中央指示，下有村里的事实，有理有据，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我们的曹大个儿，平常并不大爱说话，在这次辩论中却大出风头；他几次发言，都是长篇大论，讲得有声有色，并能抓住要害，使对方无言以对。我为了缓和会场空气，常常在适当时机，出来总结一下，让大家取得一致的意见就停止争论了，所以讨论的结果还不错，思想上基本上按《二十三条》统一起来了，同志之间又没有伤了和气。 经过深入的讨论后，我们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比较顺利，隔离审查的村干部都放回了家。为了定案，进行细致的调查了解，然后根据事实，为所有被审查的干部做了结论。凡是没有证据的条款都取消，只把证据确凿的一条一条地定下来。这样，真正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只是少数，多吃多占的虽然比较多，但数目字大大地减少，不但比原来搜集到的数少，而且比本人承认的也要少，可见有些数字是逼供出来的。根据〈二十三条〉的规定，我们让每个确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作出了退赔的计划，经审定后按计划退赔。在我们离开以前，退赔计划大部分实现了，有些则暂缓到以后退赔。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这些事情仍记得清清楚楚。为了写这段回忆录，我特地把<二十三条)的文件借来重温了一遍。文件把这次“四清运动”的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走社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且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看来，问题很清楚，这是毛主席1957年特别是1962年以来强调抓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但我们当时还把它当做反“左”的文件来欢呼，可见我们当时的认识水平之低，也可见“左”倾病毒深入我党的机体己多么严重了。无怪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终于降临全国大地。 (十一) 在张掖“四清”末期，近代史的工作队暴露出一条桃色丑闻，而且这丑闻的主角竟是以极“左”面目出现、主张“四清”期间不得谈恋爱的祁式潜。在“四清”之前不久，从历史所调来一位姓张的女同志。此人生得娇小玲珑，惹人喜爱。她与丈夫的关系本来很好，只因一件偶然的事情俩人闹了别扭。丈夫一气之下和另一女人好了起来，张为了报复，也去找了一个男人。后来俩人都很后悔，觉得这样做太无聊，便又重归于好。为了避免风言风语，张被调到近代史所，并随大家到张掖参加“四清”。祁式潜是近代史所“四清”工作队的副支书，对这些情况非常了解。“四清”开始时形势很紧张，他是最出风头的领导成员之一，当然要装出一副正经模样，只是对张表示“同情”和“理解”而已，并因此获得了张的好感。等到“四清”后期，形势松了，祁式潜便利用领导之便，经常和张纠缠，几度向张“猛烈进攻”。张本是纯洁的女学生出身，结婚后虽一度偶然失足，但她正为此悔恨不已，哪能再次下水?而且她对祁式潜那种满口党性的两面派态度，感到十分恶心，因此坚决抗拒，绝不顺从。这样闹了一阵，丑闻就暴露了出来。而这时，刘大年正好有事要回北京。一天，在乌江公社开完会后，刘大年找我谈话，他说：“我回北京后，近代史所支部的事就请你管起来吧。”我说：“应该由祁式潜管嘛。”他说：“你明明知道他不行了，何必再说什么呢?”后来，他又承认无知人之明，不该重用祁，希望我顾大局，把责任承担起来，无论如何不要让近代史所在甘肃留下不好的名声。他谈得很多，也谈得很减恳，我终于勉强地答应了。 刘大年回北京后再未返甘肃。不久”四清”就要结束，他和张崇山(近代史所负责行政的副所长)来信说，凡有劳动锻炼任务的青年研究人员都留在乌江劳动一年，其余的人由李新负责带领回所。我接信后，即找姜克夫并一同到张掖城里去找黎澍商量。我们都认为甘肃太苦，青年同志们在这里才只有半年多，身体就已经瘦弱不堪了，若再在这里劳动一年，谁还受得了?非把大家的身体拖垮不可；于是决定由我回信，让大家都回京，青年们可到山东劳动去。但所里的回答是：青年们就是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这件事要我不必管，我的任务只是把其余的人带回北京。 要青年们在张掖继续劳动的消息，我们虽然还在保密，但被所里的青年人传出来了。于是，一个个青年人来找我谈，希望我把他们带回去，他们保证以后到山东锻炼时一定好好干。听了这些年轻人的要求，我心里很难受。这些人大部分是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都是我们所里派人到各大学挑选来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好好地学习做研究工作，而一定要把他们赶列乡下去受折磨呢?什么“滚泥巴”、“劳动锻炼”，根据我个人亲身体验，对于研究工作并无多大益处。但这些话是无法说出来的。怎么办呢?我又去找姜克夫，他是一位经历丰富并看透了世情的老同志。他坚决对我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老李，对青年人行行好吧!不管所里怎么说，我们还是把所有的人统统带回丈，看他们怎么办!谁有权让年轻人在这里挨饿?”于是，我便请黎澍出面(因为他有副所长的名义)向有关方面辞行，然后把全体人员一齐带回了北京。 (十二) 在离开张掖城之前，我和黎澍、姜克夫商定，近代史所内部的事情不必向甘肃省“四清”总团报告，只把我们在乌江“四清”了解到的情况向总团报告就行了。这样，就使家丑不至外扬，也为祁式潜保全了面子。但祁并不满意，还说什么“李新擅自行动”，并提出质问：黎澍凭什么能代表近代史所在甘肃出面活动?为此，回到北京后，在我的提议下，召开了“四清”支部的扩大会议来总结这次“四清”工作。除“四清”支部的全体支委和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外，所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的人员也都参加了。同时，凡参加“四清”的同志，也都分小组总结工作。 在会上，刘大年、张崇山批评我不执行所里的指示，擅自把该劳动锻炼的青年全部带回了北京。姜克夫站起来对刘大年说：“你在乌江一共待了多久?一会儿北京，一会儿张掖，就这样你还不是常在公社里病歪歪地躺着吗?青年同志们也是人呀!是人就要吃饭，‘食不饱，力不足’，饿着肚子干活儿，这叫什么锻炼?山东有我们的劳动基地，到那里去锻炼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叫青年们在乌江锻炼饿饭?这次让青年们回来是我向李新建议的，有错误我愿承担责任。”这时各小组、尤其是青年们都提出意见，对要把他们留在乌江劳动非常不满，于是刘张只好把此事放下不提了。 这次会议的高潮是对祁式潜的批评。因为他在“四清”中表现极左，对人狂妄无礼，犯了众怒，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他展开了进攻。不仅批评了他现在的表现，而且揭露了他的历史，说他是公子哥儿投机革命，以后又背叛革命，解放战争期间又投机回来，因而解放后在运动中故意极左，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并且巴结领导往上爬。祁这个人历史上也确有错误，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应该的。但说他“一二·九”时期参加抗日运动是投机，抗战期间离开新四军后成了叛徒，以后再回到革命阵营也是投机，则未免过分了。我当时对这种批评不仅未加以纠正，而且推波助澜，现在分析起来，确有报复思想的因素。“文化大革命”掀起后，祁式潜立即跟着造反派来整我们，这又是对那次总结会的报复。可是不久，他也被当做叛徒揪了出来，随即自杀身亡。多么残酷的斗争啊!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死了多少人?跟着这条纲走的人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这又是谁之过?这难道不应该深长思之吗?现在想来，当时我也是盲目的，因而也犯了错误，也有一定的责任。人老了，应该把过去的事情想明白，才能对现在的事情看明白，不然糊里糊涂地在世上走一场，岂不可惜?为此，特地把这次“四清”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以为后来者之鉴。 来源：《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李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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