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通天”（张老师）：风雨人生路（四清部分）

一念通天（张老师）  


 风雨人生路   2009-08-02

 （三）大学时代

（3）揭盖子

1964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日渐紧张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一年年初，毛泽东讲了话，他老人家认为文化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政，大学是在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于是，理所当然地要加强大学里的阶级斗争。那一年，招收的新生是工农兵子女，尤其重视从部队里招生，为的是改变大学生的“阶级”比例。那一年秋季，开学伊始，学校就开始了“揭阶级斗争的盖子”。

在“阶级斗争”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首当其冲。当时，我们班有几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沉重的政治压力压得不知所措，想有点立功的表现，他们说，想去学生食堂帮厨，做点好事，可是某些“左派”坚决不答应，说他们是“用做好事的假象来掩盖他们的问题，目的是逃避阶级斗争”。那时候，“极左”是“革命立场坚定”的表现，“出身不好”则注定成为打击的对象。

“揭盖子”仿照延安整风，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全班同学肃立在教室里，由一个擅长朗读的同学带领着，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朗诵一遍，又朗诵一遍，心地单纯的年青人就像虔诚的教徒在朗读《圣经》。读着语录，心里想着先烈的伟大、自己的渺小，很快就热泪盈眶。——这是情感发动。

接着就是“自揭”，揭露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揭露使自己形成坏思想的“家庭根源”。比如，自己的心里想的是争名争利，不是为人民服务；自己迎合落后的父母，行使封建道德欺侮别人；自己的家庭成分应该是地主，却低划作了中农……总之，深揭其丑，唯求其左。自揭之后，左派和中派就可以“过关”了，而掌控中的右派，那是不能过关的——这是“阶级斗争”的策略。

大部分人过了关，就可以进入下一步——打击“一小撮”了。“一小撮”的自揭，注定是不深刻的，是“放烟幕弹”、是“避重就轻”、是“蒙混过关”。“一小撮”一定是顽固不化的，必须由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斗倒斗臭”——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

历时两个月的“揭盖子”战果辉煌，仅我们年级60名同学中就揭出了两个“阶级敌人”，一个据说是在宿舍里讲笑话开了毛泽东的玩笑，被定为“新生反革命”，判处三年劳动改造；一个据说是在日记里写“要揭露社会主义的黑暗”，被定为“反动学生”，判处两年劳动教养；还有几个学生“内部控制”。全校范围内更是“揭发”出了一堆“反动学生”。

“揭盖子”让人胆战心惊，从此不敢随便说笑。

我实在不愿意回顾这段历史。

（4）四清——社教（1）

那时候，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揭盖子”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上过文化课，持续不断地上起了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首先是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1964年10月，全面停课，学习《双十条》，学习“桃园经验”。文件里说，“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的手里”，农村被描绘得好像电影小说里的“白区”。组织学习的人还设想出一些怪怪的问题让我们讨论，比如，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桥边上，就要掉到河里去了，你救不救？不救，如果她是贫下中农怎么办？救，如果她是地主怎么办？对于学生下乡，也作了一些怪怪的规定，比如，见了校长称呼为老师，见了老师称呼为老张、老李；到了乡下，见了不认识的农民，不叫大爷大娘，不帮干活……

11月作细致准备，我们换好一大堆一两二两的粮票、五分一角的零钱，以备下乡后吃派饭时用；买来碎布头、碎皮角、针线包，以备下乡后缝补衣物用；衣着光鲜的同学，特意去旧物市场买来旧衣旧鞋——革命者的本相就是穷人嘛。行李要破旧的，衣服要有补丁的，脏一点儿是好事，生了虱子，那叫“革命虫”。

12月，我们乘坐着大卡车，开进了开原县的大山沟，在远离村庄的干河套，汽车卸下了行李和我们，我们背着沉重的行李，一言不发地走进村庄，在先期到达的工作组人员的指引下，分组住进贫下中农家里。进村之后，我与某县抽调来的两名工作队员混编一组，包一个小队。他们来自基层，不那么极左，不那么阶级斗争草木皆兵，和他们在一起，我有了比其他同学更多的轻松。

刚一下乡，每天去农民家里吃派饭。工作队规定“五不吃”，即鱼、肉、蛋、大米、白面不吃，每顿饭都要“提高警惕”，一旦发觉饭食关乎到“五不吃”，立即放下碗筷。工作队还规定“五不住”，即地主富农家、反革命坏分子家、富裕中农家、四不清干部家、四不清干部亲属家不吃不住。所谓的“四不清干部”，在“四清”运动的初期，指小队会计以上的所有农村干部，这些人差不多都是贫下中农，他们的亲属也大多是贫下中农。中国农村多为聚族而居，去掉地富反坏、富裕中农，再去掉小队以上的干部和他们的亲属，一个大的自然村还可能有三五家可吃可住 ——这三五户可吃可住之家，从“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取义，称之为“根子”户——大的村子，工作队进去还有“根子”户可住，小的自然村便没有住处了，有的工作小组就只好“扎根”在邻村，名之曰“借根子”。

“四清”指的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我们进村后，从访问贫下中农开始，通过个别访问和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组织“贫下中农协会”领导生产和开展运动；让“四不清”干部靠边站，发动群众揭发“四不清”干部的问题；把生产队的账目抄成大字报公布，让群众从中发现问题；让干部争取主动，赶快讲清楚自己的问题，争取早日“洗澡”（接受群众批评）“下楼”（干部接受审查叫“上楼”，审查结束叫“解放”“下楼”）；接着是核实揭发出的问题；最后是处理问题和“解放”干部——这就是“四清”的大致过程。

工作队员住在农家，挑水扫院子，学习当年的老八路。早晨，我们去河边砸开冰窟窿洗脸，坚决不使用房东烧好的热水；路遇农民，不认识的不叫大爷大娘；事急非说话不可，须先问清对方的“成分”，回答“贫农”之后也不保险，还要进一步追问对方是什么“身份”，确认不是反、坏分子，然后才可以交谈……

开原山沟里的冬天特别寒冷，山沟里的民居都是对面炕，一座房子里至少住着两家人。有的再用隔扇把炕隔成两段，就可以住四家人。炕沿上方，都有一根横杆，是用来挂上幔帐起遮蔽用的，可是我们看到的住户都是只有横杆，没有幔帐。我和两位农村工作队员寄住的那座房子，就是对面大炕并用隔扇隔开，南炕外面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我们三个工作队员住南炕的里面；北炕外面住的是小两口，里面是放杂物的地方。住在这样的地方，晚上起夜都是个麻烦。还有那么两个工作队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屋子里，南炕一个，北炕一个，弄得他们很是尴尬。这样没有私密空间的居住条件，助长了当地性关系的混乱，某男钻进某女的被窝，某队干部拉着女售货员钻小树林，在那里是平常的故事。那里的人玩笑说，在这里，如果要查男女关系问题，你可以从东向西，隔一家数一家，再从西向东，隔一家数一家，都有。

开原的大山沟，山高树茂，蛇多狼多。人们出行，要手持一把柴镰，随时准备打蛇打狼。上山打柴背柴下山时，一定要狠狠敲打柴捆之后才能背起，否则就可能把蛇背到背上。那里人没厕所猪没圈，人是随处方便，猪是白天满山乱跑。晚上与人同住一室。猪住在屋里，一能防寒，二能防狼。人猪一室，其卫生之差可以想见。有时到农家吃派饭，你会眼见炕上桌上落一层苍蝇，这时候，我们就要“狠斗小资产阶级娇气”，“学习贫下中农”不怕脏。

那时候，开原铁岭一带的农民终年吃两顿饭，这大概是困难时期粮食缺乏留下来的遗迹。农民们早上起来，先去生产队干一气活，9点到10点回家吃早饭，然后干活到中午，午休后接着干，下午4点左右吃晚饭，饭后再干一气活到天黑收工。在困难时期，这早饭前和晚饭后的时间大概是交给农民去经营自留地的。

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说是吃两顿饭，其实他们守家在地，晨起、午间、晚上都可以再垫补一点儿食物。我们工作队员就不行了，我们每天只能吃两顿派饭。你想，白天与农民劳动一天，晚上搞运动开会到半夜，第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吃的晚饭，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十点钟才能吃早饭，这中间长达十七八个小时，能不饥饿吗？工作队还规定不许买零食。工作队员“五不吃”，又没有零食补充，经常是又饿又累，由于营养缺乏，很快就有人得了夜盲症。那时，工作组人数多，一个大队进去二三十人，每天轮流派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根子”户家，不久，也使“根子”户无力支撑了。面对着工作队员和农民两方面的困难，工作组决定自己起伙，吃三顿饭；一些工作队员也搬出条件不好的住户，集中到大队部住宿。为了烧炕，为了办伙，我们趟着几近膝盖的积雪进山砍柴，我们历经柴烟的薰燎学会了烧火，就是湿柴也能让它火焰熊熊。

进村不久，和我一起包队的两位工作队员就撤走了，按规定，一个人是不能单独包队的，我就离开了生产队，进入大队部打杂。先是办夜校，买来识字课本发给不识字的青年农民，教他们识字，教他们唱歌。我还曾经带领村里的民工去参加公社组织的挖河筑坝。农民们真能干，他们挑一副土篮嫌太轻，就用粗杠子作扁担，挑着四只装得满满的土篮在工地上奔跑。在那里，我活干得不多，饭量可是大长，有一个中午，一顿竟然吃了二斤二两粮票的饭。

开原的大山里，有解放军在“深挖洞”。放映队进山放映电影，农民和我们都跟着战士们一起看。有一部记录骆驼兵的电影使我终生难忘。那是西藏解放不久，青藏公路路况不好，西藏的一部分军需供应要靠骆驼兵承担。骆驼兵在新疆的草原上放牧骆驼，选择恰当的季节动身，从新疆翻越雪山冰河进入西藏，半年之内一个往返。途中，会有一个月的路程寸草皆无，只能靠骆驼的耐力坚持到底。途中的雪山上冰封雪盖，为了不让冰棱和尖石刺伤骆驼的脚，骆驼兵撕下自己的绒衣包在骆驼的脚上。山高路险，悬崖万丈，有时一不小心，失足的骆驼就会带着它背上的物资跌落万丈谷底……直到进入西藏的草原，骆驼才会有草吃，骆驼兵才可以松一口气。看过这部影片，我诚心敬佩骆驼。

那时候，访贫问苦写家史是阶级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同学们访问了不少贫雇农，写出了一些悲苦的贫雇农生活史。大队工作组从中挑选了几份，让会画画的同学画成大张的连环画，又抽调了两男两女四个学生，组成家史宣讲小队，对农民们宣讲家史，进行阶级教育。宣讲家史时有讲有唱，我负责用一把低音胡伴奏。后来我们四个人还排练了一些其他的文艺节目，宣讲时一并演出。在那个娱乐活动贫乏的年代，我们那简单的节目也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那时候，我们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组织农民开会搞运动，实在是疲劳得很，晚上开会时，一不小心就会睡着了。为了不在开会时睡觉，我学会了抽烟，老师也和我们一起抽。寒假回家，父亲发现我学会抽烟了，并不当面反对，只是当我不在屋的时候，悄悄地对母亲叹气：“唉！他也会抽烟了！”大年一过，我要回学校了，父亲拿出一扎旱烟交给我，让我带回去抽，以节省买香烟的开支。回到学校，我把旱烟送给了老师，那时候物质缺乏，这旱烟也是一份好礼物呢。

（三）大学时代

（4）四清——社教（2）

旧历年一过，我们回到学校集训。集训有省里的领导同志参加，伙食空前的好。早餐牛奶面包油条小包子，午餐鱼肉不断，我们家就是过大年也从未达到过如此水平。这次集训，学习《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与过去的《双十条》有些明显的不同，首先，《二十三条》把“四清”确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对象，由“四不清干部”改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还提出，工作队不要搞人海战术，《二十三条》要向全体农民张贴公布……此后，工作队不再叫“四清”工作队，而叫做“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了。

哲学和经济学系的学生们政治嗅觉敏感，他们从《二十三条》与《双十条》的不同里感悟出大问题，他们悄悄地议论：党中央出现不同意见了，党中央分裂了。这议论使饱经政治风雨的老师们不安，老师们坚决制止同学们的议论，说党中央一向团结一致，绝不许胡乱猜疑！

集训两周之后，我们又回到乡下。我又被调到另一个大队，去了一个更加偏僻的小山沟，和一对哲经系的学生一起包队。不久，哲经系的老师又把我调到大队部管理伙食。为了提高伙食水平，我在纪律限制的缝隙里寻找办法：不让吃肉，就多买大油（猪油）；不让吃大米，就多买小米；多采购些蔬菜，把菜做得油大一些……从此，我经常挑一对挑筐，走六七里山路，到公社所在地去买粮买油买菜。一路走一路观赏山景，这里的山坡果树成片，春天一到，满山绽放出连绵不断的红红白白的浮云，脚下青草疯长，时而有游蛇从草间窜过；秋天，满坡的果树硕果累累，山里红红星满树，梨树艳黄点点；山里交通不便，水果运不出去，到了冬天，扒开积雪，树下还有一层落地的山里红或者冻梨……如果不是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紧张气氛，山野的风光，实在是处处美好。

那时候，沈阳地委宣传部的王部长在那里蹲点，管伙之余，我做他的随从。王部长，山东人，高高的个子，十八岁参加革命，文化不高。经常是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思索一边说出他的想法，我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后送给《社教简报》，这《简报》印出来就是指导文件。记录他讲话的时候，我说：“王部长，我有神经衰弱的毛病，时间一长头就疼。两个小时休息一下行不行？”王部长爽快地回答：“行。”此后，只要时间一到，不论说到哪里他都会停下来，叫我去休息。我从心里感激他的这份关怀，觉得大干部比小干部更不摆架子，更富有人情味。

“社教”进行到后期，开始“解放干部”了。一次，王部长召集了二三十个农民，同时叫来要“解放”的干部，让群众和干部面对面说说，听听他们对解放干部的看法。在半年多的“四清”中，一直是发动农民揭发批判“四不清干部”的，现在要解放干部，干部要官复原职，群众有没有顾虑？干部的发言很动情，说被“挂起来”（停职审查）的时候，心灰意冷，想自杀怕连累家人，想跑出去要饭怕给社会主义抹黑，现在得“解放”，今后一定好好干工作。农民们说话七嘴八舌，他们都赞成解放干部。大家的发言一结束，王部长便总括出了几点意见，其中包含着农民们原封不动的语言。我惊讶于他对会场的把握和总结的清晰，会后问他为什么能那么迅速地形成有条有理的结论，他给我看他手里的一张纸，上面是分行的记号和不连贯的文字，他解释说，听了这个意见，在这里做个记号；听了那个意见，在那里做个记号；听完了大家的意见，总结也就出来了。

大学师生们在“四清”中宁左勿右。到了解放干部阶段，比农民们还不理解：搞出了那么多问题，一下子又要“解放”，这阶级斗争不是白斗了吗？王部长说，斗争，斗争，整过了头怎么办？不谙世事的学生说，整过了头再平反呗。王部长听了，激动起来：平反？说得轻巧，整过了头，那是要伤害好人的。他说，在土改的时候，有一个村子里的农会混进了坏人，坏人一时当政，杀了一个好人，此后，每次工作人员进村，村里人都要问，还会出那样的事吗？人家对进来的工作组总是不放心。反右派时也一样，你把人家错划成右派，就是平了反，人家心里也有气。共产党是说了算的党，搞错了，坏影响大得很！所以共产党有一条政策：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抓可不抓得不抓，宁可九十九，决不一百零一。抓错了可以放，杀错了还有什么办法让脑袋长上？

有一天，王部长叫上我：“走，咱们串门去！”我问去谁家，王部长说，谁家开着门就进谁家。这太不符合学校的有关规定了，我担心地问，如果是地主富农家怎么办？王部长说，进去再出来，怕什么？

我和哲经系的学生们都喜欢围着王部长问这问那。有一次我们问他，现在讲加强青年的思想修养，谈青年思想修养的书那么多，我们到底怎样修养才好？王部长回答，那些书说得太繁琐了，叫人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让人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依我看，这修养就是一条，记住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有这一条，就什么都好办。

夏天到来的时候，王部长蹲点结束了。送走王部长，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后来才知道，在工作队领导层里，王部长不满学校领导的极左，学校领导不满王部长的独行，最后是王部长离开公社回到县里了事。我久已讨厌极左，自然是喜欢王部长。到了秋天，我们又一次下铁岭社教，听说王部长就在铁岭县里，当时，《毛主席语录》刚刚发行，普通人很难得到，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索要，他还真地给我寄了一本有他题字的《毛主席语录》。

解放了干部，社教进入了收尾阶段。工作队员陆续出村，留下我们四五个人善后。留守的任务很轻松，我们不再去生产队劳动，晚上也不再开会了，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材料和检查群众纪律。我管伙食，就送还借来的炊具，并且发放炊具使用磨损费。再有工夫，就买来黄豆，借来毛驴，几个人去磨豆腐，现磨现吃的豆腐很新鲜，比城里供应的豆腐好吃多了。

社教的末期，工作队净做好事了：解放干部，慰问贫苦，赠送衣物，扫院子挑水，赔偿和补偿农民的各种损失……我们还有“三不准”的纪律：不准吃请，不准接受送别，不准收受任何礼物。我们的名声很好，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一些农民找到我们，说不让吃请我们不请客了，不让收礼我们不送礼了，可是你们走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也要送送的。为了免去麻烦，我们隐瞒着出村的具体日期，准备悄悄地一走了之。但是，临行之时还是被老乡们截住了。他们套上大车，聚集队伍，不容分说把我们的行李装上车，围拢着我们往村外走，大队伍送了二三里路，有些人还跟着大车步行六七里，直到把我们送达集合地点——公社的大院。这送别让我们激动不已，回校半个多月还心潮难平。

——这是1965年的夏天。


（三）大学时代

（4）四清——社教（3）

1965年的暑假一过，继续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初秋，我们又一次打点行装，奔赴铁岭参加社教运动。这回是《二十三条》之后，进村不再那么神秘，工作队不再人海战术，政策不再保密，大字的《二十三条》贴遍每一个村庄，贴到了每一个生产小队的队部。

铁岭黑油油的土地上，大面积地种植着高粱、玉米和大豆。在高粱玉米秧棵没长高之前，要赶紧铲趟，锄草培土，秧棵一长高，垄里便湿湿的，人就进不去地了。大豆一片茂盛的时候，要喷药杀虫，在大太阳底下，背着手摇喷粉器走在大豆田里，粉剂农药从喷嘴里喷出，洒向豆秧的同时，也洒遍喷粉者的全身，DDT是甜的，六六六是辣的，汗水是咸的，真是五味俱全。放下喷粉器，全身皮肤火烧火燎，得赶紧到河套里去洗……

这一次社教，下乡不久，我就被抽调到公社加入了文艺宣传队。这个小小的文艺宣传队共9个人，6男3女，宣传阶级斗争，宣传学习毛著，宣传计划生育，宣传勤俭持家，总之，是用文艺节目配合社教运动。我们的节目基本上是自编自演，现编现演。比如说，公社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我们就坐在会场上，台上的那个人发言，我们就一边听一边把他的事迹编成节目，讲用者走下讲台，我们就登台演出他的事迹。当然，这节目比较简单：快板书，锣鼓词，填词唱……尽管节目粗糙，但因为宣传及时，效果还是蛮好的。如果再有一段准备时间，我们就可以排练出表演唱、单出头、二人转、拉场戏、山东柳琴、山东快书、天津快板、三句半、小歌剧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台上台下就是我们九个人，不出台的就做伴奏，我们的节目可以演出三个多小时。

有一次在公社里演出，已经开台了，我的节目还没有写完，于是把这个节目向后推一推，推过两个节目后，我的节目写完了并且立即演出了。虽然当时急得我浑身冒火，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但是有了这一次经历，以后再急的任务也不在话下了。

有一次，我们编写了一个批评某生产队不好好管理养猪场的节目，用猪自我叙述的方式来表演。这个节目是在某个生产队里排练的，排练休息时，我们仍然不断地学着猪的呼噜声，觉得那很有趣。因为这个，一位老师把我们狠狠地批判了一通，说我们是“用诙谐冲淡政治”，吓得我们以后说笑话都很谨慎了。

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工作队派来了空字023部队的封政委，从此，他就日夜和我们在一起奔波。我们白天有时排练节目，有时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晚上就去各个村庄演出。一次，我们在公社吃过晚饭，向一个较远的生产队进发，半路上，走到一片被拖拉机翻开的田野，道路没有了，天越来越黑，我们差不多要迷路了，我们都很着急。这时，封政委说，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接受了任务，奔向某一个目的地，走偏几十里路，那是常事，差几十里，那就算到了。我们听了，心想就是迷了路，也差不到几十里那么远，我们还怕什么？于是加紧了脚步。跋涉一阵子，也就到达目的地了。到了演出地点，借来凳子，搭上门板就是舞台，农民们就站在露天地里看节目。冬天演出，天气寒冷，在屋里定好音的胡琴，到外面钢弦冷缩音调都会升高，演出完了，鞋垫都冻在鞋底上。尽管这样，农民们看节目的兴趣依然高涨。

那是个崇尚政治进步的时代，我从高中时就向往加入共青团。但那时我“思想复杂”而且“小圈子”“白专道路”，当然不能入团。到了大学，我又不能接受“驯服工具”说，那时提倡青年做“党的驯服工具”，我听了总是觉得刺耳，我以为，我是有思想的人，我可以无条件服从组织需要，但毕竟不是个没有思想的工具，做“驯服工具”，那不是做奴隶吗？——有这样的思想，还能入团？在大学里，我先是希望班级里形成兄弟姐妹的情谊，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温情”；接着讨厌极左，变成了“右倾”；直到下乡社教，我这个一贯的“积极分子”还是被关在团的大门之外。直到这次铁岭社教，在宣传队里，封政委为我打抱不平，在封政委的干预下，我才在文艺宣传队里入了团。

社教结束了，运送工作队回城的卡车在公社门前排成一行，农民们从各个生产队赶来，欢送在他们队里包队的工作队员。而我们宣传队，虽然演出时受欢迎，到临走时却没有人来送我们。回想第一次社教结束出村时难忘的送别，我心里忽然一阵冷清——

啊，没有贴近基层群众的人，是不会得到最深厚的感情的。

来源：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zhang4612@ye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