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斌：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

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1)

(2009-02-28 14:28:15)

标签：杂谈   分类：探索与曲折

宋文斌


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犯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好，越彻底越好。

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

一九六四年冬季至一九六五年夏季，我参加李大章同志率领的西南局贵州四清工作组，做安顺地区四清工作组长，帮助安顺地委进行四清期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以前，犯了执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错误，扩大了打击面，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以后，犯了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阎秀峰假借贯彻《二十三条》之名、行保护周林（编者注：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等一小撮走资派之实的一些黑指示的错误，使在四清运动中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不了了之。由于我犯了以上错误，使安顺地区的四清运动受到了损失。现将我在这个期间所犯的错误初步检查交代如下：

一九六四年十月下旬，我带领十来人的工作组到安顺地委帮助四清，根据李大章同志的首先集中力量解决地委领导核心中的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四清的做法，在十一月中旬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下旬先后召开的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地、县、区三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了地委领导核心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单干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但是这一段运动，是在传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大特务王光美在昆明的黑报告（编者注：这是一个介绍王光美在“四清”中的在河北省一个叫桃园的生产大队蹲点时总结的“桃园经验”的报告）以后进行的，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识不清楚，错误地执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问题估计得过分严重了，在揭发组织不纯的问题中涉及的面宽了，特别是从外省调来一批干部以后，每一个县派了一个工作组，准备主要依靠外来干部领导开展县委的四清，造成外来干涉干部和本地干部严重对立的情况，扩大了打击面，影响了团结，影响了工作，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


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2)(2009-03-22 14:30:30)标签：杂谈   分类：探索与曲折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省委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和各地区工作组长会议，李大章同志传（编者注：西南局常务书记,因西南局无第二、三……书记，所以是实际上是西南局的二把手，当时是贵州工作组最高负责人）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纠正前一段运动中形“左”实右的错误。由于自己对《二十三条》的精神领会不够，虽然开始认识到前一段运动搞过头了，但是没认识到执行了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又错误地认为我们只是开了两个会议，把错误揭发出来，还没调查核实，更没定性处理，以后在这两段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就对了，而没提高到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和检查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肃清流毒。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春节前结束，我准备在贵阳过了春节即返回安顺，根据李大章同志的指示，把各县委的四清推迟到夏秋之间的农闲季节进行，以地委、县委为主，集中力量纠正农村的单干。同时，组织一些干部对地委两个会议揭发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地委领导核心中的严重问题进行调查核实。而春节的除夕，王敖（编者注：时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从成都给杨万选（编者注：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打电话，杨万选不在，叫刘文珍（编者注：时任西南局宣传部部长）接了电话，大意是说，刘文珍在贵州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中发言说，全国的形势大好，贵州的形势就不能说大好，或者说是大不好，廖志高看了以后，告了李井泉，他回去给李井泉的汇报中又讲了贵州遵义县虾子区农村四清试点百分之六、七十的社、队要夺权。安顺地专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百分之六、七十有问题（我向省委汇报是时不是这样说的），以后，李井泉叫他给杨万选打电话，并告诉刘文珍和我，你们是各路“诸侯”，是给大章同志提供“炮弹”的，你们都是晋绥来的，我们在晋绥土改中犯了“左”的错误，你们是知道的，你们要接受晋绥土改中的教训，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转过来，不要影响大章同志下决心。李井泉叫王敖打这个电话的阴谋是假借贯彻《二十三条》纠正“左”的错误之名，行贬低贵州问题保护周林等一小撮走资派之实。我们当时没认识李井泉的阴谋，以为是给我们打招呼。春节那一天，我们三个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体会李井泉的电话的意思，李辛夫（编者注：时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同志来了，他问我们研究什么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电话给他讲了，他回去给李大章同志讲了。李大章同志把我们三个叫到他那里去，刘文珍向李大章同志做了汇报。在汇报中，李大章同志批评了王敖两句：谁叫他回去汇报，谁知道他汇报了什么（编者按：一直有一个说法，认为李大章与李井泉之间有矛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具体交代如下：一个是我们当时体会李井泉的电话的意思，我回忆大意是，我们是各地区的工作组长，是给李大章同志提供材料的，前一段运动搞“左”了，《二十三条》下来我们思想上还没转过弯来，要我们注意这个问题，不要给李大章同志提供过火的材料，影响李大章同志下决心纠“左”。我们研究以后，又由刘文珍给王敖打电话汇报了我们的体会，王敖又给刘文珍回了电话。另一个是李大章同志叫我们三个人到他那里去时，我们三个人议论过，我回忆大意是，李井泉这个电话不知道给李大章同志打没打，如果打了就好了，如果没有打，弄不好影响关系。刘文珍给王敖打电话时就问王敖，这个电话给李大章同志打没打，要不要我们转告李大章同志？王敖答复说，给李大章同志打没打他不知道，要不要我们转告李大章同志李井泉没说。第三个是向李大章同志汇报，我们三个人也议论过，我回忆大意是，李井泉叫王敖给我们打的电话，和我们又经过王敖给回的电话都讲，具体怎么个讲法由刘文珍考虑，总之不要因为我们在中间穿（传）来穿（传）去传出问题，影响他们的关系。刘文珍怎么讲的，我现在回忆不起来。李井泉去贵阳以后，刘文珍又给李井泉说，他给我们打的电话我们给李大章同志讲了。李井泉又假惺惺地说，讲了也好。



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3)(2009-03-30 15:06:56)标签：杂谈   分类：探索与曲折

春节过后，我回到安顺不几天，李井泉和贾启允到贵阳，李大章同志通知各地区的工作组长又返回贵阳。刘文珍、杨万选、我头一天回去，其他三人第二天回去。是通知有先后，还是回去的先后不一，我不清楚。我回去以后，就到李大章同志那里，李大章同志又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贵州的问题，中央来过的了解情况，就认为问题严重，没有来过的不了解情况，还说我们把问题搞严重了；另一个是说李井泉也插手了，你们去给他汇报。当天晚上，在李大章同志主持下，刘文珍、杨万选我给李井泉做了汇报，贾启允也参加了。我的汇报，还是按我当时的看法，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安顺地委领导核心和地专机关各口主要负责干部中的严重问题；另一个是农村单干的严重问题。说明了一个情况，即从地委两个会议揭发的材料看，地专机关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中的问题是多，但不是百分之六、七十有问题。当时我不知道，以后听阎秀峰说，李井泉对我的汇报听不下去。汇报完了以后，我记得主要研究了各地、州委书记的问题。全省六个地、州委书记，原来打算撤换四个，李井泉只同意换一个，其他都不同意。安顺地委原定新派一把手，原来的一把手做二把手，新派的人以工作组副组长的名义已去了，但李井泉不同意换。我又提了第二个方案，即原来的一把手不动，新派的一把手做二把手，搞一段时间看，如果一把手行了，把二把手调了，如果一把手不行，把一把手调了，让二把手做一把手。这个问题，当时没定。我返回安顺时，请示李大章同志，李大章同志指示，就按我提的第二个方案办，叫我回去先给新去的一把手谈，他去安顺以后他亲自给原来的一把手谈。第二天晚上，贾启允在云岩招待所找我们谈话，中间李井泉也去了，开始是刘文珍、杨万选、我，以后任景龙（编者注：时任西南局统战部副部长）回来也去了，末尾赵震寰回来也去了。贾启允谈的，我现在回忆起来的大意是：“桃园大队的经验”是错误的，前一段运动搞“左”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不单贵州“左”了，四川也“左”了，现在纠正就好了，现在不纠正就是自己的责任了。其余回忆不起来了。李井泉谈的，我现在回忆起来的大意是，全国的形势是大好的，贵州的形势也不能说大不好，周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贵州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是做了工作的，不能把周林的作用估计高了，周林的错误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起了干扰的作用。干部队伍，不可能那么清一色，历史问题，主要看表现，你们把干部问题估计的严重了，不能撤换那么多干部。其余回忆不起来了。李井泉谈的，在省委常委会议也讲过，各地区的工作组长都参加听了。他们的阴谋还是假借贯彻《二十三条》纠正“左”的错误之名，行贬低贵州问题保护周林等一小撮走资派之实，并具体提出这个人不能换，那个人不能换。我当时还没识破他们的阴谋，以为是“说服”我们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虽然在具体人的问题的处理和看法上提出了保持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对他们的阴谋仍未警惕。最后，李井泉在李大章同志那里假惺惺地表示同意李大章同志在修文县万人大会上的报告，叫我们按照李大章布置的做。我们以为问题解决了，回去按照李大章同志的布置做就对了。



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4)(2009-04-15 14:11:55)标签：杂谈   分类：探索与曲折

省委常委会议完了，我回到安顺，根据李大章同志的指示，以地委、县委为主，集中力量以县为单位分批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和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揭发、批判和纠正农村的单干。同时，组织了一些干部调查核实地委两个会议揭发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地委领导核心中的重大问题。贾启允到黔东南、黔南和同仁跑了一趟，在同仁召开各地、市、州委书记和工作组长电话会议说，根据他在上述三个地区了解，农村单干的面不到百分之五，加上部分单干（社员私人耕种土地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二十以上）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但是各县贫下中农代表和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界限不清，把单干面搞大了。我当时听了以后认为，各县贫代会和三干会议在揭发农村单干问题当中界限不清把单干的面估计大了的问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但是他把单干的面估计小了。此后，贾启允又到清镇县讲了一次话，说贵州的问题主要是经营管理问题。清镇县委把他的讲话记录送到安顺地委，地委给我看了一下，我认为他右了，他把贵州农村问题的性质改变了，把单干问题说成经营管理问题了。地委问我转不转各县委？我没吭气，他们也没转。工作组和地委一起，调查和研究了各种形式的单干的典型材料，并根据各县贫代会和三干回忆揭发的材料，对全区单干的严重程度做了估计，由地委向省委做了汇报，使省委了解农村单干的严重情况。同时，工作组和地位一起向省委组织部汇报了地委、地专机关各部门和各县领导干部的情况，使省委了解地县两级领导核心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个材料，虽然工作还没到一个段落不那么准确，但是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的。



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5)(2009-05-05 10:17:32)标签：杂谈  

四月份，上述工作正在进行中间，省委突然通知撤销各地区的工作组，召开工作组长会议，研究工作组结束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汇报安顺地区的情况谈到地县两级领导核心中的严重问题时，贾启允说，问题严重的只有百分之一，顶多百分之一至二；谈到农村单干额定严重情况时，贾启允又说，单干不到百分之五，加上部分单干不超过百分之二十。我的看法同贾启允的看法发生了分歧，当场顶了牛，我对整个工作估计没表示态度，要求安顺地区的工作组再留三个月，把上述两个主要问题搞清楚，不然，对过去工作的估计和对这次四清运动的估计，现在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今后也麻烦。最后李大章同志总结发言时，对我的以上的态度讲了两点意见：一点是说，宋文彬现在不表态可以，我不表态不行；另一点是说，整个工作组撤销，个别地方需要留一个时候可以考虑。当天晚上，贾启允就到刘文珍住的房间给我施加压力说，他的看法是和上面商量过的。在转弯的时候，要看主要领导人的态度，李井泉经常和北京有联系，知道中央的精神……。我当时一方面，承认我对《二十三条》的精神领会不够，对前一段运动中“左”的错误认识不够，没有主动及时进行检查，这是我的错误；另一方面，我说我认为安顺地区地县两级领导核心中的问题和农村单干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接着阎秀峰来贵阳，先在李大章同志那里所谓汇报他的来意时说到撤销工作组问题，李大章同志说，宋文彬他不愿意走还想留一个时候时，阎秀峰又压我说，你还不走，你还要犯错误（编者注评：实际上，以阎与宋之关系看，他可能是想帮助宋避免犯错误）。后又将刘文珍和我叫到他住的金桥饭店，谈了两次话。我现在回忆，第一次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工作的估计问题，大意是说，贵州过去的工作有成绩，有错误，这次四清也有成绩，有错误；另一个是撤销工作组的问题，大意是说，贵州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贵州的工作是要靠贵州的干部做，工作组要全部撤销，而且越快越好，你们走了，人家才好工作。我听了以后，认为他对工作估计的看法有问题，回来和刘文珍说了一下，我说成绩与错误总有个主要的嘛，怎么都是半斤八两呢？第二天早晨，又把我们两个人叫去，先给了我安顺一个干部告我的一封信看（编者平：这就更显然是在帮宋了），然后又说，他和李井泉电话联系过，贵州过去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错误，这次四清也是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错误。我当时只是从贾启允对安顺地区地县两级领导核心的问题和农村单干的问题的看法认为是右了，而没识破他们全部赶走工作组保护周林等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关于工作户籍中成绩与错误的主次问题，我接受了，我回来请示李大章同志，李大章指示可以那么估计。但是，对错误的程度，我仍持我自己的看法。关于撤销工作组的问题，我思想上没通，但“私”字和“怕”字作怪，不敢触犯他们，表示同意了（编者评：其实这里也未免没有阎对宋影响力更强的因素），回来也给李大章同志说了一下。省委各地区工作组长会议完了，我返回安顺总结检查工作组的工做时，对过去工作的估计，一面肯定了成绩是主要的，另一面指出四清中揭发出来的错误是严重的，至于严重的程度，由于当时运动没有到一个段落看不准，以后运动进行到一定段落实事求是做结论。对地委四清的估计，认为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主要的问题基本上揭发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但是，我把问题的严重程度看得过头了，涉及得干部面宽了……这就是缺点错误，应该检查纠正。工作粗的工作总结检查以后，工作组就全部撤销了。


关于在参加贵州四清中所犯错误的检查与交代(6)(2009-06-10 10:19:30)标签：杂谈   分类：探索与曲折

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阎秀峰和贾启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面貌及他们奉行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旨意破坏贵州四清运动的全部阴谋诡计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才认识到他们在贵州四清期间的几次活动，是耍阴谋、放暗箭，假借贯彻《二十三条》纠正“左”的错误之名，行贬低贵州问题以至全部赶走工作组保护周林等一小撮走资派之实。现在重新检查我在那一段四清中所犯的错误：一是在《二十三条》下达以前，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认识不清楚，错误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形“左”实右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扩大了打击面。但是，在工作组结束时的工作总结检查中，自己只认识到搞过头了，而没认识到犯了执行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因此，对那一段四清运动中所犯错误没有上纲，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讲都检查的很不够。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自己认识到这一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二是在《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阎秀峰奉行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旨意，假借贯彻《二十三条》纠正“左”的错误之名、行贬低贵州问题保护周林等一小撮走资派之实的阴谋活动，开始自己没察觉到，以为他们是“打招呼”和“说服”自己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以后虽然从贾启允对安顺地区地县两级领导核心中的问题和农村单干问题的看法认为右了，但是还没识破他们全部赶走工作组保护周林等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因此想让安顺地区的工作组再留两三个月，把上述两个主要问题搞清楚。可是在李井泉、阎秀峰和贾启允再三压迫工作组全部撤走的情况下，自己“私”字和“怕”字作怪，不敢触犯他们，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执行了他们的黑指示，工作没告一个段落，就草率把工做组全部撤销，使在四清中揭发出来的问题不了了之，革命群众的情绪受到挫折。但是，当时自己并没认识到这一错误。由于我犯了以上错误，使安顺地区的四清运动受到了损失，我诚恳地接收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向毛主席、向党、向革命群众认错认罪，向受到错误打击的革命干部和受到挫折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请求党和革命群众给我应得的处分。

这个初步检查交代中有两个问题还没检查交代清楚：一个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阎秀峰和贾启允耍阴谋、放暗箭等所打的电话和几次谈话的内容，因为当时没什么纪律，现在不仅原话回忆不起来，而大意也还没回忆清楚，因此交代也不清楚；另一个是对安顺地区，过去工作的估计和对那一段四清的估计，当时讲了当时的看法，现在应该怎么正确地估计，自己还没弄清楚，因此检查也不清楚。此外，还可能有交代不清楚、检查不深甚至记错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再继续回忆和考虑，做进一步的检查交代。

（口号略）



宋文彬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


“解放”宋文彬的大会(1)(2009-07-04 13:56:38)标签：杂谈 人文/历史   分类：动乱年代

“解放”宋文彬的大会

——一九六九年七月四日农口大会记录



编者按：1969年7月4日，对于宋文彬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他就要结束在“牛棚”被关押的生活，可以开始过正常人的日子了，也暗示着他有可能会被“解放”。——事实上，很快，省革委副主任、原西南局常务书记李大章就找他谈话，准备解决让他出来工作的问题。

于是宋文彬按照自己的习惯，留下了这份极有意义的“个人历史备案”。从中可以看出，文革中的“解放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是怎样开的。



今天下午三时，农口开大会，蔡振骥同志（编者注：西南局农办干部，“革命群众组织”头目）主持，工、解宣传队（编者注：即“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是文革自1968年底进入“斗、批、改”阶段——也就是结束“天下大乱”阶段——临时维持各单位秩序的一种临时组织）的同志讲话。

蔡振骥同志开始讲的声音低（编者注：估计是他对于要“解放”自己斗了两年多的宋文彬有点心怀愤懑吧），我坐的远没听清楚。

工、解宣传队的同志宣布：

“宋文彬：男，五十一岁，山西中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历任分区抗联主任、专员、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南下后任温江专区专员、地委书记。一九六三年调西南局农办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八月李井泉决定做二线副司令，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编者注：到此为止宋文彬似乎还不是什么好人。）

“根据调查：宋文彬是黑线人物，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的同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编者注：宋文彬仍然还不是好人。）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说：“靠毛主席靠不住。”

（二）郫县典型，……（编者注：此处的省略号可能是未听清处，下同）反对毛主席《党内通信》。

（三）积极主张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四）搞养猪的“百、千、万头”运动。

（五）搞“三个一”。

（六）参加北戴河会议时……。

（七）在贵州“四清”，，执行李井泉黑“指示”，对李大章同志封锁消息反对李大章同志，保护周林等一小撮走资派。

（八）吹捧李井泉说，对李井泉的黑“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盲从也没错。”把李井泉的所谓的“技术推广站”，吹捧为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的一种很好的形式。”（编者注：全部结论做完，宋文彬似乎还是一个坏人。）

（编者注：上述“罪行”都有具体检查或者说明材料，本博客将陆续登出。）

蔡振骥同志宣布：宋文彬至今不认罪，放到班、排监督、批判、斗争。

工、解宣同志讲：清理阶级队伍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落实毛主席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从牛棚放出来，实行思想监督（专政），检查交代罪行，接受批判斗争。

（以上是会后补记，大体不会错，但不准确）

（编者注：如果不仔细看上面最后一段中的“从牛棚放出来，实行思想监督）（专政）”两句，现今的人，可能以为这还是在宣判宋文彬的“三反罪行”。而且，把一个“至今不认罪”、全是罪行而无任何悔改行为的人“解放”出来，似乎也有点不可思议——别忘了，当年邓小平可是写了“永不翻案”的表态信才被解放的。至于“解放”以后要“实行思想监督（专政）”，也是现在的人很难理解的事。——这就是“文革”，它远没有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简单。）



来源：宋文斌的文史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ongwe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