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丰：亲历“四清”运动纪实

亲历“四清”运动纪实

谷丰

      新中国成立以后搞过多次政治运动，如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

    笔者生在解放前长在新中国，因此旁观或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全部政治运动。现在的年轻人对什么是“政治运动”知之甚少。所谓政治运动，就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来参与一项政治变革的活动。我亲身经历的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这里主要回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开始并不叫四清运动，而是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起因是毛主席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后，需要在全国进行一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传教育运动。当时的毛主席已经退居二线，只当党中央主席，主要从事理论研究。1959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全面掌管国家的行政大权。1962年召开了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带头做了自我批评，纠正了“一平二调”，“大哄大嗡”的错误倾向，广大基层干部心情舒畅，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央制定了有关社教运动的两个十条文件，叫做“双十条”，紧接着便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63年试点，64年全面铺开。

当时的我们这一代还是初上大学的学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教运动”，为了让我们了解“社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校领导先叫我们这几十人到一个村去见习一个月。对我们的要求是要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参加“社员大会”。我与一位同学同住在一位二十岁的单身汉家里，他的房子是土改时分的，人住楼上，楼梯底下养猪，我和同学在楼梯口打地铺。当时这里的农村多数还没有通电，房东小伙子还特地为我们买了一盏煤油灯。房东自己吃食堂，我们也就只有在公社食堂吃饭，早饭后便参加劳动，当时是63年10月，正是秋收季节，一天劳动下来腰酸背痛，晚饭吃好躺倒便睡，第二天一大早就起床，又是割稻一整天，如此周而复始一直劳动了十多天，只想盼着开大会，好休息一下。终于有一天通知说，今晚在大会堂开社员大会。

晚饭后我们早早地来到“大会堂”，原来这“大会堂”是一座破庙，菩萨坐的位置改成了主席台，我们几十个同学占据了会场的主要的位置，一直等到晚上八点钟，社员们才带着凳子渐渐进来。一位领导上台宣布大会开始，讲了省委工作组进村几个月以来做了那些工作，取得多少成绩，大会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对一个犯错误干部的处理。估计这位讲话的领导就是工作组的组长。第二位讲话的是区法院院长，他宣布：把某某带上来！

只见一个公安和一个民兵押着一个三十余岁的男人上来，令他站在台前，然后叫受害者某某上台控诉。接着便见一个穿得干干净净有几分姿色的三十来岁的女人袅袅婷婷地步入讲台，拿出一块手巾捂住口鼻轻声地说：去年冬天，* 主任经常到我家来玩，对我说些难听的话，有一次玩得很晚还不走，一下抱住我，就把我````````然后抽泣了一下。法院院长对她说，下去吧。接下去院长便宣判：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某某身为治保主任，知法犯法，强奸妇女，判处两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交某某大队监督劳动。院长宣判结束，台下的我们这批大学生立刻大喊起来：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法院的同志非常不满，转身离开会场。我们回头看看社员群众，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意见，散会以后回到住处，我向房东打听这个女人的情况，他说这女人的老公是“四类份子”，长期在外做泥水工，这女人作风一向不好，别人背后都说她是“破鞋”。所谓“四类份子”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的统称，在农村属阶级敌人，是专政对象。这时我有点感到我们大闹法庭是犯了错误。

第二天在食堂吃早饭时，还有很多同学在议论昨晚的判决，都说这是法院包庇坏干部，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插进来说：这哪是什么强奸，分明是通奸。她是三十多岁的女人，又不是小姑娘，哪那么容易强奸？何况还是冬天，衣服穿得那么多。

有同学问：那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告治保主任？老师说：多半是她想得到的没有得到就咬对方一口。我们听了恍然大悟。

过了几天，带队老师召集我们开会，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老师说：你们大闹法庭的第二天，县委就向省委宣传部作了反映，省委领导严厉批评了我们学校。你们是来体验生活的，又不了解情况，怎么可以跟政府作对？

继续劳动了几天后，我们便提前回校。

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农村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

第二年，也就是64年的5月我们第二次参加社教运动。这次不是见习，而是担任工作队的助手，我们被分散在几个村里，我们这个村叫石桥村，这是一个江南水乡的小村，一个老师三个学生，每人各去一个生产队。工作组早在二月就已经进村开展工作，“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去不过是接触群众，访贫问苦，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当然还是要实行“三同”，我住的那家房东是一位篾匠，编的篮子非常精美，家里经济条件也较好，美中不足是连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最大的女儿十七岁，最小的女儿还在吃奶。我会画画，便在他家墙上画了一个胖男孩和一个大南瓜，他们很高兴。工作组给我们的任务是“访贫问苦”，我首先去了生产队长的家，队长见是一位新来的工作同志，立刻起来让座，我先跟他随便聊聊，然后问他生产队的情况，他说：我这个生产队长是被撤掉又恢复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这一问，他气头上来了，他说：每个生产队里都有几个在外打工的社员，他们是向队里缴钱买工分的，去年队里那个做木匠的缴给队里二十块钱，我向会计打张借条借了来，去买了两头小猪养起来，这个社员便到公社去告我，说我贪污了队里的钱，公社副书记到我们村里来把我批了一顿，撤了我的职。我问他又是怎么恢复的呢，他说多亏你们工作同志来给我平了反，恢复队长职务。我把这事回去向工作组的江同志汇报，江同志很生气，立刻到队长家里把队长训了一顿：你的事情已经解决不就行了，还多说干什么？难道你要公社书记向你跪下来？第二天我见到队长，他笑着对我说，解决了就行了，以后不再说了。这事使我感到，农民就是朴实得可爱。

工作组交给我们一项新任务：为本村写一篇村史。我们分头去采访了很多人，了解了很多解放前村民们苦难深重的史料，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到村里烧杀奸淫抢劫的罪行，惨不忍睹。把材料综合起来以后由我执笔写成了一篇血泪斑斑的村史，我们还将村史画成连环画在村里展览。

我采访的一位老农回忆了他的家史，解放前的苦难和解放后的幸福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回校以后我将这篇家史写成一篇叙事长诗，作为本学期的文学考试交给老师，老教授对我的评价很高，给了我满分。

江南水乡，湖江成网，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在这里我学会了划船，社员告诉我，学划船要做到湖里不打转，河里不碰岸，过桥一条线。我根据力学原理，很快就摸到了窍门，单人划船最难的是过桥洞，我练了几次就掌握了，只想找个机会露一手。有一次房东大婶突然拉肚子，还呕吐，我便借了条船把她送到五里路远的公社卫生所看病配药，中途要过好几个桥洞，没出一点问题，安全回来。大婶对我很感激。

一个半月很快过去，我们回校的日子到了。房东大婶用麦草编了一把扇子当中还绣了花送给我，那扇子扇起风来一股麦草的幽香，篾匠师傅编了一只篮子送我，最后的晚餐颇丰盛，有鱼有虾，饭碗里还给我埋进一只荷包蛋。晚饭后大婶对我说：谷同志啊，你们都是好人，其实你们本不应该来，你们不来以前我们蛮蛮好的，你们来了以后动员我们揭发干部，干部都是我们社员自己选出来的，他们也都是好干部，即使有些缺点或错误，也用不着这样背靠背地揭发，我们揭发不出什么，你们就叫我们社员之间相互揭发，这样一来，我们干群之间、社员之间都结下了冤仇，见面都不说话。你们是好人办坏事啊！最后她再重复了一次，“你们真不应该来”。

听了她的肺腑之言，我心情十分沉重。虽然我没有参加工作组前一段的揭发干部批判群众的活动，但在群众眼里，这些错误都是你们工作组犯下的，我作为工作组的一员，自然是有份的。其实我们这个村搞得还不是很厉害，听说有一个村的大队会计被逼得投湖自杀了。我心里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难道就是这样搞的吗？当时我还没有觉得这是普遍问题，以为只是个别现象。

暑假以后，刚开学不久，学校领导就通知我们全体学生立刻投入“四清”运动。

刚刚参加了两次“社教”运动，怎么又来了个“四清”运动？领导说你们下去就知道了。我们打起背包来到一个半山区，先是在公社集中学习中央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双十条”。文件的具体内容已经忘了，但总的精神还记得一点，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基层干部蜕化变质普遍严重，阶级敌人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使我们的基层政权变了颜色，所以我们要派工作组下去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阶级。统称为“四清”。参加学习的工作队员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这个公社的工作队员一百多人，称为工作团。第二天讨论文件吃透精神、武装头脑。第三天每人发一本小册子，叫做《桃园经验》，作者王光美。王光美的大名谁都知道，那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随刘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全国人民都认识王光美同志了。拿着这本《桃园经验》，还没看内容，我对刘主席的敬仰已经油然而生。那时下乡搞运动，很多人不愿去，刘主席以身作则，让自己的夫人带头下去，搞了一年，而且创造了典型的经验。

一百多人的工作团分成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十多个大队（村），我们这个工作组有二十余人，去的那个村子颇大，叫溪北村，有二十来个生产队。远远望去，在一座青绿色的山下，一大片白墙黑瓦的老式楼房挤在一起，村前是一块块的农田，田间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溪水横贯东西，村子位于溪水之北，人称溪北大队。从公社到这个大队要走近一个小时的村道，经过溪北桥以后才进得了村。这溪北桥是新建成不久的一座水泥桥，可通手拉车和自行车，在此之前，只有一座简陋的木桥，过桥得十分当心，曾有几个老人和小孩过桥时跌到水里，据说有一小孩因此而淹死。在我们大批人员到达之前，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处，我被安排在一户贫农家里。吃饭也是在这一家。

第二天全体队员集中学习，工作组长王同志首先宣布纪律，他说：我们“四清”工作组都是由不同地区不同单位抽调出来的，同志之间要讲团结讲合作，不得打听别人来自那里、什么职务，特别是不能向农民透露我们的情况。好的衣服不许穿，特别是呢制服不许穿，这会脱离群众。我们要坚决实行“三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这一条尤其重要，农民生活水平比我们低，但我们必须以每月十二元的标准交给房东，房东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如果房东烧了好菜，要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当年每月12元的伙食是城市的高标准，每天可以有荤有素）。第二条，不许谈恋爱！工作组内部不许谈，工作队员与农民尤其不许谈，如果谁违反了这条纪律，就会受到严重的处分。第三，社教工作队成立党支部和团支部，表现好的同志可以吸收入党和入团。要离开工作队必须请假，得到批准后才能离开，如果未经批准擅自逃离工作队回家的，是党员开除党籍，是团员开除团籍，两者都不是的，开除公职或开除学籍。第四，如果在农民家里吃得不好，不许有怨言，更不许自己烧点东西吃吃。第五，工作队里的四位女同志，必须两人住一起，互相照顾也互相监督。组长讲完，每人表态度和决心。

虽然规定不许打听别人是那里来的，什么职务，但是不久领导自己在讲话中就泄露了机密，我们的组长是某某县的副县长，而且是刚提升不久便下来搞“四清”了。副组长是一位女同志，三十来岁，是某大学一个系的团总支书记，工作队里有八个大学生，四个是我们学校的另外四个是另一个大学的，有一位老同志颇引人注目，他五十来岁，身材魁梧，气度不凡，他不多讲话，只是听听，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他腰间还别着一把手枪，红绸包起来，装在皮套子里，是59式的。唯有他的身份没有泄露出来，组长肯定是知道的，我估计老同志起码是省厅级以上的大干部，这种高档的小手枪只有高级干部才配带，说不定还是中央下来蹲点的首长。我们工作组里还有两位“带枪的人”，一位就是工作组长，他带的是一把左轮手枪，还有一位是许同志，他是公安系统的，他自己说是枪械员，他的那把手枪却是锈迹斑斑，而且没有子弹，这把枪多半是已经报废的“汉阳造”，他别在那里完全是摆样子。他是分管“对敌斗争”的，别把枪显显威风也是必要的。

我们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工作。

第一天的学习“双十条”，进一步吃透文件精神，接着就是认真研究王光美同志的《桃园经验》。虽然几十年过去，我还依稀记得里面的内容。王光美63——64年间带一个工作组到桃园村搞“四清”，一下去，她便要求所有队员必须住在最苦最穷的贫农家里，她住下以后，大队支部书记吴臣便来表示关心，问她是否换个地方住，这里条件太差了，王光美说：你们的支部从现在开始停止工作，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考虑自己的问题。接下去《桃园经验》便详细地介绍了工作组如何访贫问苦，如何扎根串联，如何发动群众背靠背揭发四不清干部的各种问题和罪行。同时又将全体干部集中起来学习文件，交代问题，并且背靠背相互揭发。四类分子也集中起来学习文件、交代政策。严肃警告他们，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老实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像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直到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运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步步深入，最后阶级斗争的盖子全面揭开，桃园大队党支部是一个完全蜕化变质了的基层组织，干部来了个大换班。这个支部书记吴臣被撤去职务、开除党籍。

通过对《桃园经验》的学习，我们都非常震惊，看来“双十条”上说的：阶级敌人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已经把我们的很多基层组织改变了颜色，是一点不假的。我们在讨论中都纷纷表示，一定以《桃园经验》为榜样，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将这场以“四清”为手段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模仿《桃园经验》的步骤，第一步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我们工作组有的同志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像敌后武工队或者土改工作队。

晚饭后工作组长王同志指示我：今晚你陪孟同志下去，你要注意保护孟同志的安全！

这位孟同志就是那位带着59式手枪的老干部。我与孟同志打着手电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不时回头警惕地看背后有没有阶级敌人来偷袭。同时我也感到自己有些可笑，我这么一个文弱书生，个子又小，手无寸铁，如何警卫得了我的首长？如果真有什么紧急情况，恐怕不是我去保卫首长，而是这位带枪的首长反过来保卫我。我恐怕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身体去挡住阶级敌人射来的子弹。不过我也感到几分得意，王同志派我来保卫首长孟同志，说明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走在孟同志的背后，我有那么一点狐假虎威的感觉。孟同志在我们村里呆的时间不长，十来天以后就到别的地方蹲点去了。

我们每天晚上都到贫苦农民家里串门，向他们了解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的情况，第二天上午集中学习时将各人了解的情况汇报。开始摸到的情况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谈得最多的都是男女关系的问题，不过从这些情况看，农村里的封建意识已经很淡薄了，不仅自由恋爱成风，婚外恋，婚前性行为也非常普遍。社员说得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大队支部书记肖祥。肖祥三十来岁，生着一对颇有魅力的 大眼睛，笑起来却有几分憨厚，性格温和态度友善，肯帮助别人，故群众关系蛮好，特别受青年妇女的青睐。支书的桃色新闻也特别多，说他跟谁、谁有关系，跟谁还有了孩子等等。

我的一位同学说，他在进驻的那个生产队与社员聊天时，看见旁边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生得非常像他们的生产队长，他脱口而出：咦，这是不是队长的女儿？结果引得周围的人哄堂大笑，他们说，李同志有眼力！原来这小女孩确实是队长的女儿，不过不是与自己老婆生的而是与别的女人生的私生女，因为长得非常像队长，被他一眼看出来。

在工作组关注村里的男女关系问题时，工作组领导对工作组内部的男女关系问题也非常注意，前面已经说过，工作组里有四位女同志，每两人住在一起，与女副组长住在一起的那位女同志小林二十多岁，平时很少讲话。有一天副组长对我们几个男生说：你们要注意，不要跟那个姓林的接触。我们问为什么？副组长说：我曾问过她有没有结婚，她说没有，最近我发现她备有避孕用具，我问她，你说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个？她只好说她接过婚了。我们听了无言以对。几天以后那个姓林的女同志就不见了，可能给调走了。又过了几天，那位女的副组长也不见了，不知调哪去了。当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最初安排我住在一户农民的堆放杂物和养兔的房子里，那家农民家里，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长得清纯可爱，性格活泼开朗，不怕陌生。当我把给我住的房间收拾好以后，那位负责对敌斗争的许同志来看我的住处，房东女儿也跑进来玩，与我们一起聊天，而且凑过来看我面前的文件，许同志看了她一眼，笑着说，这小女子再过两年要谈恋爱了，小姑娘翘起鼻子朝许同志“哼”了一声，便跑出去了。我在他们家只住了一夜，吃了一天饭，第二天工作组领导便通知我到另一家吃饭，居住也搬到组长王同志和许同志同住的那个楼上，两位领导住的屋子就在我隔壁的楼上，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工作组这是在“防微杜渐”，以为只是工作需要。我吃饭的那家新房东也在同一个大院子里与原房东也是贴隔壁，他们家里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十八岁，在家务农，小儿子在外读书。大婶的丈夫在城里做干部，每月有几十元寄回来，故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也是较好的，社员们都说他们家是全大队吃得最好的。怪不得他们母子二人的脸色都红彤彤的。

工作组吃住在哪家，在当地是一件大事，说明这户人家政治上可靠，是“依靠对象”，在村里人的眼中是很光荣的，令人羡慕的。但是我从这户人家刚进去就撤出来，村里人会怎么想？这户人家他们自己会怎么想？这些问题工作组领导不知有没有想过？两天以后，我从原房东家门口经过，房东大叔拦住我问：谷同志，你不到我们家吃饭是不是嫌我们家吃得不好？我说不是的，是工作组领导通知我换的，这一切全是领导安排的。大叔转脸对女儿说，你看，是因为你吧。小姑娘一转身跑回了家。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这女孩子的身影，虽然我每天都在这个院子进进出出。这件事可能对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可能连她的性格都被改变了。我心里总有微微的内疚，虽然这不是我的错，但毕竟是因为我而使这个天真的女孩受到了伤害。我的工作也从生产队抽出来，协助许同志的“对敌斗争”。

我们为了了解“敌情”，先请大队治保干部给介绍情况。治保主任说，这个村是个大村，解放前地主富农和在国民党当官当兵的特别多，所以大队里的四类分子比较多，有五十多人。村里的房子都是满清时候的大官、地主留下的，多是雕梁画栋、高墙黑瓦的楼房宅院，一个院子能住十来户人家，全村人都姓徐，不管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是“老太公”的子孙后代。经过一两百年的繁衍和变迁，“老太公”的子子孙孙们逐渐两极分化，少数成了官僚、地主、富农，多数成了中农、贫农、雇农。解放后实行土改，政府的工作组同志将一批贫苦农民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成立农会，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房屋，个别地主富农逃走，参加了土匪，还故意留下一张土匪名单，将土改积极分子都列入其中，致使这些贫农积极分子被捕，有的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年。当时县里把这个村列为敌情严重的村子。

我随许同志参加了一次“四类分子”的学习会，几十名“四类分子”坐满一屋子，许同志往讲台一站，外衣敞开，一手插腰，露出腰间的手枪，厉声训斥他们，多数人都是低头听训，一副俯首贴耳的样子，唯有一个坐在角落里的较年轻的“四类分子”，伸着头端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许同志，专注地听着，好像小学生在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我仔细一看，这就是我房东院子里的一个社员，他穿得很破烂，平时总是呆头呆脑地站在门口，而且经常流鼻涕。我再看其他人，有的头微低但腰部笔挺，活像国民党将军听委员长训话似的，我想这些人多半是解放前的国民党军官。第二天我问房东，隔壁那个穿得很破的社员怎么也去参加“四类分子”的会？他们说，他是地主，但他从没过一天地主生活，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他爹是地主，他的两个哥哥都外出做事去了，他从小就呆傻，他爹就没有给他读书，叫他在家放牛，解放那年他正好十八岁，而他爹也在那年死了，他正好继承了他爹的遗产，也就正好够条件划地主。我哑然失笑，那他在生产队里现在干什么？他们说，还是放牛。

我还随许同志去抄过一次某“四类分子”的家，什么都没有抄到，只发现他家的墙上镜框里还装有一张解放前他穿国民党军装的半身照片，左肩上还有一条斜皮带，我以为他是国民党军官，许同志说这是背的木壳枪，他当年是团长的勤务兵，斜皮带在右肩的才是军官。许同志到底是公安出身，就是内行。问他为什么要保留这张照片，而且还挂起来，他说我只照过这一次像，不舍得丢掉。

许同志负责的对敌斗争可谓成绩昭著，有两个“四类分子”交代了解放前夕逃回家时，将两发迫击炮弹和几十发子弹丢在井里。许同志发动社员将井水抽干，起出了炮弹和子弹 ，组长王同志和许同志把子弹拿到山上去打，全部打不响。许同志还想抄出点变天账什么的，结果只抄出一个前国民党中校文职军官平时写的书法，其中一首诗的头两句我还记得：“生不逢辰劫难多，报国无门可赖何”。对此二句，我们进行过分析，关键是“报国”二字的“国”指的是什么?是“党国”还是新中国？我认为那个中校不可能是想报效国民党的中国，因为他当初就是从国民党军队里逃回来的，刚解放便去自首了，但是政府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伤感，许同志又去追问过他，他的解释与我一样。这件事便没有再追究。他的书法写得不错，我们这批大学生没一个及得上他。

工作组同志不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发现了一个“拉出去打进来”的“典型”事例。一天晚上，李同志到他生产队的会计家里访问，会计是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刚初中毕业，小会计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小会计名叫再生，再生的背后站着一个小姑娘，约是十三岁的样子，她抱着一个婴儿，李同志指着那个婴儿问再生的父母，你们的小儿子还这么小？再生爸结结巴巴地说，这、、、是孙子。李同志指着小姑娘问你们的小女儿已经小学毕业了吧，再生爸又结结巴巴地说，这不是女儿是、、、、媳妇。李同志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又问了一次，再生爸说，她是再生的老婆。

李同志完全呆掉了，那这怀里的孩子就是再生的儿子？他们全家都十分尴尬，李同志感到自己都糊涂了，连忙退了出来。

李同志来到另一家访问，向他们了解小会计家的情况。他们说，那女孩是一个富农的女儿，那富农与再生是邻居，女孩与再生从小便在一起玩耍，两人是青梅竹马，再生的数学很好，女孩便经常向再生请教，天长日久两人便产生了感情，双方家长都支持他们的来往，口头上也已给他们两人定了“娃娃亲”，只想等他们长大便给他们成亲，没想到两人偷食了禁果，留下这么一个后果。双方父母也只好提前让他们同居，等待年龄达标以后再给他们去登记，合法结婚。

这件事经过“上纲上线”以后，就成了“阶级敌人唆使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勾引贫农出身的生产队干部，企图使其蜕化变质”。这就跟“双十条”和《桃园经验》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挂上了勾，成为典型的“阶级敌人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腐蚀我们的阶级队伍”的活生生的例子。这个例子很快被许同志收入“对敌斗争”的汇报材料里。

全公社的各工作组集中汇报各大队“四清”的阶段性成果的大会上，有的工作组汇报了清出多少经济问题，有的汇报了食堂解散时的财产瓜分问题，有的汇报了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我们组的王同志汇报了“清政治”的对敌斗争问题。我们工作组负责干部学习的是组长王同志，这个部分却没有清理出什么值得一提的成果，没有一个人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而这些干部还怨气冲天：说我们多吃多占，我们不过就是多拿了几个职务工分，你们工作同志不是也因职务的高低，工资也有高有低吗？还说这辈子再也不当干部了。《桃园经验》里把农村干部的蜕化变质过程概括为：懒、馋、占、贪、变。大队支部书记的男女关系问题虽然反映较多，但他没有强迫任何女人，而且这些女社员也都不是“四类分子”，无法上钢上线。社员群众对大队长徐中能的意见最多，叫他们揭发大队长的问题，他们又揭发不出什么来。到底群众对徐中能有些什么意见呢？经过进一步调查研究，发现多是徐中能对部分群众的态度很生硬，动不动就当众训斥某一社员的小偷小摸或损害集体利益的错误行为，如有社员偷砍了集体的树拿去搭猪棚、厕所之类。按说这些事情上徐中能原则上并没有错，错的是方式方法问题。那时农民手头都没有什么现钱，罚款也交不出，只好罚几个工分，再训斥一顿。别的大队都揭发出了一些经济问题，而我们大队却揭不出来，总感觉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组长在向上级工作团领导汇报时“成果”太少，感到没有面子，我们工作队员的心态也是这样，似乎干部经济问题越多，我们工作组的成绩也就越大，清不出什么问题来，那我们工作组来干吗？

我是工作组的团支部书记，为了进一步“揭盖子”组长王同志叫我负责大队的青年工作，指示我先去接触大队团支部书记徐其放，通过徐其放，了解大队会计徐祖荣的情况，再通过徐祖荣，了解大队长徐中能的问题，要鼓励他们背靠背的相互揭发。我依计执行，到团支书徐其放家访问。徐其放是个热情的青年，当我向他了解大队会计徐祖荣的情况时，他对徐祖荣赞不绝口：祖荣是个很正派的人，原则性很强，他的亲弟弟在外面犯了事，公安局要抓他弟弟，是他协助公安局将弟弟抓获。经济上祖荣也没有问题，祖荣在担任大队会计之前是食堂会计，食堂解散后社员们都到食堂拿东西，祖荣却什么都没拿，所以社员又选他做大队会计。而且他很喜欢帮助人，我的这辆手拉车就是祖荣帮我做起来的。对徐祖荣有了基本了解以后，我便去拜访大队会计。徐祖荣是个强壮结实的青年，25岁，我来到他家时，他颇感意外，说谷同志怎么到我家来了，我是“四不清干部”啊。我笑着说，是不是“四不清干部”这要有事实根据，我是来了解实际情况的。坐下以后攀谈起来，我问他，听说是你协助公安局将你弟弟抓起来的？是怎么回事？祖荣说：我弟弟在外打工两年了，他身强力壮，脾气火暴，好打抱不平，他的朋友与别人发生纠葛，他去帮忙打架，结果打伤了人，警察要抓他，他便逃回了家，我劝他立刻去自首，他不肯，看到警察进了村，他立刻从后门逃出去，我带着民警追出去，不见了人影，村后的场院上有一大堆棉花屯，估计他可能躲在上面，我找了把梯子，一位民警爬上去看了，说没有，我想会不会往山上跑了，爬上后山，不见人，我回头往下一看，我弟弟平躺在棉花屯中央，因为棉花软，他躺下去便埋进去了，所以民警看不见。就这样，我把弟弟交给了民警。我再问他关于大队长的情况：听说大队长徐中能是“烈属”？祖荣说中能的哥哥50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一年多，后来组织上通知说他哥哥“失踪”，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估计是牺牲了。乡亲们都把他家当烈属。我听了心里有些沉重，我是知道“失踪”二字的含义的，战场上的“失踪”就是“被俘”的代名词，如果交换俘虏的时候没有回来，多半是被美国给弄到台湾去了。我没有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还是让乡亲们永远把中能家当“烈属”好。我一再“启发”祖荣揭发中能的问题，祖荣拿着一支圆珠笔低着头慢慢地在纸上画着五角星，不讲话。在我苦口婆心地“动员”下，他终于说：据我所知，中能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他就是对盗伐行为管得很严，得罪了很多人，社员对他意见大，特别是那座“国育林”，他看得很牢。我问什么是“国育林”，他说就是国家培育的森林。我问是不是村子左边的那个有很多大树的山头，他说就是。一到溪北村，便可看见村外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头，而其他山头却都有点像瘌痢头，村民都知道，谁要是盗伐了“国育林”的树是要坐牢的。祖荣又说，中能要求干部们一定要以身作则，绝对不要破坏山林，他对干部要求虽严，但也比较关心，我的对象也是他介绍的。从祖荣家出来，我对大队长有了一个基本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但性格耿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层干部。我将这一切向组长王同志汇报以后，领导交给我一个新的任务：现在春节将近，尽快为村里组织一个俱乐部，让广大社员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我请大队会计祖荣和团支书其放一起研究，确定了几个内容：召集一批十多岁的小青年学唱革命歌曲；发动全村捐献图书；成立一支演出队；成立一支篮球队。祖荣以大队的名义出了一个通知：本大队俱乐部已经成立，下设图书馆、演出队、篮球队，要借图书的社员必须先捐一本图书方可借一本。在其放一再要求下，我用一小块木头给他刻了一个“俱乐部”三个字的图章，当天上午就有几十人带了图书来捐献，同时借走一些书。一本书都没有的“图书馆”就这样白手起家办起来了。工作组长告诫说，这俱乐部的图章只能为图书盖章，不能派其他用。演出队也有二十多人报名，由我任“导演”，篮球队由其放任队长。这篮球队其实本来就有的，一批初中毕业的回乡青年中的篮球爱好者早就自发组成了篮球队，经常与别的村子友谊比赛，赢多输少。但自从工作组进村以后这篮球队就总是输球，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工作组叶同志不许曹达上场。我问为什么，他们说曹达是“四类分子”的儿子。四类分子的儿子就不许打篮球了吗？我吃惊地问。叶同志说不能上场。（叶同志是工作组前段时间负责青年工作的副组长）。篮球小伙子们告诉我，曹达是我们溪北大队篮球打得最好的，没他我们就赢不了下马寨。明天我们就要跟下马寨篮球队比赛。 “让曹达上！”我对他们说。 “如果叶同志知道了怎么办？” “你们别去告诉叶同志，如果叶同志知道了问起，就说是谷同志叫曹达上的”。

第二天我们大队俱乐部篮球队第一次赴下马寨友谊比赛，我队客场以48：42获胜，曹达独得18分。俱乐部的演出队也立刻活动起来，我先教他们唱歌，学会了《李双双》、《学习雷锋好榜样》、《高高的谷堆旁边》等革命歌曲，在其放的建议下，再成立一个腰鼓队。解放初，村里的年轻人腰鼓打得很好，后来不打了，当年那些打腰鼓的活跃分子现在已经是中年人了，不过请他们一两个来做教练，他们会有人来的，而且当年的腰鼓也都在。有了演出队的歌声和腰鼓队的鼓声，全村立刻热闹起来。腰鼓队打了几天以后，突然一位中年妇女闯了进来，指着我们的男教练破口大骂：你打腰鼓那么积极，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啊？家里事情不管，自留地的活不干，全天才吃一只饼，哪来那么大的劲？说着便朝我们的女教练瞪一眼，打腰鼓的孩子们都停了下来，痴呆地看着这位盛怒的大妈。我上前去劝解：大婶别生气，有话好说。大婶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男教练的肩上折下腰鼓夺去鼓捶，抱住男教练的一条胳膊便往外拖。我已经看出点名堂来了，等他们走后我对女 教练和孩子们说，来我们继续练。女教练又教了两天，孩子们都会了。事后我向其放打听其中缘故，他告诉我：那位大婶是男教练的老婆，女教练和男教练年轻时曾谈过恋爱。我说果然不出我所料。

俱乐部活动了二十来天，春节临近，工作组将回去过年，组长王同志通知我：春节期间工作组要留三个人在这里，许同志、李同志和你留守，我们回来以后你们再回去，你看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意见。组长又指示说，留守期间由许同志领导，你们一是要注意安全，二是要帮助社员过一个愉快的春节。吃饭你们自己烧。工作组走后，村里外出工作的人都纷纷回家，有工人、干部、军人、学生等，一位生产队长的儿子从部队回来，他刚刚提干，在部队里就是一个文娱骨干，他一回来就参加了俱乐部的演出队，与我们一起排演了《十送红军》的演唱剧，他扮演红军，其他人则扮演老乡，大队会计祖荣出了一个通知，希望会乐器的回乡同志自带乐器到俱乐部报到，立刻有七八个同志带着二胡、笛子、口琴来报名，土改时的文娱积极分子，虽然已经是中年人了，他们的热情不减当年，多年不敲的锣鼓也被他们找出来，拿到俱乐部里天天练，经过几天的排练，我们在年三十晚上搞了联欢晚会，地点在村小学的礼堂里，节目有：小合唱，二胡独奏、笛子独奏、口琴独奏、小合奏、锣鼓齐奏、打腰鼓扭秧歌，最后的压台节目是大型演唱《十送红军》。全部节目历时一个半小时，社员们尽兴而归，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了。

第二天，工作组召集回乡同志座谈会，来了二十多个人，工作组烧了一大锅开水向社员借了几只大碗放在当中，祖荣、其放等几位大队干部把家里的花生瓜子番薯片等年货也拿来摆在当中，一个农村特色的“茶话会”便开起来了。工作组许同志先讲话：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四清工作组向回家乡探亲的同志们拜年，（掌声），同志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回到家乡来，一年一度，非常难得，互相交流一下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谈谈家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要请同志们对工作组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拘束。大家七嘴八舌地讲开了，“我们一到村口，看见这平坦、宽敞、坚固的水泥桥，就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从小就盼望有这么一座桥，现在终于实现了”，“村里做了好几块黑板，出了黑板报，及时反映了村里的各种情况，表扬了好人好事，提倡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昨天晚上的联欢会搞得很好，我们村多少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许同志再启发大家为工作组提些意见和建议。一位较年长的同志慢慢地说了：在这里，我的年纪可能是最大的了，我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家乡的一草一木我都非常热爱，每年回来，我都要先远远地站着看一阵子郁郁葱葱的青山足下那一大片白墙黑瓦的老屋，可是最近几年我回乡，再远看我们村后的青山，我感到心情越来越沉重，过去的青山上长着密密层层的大树，山的形状是看不见的，可现在的山你们看看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成了癞头山，只有右边的那座山头还是老样子，那是“国育林”，总算没有遭到破坏，山上的那些大树要一两百年才能长那么大，我们这是在上吃祖先饭，下吃子孙粮啊，我在外面就听说“公路所到之处，山林砍伐精光”，回来一看，果然如此，我们这一代人对不起祖先也 对不起子孙后代。所以我希望工作组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这股破坏山林的风气。这位同志的肺腑之言，使座谈会的气氛一下变得凝重。

许同志站起来说，这位同志说得非常好，我们工作组一定认真研究，找出一个好办法来刹住这股歪风。散会以后，我向其放打听那位谈山林问题的同志的情况，其放说，他家也是地主出身，他解放前就已经在外工作，他的个人成分是干部，如果他在农村，也会被划为地主。其放还告诉我，今天到会的大多数都是四类分子的子弟。我问，那贫下中农的子弟为什么不来？他说不是不来，而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在外工作的很少。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这一辈的父母都是解放后的翻身农民，以前都是文盲，我们完全是托毛主席的福，免费上小学上初中，在初中里还有助学金，初中毕业以后我们就很难再读上去了，因为家里缺劳力，父亲老了，要靠儿子接力。在我们父母看来，儿子能上到初中，女儿能小学毕业已经很不错了。而地、富、反成分的人他们历来就是有读书做官论的观念，他们不管自己多少困难，也要让自己的子女读高中上大学，所以回乡探亲的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出身的。在一般农民看来，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已经是很高的了，他们不仅能写会算，而且历史、地理、物理、化学、代数、几何等等基础知识都知道，他们回乡以后有的就能装电灯，装有线广播，有的还能修收音机、抽水机，这在农村里已经是了不起的技师了。这一代解放后上小学，读初中的农村青年，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新型农民，在政治上，他们最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在业务上，他们有文化懂科学，他们是新中国农村的栋梁。

（四）

春节很快过去，回家探亲的工作组同志们又回到村里。春耕农忙季节到了，工作组全部同志停止学习，分别到各自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那个队在山边的一块水田里插秧，劳动休息时我与社员们坐在三座坟茔边闲谈，我问社员，这三座坟墓是溪北大队的老人的吗？社员告诉我这是三个烈士的坟墓。我吃了一惊，有这样的烈士墓？这就是三个极其普通的荒坟地，既没有砌石块也没有墓碑，我问他们是什么烈士？社员告诉我，他们是50年解放军打土匪从这里追剿进山时牺牲的三位战士，部队穷追猛打，来不及掩埋同志的尸体，我们村民打了三口棺材将他们埋在这里，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碑也没法立。我问他们有多少年纪？社员们说顶多二十岁。知道这一切，我的心在暗暗悲戚，三个年轻小伙子，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我问：有人给他们祭祀过吗？社员们说：从来没有。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过十来天就是清明了，我们工作组团支部组织一次活动，为烈士扫墓。我将此想法向组长王同志汇报后，得到领导批准，我便请工作组一位中文系的大学生丁志远同志执笔起草一篇祭文，小丁用一个晚上便写出一篇情真意切的悼词。我们工作组八名大学生全部是共青团员，组长王同志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参加，同志们沿路采集山上的野花，扎成了三把大花束轻轻地放在三座坟茔的前面，我简要地介绍了三位烈士的事迹，九位同志肃立墓前默哀三分钟，然后由丁志远同志致悼词：尊敬的烈士同志们，你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流血牺牲，贡献出了你们年轻的生命，你们没有留下姓名，也不知道你们来自何方，但是我们知道，你们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贫下中农的好兄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好榜样、、、、、、。小丁声情并茂地念读悼词，我们每人都热泪盈眶。最后我们齐声说：安息吧，三位无名英雄。我们在每一座坟前三鞠躬。 

组长王同志到公社开会回来，带来一大包红头的《中共中央文件》，有的是一大张，有的是一本本，大张的文件立刻在村子各处张贴起来，单本的则发给工作组同志每人一本。这便是著名的“二十三条”。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工作组的任务就是认真学习“二十三条”，充分领会中央的精神，并结合春节前的工作加以对照，凡有不符合“二十三条”精神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感觉到这个“二十三条”与原来的那个“双十条”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二十三条”强调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二十三条”强调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是少数，蜕化变质分子是极个别的，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只要他们认识了错误，予以改正，积极退赔，我们就应该表示欢迎，给予出路。群众谅解的，也仍然可以担任干部。 “二十三条”指出，多数“四类分子”是可以改造好的，只要他们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就应当同工同酬，一视同仁。对“四类分子”的子女，要团结教育，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吸收入党入团。在学习“二十三条”的过程中我的认识也是由浅而深的，起初我感到对“二十三条”有些不理解，我曾把这个问题问工作组组长王同志，王同志说：“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坚决执行“二十三条”，其他的不要多问。

对照“二十三条”，我们全面检查了春节前的各项工作，我们感到初进村时全面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问题和动员干部之间相互揭发是错误的，群众揭不出问题便认定是群众有顾虑，干部之间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便认定是干部们铁板一块，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地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致使他们纷纷表示“这辈子再也不当干部了”。同时我们也感到我们工作组没有像有些工作组那样对干部搞“逼供信”，这是我们正确的地方。对“四类分子”我们也没有搞逼供，更没有搞体罚，这也是我们正确的地方，只是对“四类分子”的子女有些极左，把他们与“四类分子”同等对待了。春节期间召开的回乡同志座谈会很好，没有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而把某些同志拒之门外。工作组组长组织干部们学习“二十三条”，同时在工作组内部将全体大队干部进行排队，分出一二三四类，结果发现属一类的（好干部）和二类的（较好的）是多数，三类的（犯错误的干部）是极少数，四类的（蜕化变质）没有。干部们学习“二十三条”以后，立刻情绪高涨，纷纷表示拥护中央文件，一定全面检查自己，如有问题，及时主动坦白交待。工作组长王同志在学习会上说，看来“二十三条”中央文件确实威力强大，我们要借这股春风，揭开溪北大队的盖子。

根据社员反映，前两年大队组织社员参加公路建设，以及国家征用水田的补偿款的收支情况，希望工作组帮助查明。王同志对我说，这个任务就交给小谷同志去完成。接受任务以后，我便找到大队长徐中能，请他把公路账目整理一下交给我，第二天他便把全部单据和一大张表格交给我。我是一个对财务一窍不通的大学生，第一次看见这么复杂的经济账，完全傻了眼，大队长指着“备注栏”里的一行字说：“这笔款子是我贪污了”。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为之一震。我们工作组进村已经半年，没有查出一笔经济问题，现在经过“二十三条”的贯彻以后，大队长徐中能突然交代了他的贪污问题，这使我十分激动。他又重复了一次“这笔款是我贪污了”。我连忙说，我仔细看看。大队长走后，我首先看他“备注栏”里的那行字：去年建造溪北桥时，“四类分子”某某捐款56元我贪污了。我久久地盯着这行小字，思绪纷繁。本来我对大队长的印象并不坏，虽然群众对他的意见颇大，那是因为他的原则性强，得罪了一些人，从我内心深处是不希望大队长有问题的，但现在他自己交代出问题，而且是难听的“贪污”，我很为他难过。在现在看来，56元钱简直就不算一回事，但在当时，干部普遍都是很廉洁的，有点贪污行为那是很刺目的，当时的五十六块钱也不算太小，那可是五个月的伙食费。我为他惋惜，也为他庆幸，因为这毕竟是他主动交代的。晚上我再仔细地研究那张账目表，慢慢地我终于看懂了那极其复杂的收支账。我很为徐中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造出这样详尽严密的表格来而吃惊。看来这位大队长的能力是非同一般的。

我把这一切向组长王同志汇报以后，组长指示我去外调，要将每一笔收支账都核实。我坐汽车、乘火车，找了公路管理局又找建筑部门，几翻周折终于核对查清了一笔笔的收支账，最后的结论是：查实无误。同时还顺便了解到，溪北桥的建造是公路局给造的，费用在水田征用费里扣除，最后大队拿到的征用费是37块钱节余款。这就是说社员并没有为造桥拿出一分钱，也就是说那个“四类分子”是没有必要为造桥捐款的。那他为什么要捐款呢？后来经过了解，是他的一个孩子曾经在过木桥时掉到水里，差点淹死。但是为什么不是50元也不是60元，而是56元？他说那是他卖掉一头猪的钱正好56元。他是出于感激之情，自愿捐款。徐中能没有将这笔捐款缴公，那只能算是贪污了。这件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也好比一次地震，那些平时对大队长有意见的社员尤其兴奋，“这下中能要倒台了！”。很快工作组又接到了新的检举材料：某某人也曾经捐过二十元，被大队长贪污了。我拿了这张字条问徐中能：有这回事吗？徐中能说，我先认下来再说。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怎么好‘认下来再说’？” 徐中能还是说“我先认下来再说”。我感到这里头有问题，便向王同志汇报，王同志把当事人请到工作组来，对他说，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当事人开始还说“有的”，王同志又说，如果我们经过调查这件事是没有的，你可要承担责任的喔。那位当事人听了为之一震，连忙说，这是我的气话，不算数的，不算数的。后来我问王同志，徐中能有没有其他的贪污问题，王同志说就这56元，另外没有发现。工作组进入“清组织”阶段，支部书记徐肖祥没有经济问题，政治上也没有错误，男女关系问题不上纲上线，保留原职务。大队会计徐祖荣是一类的优秀干部，保留原职务，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也是一类干部，保留原职，大队长徐中能犯贪污错误，虽然那是他主动交代的，但数额较大，且群众对他意见较多，故免去大队长职务。在那个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廉洁的时代，贪污56元已经是“数额较大”了。按照“23条”的精神，像徐中能这样主动交代了问题且马上退赔的犯错误干部，其实只要检讨一下，还是可以继续担任干部的。但是当时工作组受“双十条”极左思潮的影响较深，还是把他给撤了。社员群众选举原贫协主任担任大队长。工作组与新领导班子研究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方针，第一条就是全面封山，十年以后视山林生长情况再看是否解禁。为了体现“二十三条”的精神，工作组突击发展了两位“四类分子”子女加入共青团。工作组的工作接近尾声，徐其放和另一位青年被吸收参加工作组，将被派往其他地方搞“四清”，这对其放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回到学校，没上多少课便放暑假，新一轮的“ 四清”已经在等待着我们。

（五）

时间进入65年初秋，“四清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我们将要第四次参加“四清”。这次是到一个山区，长途汽车一路颠簸在山间迂回曲折的简易公路上，行程六七个小时，将我们送到一个小镇，卸下行李，我们在公社的一间粮仓的楼板上打地铺，楼板当中一个长方形的大洞，下面一架简易楼梯，洞的两侧分别放着根圆木头，以防不小心踏空跌下去。我的铺位正好在方洞的一边，铺好被子后，我便踩着圆木跨过方洞打算到对面的窗口看看风景，那知这圆木是没有固定的，足一蹬便向后滚动了，我人便向这方洞扑了下去，幸好方洞只有一公尺宽，我的胸口撞在对面的洞沿，当时我头脑闪过一个“糟了”的念头，但双手却机警地抓住了对面的洞沿，而双足却已经凌空，低头一看，是两只硕大的盐菜缸，我立刻又闪过一个念头，“绝不能跌在这盐菜缸上，那样会把缸砸得粉碎”，我便顺势往前一荡，“砰”的一声跌在水泥地上，楼上的人都“啊呀”地叫了起来，都拥到洞口探头下看，只见我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手足并用艰难地一步一步爬上来，同志们扶我躺下，连声问摔坏了没有？我手捂着胸口说不出话。待缓过气来，我才说，不要紧。第二天我用自带的伤筋膏在胸口和尾椎各贴了一张，十多天以后才不痛了。

这次的集中学习既没有学“双十条”也没有学“二十三条”，而是学的省委领导的讲话，主要是介绍一些上半年“四清”的好经验，强调“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没有问题找问题，不要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提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搞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这个大队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这也是工作组的成绩，同时也不再提倡“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更不要搞背靠背的相互揭发。记得当时学习了一个典型事例：某大队的工作组“割资本主义尾巴”，将一农民私自开垦的土地上种下的青苗全部拔掉，引起农民与工作组的对抗。省委对工作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并上报中央。

对“三同”问题，这次也不强求一律，同劳动一定要做到，能否同吃、同住，视情况而定，工作组也可以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省委做出这个决定是根据前几次过于强调必须实行“三同”而遇到一些尴尬，只好对这一政策进行调整。上次我们在溪北大队工作时，开始还“同吃”，春节以后，有的农民家里开始出现青黄不接，粮食困难，我们虽然交了粮票，但社员感到为难，他们不愿意亏待工作同志，工作同志在农民家里吃饭也很拘束，不敢吃饱，有的工作队员偷偷地从家里带来罐猪油，买几只糕饼，晚上睡前悄悄地吃一点。我的一位同学在一户农民家里吃饭时，有一天桌上加了一碗带鱼，这位同学忍不住夹了一块放到自己碗里，结果全家人的眼睛都盯着他碗里的那块带鱼，他给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他偷眼看别人，才发现别人都是用筷子拣一点点鱼肉吃几口饭，绝对没有把整块带鱼搬到自己碗里的，从此他才懂得了农民家的规矩。这餐饭后，他感到无地自容。

这次我们工作组去的是一个叫“桑梓”的山村，山林茂盛，郁郁葱葱，风景特好。我住在一个单身汉的家里，他长期在外做小生意，我只身一人住他的空房子，房子有楼，但十分破旧，三面通风（左右有邻居），南北板壁缝隙无数，举手可及瓦背，抬眼可见天空，风一吹，瓦片缝隙泥沙俱下。一块门板，两条长凳搭起来便是我的“床”，我将“床”搭在南窗下，将油布雨伞撑开，伞柄放在枕头下，晚上睡觉夜风便不会刮到脸上，有了这保护伞我便可安然入睡了。我对我的居住条件非常满意。我们工作组决定自己开伙，请了一位女社员为我们烧饭，柴禾由大队供给。但工作组十多个人的食堂，一天消耗的柴火是颇为可观的，大队几年前已经封山，社员都不许上山砍柴，而且几年前搞“三自一包”时，山都分给了社员，工作组食堂烧的柴火只好在大队的集体山上砍了。

为了照顾工作组，大队干部集体决定在大队的封山育林的山头上“适当”砍伐。第二天工作组开会时，我才发现我们组里有三位穿军装的现役军人，他们不是来保卫我们的，也不是来训练民兵的，而是跟我们一样的“工作同志”。此外还有一名农村女青年，是上半年工作组从其他农村带出来的，我们学校三名老师两名学生，其他几人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干部，看来这“四清”运动确实规模宏大、人员众多，当时全国的大学生都拉出来还不够，连现役军人都抽调出来了。我们仍然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工作。现在不用到社员家里吃饭，免除了许多不便、拘束与尴尬。我们每天的学习除了朗读一些首长讲话以外，就是发下来的汇报材料，如果没有这些，那就读报纸，每天要安排学习内容，这对工作组长来说也是颇伤脑筋的事，为了挨过上午的四个小时，就把中途的休息时间拉得很长，起码半个小时以上，这是大家最开心的了，打扑克、下象棋、打乒乓、开玩笑，各取所需。

休息过以后就是汇报工作，大家把在生产队里听来的新闻材料分别讲出来。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到两件事，一是我问一位社员，你们这里谁是当权派？他说支部书记宝金是当权派，我问你们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我们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宝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得斩钉截铁。我又问为什么说宝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说宝金是62年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他回到家乡一看，原来满山的大树，都给几乎砍光了，剩下的都是些小树和灌木，那些砍下的大树已经锯成一段又一段的木头，在大队的晒谷场上堆成一座山。宝金非常痛心，便到公社里去反映，公社领导说自从村村通公路以后，都想把树砍了拉出去卖几个钱。现在已经很难控制。宝金说我们大队砍下的树堆成一座小山，已经卖掉一些，一段大树才十来块钱，这损失多大？我建议将这些已经砍下的树拿来为大队造一间大会堂。公社领导说不能造大会堂。宝金说我们造仓库总可以吧，领导同意了。在宝金的领导下，全体社员用几个月的时间将大会堂兼仓库造起来了，就是我们工作组每天开会的地方。原来的支部书记辞职，宝金当选为新的支部书记，宝金上任以后立刻决定将大队集体的山进行封山育林，“三自一包”时分下去的山也不许砍树，只许砍枯枝和灌木做柴火。听了社员的讲述，我相信宝金确是一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去的那个生产队社员告诉我，他们队里派一个叫西丹的社员去卖牛，他把牛卖了以后卖牛款拒绝交出。我问西丹有没有这回事，西丹说有这事，我问为什么，他说这头牛本来就是他的，当初加入高级社时，国家政策说得很明白，中农的耕牛入社作为股份，折价入股，逐年返还股金。我的成分是中农，我的耕牛入社后已经十年，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股金，所以我要扣下这卖牛款。我对他说你用这种方式讨还股金是不对的，你应当通过合法手段讨还。他说我向大队反映了，也向公社反映了，都没有用，我只能来横的了。工作组每人都有一 本有关的中央文件，大家翻看以后，其中确有“不得侵害中农利益”这一条，大家也认为西丹扣留公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如何解决，大家也提不出好办法，只好先搁一搁。西丹是初中毕业，在当地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国家的政策法令也知道一些。他也是一名文娱积极分子，每年春节他都能组织社员自编自导自演一台文娱晚会，为了让社员在66年春节过得愉快，我向工作组领导建议把西丹扣留公款的问题放到春节以后再解决，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我早就预见到，66年的春节我和我的同学一定会被留在这里过春节，三位解放军是不会留下的，其他人都是已婚，留守者非我二人莫属。西丹看工作组没有追究他的“扣留公款”事件，以为没事了，故积极性很高，果然发动社员天天排练节目，忙得不已乐孚，年三十晚上锣鼓喧天，十分热闹，我和同学则安然入睡。春节假期结束，工作组同志 回来，第二天便召开大队领导、生产队长、工作组领导、西丹本人一起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同志们批评了西丹扣留公款的错误，指出集体欠了你的钱，那是集体经济有困难，这头牛过去是你的，但入社以后这牛就是集体的了，你把这卖牛款扣下，就等于是贪污了公款，这问题的性质希望你掂掂分量。西丹说如果集体永远困难那我就永远拿不到钱了？宝金说集体经济要靠大家来维护，现在生产队为了筹集今年春耕的种子和化肥的资金，才把这头牛卖掉，你把卖牛款扣下，今年生产队不要种田啦？明年全队社员吃什么？如果都像你这样，那集体经济不就跨了？西丹自知理亏，表示立刻将钱还给生产队。  

（六）

春节以后，工作组派我到离大队几里以外的一个生产队去工作，那是一个孤立的小山村，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到达，住也得住那边，在社员家里吃一餐早饭，中饭、晚饭到工作组来吃，组长问我有困难吗，我说没问题。组长又介绍说，那个生产队春节前曾有一个同志去工作了一段时间，社员对他有些意见，那个队情况比较复杂，矛盾较多，主要是家族间的矛盾，男女关系也比较复杂，那个队里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子，他丈夫在外做矿工，十天半月不回来，那个周姓家族为首的名叫周海根的小伙子经常去纠缠她。而前一个工作同志不注意影响，也经常去那女子家串门，还帮忙烧火，引起两边社员的反感。你这次去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位大队干部陪我到那个小山村，向社员们做了介绍，从此我便开始独当一面。我一家又一家地访问，听他们讲村里的情况，因为村里的矛盾错综复杂，社员们都对我抱着戒心，不愿多讲，我感到那个漂亮女子可能是矛盾的焦点，便决定到她家看看。

我来到她家门口，她正在揩桌子，看见工作同志来访，连忙请我屋里坐。我见她大约二十二三岁，五官秀丽、身材窈窕，仪表却也稳重，有一种亲和感。我知道为什么前面那位同志会经常去帮她烧火的原因了。我立刻想到这是一个是非之地，我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门口随便问了两句便匆忙离开了。我到她隔壁的一家去访问，那是一位中年的社员，我向他问起队里山林的情况，他说当初“三自一包”时，大队把山林分给了社员，有的社员一分到手，立刻就砍了树去卖，我问他，你砍了没有？他说我没怎么砍。当晚我便在生产队的会上表扬他爱护山林，不砍树木。散会以后，一个年轻人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进行了当面的批评，他说：谷同志你怎么表扬起他来？他砍了好几棵树，他们姓周的那伙人砍树砍得最多，老队长劝也劝不住，大队长来阻止，他们还跟大队长吵，说这山是你们领导分给我们个人的自留山，山上的树已经归我们自己，我高兴砍就砍，你管得着？大队长一人吵不过他们几张嘴。我问，那你们有没有砍？他说我们只砍树枝做柴火，大树一棵都没砍。你表扬的那个人，他只是砍得比较少一点罢了。

这时我想起工作组长对我说的这个村的“家族矛盾”，我便问他你们村有几家姓周的？他说四家，都是叔伯兄弟关系，他们周氏家族势力很大，强横霸道，吵起架来四、五个人一起上，社员们都怕他们姓周的。我问其他社员姓什么，他说各种姓都有。这时我对这个队的“家族矛盾”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感到这个年轻人直率、正直，便问他名字，他说叫木森，我问他听说你们老队长要辞职不干了，什么原因？木森说，老队长是个老好人，办事公正，但他比较软弱，顶不住周家一伙的嚣张气焰，再就是周海根一心想当生产队长，老队长被逼不过，只好提出辞职。听木森如此说，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问题倒是有点复杂，我问如果你们生产队改选队长，海根能选上吗？他说有这个可能。我说他们不是只有四户人家吗？你们全队有十二户人家呢。木森说他们四户人家就有十张选票，他们如果再拉拢两户，便能赢得多数。那些胆小怕事的，被海根软硬兼施，他们一定会投海根的票。如此看来，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我感到有必要去接触周海根这个人了。

 海根的家在半山坡上，房子是新造的，有四大间，一间客堂，一间母亲住，一间他住，一间关牛羊，背后还有一间厕所。他的条件在全村首屈一指，一眼看去便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海根的年纪约二十三岁，身强力壮，血气方刚。昨天开会我表扬了他叔叔，他颇高兴，给我端茶让座。我说你的条件比别人好多了，怎么富起来的？他说我除了种田还做点小生意。我问做什么生意，他说不就是买进卖出嘛。我说现在山林破坏很严重，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有什么办法阻止吗？他说这山是政府分给农民的，农民总想砍了卖几个钱，树砍倒堆在那里时间长了会烂光，我只好帮他们出手。我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生意了，也知道他是怎么富起来的了。

第二天晚上开会，我打算先做自我批评，我还没有开口社员们就七嘴八舌地对我指责起来，而周海根却面带微笑地在看笑话，等社员们牢骚发完了，我才说：社员们批评 得对，我由于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现在我已经知道，我们队山林保护得最好的是``````我报了几个人的名字，接着我又说，同时我也知道了山林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的原因。说完我瞟了一眼海根。海根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已经由晴转阴，一脸的愤怒。会后木森把我送出山村，（我住的地方在村外公路边的一户人家），木森对我说，老队长说去年队里要卖牛，海根主动争取去一趟，那头牛是一头青壮的公牛，起码也值两百多，但他只拿回一百五，这里可能有问题，工作组能不能给查一查？我向领导汇报以后，领导说你叫队长派一个人与你一起去查。结果是木森与我一起去。我俩乘长途汽车到几十里外的镇上去找那个买家，买家一脸的不高兴。他说，海根开价就一百五，我就是一百五买下的。离开后我对木森说：从买家说“海根开价就一百五”这句话，就说明海根与这买家是认识的，这里头就有名堂。回来以后，队里社员很快便知道工作组去查周海根的问题了。

海根也特意到我面前问，谷同志，你们去查我了？查出什么问题了吗？我回答说，查出什么问题我只向工作组汇报。海根的这种态度使我初次感受到了他的霸气，同时我也想起木森对我说的有关海根的一些事情：他说海根勾引过好多女人，他仗着自己一是有钱，二是霸气，搞了不知多少个女人，我哥娶进一个漂亮嫂子，他就打起了我嫂子的主意，三天两头去纠缠她。我说那你哥不去阻止吗？木森说我哥在外做矿工。这是你的亲哥吗？木森说不是亲哥，我们是拜把兄弟。为了对抗周家的势力，我们八个朋友结拜了兄弟，我哥为了保护我嫂子，对我们说：我不在家时你们几个兄弟可以轮流住到我家里，帮我保护你们嫂子。决不能让你们嫂子被海根欺负。我问你嫂子有没有被海根欺负？木森说到现在还没有。这次调查虽然没有拿到证据，但给社员们留下了“工作组是不支持海根的”印象。为今后的选举创造了条件。

后来，我又找老队长了解情况。我问：“在这些年轻人里，你看谁担任新的队长好？”老队长说，马朝武这人忠厚、老实、正派，社员们信他，他又有文化，初中毕业，大队党支部正想发展他入党。我又问了其他社员，他们都拥护朝武。朝武有如此威望，我想应当去结识一下他。来到朝武家，见朝武中等身材，讲话温和，颇为内秀，他妻子背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他给我讲了生产队里山林遭破坏的情况和原因，也谈了如何制止的想法， 我向工作组汇报后，工作组领导指示我，一定要先确定候选人，然后让社员划圈，如不同意可另写一个姓名，获票多者当选。我如实照办。生产队有选举权的选民共三十二人，我在大队部领了32 张盖有大队图章并印有“候选人马朝武”字样的选票，晚上生产队开会选举新的生产队长。我在会上宣布，经过多方了解和协商，报请大队党支部批准，马朝武同志为候选人，同意的，在马朝武头上画圈，不同意者，可另写一位姓名。

周海根立刻跳了起来，大声嚷着：你们工作组同志向我们周家人征求过意见吗？我说我征求过十八个人的意见，已过半数，法定有效，你不同意可以不选。海根无言以对，只得气哼哼地坐下。选票发下去以后，海根对他们的人使个眼色，几个人便纷纷走出，过一会儿又先后进来。我叫大家推荐两个监票人，木森和海根叔被举为监票人，我在黑板上登记。选举结果：马朝武获二十一票，周海根十票，老队长一票，这一票肯定是马朝武投的。马朝武光荣当选新一任生产队长，大家鼓掌欢迎，并请新队长讲话，马朝武腼腆地站起来说，社员们信得过我，我一定把我们队的生产搞好，把我们的山林管好，把我们的畜牧业发展好，完了。大家再次鼓掌。我把全部选票集中起来宣布说，这些选票我将上交大队部备案。散会！这时海根满脸怒气到我面前说：谷同志，这些选票你不能看！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就是不许看！我说我可以不看，但是工作组和大队领导是不能不看的，这是他们的职责。我朝他笑笑，他气呼呼地走了。本来我倒没打算看，经他这么一说，我倒偏要看看了。把选票拿回住处以后，我便把选票一张张摊开来，把写有周海根的票集中在一起，一看，一切都明白了。周海根三个字的笔迹完全一样，这就是说周海根把这些人的选票全部收去由他一个人包办了。从这件事我进一步了解了周海根这人的霸气。

马朝武上任以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大队领导带各生产队长来参观我们队的草籽（紫云英）。事出有因，去年上级领导在全县推广磷肥，有的生产队买来用了以后不但没增产反而减了产，便从此不相信磷肥。马朝武找来科技资料，发现不是磷肥不好，而是农民用得不对。磷肥是为枝叶助长，如直接施给水稻或小麦，水稻或小麦的叶子会长得很高 结实反而减少，造成减产，它应当给草籽施肥，草籽便会猛长，草籽翻耕以后，便转化为氮肥，这样粮食便会获得丰收，磷肥是间接肥。朝武便向老队长建议买磷肥，但老队长担心减产，不敢买，朝武又找会计商量，最后两人决定先用自己的钱垫出买，实验成功了再报销。他们买来一包磷肥，在一垄地施磷肥，一垄地施氮肥，另一垄地则什么都不施，又在另一块地里每隔一垄施一次肥，最后把剩下的磷肥全施在一块田里，结果还有一角没有施到便用光了，最后他们在施过磷肥的地方都做上记号。两个月以后见效果了，凡是施过磷肥的地方草籽都长得特别好，那块磷肥施完了没有施到的一角草籽则显枯黄。农民都知道，草籽好粮食必然丰收。这次现场会开得很成功，大家都看到了科学种田的优越性。马朝武的第二件事是对山林的管理。朝武向大队建议：已经分下去的山，社员有经营权与管理权，但山上原有的树归集体所有，社员不得私自砍伐，对现有树木进行清点，按树木的数量记“管理工分”，按管理工分年终计酬，在自己管理的山上鼓励多种树，收益归自己。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广大社员的拥护，那些砍树多的社员也无话可说，他们已经在计划如何把自己破坏了的山林恢复起来。马朝武的建议得到了大队的批准，并准备在全大队推广。

（七） 

工作组在各大队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必定要到公社集中学习一天，汇报交流各工作组的情况，这一天对工作组的每个人来说好比放假休息和过节。长期在山坳里与山林、水田、农村、农民打交道，只能听见牛羊鸡鸭的叫声，生活是相当枯燥而单调的，特别是文化生活缺乏，没有书看，农村里多数还没有通电，也就没有广播，半导体还没有普及，也就没有音乐，更别说电影了，晚饭以后的两个小时是我们最轻松的时间，我们总是三三两两地到公路上散步，边走边唱自己喜欢的歌曲，这便是我们的音乐享受。到公社集中的那天，我们早早地出发，走了一个半小时，远远地看见小镇，同时也听到了公社有线广播传来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几个月没有听到音乐，突然有音乐传入耳朵，那感觉之舒服，真是从未体会过。同学们一见面，大有久别重逢之感，与我同班又同寝室的好友徐友平见到我苦笑了一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与我的兴奋形成鲜明的对照，我给他讲了我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他却一点反映都没有，我问他，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他忽然醒过来似的，“啊？没有啊”。我感到徐友平一定出什么事情了。

我们一起来到会场开会，会上领导讲了些什么我都没有听见，我侧目看徐友平，他也在发呆。下午会议结束后，徐友平叫住我，说：“我送送你”。我知道他有话要给我谈。我们在公路上慢慢地走着，沉默几分钟以后，他说：“谷丰，我犯错误了”。听了他这话我大吃一惊，“你犯什么错误了？” “工作组开会批评我，说我违反纪律，谈恋爱了”。 “谈恋爱？你跟谁谈恋爱？”他接着说了事情的原委：我们工作组里有一位某大学物理系的女生，她的性格比较内向，我也是不多讲话的，不知不觉就比较接近起来，有时候我们就在一起随便聊聊，晚饭后的这段空余时间比较长，我和她就经常到公路上散散步，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孤儿，现在的父母是她的养父母。她说：“他们没有孩子，待我像亲生女儿一样，他们也是贫苦人家，但他们省吃简用培养我上小学读初中、高中，我考上大学以后，养父母又借了钱供我上大学”。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哭了，我也忍不住掉眼泪了。

我也告诉她我的身世。另外我们不过就是讲了些工作上的事情，又没有谈恋爱。我说，其实这就是谈恋爱了，你以为谈恋爱就一定要说“我爱你”。徐友平又接着说：工作组就为这事专门开会对我和她进行批评，我进行了辩解，她被气得哭了。从此以后我和她不敢接近了，又过了几天，她就被调往另一个公社，临走时我去送她上车，她哭着说到那边以后她写信告诉我她的地址。过了十多天，我收到了她的信，她去的那个公社在原来的公社的旁边，她被派往一个边远的大队，这个大队又把她落实在一户最边上的人家，而这户人家的位置竟然就在我的住家的几块田地的对面，你说巧不巧？徐友平脸上露出了笑容。

原来我们在同一个大队时她住村的东头，我住西头，离得还比较远，而现在只隔了三块水田，反而更进了。 “真有这样的事？真是老天有眼，这就是缘分”，我非常肯定地说。那后来呢，你们还来往吗？这样一来，我们来往就更方便了，我的窗口就正对着她的窗口，我们这两个大队都是刚通上电的村子，我只要看见她的窗口有灯光，就知道她回家了，她一回家也是首先看我的窗口有没有灯光，我把灯关一下，她也把灯关一下，我关两下她也关两下，晚饭以后我们仍然到公路上散步，只是往她那边走，不往我这边走，免得我这里的工作组的人看见。那你现在已经很顺利了，怎么今天还是那么垂头丧气的呢？我现在又遇到了新问题。什么问题？她觉得跟我不合适。怎么回事？我问。徐友平说，她比我大两岁，她的朋友都劝她要冷静，说将来女人比男人老得快，那时男人会嫌弃已显老像的妻子，要变心的。我说马克思的燕妮比马克思还大四岁呢，他们不是也白头到老了吗？

徐友平说，她还说她以前有一个男朋友，是本校的同学，那男同学一直在追她，但她对他一直没有感情，男同学说，只要我们结了婚就会有感情的，在别人的劝说下她动摇了，她想结束她与我的这段感情。我问，你们现在还经常见面吗？她已经不再与我见面了。徐友平说。我问：你对她真有感情吗？徐友平说：我是真心的，这是我的初恋，我坚信，我只有这一次恋爱！看来主要是她对你不放心，是吗？徐友平说，是的。我沉默了。我在不断思考，我能帮我的知心朋友什么忙呢？我如果劝他还是了结这段感情算了，他一定会长时间的痛苦下去，我如果鼓励他继续不断写信苦苦追求，恐怕也不一定有效果。症结在女方！我没有见过她的面，对她一点都不了解，连姓名都不知道，但我从她的身世能感觉到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相信如果徐友平与她结婚，她一定会把徐友平当弟弟甚至当儿子一样爱护。而我对徐友平是非常了解的，他不是那种玩弄感情的人。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心里产生。我向徐友平问她的姓名，徐友平告诉我，她叫戴英。我又问了她那个公社和大队的名称，我暗暗地记下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个月以后，我们又到了集中的时候，我又见到了徐友平，这一次他的情绪完全不一样了，满面红光，喜笑颜开。我问：你与戴英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又好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我成功了。春节期间，他们分别回到省城，而我留在山村，我接到 徐友平一封信，他说想不到是我在暗中帮了他的忙，对我表示非常感谢。我当初问了他女朋友的姓名、地址后，便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上说：戴英同志，你接到这封信可能会很奇怪，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我与你都认识同一个人，那就是徐友平，我与他是知心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我非常了解他的人格与品德，他决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男人，你与他分手，将使他痛苦一辈子，他将不会再爱第二个女子 ````````。我用最恳切的语言，最真诚的态度描述了朋友徐友平的为人。我相信我的这封信一定能打动戴英的心。接到我的信以后，戴英便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重新恢复了与徐友平的来往，我在信里告诫说，请你一定不要告诉徐友平我给你写过这封信。

春节期间，徐友平到戴英寝室去看她，戴英到卫生间洗衣服，徐友平翻翻她的书本，发现一封信，那信封上的笔迹他一看便认得，他把信纸从信封里抽出放进自己的口袋，等戴英进来便举着那封信问：这封信是谁写的？戴英“啊”地叫了一声，立刻扑上去与徐友平争抢起来，信被戴英抢了过去，感觉信封是空的，再看徐友平时，他慢慢从口袋里拿出信纸来，“在这儿呢”。戴英只好认输，说：你看好了！徐友平展开信慢慢地读着，他被这信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对戴英说，你是看了谷丰的信以后才改变态度的？戴英说：“是的”。徐友平是我们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而他结婚却是最早的，他做父亲也是最早的，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学业有成，两个儿女都到国外留学，儿子学成回国，担任国家某高科技部门的负责人，而且都已结婚生子。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写那封信呢？那这个世上便没有这两个优秀的年轻人了，真有点不可思议！

（八）

工作组又有了新任务，要发动社员“忆苦思甜”。在各生产队先发现典型，然后找出最典型的到大队开大会时作“典型发言”。五六十年代经常在各行、各业、机关、学校举行这样的“忆苦思甜”会，举行的目的是通过回忆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对比新社会的美好生活，教育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热爱新社会。开忆苦会的好经验是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找一个典型到大会上痛哭流涕、声泪俱下的讲叙，的确有很强的感染力，作为激发普通群众的阶级感情是很有作用的。解放战争时，有很多国民党士兵被俘，这些士兵都是穷苦人出身，解放军组织他们开一次诉苦会，呼几次“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俘虏们便纷纷表示要参加解放军，解放军的力量便是这样迅速壮大起来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我们还在使用这个法宝。上级领导要求各工作组都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访贫问苦，让他们讲述过去遭受的苦难。我到生产队里召集贫下中农开会，我对到会的贫下中农说：各位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大队要举行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希望大家好好回忆过去的苦日子，倒倒苦水。然后选出代表，到大队的大会堂去发言。我的话刚讲完，便有一年轻社员连忙说：哦！五八年那时后最苦了，那时刚刚“公社化”，公社领导不许农民在本生产队的地里劳动，一定要我们到十几里以外的其他村子去劳动，扛着农具，赶着耕牛，走一两个钟头到老远的地方去做生活，他话还没有说完，又有社员抢着说，那么多人一股老儿全集中在一个大队里，田里人挤人，牛也撞来撞去，乱糟糟的一团，农活没干多少，就到中午了，吃饭也没法解决。

又一位社员说，轮到在我们大队劳动时，季节都已经过了，到秋收时，我们大队的农作物都不能结实，结果严重减产，有的田里就是颗粒无收。一位女社员苦着脸说，当初让我们妇女同志集中到一个大队去收玉米，那里的玉米长得真好啊，个头很大，颗粒非常饱满，可是还没有成熟，再晒几天太阳就完全成熟了，公社领导要我们全扳下来，我们当时就跟公社领导吵起来：这些尚未成熟的玉米既不能做粮食也不能作饲料，现在收下来当柴烧吗？可是公社领导坚决要我们全收掉。我们是一边流泪一边把那些本来可以大丰收的玉米毁掉了。当时真痛心啊！说到这里她把流出的泪水摸掉。听社员们如此说，我心里十分沉重，我问：这些公社领导是农村出身吗？ “当然是农村出身的啦！” “那他们怎么会这样瞎指挥呢？” 我们当时也这样质问他们：是谁让你们这样瞎指挥的？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必须执行！我们说：毛主席可没这样说过！又有社员说，不光这些，五八年大办食堂，全大队在一个食堂吃饭，干部不许社员自己烧饭，为了烧几百口人的饭，大队买了好几口大锅，每天要砍很多柴火，没多少日子便把一大片山给砍成了瘌痢头，本来社员自己烧饭的柴火只要砍些枯枝败叶就够了，食堂对柴火的需要量太大，只好砍树，连比碗口粗的树也砍倒。 “这些问题是怎么扭转的呢”？我问。多亏毛主席了解到下面的情况后，发文件解决制止了这种大哄、大嗡、瞎指挥的状况。又有社员说，瞎指挥的结果直接造成了当年的粮食大减产，第二年便吃不上饭了，人为造成了饥荒。我问，有没有饿死人的情况？他们说，饿死人倒是没有，粮食不够时，国家发放了救济粮。食堂也撤消了，恢复社员自己烧饭。怪不得有人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次“忆苦思甜”的会议完全出乎意料。我把情况在工作组汇报以后，别的同志了解的情况与我不约而同，工作组长把情况向上面汇报以后，其他大队的情况几乎一样，上级领导立刻指示：今后不要再搞“忆苦思甜”的活动。

时间进入1966年5月，工作组的学习有了新内容：长篇报道焦裕禄的文章在全国各大报刊登，我们深为焦裕禄的事迹所感动。不久又是一篇大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紧接着又是批判“三家村”。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只是感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根据上级指示，“四清”运动立即结束，我们仓促离开了山村，回到久别的学校。 在山村的日日夜夜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青翠欲滴的苍山，那曲折蜿蜒的公路，那呼呼作响的风声，那婉转动听的鸟鸣，还有那任劳任怨的耕牛，更有那朴实可爱的山民。 山村的空气是那么清新，山村的流水是那么透明，山村的夕阳是那么壮丽，山村的晨雾是那么飘逸，山村的月夜是那么安静。山村啊山村，你永远抚慰着我的心灵。 （全文完）2007年3月16日

来源：作者谷丰的博客 http://lireng.blog.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