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wanglouke： 回忆四清

回忆四清-重访房山

(2009-08-11 07:40:31)


dawanglouke

常常会有些怀旧的情结，但不大有机会实现访旧的愿望。今天休息，因为楼前挖沟吵得烦人。为了躲清净，开车去了房山，实现了重访房山的愿望。我在房山是65到66年的事。参加工作后分配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房山参加农村小学的四清，一直到66年5月下旬北京市委撤消，四清工作队奉命解散，离开了房山。

因为在房山没有亲人，也没有故旧，所以后来没有回去过，算起来已经40多年了。毕竟大学毕业后第一个JOB是在这里，40年后的重访是因为一种怀旧和留恋。

房山城关的主要格局没有变。仍然是东大街、西大街、北关和南关，只是路宽了，多了一些不高的楼房。房山中学仍在原来的位置上，但中学北面的城关小学搬到了中学东面、从前是中学操场的地方。因为东大街的加宽，马路两旁的平房拆除了，原先吃饭和开会的几间平房已经拆除了。听说四十年前我在这里工作过，小学传达室的值班老师好心地让我进入小学校园参观。现在的小学校园大了，楼高了，景色也更美了，但和回忆中的恰一点也不一样了。我更属意操场南面的一排平房，因为它们像当年的教室。在里面复习功课的学生依然年少，但没有了从前学生的土气和淳朴。原来城关小学的位置上现在是住宅小区。从前我住过的平房应该是紧靠着路边、现在是商店的位置。校园东墙根的厕所，校园中间的教室，现在已为楼房或绿地占据。我绕着小区走了一圈，算是对生活过地方的纪念。

从小学往东，原来有一段房山县城的城墙。墙外原来有一条小路，是我饭后独自漫步的地方。吃饭后一个人散步，在河边找块石头坐下来，思念千里以外的亲人，是一种放松和享受。现在城墙全拆了，变成了很宽的“青年路”，路边不远是漂亮的柳树和护城河。东关外面的土坡上依旧是长途汽车站，只是现在多了一个二层的小楼，司售人员和等候的乘客正在候车室里休息。从前的车站要简陋得多。车站总是离家最近的地方，有一次姑父来北京，住在前门饭店，我就是从这里出发去看他的，那一次妈妈给我带来了糖果和问候。

东西、南北两条街交叉的十字路口是从前镇上最热闹的地方。路口东北角有一家小饭馆，每逢学校食堂休息，这里是唯一可以有饭吃的地方。其余的三个路口也是商店，但具体什么商店已经记不得了。现在的东大街宽了许多，但谈不上干净。南大街现在是商业街，热闹、嘈杂、脏乱。开始我有点奇怪，为什么房山城关的现代化程度远比上不顺义、平谷或怀柔区的中心，后来想可能是因为房山的区政府已迁去良乡，远房山城关降级了的缘故吧。

在十字路口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就出北关而去了。从北关往羊头岗和十八亩地两个村庄是四十多年前我经常要常走的路，只不过那时靠骑自行车或步行。所谓的路，也只是田间的泥道，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在农田间踩出来的踪迹集合罢了。

四十多年过去，尤其是燕山石化的开发，这一带的变化最大。农田已不复存在，现在已经都是宽阔的沥青马路了。羊头岗村标志式的铁大门立在公路的北边，小学在村委会大院后面。从前的痕迹一点也没有了。从前的羊头岗小学建在土地庙里，学生戏称“远看像个庙，近看是学校，里面住着姑子和老道”。因为是放暑假的时候，“姑子和老道”都回家了，大门紧闭着，已没有了任何可供追忆的痕迹了

回北京时车没有走高速。一路上我尽力搜寻着曾经回北京的路。四十多年前，自城关出发，坐周口店到天桥的长途大约要化两个多小时，骑自行车则大约要化半天，现在只要几十分钟就够了。四十多年，中国变现代化了，房山也是。



回忆四清-四清记事(2009-08-13 20:50:29)  



大学毕业的时候，校长说“阶级斗争是主课”，每个人都应该接受阶级斗争的洗礼，于是我到了工作单位便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相信对于我这样“从学校到学校”的人,向贫下中农学习能实现自己的思想改造。



四清时，我被分配在房山城关的文教工作队，参加农村小学的四清工作。那时农村的小学按学区管理，城关小学是学区的中心小学，领导周围十几个农村的小学。周围农村的小学规模不等，大体和村庄的规模相当，或者只设初小，可以读到四年级，或者设完小，一直可以念到六年级。规模最小的只有一个教师，学生按年级坐在同一教室里，由一个教师讲课。中学则要到县中学上。



四清运动中有一项任务就是清经济。我到房山后，队长派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村小学“封帐”。封帐是为了查帐。从封帐起，帐本就不能再改了。我和一个学生奉派去的农村小学在十几里外。顺利封帐后回城关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出村后就迷失了方向。茫茫的黑夜中，只有我和那个学生，除了远处的狗吠，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因为脑子里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故事，心情紧张而且害怕。无奈中只好先爬上一个最近的高坡，然后朝着有灯光的方向走。不知道多少时间后，到了本以为应该是城关的地方，却是反方向的良乡。向良乡的四清工作队借了两辆自行车，沿公路回到城关。到时已经快天亮了，队长正在打电话找寻我们。我相信他也很紧张，第一天就丢两个队员应该不是小事。后来我从地图上看，离开封帐的村庄时，我就把方向搞错了。从城关出发，到目的地，再到良乡，再返回城关，这一天足足走了有一百多里地。



小学不大，晚上住在小学老师的宿舍里。我被安排和一个体育老师同住，在他本来单人住的房间里添加一个床。十一月的晚上真冷，过道的风硬，捂着被子都哆嗦，于是只好和衣而睡，再在被子上压上一切可压的东西。起初，只住过楼房的我以为住平房就这么冷，觉得在农村当教师真不容易，为了接受艰苦的锻炼，我忍着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直到队长给我换了一间屋，才明白平房其实也是可以很暖和的。换房后我暖暖和和地睡了一大觉。那晚实在是睡得太好了，以至第二天早上耽误了出操。那个早上，大家误以为我煤气中毒了，为救我才把我吵醒。许多日子后我才醒悟到可能是那位体育老师使的坏，故意把我的床放在风口里的缘故。



四清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区中心小学的校长官最大，是当然的运动对象。首先给他“挂起来”，就是不管有没有问题要本人先作检查。然后“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就是鼓动群众揭发领导，也互相揭发。几个月过去，天天开会，到运动后期，如果领导没有什么“走资本主义”或其他的原则问题，就让他“下楼”，继续领导“群众”。学区校长和大多数领导都属于这一类，有点“右”的问题，比如有用人不讲出身，只讲业务之类，没有大问题，所以恢复工作后校长还是校长。



至于作为“群众”的农村小学教师，本来的生活就清苦简单，搞运动就是在下课后增加了许多会议。每个人都要“背靠背”地揭发别人，“面对面”地检查自己。所谓的帐全记在一本练习本上，有进有出的流水。进出的钱数本来就不大，所谓查帐就是重算一遍。个别有错的也只是20-30元的事。于是先开会批判当事人“贪污”，弄得十分紧张，最后“落实政策”。当事人有惊险，其余人防微杜渐。



在 “拔萝卜”的时间里“带出泥”也是常有的事，这既是运动的过程，也是运动的目的。在文教系统中发现的最大事件是揪出了两个“坏分子”。事情是从收到有猥亵女生的检举信开始，为了顾全女孩子的声誉，取证是由上年纪的女老师在下面悄悄进行的。最后确认了两名男教师有奸污猥亵女学生的行为，开了斗争大会，带上“坏分子”的帽子，清除出教师队伍，交由群众监督。虽然问题不是通过法院判决，但保护了女学生无论如何都是作了件好事。



66年5月底文化革命开始了，工作队被解散，四清运动被否定了。我的首次踏上社会的实践到此结束，第一次有了与学校不同的体会。那时的社会生活就是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生活，希望自己的生活能风平浪静。

回忆四清-工作队长(2009-08-17 07:06:35)标签：杂谈  



踏上社会后的第一年我是在四清工作队里度过的，首先接触的就是工作队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工作队的队长既是行政首长，也代表了党的领导。



我所在的文教工作队一共有两位队长。正队长姓王，是一位名高校法律专业的讲师。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还在实习期，讲师是高不可攀和令人仰慕的。吕副队长来自一家旅行社，也是汽车队的司机班长，复员军人，入伍前来自农村，因而兼有工农兵的身份，是响当当的工农兵代表，从出身到成分都笼罩着根红苗壮的光环。



队员则是来自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四清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政治挂帅”已经是那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工农兵是领导阶级，黑五类和资本家出身的子女叫做“可教育好”的子女，或“可改造好”的子女。高校教师和学生是“知识分子”，是“毛”，取决于能不能“附着”在工农兵的“皮”上。黑五类子女再加知识分子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努力改造和接受再教育，但至死也未必能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



吕副队长直爽，工农干部的光环使人肃然起敬，有时大家会听他说说战争年代的事。需要去远道外调时，都喜欢借用他的带沙发座的自行车，走远路能省不少力气。但他工作方法简单，爱喝酒，喜欢动辄批评别人。

吕副队长管学区帐目的事。有一次，他带了几个队员去和会计谈话，我负责记录,所以也在场。刚与会计见面，吕副队长就直截了当地要求会计坦白贪污行为，还指着自己的笔记本说上面记满了群众的揭发。会计据理力辩，“交锋”到深夜也没有结果，连作为队员的我们也摸不着头脑。事后吕副队长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在斗争中的软弱和不坚决，要我们站稳阶级立场。当我们无奈地希望他介绍一点有关会计贪污的材料时，他指着那本空空如也的笔记本对我们说“缺的不是材料，而是阶级感情”。让我们错愕不已。



王队长则不同，管着队里的大小事务，任劳任怨，做事相对保守，对问题不轻易表态，对于有争论的问题会让我们去做一些调查。大多数队员对王队长充满敬佩，吕队长则有时要批评他“右”。



我在工作队的任务是负责整理资料和记录，和两位队长有较多接触。四清后期，工作队内部有过一次轩然大波，起因是因为一位学生队员偷看了王队长的日记，揭发了王队长在日记里说吕副队长背着“金字牌匾”，对工农干部的感情有问题。于是王队长不得不一次次检讨，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思想有问题，对工农干部有偏见。让我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问过学生为什么要偷看他的日记。

四清是因为文化革命的开始而结束的。四十多年过去，现在的王队长已是国内的权威专家了。每次在网上搜索当年一起工作过的四清队员时，都会看到他斐然的成绩和许多著作。有一天，当知道他要来我们学校做学术报告时，我萌起了在报告前去拜望他的想法，甚至怀着一丝莫名的兴奋。

报告前在休息室，我见到了王队长，他胖了，没有如年龄那样老，红光满面，很健谈。我向他介绍了自己，令人以外的是他说忘记了，对我已没有印象，对其他的队员也不大记得了。于是我兴冲冲地来，稍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了却了怀旧的心结。

淡忘也是一种智慧，对逝去时光的怀念有时也会带来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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