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flbwww：我的造反生涯(31-46)

 

    我的造反生涯（31）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三）我的第二次北京之行（2）:我向周总理汇报

1967年4月2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这是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专门会议的会场，这也是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专门会议的代表（大约将近400人）。在此之前，中央首长已于1967年3月31日和1967年4月17日两次接见过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专门会议的代表（我们涪陵的七个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没能参加3月31日的接见）。

出席那天会议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总理、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其中包括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此外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也出席了当天的大会。

这次大会的开法也与前两次一样，都是根据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4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的《军委十条》（附1）的精神，由四川各地、市、州的造反派代表揭发当地在“二月镇反”中被抓被迫害的情况（让受压者放气），在各地代表发言的过程中中央首长随时插话就有关问题表态，最后由中央首长就有关问题作出指示。

在那天的大会上，在重庆代表、乐山代表、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揭发以及万县代表发言之后，周恩来总理说：“请涪陵的发言。”

在听到总理点名之后，按照我们事前的商定，我作为涪陵发言的代表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总理问道。

“我叫罗成胜。”我有些紧张的回答。

“你是教师？”周恩来总理看了看他面前的名单后又问道。

“是，我是涪陵一中的教师。”

“你多大啦？”大概总理也看出我有些紧张，于是又问道。

“我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一岁的生日。”我已经觉得我不大紧张了。

 “好，那你谈谈涪陵的情况。”周总理说。

于是，我先汇报了涪陵从二月二十二日起开始抓人，到我们四月八号离开涪陵前为止一共搞了三次大戒严，已经抓了一千多造反派，其中还有十三四岁的红小兵等情况。

不知是由于我自己本来就口才笨拙不善表达，还是由于我本性就只喜好对事情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而不爱对事情进行文学性的渲染描述，加之我还认为我们涪陵的情况和其他各地的都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有的地区严重，总之，我汇报得一点不精彩，也没有亮点，所以在我汇报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中央首长插话。

而当我汇报完之后像学生回答完老师的问题一样看着周总理时，总理也望着我问：“汇报完了？”

“我汇报完了。”说完，我就按总理的手势坐了下来。

在我汇报之后，广元和新华社四川分社的代表也发了言。

其实，由于在1967年二月到四月所发生的军队大抓“造反派”的所谓“镇反运动”几乎是一次波及全国的运动，所以，当时的中央首长们要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问题实在是太忙，而能用先后四次接见的方式（在这次接见之后，于1967年5月7日又一次接见四川代表，不过在那次会上就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解决四川问题，已经能够表明中央对四川问题是非常的重视了。

然而，对这次在1967年二月到四月所发生的军队大抓“造反派”的所谓“镇反运动”到底怎么看，直到今天仍然各有各的看法：

它被“造反派”称之为“二月逆流”；

它被一些反对文革的人称之为“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语见2006-01-01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 著）；

而且它使毛泽东初而大动肝火，并因此当着“对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的几位老同志说“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语见2006-01-01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 著）后来毛泽东又对此轻描淡写，说“几个老帅有点牢骚，发了点脾气，不要再提。”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大规模抗争”却直接导致在全国抓了上百万群众，四川一个晚上全川统一行动竟抓了十万人，使“大规模抗争”变成了大规模抓人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四川十条”语），而且历史已经并将永远证明这样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不得人心的错误行径。

为了能较全面的记录下这段史实，我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四次会议的简要记录（从Www.Hbhg.Org网上搜索到的，见附2）以及“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见附3）作为附录附后。

 

附1：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

 

中央军委命令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相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说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曾对林彪送审的这篇命令稿加批语并修改，其中，原来第三条中“对于确定查明的反动组织”，毛泽东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第六条里，毛泽东加写：“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附2  中央首长四次接见四川代表的讲话(四次)

一、            中央首长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1967.03.31）

           

有的同志说：他们人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

    江青同志说：他们带的枪没收！

    有的同志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

    康生同志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会议结束后，总理与康生同志讲话。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从略）

    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一个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

    康生同志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王力同志插话：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受教育。总理问：是那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

    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总理插话：更不要写大字报）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有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二、   中央首长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1967.04.17）

〖到会首长：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肖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参加会者：四川廿个市、县中央点名请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员。〗

 

    康生：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一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同志举手“我发言”！……（略）

    成都代表发言（1）……（略）发言（2）……（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成都市委副书记）答：来了！康生插话，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江青接着说：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看样子身体遭到严重摧残）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头按住大脑壳）今天不讲也行……”

    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吗！你可以中途退场。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找个好点的医院……。

    成都军区造反派×××发言和成都军区××歌舞团发言……（略）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全场二百余人一瞬间都集目观注着这位革命小将的发言，当他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全场无不气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小将说：“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全场都喊，王杰站起来！王杰脸色苍白惊慌地站了起来，双眼直望着中央首长，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把王杰吓得发抖。）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我来控诉万县地、市委和军分区内的一些坏家伙对我们《主力军》的血腥镇压……

    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要求他立即交给中央首长！（这时，全场高喊：交出来！交出来！王贵章的脸色像黄瓜一样，双手发抖，在拉皮包拉锁时，一连拉了几下都未拉开，全场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这时王贵章双手抱着皮包，交给了警卫员。）

    熊道生同志继续发言……。

    康生：说你二月十七将116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中……。

    熊道生：他们简直是放屁！当时我听到他们对我这样的栽赃，顿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嫁祸于我啊……

    我有一个要求，请求中央首长；因万县问题很复杂，抽个时间详细汇报。

    康生（直点头）：好！好！

    江青：下面让成都刚来到的×××发言（川大8·26的一个女学生）……（略）

    康生：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说三件事：

     第一、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言。

     第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三分钟之久）

第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这时全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达到最高峰，有的举起双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后全场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三、中央首长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1967.04.25.）

〖中央首长：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

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

代表控诉：（川大8·26）

王力：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了，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康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8·15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红总代表(重庆后勤工程兵学院)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242的命令？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群众纷纷揭露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誉）

王力：天保放出来没有？（重庆代表揭露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重庆地区揭发）

王力：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

江青：请乐山代表发言。（乐山代表发言略）

十时十分总理、康生同志到会，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大家要求发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有一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

江青：我没有私章。

总理：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

王行虎：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江青笑了）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总理：他们住在哪儿？

南充：住西直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

总理：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查组：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一）原则坚持；（二）错误检查；（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万县公安局打电话回去说：我们一到站就被包围了。因此，许多保字号组织打死人不下五十人，军分区第一次就打死五人，伤九人。

万县的发了言。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

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7012部队一个营。

总理：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兴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

林跃东：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

林：韦等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报导成都兵团？要我们报导发行主席著作，说我们配合反革命，小心你们的狗头。

伯达：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四、中央首长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1967.05.07）

〖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陈伯达、肖华、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参加了接见〗

会议开始由陈伯达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由于陈伯达是福建话，故由王力翻译。 

肖华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川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因此，要彻底贯彻中央决定，必须作很多艰苦工作。军区犯错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应检讨错误，端正立场，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干部、战士要原原本本传达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大抓活思想、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领导人态度鲜明，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广大群众监视，是会很快扭转局势，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进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一切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不作。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拥护革命小将，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搞绝食斗争的办法，我们也从来是不赞成的，把身体搞坏是不利于革命的，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好好闹革命。

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是非常光荣繁重的，我们只能作好，不能作坏，不辜负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纪念。这指示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新高峰。这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永远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永恒指针，在当前贯彻，就是要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面贯彻“五·七”指示，把全军全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的重大措施。

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贯彻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指示，要响应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严防坏人挑拨。革命小将对成都军区批评，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护，今后你们还要用适当方式，对我军支左进行批评。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

四川是祖国大后方，又是国防建设重要基地，一定要把文化革命搞好。

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有中央指示，现在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快建立起来，中央又快要派张国华、梁兴初加强成都军区领导。他们都是跟随毛主席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可以信任的。这使我们对搞好四川文化革命更加有充分信心，希望四川广大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四川文化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讲一点。（非常亲切地）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要原谅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关切地笑了）。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斗倒斗臭，如果一松懈，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他们对我们打、砸，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才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孤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讲话

战友们、同志们：

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成都军区部队，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共同闹革命，搞好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部队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

刚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对成都军区部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执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我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特别是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和帮助。

同志们、战友们：我和梁司令员是刚到四川的，对四川的情况不够了解，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把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四川的军民关系搞好。今天就讲到此，今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很多，今后再共同研究。

 

周总理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结束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月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一小撮人。对刘、邓、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在一起批判，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拉下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全国的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出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支持，不是说说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些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战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七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一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一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军队，部分错误一定能改正。包括军队内部的造反派，领导改了嘛，保护你们了。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站在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找了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三十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调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3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持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

    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斗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调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做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专案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于各群众组织受伤的人，由成都军区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我的造反生涯（32）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三）我的第二次北京之行（3）:这回我真正见到了毛主席

不用说，从1967年4月12日到5月14日从北京返回涪陵这整整一个月，我都是处于激动喜悦之中。这种激动和喜悦不只是因为从涪陵监狱到北京西苑饭店的外在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产生，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一种精神上的兴奋——那种当一个最富于理想、生命力最旺盛、思想最纯洁的年轻人，在按照他的信仰付出了他的努力之后，得到了他认为最理想的回报而自认为是为自己所追求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兴奋，这是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兴奋；而且这种兴奋将激发出他决心为自己所追求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动力。

可以说，在那整整的一个月之中，我都处于这种亢奋之中。

这不，给处于亢奋之中的我又要添加兴奋剂了：

在1967年4月25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我们，而且在那次接见中我代表涪陵造反派向周总理做了汇报之后没两天，国务院办公厅又给我们参加这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正式代表发来了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登天安门观礼台参加节日活动的观礼票！

直到现在为止，在重大节日能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都是作为一种政治待遇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得到的；然而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竟然决定放弃这个其他很多人想得而得不到的待遇：我听信了首都三司的同学的分析——他们说“五一节”毛主席一般不登天安门，如果能在一个公园的入口选择一个好的位置，说不一定能在毛主席来参加游园活动的时候见到毛主席——决定和他们一道在天安门左侧的中山公园去参加游园活动。因为对于我来说，去年虽然第一次作为赴京代表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但正如我前面叙述过的那样，因为那次被接见人太多，我其实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所以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我心中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1967年5月1日凌晨四五点钟，我和首都三司的同学及涪陵来京的几个红卫兵一道从学校（印象中好像是从北农机，即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出发，早早的就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大门等候。

北京的五月是真正的红五月，在明媚的阳光下，一进中山公园，就可以见到一座由数不清的花盆堆砌造型成的非常美丽的花山。我们作为一般的游客只能在由解放军战士分列两排（坐着）而形成的游园通道之外参观游园，而由解放军战士坐守形成的通道是供持有游园证的首都各界知名人士及全国各地来京的要员、外国友人游园专用。为了想见到毛主席（对于我们来说这纯粹是碰运气），我们决定不去游园，就坐在离进大门不远（大约20多米）的地方，紧挨着我们前面坐着的解放军战士。

游园活动从上午九点开始，不断的有人进入中山公园，包括不少的外国友人从我们眼前的游园专用通道走过。

上午十点半左右，突然，一阵骚动，坐在我前面的解放军战士一下子全站了起来，我身后的人也一下子站起来往前拥，紧接着一阵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起，我敏锐的感觉到什么，可是我却除了可以看到拥到我前面的人的背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情急之下，我条件反射的回头四处寻找能站得高一些的地方，当我猛然看到离我身后不到五米之处有一高台柱时，我一下子狂奔过去并一下子跳了上去——看到了！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在我的眼前！他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他站在敞篷的吉普车上，正挥着他那指挥过千军万马、现在又指挥着我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巨手！

说实话，当时的我真的是万分的激动，我一只手紧紧的攀住那柱子，身子也紧紧的贴在那柱子上，另一只手不停的向毛主席挥动，嘴里不断的高呼“毛主席万岁！”

说来也怪，毛主席乘坐的那辆车就在那里停下了，而毛主席也就在车上和狂欢的人们用只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感情交流方式交流了十多分钟，然后，只见车子向后退出中山公园的大门，直到伟大领袖的身影从视野消失，狂热的人们才平静下来，并按解放军战士的命令重新坐了下来。

此时，我才发现，那座人工堆砌在专用通道中的美丽的花山已经被践踏得满地狼藉，坐在我们前面的解放军战士已不再只是坐着，现在他们的双臂已经挽在一起；而他们身后的人们好像从刚才的狂热中冷静了下来，非常规矩的坐在战士的后面。大家都在静静的等着，希望那个伟大的时刻能够再来。

然而，直到下午3点，广播里宣布游园活动结束，那个伟大的时刻都没有再来。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真的就等到了毛主席来游中山公园；而且当毛主席的车进入到中山公园就被一个外国友人的小孩认出，并老远的跑上去要与毛主席握手（这一镜头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出），由于老外是走在被解放军守着的专用通道上，解放军战士也没好阻止，没想到这老外孩子的动作惹煞了早已狂热的中国红卫兵，几个原本坐在解放军战士身后的红卫兵也冲进专用通道要想和伟大领袖握手，这一下使局面难以控制，虽然车队的警卫战士阻止了想要和领袖握手的人，原来守卫的解放军战士也手挽手组成人墙将狂热的人们隔开，但专用通道却被堵死了，于是领袖的车只好被堵在中山公园的的大门之内，据说当时谢富治赶快从第二辆车跳下并紧急指挥车队后退，然而就是这样，也让我在不到30米的距离之内和在场所有的人一起用只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感情交流方式与我心中的伟大领袖交流了十多分钟。

这次的不平凡的经历在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给了我极大的影响。

 

 

我的造反生涯（33）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三）我的第二次北京之行（4）:对“四川十条”的解读和我对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思考

我想我有必要对“四川十条”作出我自己的解读并对我的第二次北京之行进行反思。

无疑，“四川十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细看全文，如果剔除其中涉及四川成都、重庆、宜宾、万县等地的专门条文，可以说，这个中共中央文件就是专门给涪陵造反派出的。下面，不妨让我们细细读一读。

先看第一条：“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持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职务。”这一条可以说是对我们造反派自1966年下半年以来“革命造反”行为的支持和总结，它肯定了造反派坚持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

再看第二条和第五条：“二、……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两条明确的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从而以中央文件的方式纠正了（在当时我们使用的表述是“粉碎了”）“二月镇反”镇压造反派的错误行为（在当时我们使用的表述是“反革命的二月逆流”），并以中央文件的方式为我们平了反，而且还以中央文件的方式肯定了我们是“坚定的左派骨干”，是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对象”、中坚力量。

还有第三条：“三、由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而且“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

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第四条）。

这表明，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已经改组，中央也指定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新的领导班子已经建立。

至于今后我们的任务，“四川十条”也说的很清楚：“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做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第九条）

而按我们的当然理解，涪陵的“红贸派”就是这个中央文件中所说的“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了。特别是在此一个多月后（1967年6月17日），由成都军区发布了《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附后），“红贸派”的“保守组织”性质似乎就更加确定了。

总之，我们回涪陵之后的障碍都已经扫清，道路已经铺平，任务已经明确。

然而，我们回涪陵之后的事态发展却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障碍”不但没有扫清而且越来越大，“道路”不但没有铺平而且越来越难走，最后竟然发展到双方动枪动炮的地步。

现在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除了全国大环境的影响外，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查很多资料都有一个共同的史实，即在毛泽东严厉批评“怀仁堂闹事”的几个老帅之后，中央文革就代行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了），即中央文革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凭借着已经控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加上当时毛泽东的支持，就完事大吉了，甚至可以执行一条“极左”的路线——你现在想一想，一个解决四川问题的中央会议，一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文件，就只让我们在“二月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派群众组织参加就可以解决好吗？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势力，面对可以在一个晚上将十万文革“造反派”抓进监狱的强大的反对文革的势力就凭一次会议、一个中央文件就解决得了吗？

不过，对于我来说，那次北京之行除了增强了我对伟大领袖更加热爱的感情和看到了伟大领袖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而外，就是使我对高层斗争的关注及对于信息不对称的思考。

这是因为我在北京期间就已经知道，1967年春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显示，除了北京、上海没有发生“二月镇反”之外），都毫无例外的发生了程度不同的由军队出面支持一派组织大抓“造反派”的情况，而这一局面的产生则源于几个老帅“大闹怀仁堂”即中央高层的斗争，这使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在今后的斗争中必须关注高层斗争；然而，我也深知，处在我这样的基层，绝不可能知道太多的高层斗争动态，明显的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于是我开始思索我到底该怎么办？

没想到，这一思索竟然决定了我的命运。

人们发现，这次北京之行后的罗成胜不像之前的罗成胜那样好激动了；在发生争辩时他也不像原来那样好急于表态而总是爱在倾听别人的看法后再发言了。

原来，经过思索，我逐渐形成了这样三个原来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一是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自己个人谋私利，即使犯了错误也决不要为个人私利犯错误（在我的思想深处已经开始有这样一个在当时还没完全成熟的想法：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使我随时可能在关键的时候下错棋子而不明不白的犯错误，但只要不是要为个人私利犯错误，例如涉及金钱和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以及坚持文斗不打人、杀人等，那么，即使犯了错误也不怕没有翻身的机会）；二是要多倾听别人的意见，在集中了多数人的意见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既尊重了别人，也可以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团结更多的人，而且自己的意见也容易被别人接受；三是要多多关注高层的斗争情况，即关注全国的大趋势，大形势。

当然，前提是“绝对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然而，你可能要问，既然你要多多关注高层的斗争情况，那你为什么不去与外地的造反派头头，特别是与成渝两地的造反派大头头拉点关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甚至更直接一点和中央的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那些人拉点关系呢？——这是直到“四人帮”垮台，我第二次坐共产党的牢时多次追查审问我、而且都查不出来的问题。

现在我只能这样回答：这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而我的这一性格又与我的第一次造反（即我在高中时的那次造反）有关，因为那次造反的失败使我对当权者有一种天然的警惕，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那次造反使我对当权者“有一种本能的防备或者说是反叛意识（因而使我这一辈子在从不巴结领导这一点上是说得起硬话的）——见“我的造反生涯（5）”。

不是说，习惯成自然，自然定性格，性格定前途吗？

看来，第一次囹圄之灾让我开始成熟起来。

应当说，这是我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最大收获。

 

附：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

 

对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

一、       以涪陵军分区第二政委李畔同志为首，负责领导涪陵军分区部队的支左工作。

二、       在军队内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定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彻底肃清其影响。

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坚决支持革命派，虚心地、诚恳地接受革命派的意见和批评，同他们心连心，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       对涪陵专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如：“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造反兵团”等）、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平反工作，要认真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没有平反、释放的，要立即平反，立即释放，并做好善后工作，同时要认真地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组织。

四、       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涪陵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联合通告》的精神，切实做好对保守组织的工作，使其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五、       大力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有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切实贯彻执行六月六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通令(关于制止武斗的通令——笔者注)和军区执行这个通令的意见，并根据军区指示，作好贫下中农进城的工作，发现武斗前，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如发现武斗，要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成 都 军 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

 

 

我的造反生涯（34）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对涪陵武斗的总述 

毫无疑问，下面我将要叙述的人和事无论在当时和现在都是涪陵文革史上最残酷、最血腥而且争议最大的，只不过当年参加这场争议的人现在已有很多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带着疑问（争议）和遗憾离开了我们；而且当年的人们是用石头、棍棒、钢钎，甚至是用机枪大炮在争议，更不用说当年的人们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参加这场争议。

几十年过去了，我真的不愿回忆当年的那些事，即使当我为了写那些事而不得不去面对那些事的记录时，仍然感到不堪回首，甚至仍然感觉毛骨悚然。

我不想再引起争议，然而为了真正的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明白的交代，更为了使因参加这场争议而在当时就失去了生命的人们的灵魂得以安宁，我思考再三，决定还是要将我所知道的真相说出来。再啰嗦一遍，只有真相，才能让已逝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死也该死个明白；也只有真相才能使还活着的当事者心安——活也要活得明白。

特别是当我从网上看到一些今天健在的当事人还在不明真相的说牛头不对马嘴的话时，我真的很悲哀，特别是为逝者悲哀。

下面，我想先就涪陵1967年的大武斗（5月-10月）作一个概述，然后再就几次关键的大武斗作专门的叙述。

首先，要看到，涪陵1967年的大武斗的演变进程是和参与武斗的三种力量在当时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三种力量即是武斗中直接对立的两派和以制止武斗发展升级为目的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支左部队，正是这三种力量在当时特定历史大环境中的演变进程才促成了具有涪陵特点的1967年夏秋的大武斗；当然，这三种力量中关键人物的个人品质对涪陵大武斗的演变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三种力量在当时特定历史时刻的演变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而对应这三个时段的则是不同的大武斗的演变进程及其类型。

1967年5月至1967年6月下旬，即“涪陵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下达前后，应是涪陵大武斗的第一个时段。

在这一时段里，由于在此之前以“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造反兵团”为代表的涪陵造反派（为表述方便，以下将按当时的习惯称为“忠实派”）在遭到“二月镇反”的镇压后，按“四川十条”的精神刚刚恢复组织，尚处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力量不够；因此当时“忠实派”的主要活动是以忠实兵为急先锋大力宣传拥护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四川十条”以唤起部队和群众的支持，重新组织队伍以壮大自己，因此不会主动的挑起武斗；即便在武斗中失利，也不是要反击（也不具备反击的实力）而是运用失利来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和支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我们屡次遭到“贸派”的打击失利之后，我们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革命的同志们，忠实兵有什么罪？”（参见我的博客中转发的涪陵文革日记之十一）

因为我们的屡战屡败，以致于在“涪陵五条”下达之前的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忠实兵内部也有人产生了害怕恐惧的心理，甚至有的学校战团负责人提出要把忠实兵司令部“化整为零”，对此我和王世君（农机校的忠实兵负责人）曾在大会上当场措辞严厉的予以批判。

好在这一时段里的武斗最厉害的武器也就是石头、瓦片，所以除了“6.19”事件中涪陵五中忠实兵胡忠孝被“贸派”武斗人员打死（胡忠孝同学也是因涪陵武斗献身的第一人）外，双方都还没有更多的伤亡。

至于我们的对立派“贸派”，刚刚通过“二月镇反”将对立的“忠实派”清扫并在部队的支持下发展而一家独大，现在中央又突然出个“四川十条”要把才解散或取缔的“忠实派”的组织恢复。在“涪陵五条”没下达之前“贸派”还并没想到自己这派组织会被定性为 “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也就没有考虑自己这派组织存在的合法性问题，而只是想用自己的实力压垮“忠实派”，以保持独大，并为此于1967年6月3日以红贸军总部、县工交总部、专（区）工交总部为核心正式成立了“红联司”（全称是“红色造反者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从而率先将所有的“贸派”观点的组织联合在一起。

    因此，在这一时段里，主要是由“贸派”主动的挑起事端，因此武斗事件的发生地都在“忠实派”的总部；而且“贸派”的重点就是对准“忠实兵”这个急先锋，所以会有“5.27”围攻文化馆忠实兵司令部、“6.3” 砸专署、“6.16”再次攻打文化馆忠实兵司令部、“6.19” 攻打“二.七战团”海员俱乐部并打死“忠实兵”胡忠孝等武斗事件发生。

而在“二月镇反”中镇压“忠实派”的支左部队（在这段时间还只有涪陵军分区所属的各县武装部、县中队及涪陵军分区警卫营929部队）基本上还处于逐渐转弯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我在前面说过的原因，涪陵军分区的司令员刘少堂与“贸派”的特殊关系，因此当时支左部队的转弯很难，他们不愿承认“二月镇反”的错误，司令员刘少堂在大会上公开说：“抓的对，放得也对；抓是按军委八条，放是按军委十条。”因此这段时间支左部队基本上没有主动出面制止武斗，相反，不少的军人还明里暗里支持“贸派”用实力来压垮“忠实派”，特别是当时涪陵唯一的那支成建制的支左部队——涪陵军分区警卫营926部队。老巨333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52 无端挨打）》中就有生动的记述。（见老巨333的博客）

    无疑，对于“忠实派”来说，这是最困难的时段。为了打破这个困局，我们决定除了留下一些主要负责人在涪陵坚持战斗外，派出“忠实派”的相当部分的主要负责人和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到成都向军区和省革筹反映涪陵的情况以争取上级的支持，于是由马泽林（“政法公社”负责人、赴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涪陵五人代表之一、“忠实派”的代表人物）、李林森（“海陵兵团”负责人、赴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的涪陵五人代表之一、“忠实派”的代表人物）等领头赴蓉，而我则选择了在涪陵坚守。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非常重要，而且马泽林他们的成都之行也非常成功，因为正是这次成都之行换来了“涪陵五条”；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涪陵文化大革命的局面。 

1967年6月下旬至1967年8月5日，即“涪陵五条”下达后到“贸派”在赵树金的亲自策划指挥之下抢劫涪陵军分区军械库武器，应是第二个时段。

在这一时段里，“忠实派”的实力已经大大加强，涪陵城在“二月镇反”前造反派本来就占优势，现在造反派的组织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特别是“涪陵五条”下达后，不少过去两边组织都没参加的现在也参加了造反派，就连“红贸派”中一些重要的组织也“反戈一击”参加了“忠实派”，如地委机关的原“贸派”观点的“红色风暴造反总部”（这一点非常重要，“红色风暴”转而支持“忠实派”是涪陵造反派在以后的几年的文革处境能够优于全川其他各地造反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专门分析；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自认为是为涪陵造反派做出了贡献的：因为当“红色风暴”反戈后，不光“贸派”打击他们，就是“忠实派”的其他组织也有意见，不放心不支持，甚至排斥他们，就连我们忠实兵司令部内部也有人反对，而我却力排众议，不但坚决支持“红色风暴”反戈，而且作为忠实兵司令部的第一负责人亲自到“红色风暴总部”去开会，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一派）。

对于“忠实派”来说，最重要的是由于“涪陵五条”的下达，使“忠实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存在合法性，从此可以得到成都军区、四川省革筹和涪陵支左部队的真正支持。

实实在在的说，我们——特别是当时在“忠实派”中有重要影响的马泽林和我（我俩在那几年的关系非常好）——知道能够得到军队的支持非常重要，所以也非常珍惜，我们也常常将这一观点向下面灌输。而作为造反派的头头，只有20来岁的“忠实兵司令”，我也是从内心里把支左领导小组的七位首长——黄鹤寿（工程兵8342部队副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李畔（涪陵军分区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永言（涪陵军分区代司令员、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任成宣（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杨登基（涪陵军分区副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李华禄（工程兵8342部队所属8042部队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薛春茂（成都军区独立团7822部队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都当着我的上级甚至当着我的长辈来对待的，我是尊重他们并服从他们的领导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杨登基副政委观点与其他六位首长不尽相同，而他自己也很少出面，所以很少接触，但我从没中伤过他；只是这次为写我的回忆录，在查阅资料时才发现这位副政委在暗中支持赵树金，并从根本上害了赵树金，详情容我后述）。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忠实派”来说，在这一时段里，除了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拔掉在自己狭窄的生存区域内“贸派”的钉子，因而发生的“七.三”占领涪陵“群众报”社（没有发生大的武斗）、“七.五”攻打粮油总部的武斗事件外，“忠实派”一般不会主动挑起武斗；当然，这并不排除少数人自恃炫耀实力滋事，并由此引发小型武斗。

对此，老巨333在他的文革回忆中作了实事求是的叙述：“我们这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所在区域不及城市的五分之一，仅在城西一隅，背靠长江的低处，半山腰以上全被对方控制，一举一动全在对方监视之下，处于背水作战的劣势。这是我方听从部队指挥，在双方冲突中克制和忍让，逐步退出不少阵地，一再收缩，比如我方原总部在文化馆、县人委等地，都是好地方，都主动放弃了。对此我方许多人有意见，但头头们规劝以大局为重，争取部队和群众更多的支持，遂造成如此局面。”（见老巨333的博客《亲历亲闻——我的“文革”（连载）（68）》）

而作为我们的对立派“贸派”，特别是他们的主要头目，已经感觉到因为“涪陵五条”的下达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原来支持他们的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被停职留住成都军区学习检查，其司令员的职务由原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永言代理），而且其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涪陵五条”以及时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的刘结挺、负责川东支左工作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在宣读“涪陵五条”接见涪陵造反派的大会上都已经将“贸派”称为保守组织。

这无疑是对“贸派”的致命打击，所以“贸派”大力反对“涪陵五条”，最有名口号是“黑五条，黑又黑，张（国华）、梁（兴初）首长不晓得!”

按照当时的惯例，只要是“保守组织”，一般的做法是：将要“揪出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孤立一小撮坏头头、教育广大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自己觉悟，从而让“保守组织”自行解散。由于“揪出幕后操纵的走资派”常常只是个虚拟但必需的前提，所以“保守组织”垮不垮主要取决于那“一小撮坏头头”。

据赵树金本人交代，就在“涪陵五条”下达后不到十天，“（1967年）六月二十六日，四川省革筹通知我、杨登基等人到成都，周XX（红联司常委）说赵主任（指赵树金）你去干什么，你又不是红贸常委。我就到军分区找杨登基，他还没到成都，当我们一起到了重庆，我又问他，我去好不好？杨登基说，你去干啥子，研究研究。当时杨登基找陶XX（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龚XX(涪陵军分区参谋长)、朱翠叶（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之妻）、红成朱X、8.15XXX研究，陶XX、龚XX坚持说应去，杨登基说最好不去，其他人也不去……，这样我才和朱翠叶回涪陵来的，走时杨登基也知道。如果不是杨登基我早到成都也就转（弯）了，也不会犯罪了。”当然，杨登基是到了成都，并被任命为新的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七人）成员。

历史就是这样的给赵树金开了一个玩笑，赵树金没有到成都，省革筹“孤立一小撮坏头头”的部署也就没能实行，更重要的是自此赵树金这位“不是常委的常委”也就回到了他再也下不了的战车，并更加深深地陷入其中。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红联司这个组织的生存，他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这也就是在这一时段里“贸派”制造的武斗不断升级，并直接与支左部队频频发生冲突，直至赵树金亲自策划指挥抢劫涪陵军分区军械库武器的直接原因。

在这一时段里，武斗的形式已经升级到使用钢钎，最残酷的要数“七.一三”那场武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七.一三”武斗中赵树金带上他的通讯员李玉祥、陈正华（石油公司经保队员）到武斗现场督战指挥时，其通讯员陈正华已经背上了冲锋枪，途中碰上前去制止武斗的涪陵军分区任成宣副司令员，任副司令劝他不要去，他没听劝（赵树金自己交代）。

在这一时段里最重要的变化是支左部队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支左的立场转变，即开始按“涪陵五条”真正的支持造反派；二是支左部队的兵力也发生了变化。“涪陵五条”下达后，涪陵的支左部队已不再是唯一的原涪陵军分区所属的各县武装部、县中队及涪陵军分区警卫营929部队，而新增加了支左部队即工程兵8342部队（师级）及其所属8042部队和成都军区独立团7822部队，在实力上远远超过原来的兵力。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人们，决不可小视工程兵8342部队及其支左的首长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这支建造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部队是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的，而工程兵总部的司令员是陈士榘上将，也就是说，这支支左部队在隶属关系上成都军区管不了，而且其直接上司的军衔比你成都军区的张国华（中将）、梁兴初（中将）都要大。我在那两年就不只一次的听到黄鹤寿政委及其身边的秘书等军人说过“梁兴初算什么”、“成都军区管不了我们”、“我们可以通天”等语。这也正是老巨333在他的文革回忆中几次提到的不解——“贸派斗争的矛头直指李（畔）政委，竭力避开黄（鹤寿）政委”的原因，因为赵树金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涪陵军分区的少数人）当然知道这种关系，攻黄鹤寿（副）政委是攻不垮的，因为成都军区管不了，而李畔则没有这个优势。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的黄鹤寿（副政委）因为涪陵支左有成绩而不久就升为该师政委；李畔则在之后的1969年上半年北京第二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上遭到周恩来的呵斥，一个人承担起涪陵支左中所谓的“围剿红联司”的错误，并在之后的几年中一直被冷遇（特别是梁兴初的多次批评），到了1973年才重新出任四川西昌军分区政委（比涪陵军分区更重要，似乎是升迁），直到1978年12月撤销四川西昌军分区编制方才离任。

所以，在接下来的较量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的枪炮较量是退伍的军人赵树金、赵正法在涪陵军分区少数军人的暗中支持下和实力强大得多并得到上级支持的正规的支左部队的较量，其结果就自然的可想而知了。

这篇博文已写得太长，涪陵大武斗的第三时段，即从“贸派”的“八.五”抢枪到1967年9月底“贸派”被武装打垮，就不在这里说了，留着后面专文叙述

 

 

我的造反生涯（35）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2）:我所知道的李畔政委 

  说到涪陵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当然不得不说到李畔。

然而，虽然离当年的涪陵大武斗已经四十二年了，可是至今在一部分人的印象里，李畔却仍然是一个“围剿”红联司的总指挥、类似原青海省军区赵永夫式的人物（见注释1）；不少网上的文字（包括较深的介入涪陵武斗的当事人所发表的文字）要么不明真相的张冠李戴，要么还在引用当年派性小报上的攻击文字，甚至仍有坚持当年的派性观点而恶语伤人者。

例如在网上研究文革、特别是对四川重庆文革颇有名气的何蜀先生（见注释2）在其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2）》中竟然只是引用涪陵红联司毛主席的红卫兵战报编辑部《涪陵战报》中的文字以为史实，称“（1967年8月14日——8月15日）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指挥的‘第一次围剿’，将红贸派赶出了县城。红贸派3万多人在强渡乌江时又遭到狙击。两天武斗中死上百人，伤上千人。”

还有一位叫“逍遥词客”的网友（从他发表的文字里可以推断出这位“词客”应是较深的介入涪陵武斗的当事人）在“中华诗词论坛”上发表的《涪陵地区文革四十周年祭(组诗)》中竟称“李畔军分区政委，黄鹤寿军分区司令”、“ 周若华是涪陵军分区政委、支左办公室主任李畔的夫人。于1967年8月11日乘军车从石砣返涪，在龙潭被贸派伏击打死。”“周死后没隔多久，李畔就同一位忠实兵结婚了。我怀疑有人制造阴谋，借此事作为发动武装镇压的导火线。”  

     更有一位当年在涪陵参加神秘的“816核洞”施工的河南商丘籍原工程兵54师（即我前面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8342部队）师后勤政治处干部在最近的回忆文章里回忆当年涪陵的严重武斗时写道：“部队进入‘８１６工程’施工地区时，……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涪陵军分区司令员李畔少将被打死，在长江上架设电网，阻拦过往船只。”（商丘日报电子版,读报社区， 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40124477/）

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在他那本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正义论》一书中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我是信奉这一观点的，因为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将把“真实”当着一种追求，一种对于思想美德的追求。不是吗？君不见，有多少人曾为了对于“真实”的追求而穷其一生，甚至悲壮献身!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自己一定要写真实的文革，一定要写自己对于文革的真实思考。

也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将就我所知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畔。

先说说李畔的近况。一位现居成都的当年涪陵红卫兵（网名叫“锦城涪州”）于2009-2-3 09:25在涪陵-涪风论坛上回复发帖称：“是的，他（指李畔）还健在。90多岁的人了，除了耳朵有点背、眼睛不太好之外，其它无大碍。耳朵背，有助听器辅助；眼睛不太好，但也能借眼镜看《参考消息》；风和日丽时，也到室外散散步，晒晒太阳，尽情享受大自然之风光（http://bbs.fuling.com/viewthread.php?tid=107479&extra=&page=4）。”

        据我回忆（1968年初，我曾同原涪陵军分区政治部干事骆世刚为筹建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被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派往成都军区查阅参加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军分区领导的档案，其中包括李畔政委的档案，由于时隔太久，且当时也不允许擅自抄录，查阅档案之后的摘录也要经军区政治部审查盖章方可带走，故只能用“回忆”一说），李畔生于1919年（今年正好90周岁），北京怀柔人，1938年参加革命，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参加革命之前曾教过私塾，因此参加革命后一直因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作文职军人；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与同在抗大学习的周若华结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并担任第一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独臂将军贺炳炎上将的秘书（贺炳炎上将1960年7月1日于成都病逝，享年仅四十七岁）；大约就在贺炳炎上将逝世不久，李畔曾因开车失事压死人而受处分；1965年前后调涪陵军分区任第二政委（按照惯例涪陵军分区第一政委由时任中共涪陵地委书记的孙俊卿担任）。

记得我在文革前的1965年底曾有过一次接近李畔政委的机会，那是我作为学校（涪陵一中）的建党积极分子和当时涪陵教育系统的建党积极分子一起，在原涪陵城六校（仍在现在的南门山）的办公室听过李畔政委给我们做的形势报告。讲的什么早已忘记，但这个印象很深，因为听学校领导和当时的宣传部、教育局的领导讲，李畔政委的理论水平很高，而且在当时的涪陵地区党政军领导中都是很有水平的。

真正和李畔政委的接触是在1967年6月底，那时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已经下达，李畔已经正式负责涪陵军分区的支左工作，而且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已经成立，我也作为成都军区明确支持的四大“革命群众组织”之一的总负责人参加了几次小范围的支左部队首长接见会。

通过几次会议接触，我在支左领导小组的两位组长，即组长8342部队副政委黄鹤寿与副组长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之间作了一个比较，我发现李畔政委是一个我更愿意亲近的首长。

就资历而言，黄鹤寿政委是1942年参加革命，肯定不如李畔；但可能黄鹤寿一直是带兵的，也可能是因为黄的部队在实力上远远超过军分区（黄所指挥的工程兵部队在涪陵白涛修建“816核洞”，有兵力两万多），更可能是黄本人的性格使然，我对黄鹤寿政委的总印象是很有威严、很有派头；而李畔则可能因为一直是文职军人，也可能他也看到要完成在涪陵的支左任务主要要靠8342部队，而且在涪陵支左领导小组里他也是副组长，当然更可能是李本人的性格使然，我对李畔政委的总印象是很能倾听别人的意见，也很有亲和力，因而也更容易接近。

老巨333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1 当小报编辑——小资·沙笼）》（见老巨333的博客）中，以一个编辑的角度，写了他从涪陵“忠实兵战报”于1967年7月1日创刊到68年底停刊其间一年半在战报编辑部那“得其所哉，乐其所哉” 惬意生活。其实，我当时作为忠实兵司令部的总负责人之所以非常支持并维护战报编辑部那轻松自由的工作制度和氛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从内心里是把战报编辑部作为忠实兵司令部的“智囊团”来看待的，我知道，在战报编辑部里集中了忠实兵司令部的佼佼者；我在1967年7、8月这段时间（也是涪陵两派斗得最激烈的时段），几乎每周要到编辑部去召开一次座谈会，认真的倾听编辑们对涪陵，对四川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分析，然后我会将大家的看法加以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将这些看法转述给李畔政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李畔政委总是很认真的倾听我的分析，而且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对于涪陵、四川乃至全国文化大革命局势的分析竟然都为以后的发展所证明。

1967年8月5日，在赵树金的直接策划指挥下，“贸派”首先抢了涪陵军分区军械库的枪支后，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紧急电告成都军区，在得到成都军区的同意之后，开始给我们“忠实派”发武器（详情我将专文叙述）；在给“忠实派”紧急调配武器的过程中，“贸派”由于先于“忠实派”武装，故有组织的打了两次阻击战，一次是所谓的“8.8”海战（见老巨333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6）》，我亦将专文叙述），这是直接针对“忠实派”的；另一次就是有名的“8.11”涪陵龙潭阻击战（见老巨333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7）》，我亦将专文叙述），这却是直接针对支左部队的，而且李畔政委的夫人周若华也被打死。

“8.11”事件后几天，李畔政委一直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我清楚的记得，当我两三次到支左领导小组都见到只有李畔政委一人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的坐着，大家都不愿去打扰他，他的警卫员也轻声的提醒去安慰他的人不要去打扰他。

接下来的1967年8月14日，“忠实派”在重庆“反到底” 军工井冈山望江101号炮艇的支持下，向“贸派”发起反击（此时支左部队并没直接介入，而且在这次的反击中也并不是如何蜀在他的《重庆武斗大事记》中所引资料说的那样是由“李畔亲自指挥”，详情容后再述），并将“贸派”赶出涪陵城；由于“贸派”撤出涪陵城后主力是向江东方向撤退，大势已去的“贸派”“保守组织”有了被分化瓦解的可能，于是支左部队开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贯彻涪陵五条”为由“ 切实做好对保守组织的工作，使其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了“江南、江北、江东赶垮红联司”、以及 “九.二四”总攻栗子寨等等在支左部队领头之下的联合行动。

就我所知，我也不止一次的听到黄鹤寿政委、李畔政委、王永言代司令员、任成宣副司令员对我说过，支左部队在上述的所有行动之中都是按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决定的一个总原则（也不是““逍遥词客”所说的那样是杨登基政委的个人决策——杨登基根本就没有参加上述的联合行动），即用“赶鸭子的方式”将“贸派”整个组织“赶散”、“赶垮”，这就在根本上不存在所谓“围剿”一说，此其一；

其二，据我所知，参与上述联合行动的直接指挥是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成员涪陵军分区王永言代司令员、任成宣副司令员和8342部队所属的8042部队（团级）政委李华禄三位首长，作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的8342部队黄鹤寿副政委和作为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涪陵军分区李畔政委均未到过所谓的“前线”，（对此，当黄鹤寿副政委因支左有功而在此之后被提升为政委，但李畔政委却受到当时的成都军区梁兴初司令员多次训斥并在1969年遭周恩来的呵斥的时候，我也曾不止一次的听到王永言代司令员、任成宣副司令员忿忿不平的在李畔政委面前的表示，要追究责任他们愿与李畔一起分担，而在这种时候，李畔政委总是劝他们冷静并表示他个人愿承担一切责任——也正是在这类接触中只有21岁的我从那时就懂得了敢于承担）；

其三，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正是由于支左部队在前面领头，并采取了“赶鸭子的方式”才避免了都有真枪真炮的两派群众组织的直接厮杀，从而减轻了上述联合行动的血腥味。其实，虽然用这种“赶鸭子的方式”将“贸派”“赶垮”对于“贸派”这个组织来说是一件让“贸派”广大的组织成员无法接受（当然，现在看来这种作法首先也是不公正的，因而也不具备正义性），但真正的血腥，就连“贸派”的群众也清楚，那是当组织垮掉之后的“贸派”人员落入以“胜利者”自居的“忠实派”手中之后（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后面将要说到）。

此外，我还想特别提到的是李畔政委对我一直很有影响的一次谈话，记得那是在1968年的下半年，在传达了毛泽东对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后，李畔政委对我说：一个人真正收获最大、掌握真理的时候往往是在他最困难、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而在他得势的时候，生活顺利的时候，也往往是他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的这个感悟对于现在已经60多岁的我来说似乎已经意义不大，但对于曾经年轻的我却一直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李畔政委是在他夫人死后七八年才在成都和在四川石油管理局的一位女干部结婚的（那位女干部和他也有相同的经历，她的丈夫也是军队干部，而且级别不低，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支左献身），根本不存在“逍遥词客”在网上说的“周死后没隔多久，李畔就同一位忠实兵结婚了”一事；1994年夏天，我在当了“反革命”后回到教育系统，利用暑假从重庆（当时重庆仍然属于四川管辖）出发，经合川及川北的南充、绵阳骑了八天的自行车到成都，在与李畔政委分别20多年后专程到他在成都的军区军干所看望过他。安度晚年的李畔身体很好，因为早年曾当过私塾先生而写得一笔好字的他不时总有一幅字画在书法比赛中获奖；可惜对书法一直不感兴趣的我竟然没有提出过向他索要字画的要求。

早已转业回河南平顶山老家的原涪陵军分区政治部干事余钦，当年因比较坚决的支持“忠实派”并被梁兴初多次大骂为“支持李畔的干将”而遭到不公正处分。在我结束“反革命”生涯回教育系统后，他曾经来涪陵到我家叙旧，在他的言谈中曾这样的向我表达了他对李畔的不满，他说：在“林彪事件”后，梁兴初也因被定为“上了林彪贼船的人”而被处理，那时李畔完全可以利用那个机会并凭他的资历和他过去在成都军区和他在军队中的老关系改变和纠正梁兴初在任时对他们这一批人的错误处理，但李畔没这样做。用老余的原话就是，“他（指李畔）被梁兴初整的那样惨，他却一个屁也不哼。”

其实，在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涪陵五条”也是一个不具备正义性的决定。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正义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正义即公平。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这一原则，“贸派”就应当平等的享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持；进一步说，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根本不应该将群众组织划分为对立的两大派。

然而，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年代，是“非左即右”的“你死我活”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不能容忍宽容，也不能容忍多元，于是也就自然的产生了那些对当年的那一代人来说理所当然，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不可思议的事情。看来，真正的代沟是由不同的时代文化造成的。

难怪有人要“告别革命”。

  

注释1 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2月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并于1967年2月23日下令部队向阻拦和反对军区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制造了当时震惊全国的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最早的军队开枪镇压群众的流血事件）；1967年3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赵永夫在监狱里关了十多年，直到1978年以后才出狱。

注释2 何蜀，男，1948年6月生于重庆，现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春秋》杂志社副主编，副编审。已出版作品有：《雾城血》、《红岩精神丛书·红岩千秋》、《红岩精神丛书·红岩精神三字歌》、《雾都明灯》、《东方红故事丛书·红岩村人立下丰碑》。

 

 

我的造反生涯（36）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3）:关于涪陵支左部队（补遗）

在《我的造反生涯（34）-（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对涪陵武斗的总述》中，我将涪陵1967年的大武斗（5月-10月）大致分为三个时段，并对应这三个时段概述了大武斗的演变进程及其类型；而且在那一节里我还特别说道：“涪陵1967年的大武斗的演变进程是和参与武斗的三种力量在当时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三种力量即是武斗中直接对立的两派和以制止武斗发展升级为目的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支左部队，正是这三种力量在当时特定历史大环境中的演变进程才促成了具有涪陵特点的1967年夏秋的大武斗；当然，这三种力量中关键人物的个人品质对涪陵大武斗的演变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由于篇幅的限制，在那一节里，我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支左部队在当时的演变发展情况，本节将就这个问题做些补充说明。

先说涪陵支左部队的主力——中国人民解放军8342部队（即工程兵第５４师），这支曾修建了酒泉核试验基地的部队从１９６７年初至１９６８年底进驻涪陵，共计有两万多官兵，其任务是要在涪陵县白涛镇乌江边的崇山峻岭开凿山洞，修建神秘的“816核洞”以建设原子能反应堆，该工程被中央军委视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高度保密状态。这支部队在此奋战了八年，到1975年才完成了该项工程，其中５３位军人为此工程英勇牺牲。

由于该部队一进入涪陵恰逢涪陵文革的高潮，为了保护施工的安全环境，根据中央军委和工程兵总部的命令，部队参加涪陵地区的支左工作，并对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部队副政委黄鹤寿（后升任政委）担任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由于这支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涪陵的“二月镇反”，所以该部队是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的精神介入涪陵支左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接受支左命令的那一天起就是被要求支持涪陵“忠实派”。

记得第一次接受黄鹤寿政委的召见是在涪陵党校的那所当年有名的一楼一底的办公楼里（现已拆除并在原址修起了党校最大的教学楼）。小办公楼被布置成黄鹤寿政委办公室、会客室并兼卧室。屋前房后均有哨兵警卫。正是这次召见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即黄鹤寿政委是一个很有威严、也很有派头的部队首长，一个能让你必须服从的首长；当然，也正是这次召见决定了我们“忠实派”有了一个坚强的后盾。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这支部队的确是坚决支持我们的。为此，我将在这里公开一个我也是最近为了写作才搜集到的关于涪陵支左部队的一个小秘密。

这是已经年满七十的原涪陵体委游泳教练余肇森先生亲身经历并在最近亲口告诉我的一件真实的故事：

时间是1967年6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即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下达不久；

地点是在原涪陵地区体委灯光球场（与原涪陵军分区只是一墙之隔，而当时地区体委的办公室就在灯光球场的前看台下面）。由于军分区里没有更大的场地，所以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全体指战员的大会只好在这里举行。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贯彻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 由于我在前面说过的原因，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的指战员中，绝大多数是支持“贸派”的，其比例大概是500比30，所以这次大会实质上也是一次“集体转弯”的大会。大会开的很激烈，广大的指战员明显有非常大的抵触情绪；军分区的几位首长中也有分歧，只是因为“涪陵五条”是上级军区的命令，有意见也不便当着战士表露。

在大会进行的过程中，军分区任成宣副司令员（是支持“涪陵五条”的）到看台下面的办公室找到余肇森，要他到灯光球场的厕所那边去盯着，看党校方向（即8342部队）的动静，并告诉余肇森，只要看到党校有部队出动，马上就来告诉他。当年在灯光球场的厕所那里是完全可以看到党校里的动静的，余在厕所里守了一个多小时，党校方向没有任何动静；将近中午，余才到大会主席台上悄悄告诉任副司令员，说党校那边没有任何动静。任副司令好像是舒了一口气的说：“好的，只要没有出来就好。”

很明显，对于任副司令员来说虽然只是一场虚惊，但从当时的情形看，两个支左部队之间也是有分歧的，而且差不多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当年没有手机，如果误以为灯光球场的“集体转弯”砸了，党校里要坚决贯彻“涪陵五条”的部队会开出来弹压吗？因为那支部队在实力上要大得多；更何况难道一向和善稳沉的任副司令员的担心就完全是子虚乌有？事先就一点没有耳闻？

余肇森先生后来在任副司令员的安排下一直跟随前线指挥部过江东，打栗子寨，并经历了黄沙坝那最后一次交战，他给我讲的那些事我将写进我后面的文章中。

虽然灯光球场的“集体转弯”整体上是成功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的大多数指战员转弯了，加上在此之后成都军区独立团7822部队(也是执行“涪陵五条”的部队)也奉命支左，这样涪陵支左部队就由三部分部队组成；但涪陵军分区机关及所属独立营的少数军人仍然明里暗里支持“贸派”，特别是军分区的个别首长，暗地里仍然对赵树金表态要坚决支持“贸派”从而使赵树金始终抱有幻想；而刚从涪陵军分区转业到地方不到一年的赵树金（原任涪陵军分区副参谋长）则凭借原来在军分区里的余威，对几个态度坚决支持“贸派”的军人提出诸如作为内线抢劫军分区军械库的武器等非分要求并得逞之后，这几个军人（如王XX、926部队张XX）也就越陷越深，直到最终脱离军分区机关或926部队与“贸派”总部住在一起、撤离涪陵城、登上栗子寨。

此外，我还在有关的资料里看到有一个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242部队（即校址在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筹”（大概是该学院的一个“8.15”派的造反组织名称）的夏XX，也一直与“贸派”总部住在一起、撤离涪陵城、登上栗子寨。

可以想象，这少数的几个穿着解放军军装、带着解放军帽徽领章的军人在那个年代，在那种背景之下对“贸派”的广大群众的心理支持是很大的

 

 

我的造反生涯（37）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4）:“五.二七”围攻忠实兵司令部

我们赴京的五人是1967年5月14日回到涪陵的。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当我们从荔枝园长航码头上岸之后所受到的那种热烈欢迎的场面。我被带上大红花，由我们的忠实兵们和我们这派的群众组织的欢迎队伍夹道欢迎我们，然后我们被满怀激情的人们高呼口号簇拥着回到城里（从荔枝园长航码头到城里有五里路程）。

由于激动兴奋，根本没有注意“贸派”的反应，前不久我才在一个材料里看到，其实当天“贸派”也组织了“欢迎”，他们做了花圈，拉了横幅“欢迎死者归来”。 

我在前面也说过，1967年5月至1967年6月下旬，是涪陵大武斗的第一个时段，在这一时段里，刚刚遭到“二月镇反”的镇压后按“四川十条”的精神恢复组织的我们这一派，尚处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因此当时“忠实派”的主要活动是以忠实兵为急先锋大力宣传拥护“四川十条”以唤起部队和群众的支持，重新组织队伍以壮大自己，因此不会主动的挑起武斗；即便在武斗中失利，也不是要反击（也不具备反击的实力）而是运用失利来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和支持。

这就是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中的第一次，即“五.二七”事件发生的背景。

关于这次武斗事件，我想先转述目前我在网上所搜集到的三个版本（后面的武斗事件写法也将用这样的方式）。

先引用在我的博客中转发的《涪陵文革日记》中的那位红卫兵当时的记录（见涪陵文革日记之十一）：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从昨日夜“贸派”就开始向我“忠实兵司令部”进行包围，并准备调农村受蒙弊的农民来打，幸亏今天工人及革命群众冲进文化馆把我们救出了，当时很多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我们冲出后，便开始游行，我们一边走一边喊：“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忠实兵有什么罪？”这喊声感动了大家，这喊声唤醒了很多赵树金蒙弊的革命群众和干部。铁的事实教育了涪城人民，使绝大多数开始站到造反派这边来了，现在广大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笔者评注：这一版本可以说是当事人在事件发生的当天记录的，虽然很简略但就其事实而言是可信的。） 

第二个版本来自一个叫“老来糊涂”的网友在涪

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他回忆道：

1967年5月27日，“忠实派”“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数人在涪陵县文化馆（今涪陵区少儿图书馆）其总部门前的露天舞台上以教唱自编歌曲《活捉耗子精》（注：“耗子精”影射“贸派”头头赵树金）进行反“贸派”宣传，适逢“贸派”“毛主席的红卫兵”游行经过，“忠实派”红卫兵即大呼反“贸派”口号，激怒了“贸派”红卫兵，当即向“忠实派”红卫兵冲去。“忠实派”红卫兵见寡不敌众，急忙退入文化馆内，紧闭大门。“贸派”红卫兵中几个年龄、个头稍大者爬上大门，踹断大门上部木条跳入里面，打开大门，放“大队人马”入内，砸坏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司令部”。“忠实派”红卫兵多数从后门撤离，据事后宣传，少数撤离不及的“忠实派”红卫兵，遭到“贸派”红卫兵殴打。这次事件，是涪陵两大派第一次“触及皮肉”的武斗。

（笔者评注：这一版本中讲“贸派”红卫兵中几个年龄、个头稍大者爬上大门，踹断大门上部木条跳入里面，打开大门，放“大队人马”入内，砸坏了“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司令部”。这一情节与其他两个版本都不同，明显有误，事实是“贸派”一直都没能冲开文化馆的大门，在这一点上应取信《涪陵文革日记》中的那位红卫兵当时的记录。“老来糊涂”大概是将后几天“贸派”再次砸“忠实兵司令部”的情景与“5.27.”事件搞混了。）

 

第三个版本就是“老巨333”博客中的记述了，他写得比较生动也比较详细，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51）》中，他这样写道：

5月27日，是派性斗争的一个高潮。

那天我照例来到文化馆，“忠实兵”司令部和我所在的战斗队在那儿。文化馆在市中心临大街几十级高的台阶上，中午稍过时，我在那里居高临下看了看，一泼又一泼的游行队伍来来往往，口号声此起彼伏，就回到队部，突然院里叫喊起来，呼叫大家，只见大门口围满了人，对方一大堆人在外面呼口号，要求交出凶手，说有人被我们的人打伤了，似乎还看到有伤者，这边当然阻止不让他们进。僵持一阵后，街对面的土产公司又轰叫起来，那里有我们派学生的几个分部，一群红联司人员围在门口，据说也有人被打伤了，要求交凶手……

    两方的高音喇叭呼喊，一派说有人被打了，要严惩打人者；一派声称对方冲击总部，要搞打砸抢。双方的人员越聚越多。快到傍晚时，我方指定包括我在其中的一批人到街对面土产公司去，那里人少，于是我们约100多人在院里集合好，然后拥挤着冲出去，简直从对方人堆中“杀”出一条路，途中有的人鞋子挤掉了，挨了一些口水和拳头，我们顾不得这些，终于冲过去了，与同伴会师时，激动得相互拥抱（当然男女有别），大家将大门关上，用许多桌子挡在后面……

    我来到这边的三楼，刚好与对面文化馆持平，向下看，黑压压的街上全是“贸派”人员，再也无法冲进冲出了，被分割在两边，被围的全部是我们这派的学生。文化馆大门早已无法关闭，只见我方学生手挽着手，排成五六行“人排”，横堵住大门。

 “贸派”人员多次向两边发起冲击，我们这边大门内加了10多张桌子挡严，他们冲了几次无结果，就重点冲对面文化馆门口。从晚上7点到10点多，是冲击的高潮，只见他们的人浪向“人排”冲去，“人排”弯曲又恢复，恢复又弯曲，每在冲击空隙中，我方就迅速将前排的人作部分轮换。

  所幸的是，当晚双方都有底线，未动用器具，否则难以想象。

    我们一两百人在街这边土产公司的各个窗口上，不停地喊口号，为对岸加油助威，可谓声嘶力竭，饿了，忍着；渴了，就到自来水管下咕咕地喝下水去。

   在争斗中，我方街道两边唱起歌来，“东方红”中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是首选，还有毛主席的“西江月 井冈山”，其中“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自然激励斗志，大家的情感都融进歌曲中去，不少学生流下热泪。还有文革中广为流传的歌，各派都唱，凡受压时最爱唱：“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忠实兵战士想念亲人毛主席！”后面那句的主语是因人而异的。

    对方毫不示弱，也唱起歌，唱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也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双方歌声、喊声、口号声、鼓掌声……混成一片。

    文化馆的高墙上，我方的人不时拉出大标语：“我们想念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倒赵树金，打倒黑联司”等等，对方几次搭起人墙想去扯它，终因墙高而无果。

    大约10点多钟，有人说赵树金到现场了，一时口号声更响了，我从未见过他，很想见见，但下面人

太多，没有看到。也可能他没来，是误传。

    午夜后，双方都感到疲惫不堪，场面稍显平静，但隔段时间还会出现小的轰闹。

   天放明了，双方又打起精神冲撞起来，不过均已成强弩之末，谁也压不倒谁。正在此时，从东边传来响亮的口号声，一支大队伍过来了，那是我们这派的“二.七兵团”、“工人造反兵团”声援来了，街道两边一片欢腾，“贸派”见状，也就缓缓退去，我们冲出来，与工人队伍会合，一时忘记了疲劳，跟着游行一圈后，得胜回家了。

（笔者评注：这一版本中讲双方对峙写得生动也基本属实，但两处有误。一是当时“红联司”还没建立，

据我从多个材料中印证，都能证明“红联司”是在此之后的1967年6月3日才开第一次正式的筹备会，而在

6月中旬正式成立；二是文化馆的对面不是土产公司，而是涪陵县商业局，土产公司是在文化馆的左边，更

主要的是对面的涪陵县商业局里那时已经没有老巨333所说的我们忠实兵的几个分部，而是“红贸

军涪陵县商业分部”的所在地。可能老巨333把在文化馆内的情况记为在对面看到的。这个错误估计是因

为老巨333原来属忠实兵“涪陵红卫总部”，而从文革造反开始，涪陵县商业局就是“涪陵红卫总部”的

所在地。）

 

    下面是赵树金1967年11月22日的交代：“今年五月二十七日涪陵忠实兵在文化馆台上宣传……，

对面的是“红贸军涪陵县商业分部”，听说是涪陵红贸军县商业主动挑起了武斗。具体情况我不

清楚。总之双方打起来了。红贸军常委向XX对我说，忠实兵在打县分部，怎么办？我说，调人去

援救。于是向XX、黄XX就带领红贸军的70多人，又通知各总部，大概又去了500多人。这次都是

用砖、瓦片打的，打死的没得，打伤的有，红贸被打伤的有两人，忠实兵不知打伤多少……”

（笔者评注：赵树金在事发五个月后的交代基本属实，也印证了我指出的老巨333的两处错误；他说

“听说是涪陵红贸军县商业主动挑起了武斗。”接着又说“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则说明他真的是不清楚到

底是那方主动挑起了武斗，“听说是涪陵红贸军县商业主动挑起了武斗。”只是在处于受审的不利地位时

的迎合之词。而且赵树金自己也没说到过现场，也正因为他没到现场，所以他说“用砖、瓦片打的”也就

不可信，当事人老巨333说“未动用器具”是可信的。）

 

          真实的情况是，忠实兵在文化馆台上宣传（几个版本的说法都是一致的），文化馆台子的对面由于是

“红贸军涪陵县商业分部”，于是在台上宣传的和台子对面的发生言语纠纷，进而形成赵树金所说的“红

贸军常委向XX对我说，忠实兵在打县分部，怎么办？”接着当时实力强的“贸派”派出人员包围并要冲进忠

实兵司令部（文化馆），并将忠实兵司令部围了整整一个通宵。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都不见支左部队的身影。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在前面所做出的判断“这段时间支左部队基本上没有主动出面制止武斗，相反，不少的军人还明里暗里支持“贸派”用实力来压垮忠实派”。

    大概这也是促成我们决定除了留下一些主要负责人在涪陵坚持战斗外，派出“忠实派”的相当部分的主要负责人和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到成都向军区和省革筹反映涪陵的情况以争取上级的支持的原因，于是就有马泽林、李林森带队，包括老巨333在内的一大批人于几天之后去成都并最终促成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的下达。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作为忠实兵司令部的总负责人（我不喜欢用“司令”这个词）的我，自始至终参

与了这一事件，并在被包围的那个通宵里，在文化馆里组织和指挥忠实兵们的反抗。

 

 

我的造反生涯（38）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5）:“六.一九”武斗事件——涪陵大武斗中第一个逝者 

从“五.二七”事件起，在我的身边人们就常常会看到一个年龄比我稍大、个子和我差不多、蓄着络腮胡的人，忠实兵们都管他叫“周络二胡”。由于他常常跟着我，包括有时忠实兵司令部负责人开会我也叫他参加，他也常常给我出点子，我在抽不开身时也会叫他以我的名义去传达我的“命令”（虽然他去贯彻我的意图时总是以协商的态度很友善的向他人转达），所以有的忠实兵竟然把他当作是我的“高参”。

他，就是我必须说到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周树林。

他其实并不是学生，而是当时属于涪陵地区管辖的酉阳县龙潭镇供销社的会计，岁数只比我大一两岁，但和我一样都是高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二月镇反”时在酉阳也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由于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都在涪陵（父亲是原涪陵县汽车队的老驾驶员），所以他是在“四川十条”下达平反释放后回涪陵探亲期间碰上我的。

我们虽然以前素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因为在第一次交谈中我就发现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的人；特别是他当时对时局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应对之策与我非常合拍，于是我在心目中就自然的把他当着我的兄长来看待。

我至今都还清楚的记得，我坚持在“五.二七”事件后（特别是在此之后“贸派”又多次冲击、冲进文化馆忠实兵司令部，砸办公室，抓、打忠实兵）仍然要坚守文化馆，坚决的批判我们内部的“化整为零”的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采纳了他提出的“坚持斗争，决不能被打垮，哪怕失利，也要利用失利来制造舆论扩大影响，争取同情和支持，用以壮大队伍，最终夺取胜利”的应对之策（当然忠实兵司令部里几个主要头头也是这个观点）。 

在一份资料里我看到这样的记录，“（1967年）五月底由红贸总部周XX、况道成、红色雷电的彭XX召开会议，地点在水电局，十七个总部各派一个代表参加……大家同意联合，但名称未定下来，办事机构设在哪里也没定下来。6月1日又在红贸总部开会，除十七个总部（各派一个代表）参加外，毛主席的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军分区的李科长也参加的，赵树金也参加的。研究后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涪陵联合司令部’（即简称的‘红联司’）；司令部设在红贸总部。”

这就是说，当我们从北京回涪陵才20来天，忠实派还处于组织恢复发展的阶段，“贸派”就将原本凭借“二月镇反”而强大的力量联合起来了。何况那时“涪陵五条”还没下达，涪陵的支左部队还是在支持“贸派”。

我手里的资料还显示，其实，在组建“红联司”的“宣言”里明白的申明成立“红联司”有三大目的：一是“便于统一行动，统一指挥”；二是要“搞垮‘政法公社’和‘红色风暴’这两个组织是保守组织”（注意：并不包括“忠实兵司令部”和“工人二.七战团”、“涪陵工人总部”，因为“贸派”也知道这三个组织是不可能搞垮的造反派组织）；三是要造成逼迫上面承认涪陵有两大派的既成事实，即一派是“贸派”，另一派就是不包括“政法公社”和“红色风暴”这两个组织的“忠实派”（或称“二七派”）。

很明显，除了第一个目的外，后面的两个目的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的。而且在具体的现实中，忠实兵作为急先锋（在那一时段里我们这一派其他组织的很多群众还是处于观望的心理状态，忠实兵的影响和作用也就显得非常重要）是坚决支持“政法公社”和“红色风暴”这两个组织的；于是“红联司”就采取了一个错误的策略，即将忠实兵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说这一策略错误，起码有三个原因：一是将“贸派”明知不可能打垮的忠实兵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这在根本上是与成立“红联司”的目的相悖的；二是要知道当时忠实兵司令部的几个主要头头都是在“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坐了牢的，我和石少云还作为涪陵造反派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中央首长多次接见我们，是不怕打也打不垮的；三是这一策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叫做“正中下怀”：处于恢复发展的忠实兵就是准备要通过“屡战屡败”来扩大影响，唤起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用以壮大和发展包括忠实兵在内的我们这一派组织。

话虽这样说，那段时间我们忠实兵可真的太惨了；特别是“5.27”事件之后忠实兵面对的是已经成立了“红联司”从而可以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的“贸派”，所以不论是在文化馆的忠实兵司令部还是在专署里的忠实兵的下属组织机构都遭到冲击，那段时间里，挨打的总是忠实兵，经常可以在当时涪陵的那条唯一的大街上见到被打之后高呼着“革命的同志们，忠实兵有什么罪？”口号的游行队伍；可喜的是围观和支持的群众越来越多。

这也就是“6.19”事件发生的背景。

下面还是先看《涪陵文革日记》中的那位红卫兵在事发后补记的版本（见涪陵文革日记之十二）：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

涪陵6.19事件发生，地点在大东门。“贸派”在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后，就蓄意挑起事端，打伤多人。有的听说被赶下乌江，被淹死在河里。“二七”团部被打的稀烂。事情发生后我和周××一道去看，在一家居民屋里，有位“忠实兵”的脚被打伤了，很大一个洞，鲜血直流；一位工人头部受伤，也被居民藏在屋里。周××背着那位“忠实兵”马上转移，到旅社时听说我们造反派有一人死了，于是我们马上跑到专区医院，一到那里，有很多“贸派”戴着藤帽。我们到了停尸房的门外等着（涪陵一中也有两位造反派），不一会周××也来了。隔了一会，那些戴藤帽的人也围了过来，想把我们撵开，我们守着大门不走。突然那帮人又冲到后面去了，我们一看情况不对，到后面一看，胡忠孝的遗体已经从后门拖上了车。我们几个人便去栏，胡忠孝的妈妈也哭着不让“贸派”抢走，我们几个人被推开，胡忠孝的妈妈也被拉上车，没法，我们几人又跑到医院大门，眼看车子就开来了，这时周××等同志马上在路上睡着拦车，我也站在路中。车停了一下，冲下来几十个“贸派”将我们路上的人拖开，车子开跑了。后来听说海陵厂那边也有造反派栏，没法，“贸派”才把车开到军分区。然而，“麻贸”总部的广播却大叫大喊造谣说我造反派“匪二七”把“复辟兵”打死了多少，又推到河里去多少。听到造谣的广播简直把人的肺都要气炸了。但是，不管它怎样造谣始终是欺骗不了明白真相的群众的。

（笔者评注：日记中的周XX就是我在本文开始说到的周树林；很明显日记的记录人和周树林赶到现场时武斗已经结束，但从他们接触到的两个忠实派的伤员都是在被打伤后躲藏在居民的家中这一点来看，忠实派是被打得大败，因为事件发生地本来就是忠实派的“工人二.七战团”总部；其中特别值得说的是当他们赶到专区医院——即现在的涪陵中心医院——看到“贸派”用汽车将被打死的胡忠孝转移时，为了拦下汽车，抢回自己战友的尸体，周树林等人竟然奋不顾身的睡在公路上，日记的记录人，一个女忠实兵也敢于不顾生死的站在公路中间拦车，那情节倒真有些悲壮。） 

第二个版本仍旧来自“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他回忆道：

“六·一九”事件  

1967年6月19日，“贸派”组织大量人员，围攻设在大东门码头中部原涪陵轮船公司工人俱乐部内的“忠实派”“二七战斗团”总部。“忠实派”调集人员增援，因力量相差较大，只得退守总部。“贸派”武斗人员爬上毗邻房屋进攻，双方都揭房上瓦片为武器互相投掷。最后，因寡不敌众，“忠实派”人员突围撤离到乌江上的船上，其中很多人是从几米高的房上跳下脱身的。在这次武斗中“忠实派”红卫兵，涪陵五中学生胡忠孝身受重伤，送专区医院门诊部抢救无效死亡，是涪陵武斗的第一个殉葬人。双方从此开始组建“专业”武斗队，武斗人员开始“装备”木棒和藤条安全帽。

由于武斗失利，“忠实派”“二七战斗团”被赶到船上。由于“二七战斗团”控制了涪陵大部分船只，特别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艘大马力铁壳船，他们与此封锁了乌江江面，至此，乌江航运中断，至9月23日方复航，时间长达97天。

（笔者评注：这一版本所说的基本属实。但要说明的是，“贸派”在此之前就开始组建专业的武斗队并配备了藤帽棍棒。）

由于老巨333六月初即被派往成都，故没有他的版本。

还是让我们看看赵树金在事发五个月后的回忆：“今年六月十九日上午，红贸观点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工人二.七战团’团部贴大字报，不知怎么就打起来了。我得到这个消息就叫红贸军总部常委王XX带县工交分部的二百多人，红贸军一百多人，加上专工交的部分，共计四百多人，由王XX、黄XX、况XX带领去的，双方在工人二.七战团’团部房顶上用砖头、瓦片打。这次贸派打死了忠实兵胡忠孝，伤的就多了。”

再让我们看看赵树金在上面说到的现场指挥人之一的黄XX事发后是怎么说的：“六月十九号听说大东门那边打起来了，杜炳全——红贸军总部的二号头目——亲自拉的警报，叫所属各总部各战团到大东门集合。我就叫杜XX、王XX带起两个排戴起藤帽拿起棒棒(赶快出发)，后有人说怕影响不好，就（没戴藤帽没拿棒棒）空手冲去的。我带了二人去指挥，我叫那两个排的人从俱乐部的房顶冲上去，我也准备翻上去，结果没爬上去就下来了。这时部队到了。况XX,王XX组织县工交的人戴起藤帽拿起棒棒向‘二.七’总部压过去；我又爬上俱乐部的房顶，一道用瓦片掷；大部分的人都冲进了二.七俱乐部，当时看到很多二.七的人和忠实兵往河边撤，房顶上还在掷瓦片。后看到四个解放军抬着一个人，还有几个也被打伤了。最后听说打死了一个人，我们马上广播说是被‘二.七’打死的，第二天才知道死的人是忠实兵胡忠孝。”

（笔者评注：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知道，赵树金和由他指派的现场指挥黄XX的说法是基本一致的，大概过程也就是那样；而且与前面的两个版本也基本吻合。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的的确确成立“红联司”之后的“贸派”在武斗的实力上已经得到明显加强，反应快，行动也迅速。另外，我还从一个资料里发现，“贸派”已于在此之前的六月十二号就从县农资公司弄了大量的藤帽和锄把武装自己。）

我赶到现场时武斗也已结束（因为我们挨打在那段时间已是常事，我开始并未对这起事件太注意）。在码头边，忠实兵们向我哭诉经过；后听说胡忠孝的尸体在军分区，我赶忙带了很多忠实兵赶到军分区，在我们和胡忠孝的妈妈的强烈要求下，要回了胡忠孝同学的尸体，并抬着尸体举行了游行，我和忠实兵们在悲愤中流着泪游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武斗是在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1967年6月17日）下达之后发生的。

但是，从我手中的资料里，却看不到“贸派”的所有主要头目中有一人将这次事件和两天以前下达的“涪陵五条”挂钩。看来，当时“贸派”的头头们还没有人把成都军区的那个“涪陵五条”看在眼里。可是，恰恰是这次事件引起了省革筹和成都军区的高度关注；为此当时的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省革筹的副组长刘结挺、负责川东支左工作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还于六月二十四日专门在成都军区里的一个大会议厅接见了忠实派在成都的200多人。那是一次对涪陵文革具有重大影响的接见，用老巨333的话说，就是那一次接见，使“形势这么快就倒向我们一方，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老巨333亲身参加了那次接见，关于那次接见的详情见老巨333的博客《亲历亲闻——我的“文革”（连载）（58） 一次接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6.19”事件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加大了贯彻执行“涪陵五条”的力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机构的四川最高军事机关更加确定了“贸派”保守组织的性质，加强了支左部队的力量（工程兵8342部队也就是在那之后作为主力介入涪陵支左的），成都军区甚至派出军区医疗队支持涪陵忠实派；而忠实派也从此有了军队的真正支持——我再说一遍，在“二月镇反”中被镇压的造反派能得到军队的真正支持，并在此后的两年中也能作为唯一的一派（“贸派”是在1969年12月才又被承认为“革命组织”的）得到军队的真正支持，而且在之后的1968年成立的各级“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里能够掌握一定的实权，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不知我这样说能不能对胡忠孝同学的在天之灵稍微有点安慰。

我的好朋友周树林后来回酉阳，在酉阳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了常委；1977年在清理“四人帮”帮派组织时又被抓进监狱，他所遭受的磨难与我多少有些关系，对此我也曾很感内疚；平反释放后即凭着他极强的会计业务能力调回涪陵；后来曾作为涪陵地区商业系统最早的一批业务骨干到深圳发展（官办公司）；现定居成都。

我的造反生涯（39）

 

 

我的造反生涯（39）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6）:“七.五”事件

 

下面是我搜集的关于1967年“七.五”武斗事件的四个版本：

 

先看《涪陵文革日记》中的那位红卫兵在事发两个月后补记的版本（见涪陵文革日记之十二）：

 

七月五日早晨，天刚亮我们住在专署的忠实兵就发现“贸派”从公路上边工业局一带向我驻地压下来，个个带着藤帽，手持木棒和钢钎。同时粮食局屋顶上“麻油”和“复辟兵”也作有准备。大约早饭过，“贸派”就冲下了专署对面的房子，一次并抢走了被盖及家属房子里别人私人的东西。后在我造反派的反击下，打退了他们。过后“贸派”又连续冲一来两次，都被我造反派英勇击退，在第三次下来时，我和造反派们一起在反击中头部受伤。我也看到很多造反派，特别是工人同志很值得我学习，他们在前面英勇阻击，有的受伤多处，鲜血直流，但还是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最后，有的伤了，去包扎好了又冲到了前面，他们怕我们“忠实兵”吃亏，硬不让我们冲前面，在这个时候“忠实兵”们也是不听话地冲。双方展开激烈的斗争。到下午五时左右才稍缓和了一下。在第三次反击中，我造反派收复了粮食总部，但工人同志王忠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光荣牺牲了，多人受伤。在专署小院里，几位屋里忙碌着，还有一些忠实兵也在帮忙，伤员很多，药品缺少，并快完了。在第三次反击后，俘虏了一些“贸派”的人，但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从农村中欺骗来的农民，这些俘虏有些也是伤了的，在医药很缺乏的情况下，有的又提出不给俘虏上药和包扎，有的群众和造反派在气愤的情况下打俘虏，但被大多数造反派制止，同时也给俘虏同样的上药包扎好了伤口，因为这些都是受蒙蔽的群众，有的仍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居委会有的群众也积极的投入了战斗，有的帮造反派捡石头，搬东西，有的主动的到专署的小院里来照料伤员，并还在家里煮了很多稀饭用桶抬来，也找了很多很香的咸菜，拿来受伤的同志们吃，照顾很周到。天快黑了，双方乃在相持着，“贸派”还有可能组织更大的力量向造反派反扑过来。

 

(笔者评注：这一版本如果去掉其中派性色彩的语言，究其事实而言应当可信；其中说“在第三次反击中，我造反派收复了粮食总部，但工人同志王忠生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那天忠实派自认为的最大胜利。)

 

第二个版本仍旧来自“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他回忆道：

 

“六·一九”事件后，“忠实派”即开始向其势力较集中的长江饭店以西撤离，7月3日，“忠实派”赶走了涪陵日报编辑部及印刷厂内的“贸派”，长江饭店以西只剩下了“粮油总部”一个“贸派”据点。为除去心头之患，7月5日，“忠实派”组织人员向驻守在“粮油大楼”（在今良友酒家处，三层砖木结构，为当时涪陵城西“高楼”）发起进攻，把“粮油总部”赶到了城东。这次武斗中，“忠实派”武斗人员，涪陵合作理发店工人王忠生当场死亡，据“忠实派”此后宣传，王死于利器。

 

“七·五”事件后，涪陵以长江饭店至夏家沟这个“中间地带”为界，划分了一条“三八线”，以东为“贸派”控制区，以西为“忠实派”控制区，双方在“前沿”“重兵布防”，隔“线”对峙。

 

由于“三八线”人为地分割了涪陵城，危及旅客和船员的往来和人身安全，7月7日，渝涪线班轮停航，至9 月16日复航，共停航71天。渝宜、渝汉班轮也在此后不停涪陵，涪陵城与外界的水陆交通基本断绝。

 

“七·五”事件后，涪陵两派的武斗人员开始用大刀长矛“武装”。

 

（笔者评注：这一版本说到忠实派攻打“粮油总部”是忠实派主动发起的，这应是事实；但那是那天下午的事。）

 

第三个版本仍然来自“老巨333”博客，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0）》中，他这样写道：

 

    7月5日清晨，我还在专署大楼里的编辑房间睡得正香（那里白天是工作室，晚上在桌上睡觉），被人摇醒，说，外面打起来了，我一骨碌翻身而起，几个人一起跑了出去。

 

    专署大院前临大街，背靠长江，街对面地势呈坡状上伸，半山腰有条环城公路，专署右方的街斜对面200多米处是“贸派”的据点粮油大楼，这在当时是很高大的一栋楼,临街5层，很坚固。左方街的斜对面500多米是专署西门招待所，为我方据点。

 

    此时天色微明，街上行人稀少，我们看到，在这两个据点邻近的房顶上站有人，顺手揭屋顶的瓦片相互投掷攻击，其中有不少房屋是民居，住的居民扶老携幼逃出来。双方都不攻击这些无辜者。

 

    非常奇怪的是，此时双方都静悄悄地投掷瓦片，嘴里都不叫骂不喊口号，只听见哗哗的瓦块声。还不时可见到，在屋顶上的有人被瓦块击中流血，或者自我包扎后继续坚持，或者撤下屋顶。我们见到我方受伤下来的一些人，头部布满鲜血。

 

    到底哪方先动手？这是永远无法说清的事。我们倒是问了几个人，皆说是天明前，对方来摸岗哨被发现了。对此当时我们自然深信不疑。

 

    渐渐地，在屋顶中，可看出已形成了两方的分界线。分界线附近所有单位和民居的屋顶都被占据，我们站在西门招待所稍靠后的一屋顶上观看，只见屋顶互有攻略，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最严重的情况是，对方攻入并占了这个招待所的一个房顶，情况紧急，我们也抓起身边的瓦片投起来，也不管打中与否。很快我方跑来10多人的增援，将他们挤了出去。

 

    战至8点多钟，双方逐渐停手，场面趋于平静，我们也就下来吃早饭。

 

    匆匆刨了几口饭，又跑到现场，双方的人越聚越多，都是闻讯赶来的，抬头望上去，只见“贸派”的人在环城公路上下黑压压的一片，已经组织成队伍了，我方的头儿们聚齐不久，正商量办法着呢。街头巷口，到处是看热闹的普通群众，一点也不惧怕危险。

 

   “贸派”突然集中发出“冲啊冲啊”的呐喊，手拿钢钎，头戴藤帽，左手还拿着一块如同盾牌的遮挡板，从上而下冲了下来，冲到我方的据点下面时，我方的瓦块、砖头、石头砸下去，他们停一会，退几步，又开始冲。我方匆匆凑起的人马急忙上去增援，也高举钢钎、盾牌，双方非一线的“战斗”人员就如同啦啦队般的狂喊等口号，屋顶上的瓦块、砖头不够，双方都将鹅卵石和砖块运上屋顶。我们看到，屋顶上双方都常有人被砸中，伤者不断增加。

 

   居然，看热闹的群众仍然在路口围观，有的还分别在喝彩，偶而也有被砸伤的，但观者仍不见少。

 

    部队几次派人赤手空拳跑到现场制止武斗，他们都到最危险的两派结合地带，去喊话，但毫无作用，反而有人受误伤。只要部队有人受伤，两边的人相互喊叫，都说是对方打伤了解放军。他们每次都不得已撤了出来。

 

    一种“新式武器”在两边很快用上了，这就是特大的“弹弓”：将凳子的两只脚作弹弓的叉，用宽大的橡皮将拳头般大的石头弹出去，射程较远，准确度不高，往对方阵中打去多少是个威胁，有时打伤人，其中更多的是围观的群众。

 

    战到下午3点多，我方决定发起反击，占领粮油大楼，拔掉伸进来的一颗大钉子，这座楼比较庞大和坚固。在震天动地的喊声中，我方人员集队冲锋，打头的分头用大饭桌，上面再固定几张棉被，几个人在桌下顶着冲，楼上的砖头石块雨点般砸下来，有的桌子被砸垮了，换上又冲上去，这桌子就像战争中的坦克啦！后面的举起钢钎跟着冲，对方拼命抵抗，顽强不退，受伤的人很快增加……几经反复后，终于冲进了底楼。

 

    突然，进去的人退了一批出来，带着伤员，说里面“贸派”开枪了，话音刚落，外面的人也听见低沉的枪声，引起极大的愤怒，更多的人冲了进去……

 

    经过逐个楼层的争夺，同时我方在其他屋顶的人对试图增援的“贸派”人员不断投掷砖瓦石块，终于他们全部从大楼撤走，我方的旗帜在大楼顶上升起，大家都欢呼起来。

 

    这时，我方的一位“烈士”从大楼里运了出来，大家自然心情沉重。此人姓王，工人，50年代参加解放军，据目击的战友说，他们冲进底楼后，对方从二楼冲下许多人反扑，他断后，掩护其他人退却时，被对方抓住，头部被砍了一刀，随后被绳子捆住勒死。我方再冲进去时，对方企图将尸体带走，被我方人员冲上去强行夺回。我前去看了一下，见其满面是血，惨不忍睹。

 

    我们又去看了伤员，太多了，特别看了被枪击伤者，枪洞不大，听说是小口径步枪打的，打了9枪，伤7人。

 

    事后我方发布的公告称：这次事件我方死4人，伤400多人，但死者的姓名只列出一人（这应该是准确的），伤者倒列出姓名100多人。“贸派”也说他们死伤了多少人，以后很久才知道，我方死一人，他们没死人，受伤者也当然不在少数。

 

    我们“忠实兵战报”奉命出了“七.五”特刊，登载那些死伤者的照片，血淋淋的，“战场”之激烈可见一斑。

 

    这里说一个重要的事实情况，即武斗过程中，有上百家民居的屋顶作为斗场，上面的瓦几乎被揭光了，家里的人也躲在外面，双方人员在这些家中进出，但没听说他们家中失盗的事，虽说当时人们值钱的东西不多，但钟表、收音机、衣服、用具还是较珍贵的。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以后我还在更有诱惑的场合，如百货公司、商店、饮食店等，亲眼看到，在主人离去后，有人主动守卫，没有发生抢夺私拿的情况。这与我从现在的某些概念化的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个个青面獠牙，见人就打、见东西就乱拿的镜头，显然不是一回事。

 

   “7.5”后，我方就安排运来大量砖瓦，将受损害的民居很块修缮完毕。我看到的是，几乎在同时，对方也在运砖瓦，修缮民居。虽说都是在争取群众，但可从中窥见当时人们心中道德方面的某些东西。

 

是这样吗？

 

（笔者评注：这一版本说到“贸派”在“忠实派”攻打“粮油总部”时开了枪，恐无实据。）

 

下面看看赵树金、况道成、彭用吉三个“红联司”的关键人物及现场指挥是怎么说的：

 

赵树金说：那天，红联司常委黄XX接电话，忠实派打粮油总部，我说去增援，并调一兵团三个连，红贸军一个连，其他总部也去了些，共计600多人。

 

况道成说：7.5天刚亮，在粮油总部后面的东风农民就和忠实派打起来了；杜炳全派人叫撤下来，后东风农民来了10多人质问谁叫撤的？冲都要冲上去了。杜炳全又说不撤，并调人去增援。后我、杜炳全、彭用吉又亲自去现场，到中心支行下面马路上，看到一路都在打……（军分区的）任副司令员、王司令员来又找我（要我们撤），杜炳全答应撤。快12点，我们叫人回去送饭来。后忠实派来反击了，我们就撤退。下午红联司又决定去打……

 

彭用吉说：红联司常委黄XX接电话，忠实派打粮油总部，杜炳全拉警报（事先在新力厂做的，安装在红贸总部三楼），这样各个总部的人就到南门山来集合，共计800多人，分四路进攻……下午天快要黑了才撤的……

 

（笔者评注：我倒觉得这一版本中，将三个人说的综合在一起就更可能接近事实。赵和彭说的是下午忠实派攻打“粮油总部”的事；况说的是在忠实派攻打“粮油总部”之前的事。那天“贸派”丢了“粮油总部”，但没有人死；就参加武斗的人数而言，他们说的应更准确，即在600-800人之间，决不会是“忠实兵战报”的专刊里说的那样“几千‘贸匪’将我革命造反派的驻地包围得水泄不通。”）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支左部队的动向：

 

涪陵军分区仍然还是在担当支左的主要任务，军分区的王永言代司令员、任成宣副司令员还亲自到现场制止武斗，而且“贸派”的主要头头似乎还听招呼；

 

而作为涪陵军分区支左主要兵力的926部队尚处于转弯的过程之中，忠实派仍很不满意，因为“忠实兵战报”的“七.五专刊”中还在这样说——“此时，XXX部队（笔者注：即为926部队）跑步前来‘制止武斗’，在另一角落窃窃私语的贸匪的脸上，流露出几丝得意的狞笑。接着，贸匪敬烟点火，招待得不亦乐乎，一时烟雾缭绕，贸匪抽着大烟，狂笑了……”；

 

而从老巨333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似乎双方都在争取部队的支持；

 

本应担当支左主力任务的工程兵8342部队仍按兵不动。

 

还要说的是，那天在攻打“粮油总部”时，我也负了伤，伤在头部，是被瓦片击中的，缝了八针，至今前额还有伤疤。

 

 

我的造反生涯（40）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7）:“七.一三”血战工业局

1976年的“七·一三”事件是涪陵大武斗中最残酷的一场武斗事件，其残酷的程度按所有亲身经历者的体会，并不亚于之后的武斗事件；因为这是一次双方武斗人员近距离的——不，是面对面的肉搏，是那种枪枪（钢钎）、刀刀（钢刀）都见血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面对面的肉搏。

关于这次残酷的武斗事件，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我所搜集到的三个版本。

由于《涪陵文革日记》中的那位红卫兵在“七.五”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即被派往成都，故在其日记中没有记录。

先让我们看看老巨333”是怎么说的。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2）》中，他这样写道：  

……

    七月流火，长江沿线城市的气温与重庆一样，如同火炉。涪陵两大派的磨擦在“7.5”后急剧升温，不到10天，7月13日又一次爆发出更大的流血事件。

    那天，烈日似火，酷热难耐。下午，听说上边半坡处环城公路上两派打起来了，我们就一阵风似地跑上去，途中，就见有鲜血淋漓的伤员被抬了下来，到了环城公路上，已是烟尘滚滚，双方队伍距离只有几步，打头的手拿钢钎铁棒叫阵，稍后面的相互投掷石头砖块。间隔一会就直接接触碰撞，对杀起来，用钢钎捅，用刀砍，用棒打，搅成一团，不时看到有人被刺中倒下……时而搅杀在一起，时而又分开几步。

    除头戴藤帽外，不少人还用竹篾编的“鸳篼”（一种盛泥土的劳动工具）护住前胸后背，像土制的“防弹背心”。战线忽进忽退，形成拉锯状态，呐喊声、叫骂声、受伤的哭叫声……混成一片。

    我们几个没带什么“武器”，自然没到短兵相接的前列，就在稍靠后些的地方，一面躲开空中飞来的石块，一面抓起石块还击。如果迎着阳光，就会看不清飞来的石块，必须稍稍换个角度才能看见，自然免不了被小石块击中，但由于我们距离稍远，大石块飞来较少较慢，基本能躲过。

    太阳照射得全身湿透，两眼发花，尘土沾上汗水，每人满面尘灰，衣衫脏破，有的还在流血，与影片中的战斗场面毫无二致。

    环城公路位于城市后面的半山腰，双方在此战斗正酣，战线来回推拉。忽然，山头上自来水塔处传来一片喊杀声，只见几百名“贸派”队伍铺天盖地压了下来，冲下公路，我们仓促后退。我算真实经历了“兵败如山倒”的境况，随人流前挤后推，几乎是连滚带爬地退下公路几十米，我们几个人被冲散了！转眼望去，公路全是对方的人马。我方有人大声叫喊不能退不要退，要顶住，大家才慢慢稳住了阵脚。

    这时，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涪高中（我们学校的简称）的一批学生被围在工业局楼里了！工业局在公路上方紧靠公路，四层高的楼房，临路边是较高的堡坎。“贸派”从山下压下来时，一下子将它团团围住，里面有100多号人，几乎全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有人在喊：学生被包围了，快去救呵！出于特别的胆心，我也跟着发了疯似的狂喊：冲上去啊，救学生啊！经过临时重新组织起队伍，大家呐喊着往上冲，冲到公路边就与对方发生了钢钎肉博战，一进一退，纠缠在一起，胜负难分。

    此时我看见，许多“贸派”人员围住了工业局，或架起梯子，或攀附窗沿向里面进攻，几次被里面的学生击退，他们再冲，同时，里面的不时有人冲出来向外突围。

    我方组织队伍一次又一次次冲上去营救，在这种接应下，每次冲上公路接近工业局时，里面就突围冲出一批人，有从门内冲出的，也有不少从窗口跳下公路。每次冲击后“贸派”就会增援人来合围，于是这边聚集人再冲，再突围，再合围……如此反复进行。我们又激动又痛苦又焦急，嗓子都喊哑了，不停地看到受伤的人被抬走，不停地听说有人牺牲了……

    突围和反突围的战斗进行了1个多小时，我方的劲旅“二七”兵团（轮船公司的组织）杀了过来，为首的还有京剧团和川剧团的武打小生，挥舞着长矛大刀，这时我方声势大振，“贸派”且战且退，退守山顶水塔，被围在工业局的学生们得救了……

我急急地走到同学中去，大家见面，相互问候，有的人激动得失声痛哭，听说牺牲了好些人，遗体在专署小礼堂，我连忙就奔跑回去。

    这下——看到了惊心动魄的场面：

    小礼堂横放着五、六具遗体，周围哭喊声一片，其中我们学校有不少学生哭泣得很伤心——我校有两个学生牺牲了！两人我都熟悉：一个是初三年级的高映清，长得高高大大的小伙子；一个是高二年级的冉德权，同样长得高大。冉德权与我弟弟同班，比较要好，又认识我的表姐，曾到我们家来过几次。这么熟悉的活生生的人转眼就没了，死得这么惨烈，浑身是血，真是心如绞痛，痛何如哉！

    原来，事件起时，我们学校的学生集中住在涪陵五中，那天看起来无事，好多人（包括我弟弟在内）都到长江里游泳。环城公路打起来后，闻讯后匆匆集合起来跑步前去，首先到工业局增援，刚将对方的人员赶出去，即被从山上冲下来的大批人马团团围住。事后听说，整个过程十分悲壮，可歌可泣，我们学校的头头身先士卒，最先负伤，被钢钎刺穿脚部。所有的人服从指挥，尚未惊慌失措，被围在楼里顽强坚守阵地；外面接应有突围机会时，总是让小同学和女同学先走，大家争相自告奋勇当掩护，而不是争先恐后逃生（那会死更多的人的），体力强的主动保护其他同学。

    冉德权死在掩护突围中。那次有突围机会，他在门口第一线掩护，冲出去一批人后，被堵回大楼，随后对方人员冲进底楼，他又掩护大家从另一个门冲出去，走在最后，被一群人截住围杀，钢钎大刀乱刀砍死。

    高映清是在最后时刻，二楼还有被围的40多人时，在前面挡住冲来的人，先被小口径步枪击中胸部，倒地后又被钢钎戳死的。

    还有几个工人死在公路的厮杀中或冲去营救学生的搏斗中。遗体亦陈放在专署礼堂。

    我的高二年级那个弟弟，十分忠勇义气，他经历了工业局被围的全过程，他在最后面两批突围出来，他们一群人从好几米高的堡坎跳下公路，冲出逃生，他右眼上部被石块击中，顿时满脸鲜血，被缝了5针，至今伤痕犹在。

    我们高三年级的一个同学真算死里逃生，在突围时他在公路中间被对方截住，一个人用钢钎直捣他的腹部，刺进去好几公分深，他已无还手之功，无奈时本能地握住刺来的钢钎。对方那人可能不忍下手，没再继续用力刺，将他“俘虏”了。有同学看见他被杀中，以后又见不到人，就盛传他牺牲了。在被关押几天后，双方交换“俘虏”，他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

    这天的大流血，我方死了好几个人，专署礼堂的遗体有五、六具，有名有姓。失踪和被俘的有60多人，其中学生占一半以上，我校就有10多人。受伤者可说难计其数，随处可见，据统计近1千人，重伤者住了10多间房（学校的教室）。

    据我们几个的观察，那天我方准备不足（也许在得到部队支持的同时，也受到部队的约束），武器和人员组织调遣都不如对方，死伤显然超过对方。听说对方是役没有死人。此说一直没得到最后的证实。

    激烈战斗的过程中，部队也派人到现场欲加以制止，但没有武装，显得一筹莫展。据说领导事后将双方的头目叫去训导，结果相互指责对方先动手（也许这也是永远说不清楚的问题），不欢而散。部队要求双方分别放出抓去的人，也就是交换“俘虏”。两三天后，这个要求得到了执行。

目睹这样大规模的肉搏战和流血死亡，我惊骇万分，心绪久久难平。遗体在礼堂停放了几天，等候亲人前来，气温高，遗体都变形了，我有时也去看看，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冉、高二人的亲人来到时，我也去了，遗体居然渗出一些鲜血，据说这是亲人之间的心灵感应。在其亲人的号哭声中，我在一旁也热泪涌流。

（笔者评注：老巨333的这一版本如实生动的记录了他们学校的忠实兵在“七·一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应是可信的；从我所看到的材料中，“贸派”的所有头目都只说这次他们打了胜仗，都没说有死了人，看来老巨333说的“听说对方是役没有死人。”也是可信的。至于他说“目睹这样大规模的肉搏战和流血死亡，我惊骇万分，心绪久久难平。”也也应是所有亲身经历者的心理感受。）

 

再看“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中是怎么说的。他回忆道：

 “七·五”事件后，虽然西部城区内的“贸派”势力已经基本肃清，但是，西部制高点，位于环城公路（今人民西路）以上的涪陵工业局大楼（今涪陵区交委处）仍为“贸派”控制，居高临下之势，对“忠实派”构成很大威胁。7月13日，“忠实派”组织大批人员，手持大刀长矛，向“贸派”工业局大楼据点发起了进攻，意在拔掉这颗“钉子”，很快攻占了大楼。“贸派”紧急调动人员反攻，双方在工业局大楼附近的土地里和公路上展开了肉搏战（当时这一带多是农村土地），工业局大楼几度易守，最后“贸派”人员全部退回“三八线”以东，工业局大楼，由“忠实派”控制。

这一战，是涪陵武斗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肉搏战，双方死伤都数以十计，并都有人员被对方“俘虏”，有人员被俘后身亡或被害。

（笔者评注：根据我的考证这一版本中有两点不实。其一是“7月13日，“忠实派”组织大批人员，手持大刀长矛，向“贸派”工业局大楼据点发起了进攻，意在拔掉这颗“钉子”，很快攻占了大楼。”的记述有误。因为“老来糊涂”把“工业局大楼”与“粮油总部”的战略位置看得一样重要，所以他才会说“忠实派”决定如“七.五”事件中夺回“粮油总部”那样，在“七.一三”事件中向“贸派”的工业局大楼据点发起进攻。其实这两处建筑的战略位置并不是一样的，“粮油总部”的确是插在“忠实派”所处区域的一颗钉子，所以“忠实派”才在“七.五”事件中主动向“粮油总部”发起进攻并最终拿下“粮油总部”；但“工业局大楼”却决不会是一颗钉子，因为对于“忠实派”来说，在“工业局大楼”后面的“水塔”才是真正的“钉子”，对于“忠实派”来说，即使攻占了“工业局大楼”也仍然处于“水塔”的控制之下，那天真正争夺的是水塔而不是“工业局大楼”。其二，真实的情况也并不是如像“老来糊涂”说的那样“最后‘贸派’人员全部退回‘三八线’以东，工业局大楼，由‘忠实派’控制。”  ——“七.一三”事件中 “忠实派”曾一度攻占了“工业局大楼”，但并没有夺回“工业局大楼”，“七.一三”事件后“工业局大楼”仍由“贸派”控制。）

还是让我们看看“贸派”的主要头目们是怎么说的。

身为“红联司”主任委员（“贸派”名义上的第一负责人）况道成说：

7.13.这天下午2点多钟，在城七校成立二兵团，红联司分配我去参加会议。等了一会，在读毛主席语录时，就听到水塔在打锣（按“贸派”的内部规定发现情况即由在最高处的水塔打锣报告——笔者注），我就问城郊工农（守在城七校里的“贸派”下属战团）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是“二七”的几十个人在偷包谷。后又转来开会，又听见在打锣，说“二七”冲过来了。一看真正冲过来了，我就往红贸总部跑，在途中碰上黄XX、杜XX带一连人往工业局那边冲过去了。我问情况怎么样？回答：水塔可能被二七占了。我就给杜XX说，水塔丢了对我们威胁大。杜XX说，不要紧，一兵团已经调了一个连从后面冲过去了。过了半个钟头，看见一兵团冲上水塔了，二七往下面撤。我很高兴。我、王XX就上水塔，看见上面有一兵团的100多人、红卫兵“同心干”（涪陵农校的“贸派”红卫兵组织）50-60人。我就喊，大家一定要守好水塔，这个地方很重要，再也不能丢。隔了20来分钟，（看见）二七的人又从水塔那边的山头冲过来，我们的人又有些乱，又撤到城郊区公所，这时周XX、朱XX也带人上来喊不能撤。周XX又带了100多人绕后面往水塔冲过去。又过了10多分钟，看见周XX已经冲上水塔，我就和其他人又上水塔，当时还有人往下面追，我就喊，天快黑了，不要追了。之后我就叫撤回去，只留二三十人放哨……我们从水塔上面下来时看见赵树金在工业局那儿坐起的。

 

再看看赵树金这位“红联司”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当年是怎么说的：

今年7月13日下午，我在红贸总部三楼看见水塔在燃烟火，又在舞白旗（因为隔得较远可能不像况道成那样听到打锣），我知道一定发生了紧急事。东风农民总部（“贸派”住在水塔下面的一个总部）也打来电话，黄XX接了电话给我说，我就叫他带上红贸总部的一个连去，从公路压过去。并通知红联司各总部。这样红联司各总部都去了人，大概有700多人。（布置完后）我就带上通讯员李玉祥、陈正华，陈正华背了一支冲锋枪（石油公司经保队用的）我走到水电局前面，碰上涪陵军分区任（成宣）副司令员，他说老赵不要去，我说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那里个多小时才回红贸总部……

 

（笔者评注：综合三个版本，我们就可比较清楚的知道，这次事件“贸派”事先并没有策划，而事端应是由“忠实派”的人先向水塔进攻引起的；但看来“忠实派”的策划并不周密且力量不敌“贸派”，故多次在水塔一带被“贸派”往下赶，虽在工业局附近肉搏，但亦以败退结束。其实，我作为“忠实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至今仍然可以人格保证，我绝没有参与策划这次武斗。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即使是个别人的冲动情绪都可能酿成大的武斗事件，这不应是奇怪的事情。）

 

我大概是因为“七.五”事件中受伤未愈，故没有直接参加“七.一三”的大厮杀；但我清楚的记得，当我在老专署的大楼上看到工业局的公路上面的搏斗时，为我们的人的安危深深的担心，于是我多次冲进我们的广播室叫广播鼓舞士气的毛主席语录歌，并用麦克风在广播里大喊大叫为我们的人打气鼓劲。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忠实兵在武斗中的作用也就越来越不重要，故支左领导小组的首长也曾找我，要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管好忠实兵的纪律，不要惹事生非，因为“真正打起来学生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相对比起来，在这种武斗中属于“忠实派”的“工人总部”，特别是“工人总部”的“铁拳兵团”、“建工兵团”以及涪陵京剧团、川剧团的武生们作用不小。

在最近一次与当年的一个亲身经历者的接触中，谈及这次大武斗，这位也是“忠实派”的主要头目（工人）说了这样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他的一个下属朋友（也和他一样有一定的武功），看上了他的那把磨得血亮、而且钢火很好的大刀；在他的那位下属朋友的一再要求下（其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那位下属朋友说你们当头的用不着这样好的刀，因为冲第一线的时间少）,他将大刀给了听到朋友。就在“七.一三”的那次武斗中，他的那位朋友提着那把大刀在工业局前的那段公路上横冲直撞，可当他的那位朋友在冲杀之中，猛然面对同厂的一个工友时，手软了一下，一下分心，避而转身向另一个方向厮杀，就在那一霎拉，对面的那位同厂工友的钢钎将他刺倒，并在接连刺来的钢钎之中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我的造反生涯（41）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8）:“八.五”赵树金策划指挥抢枪

我至今仍然对那个时刻心有余悸——1967年8月6日凌晨4点钟左右，当我和“忠实派”的几个主要头头被紧急叫到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并被告知：“在几个小时前，‘贸派’抢劫了军分区的武器库。”的那一时刻，原本还有些睡眼惺忪的我一下子连打了几个寒战，接着全身一阵又一阵的冷颤持续了好几分钟。

从未经历过真枪真炮的我，在那一时刻最先的感受是那种第一次面对射来的枪弹并将要被射中的害怕和恐惧；直到过了好一阵才在支左部队首长的安抚中缓过神，继而升起愤怒和憎恨。

时隔几十年，是非荣辱早已淡漠，但我至今仍然不能原谅赵树金的这一违法行为：是他竟然敢凭借他才从涪陵军分区转业不到一年的有利条件，精心策划并直接指挥了这一抢劫军分区武器库的事件，而且一下子将涪陵的武斗升级到武装暴力的最高形式。

下面，先让我们看看赵树金自己是怎么说的：

七月中旬，联司一次常委会，有彭XX、况道成、黄XX、余XX、黄XX、王XX、王XX及我等人参加，大家都谈：根据目前涪陵形势武斗要升级，怎么办？彭XX就说，县武装部有武器、弹药、枪、弹各放一处，常委和我都说叫彭XX去了解。隔三四天常委又开会，彭XX说：县武装部枪不好搞，枪、弹各放那一处，摸不清，钥匙是在司务长手里但他又不同我们观点，还有一班人看守；我与其他常委都叫彭XX继续了解。……七月下旬彭XX把县武装部一个姓孙的带到联司来，彭XX把我也喊去了，我去彭XX就说，把你们县武装部枪借我们用，姓孙的说钥匙不在我手，但我怕姓孙的不可靠，又怕暴露了目标，以后在楼下有人喊，我就走了。（那以后我）与常委碰见都谈，看来涪陵武斗要升级，必须掌握武器，也是为林副主席夺军权。……又听说重庆、长寿枪都被夺了，我们联司不夺枪也危险，其他地方夺枪部队又没阻止，谁夺就谁掌握。后来每次常委会都要扯到枪，七月底我就找到涪陵军分区王XX、刘XX扯(谈)过，准备掌握枪，重庆 、长寿造反派都已掌握了，他两个说没想过，我说不掌握枪，红联司就不能存在。……我又说搞革命没有武器怎么行？

八月初，我记得专门开了一次红联司常委会，大家讨论到底掌握武器不，你一句我一句都同意要掌握枪，不掌握枪红联司就要完蛋了。彭XX说县武装部有2000多枝，杜XX说要搞就搞涪陵军分区，油水大。我接过来说，是不是就决定下来，我找涪陵军分区王XX摸摸底，最好争取王XX他们配合，这样来搞有利得多。彭XX说赵主那你就找王XX扯扯(谈谈)。我记得这个会就散了，当天我就把王XX喊到红联司三楼，我就对王XX说，常委大家讨论，根据外地和涪陵武斗情况，大家都同意拿起武器，不拿起武器红联司有被消灭的危险，王XX说我支持你们搞。我说你回去摸个底，王XX说军械要S科长才能开门，我说摸摸底再说。第二天王XX来红联司就对我说，摸了底，开门问题也不大，就是钥匙在S科长手，我说想办法把钥匙拿过来，转过身来与况道成、彭XX、黄XX讲了。

八月四日联司开常委会，军分区王XX也在的，由我在常委上把王XX谈的情况介绍了，大家都说，越快越好，彭XX说不搞不行，南川“十.一战团”把武装部队枪夺了，看来是非搞不可，我说坚决搞，搞就搞涪陵军分区的，一定能实现。我记得八月五日下午彭XX对我说：赵主任，马上开个常委紧急会，人员分分工，今晚要搞就搞得了。我说，可以，马上召开常委研究一下。常委杜XX、黄XX、余XX、彭XX、况道成、黄XX、王XX、王XX和我，军分区的王XX也参加的。大家来后，我就说今晚行动，常委几个分分工，大家都说可以，我（安排）说，况道成、彭XX负责搞钥匙，开仓库；黄XX带三兵团到易家坝警戒，防止8042部队；王XX、余XX负责两边马路警戒；杜XX调几个总部来拿枪、弹；朱XX带一兵团到易家坝医院警戒;周XX守家。我就问军分区的王XX怎样？他说问题不大，我又问怎么开？有没有口令？他说没有口令，凭声音熟。我又问王XX怎么搞S科长的钥匙？他说先叫（用电话骗）他来军分区开会，再把军械仓库电话线剪了，搞他出来就把钥匙拖过来。我说那就给你两部电话单机。不知那个说把军械仓库的大门开了，但万一军械仓开不了怎么办？我说那没得关系，带两把斧头去把锁撬了。

我还与常委说要保密；我说如果拿到了枪先一个连一个连武装；大家一定要慎重。杜XX说，谁走漏了风声就要他的命，这是关系红联司生命的大事。最后决定晚上十点钟放广播行动。吃过晚饭军分区的王XX来联系对我说，今晚刘XX(涪陵军分区参谋)也要来参加。

八点钟刘XX就来把两部电话拿去了。

时间到（晚上十点），人些都去了，我就把通信员陈正华、杨明世、李玉祥带到易家坝大树下，彭XX来问我，没见夹电话线的来。我说王XX、刘XX两个负责，没有好阵王XX、刘XX就来了，他两个夹电话线去了。

又过了一阵，我听到况道成、彭XX两个在易家坝厕所侧边问:‘干什么的？’

回答说：‘是我。’

又问:‘你是谁？’

回答说:‘我是涪陵军分区军械科SXX。’

况道成说:‘你不是，是二.七的。’

回答说:‘我不是二.七的，我是涪陵军分区军械科SXX。’

况道成说：‘我们搞不清楚，委曲你一下。’就搜S科长的身。

我听到况成道说：‘这是啥子？’

S科长说：‘钥匙。’

况道说:‘搞不清楚你是不是二.七的，先把你的东西保管起来。’

黄XX又过来对我说怎么办？我说带到高干招待所去。黄XX就把S科长带走了。况道成又来与对我说，你去动员S科长，问武器放在哪里。我说好吗，就回头往高干招待所去。但由于我在涪陵军分区作付参谋长和S科长很熟，不好去得。我就叫黄XX去问。黄说S科长不说。

这时况道成把钥匙拿起去了，我想SXX不说就直接到易家坝军械库去（只要有钥匙就行），我走到军械仓库，大门早就打开了……

 

（笔者注：在我所得到的资料里，赵树金的以上交代与其他几个当事人的交代是吻合的，因此是有可信度的。而我们从以上的交代中完全可以看到，在“8.5”抢劫涪陵军分区武器库的事件中，赵树金作为策划指挥者的角色是肯定的：与军分区的王XX联系是由他主演；行动的决定是由他下；行动细节由他安排；在骗取S科长的钥匙那个关键时刻，他躲在易家坝的大树下做幕后——因为S科长认得他，怎么能骗来钥匙？——而由况道成、彭XX去骗……，所有这些，难道还不能说明赵树金是这一事件的策划指挥者吗？此外，自知已经陷得太深的军分区王XX在“贸派”十天后撤出涪陵城时竟然擅离军分区的工作岗位而跟随“贸派”，直到两个多月后“贸派”溃散。）

 

再让我们看看老巨333”是怎么记述的。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5）》中，他这样写道：

……

    8月6日上午，我们几个在编辑部里各自忙着，有人匆匆跑了进来，说外面听得见真正的枪声，传言“贸派”抢了枪，我们将信将疑，一起到靠城后山坡的房间，仔细倾听，在高音喇叭间歇中，枪声似有似无，正在争论之际，忠实兵司令部派人来通知我们过去开会。

    出了专署大门，看见街上巡逻的部队带上了枪支，后山上断续的枪声可闻。会上，证实了这个惊人的消息：昨晚半夜时分，军分区的军火库（位于“贸派”控制区域）被抢了——这就是涪陵“8.5”抢劫军火库事件。

    后来得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抢军火事件，赵树金熟悉军队情况，敢下决心，他直接指挥了这个行动，军分区内部有人明里暗里支持“贸派”，自然是里应外合。8月5日上午下午专门安排部署，当晚11时开始行动，先将军火库负责人（分区一位科长）骗出，强行扣留，搜去钥匙，掐断电话线，组织了1000多人去搬抢，搬放和发放武器弹药都是事先安排好的。等到军火库后来向部队报警时，早已搬抢完毕。

抢走的武器数量令人咋舌：计抢走各种军用枪支5000余支，轻重机枪400余挺，迫击炮100多门，炮弹和子弹500多万发。

这是当时公布的数字，如果属实的话（估计基本准确），加上他们后来搞的一些县、区、乡搞的人武部和民兵的武器，大约在1万支以内。

    听部队首长对我们讲，当晚部队即将抢军火库之事件报告了成都军区和中央，震惊了上边，将其视为严重事件，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人民群众，尽力避免大的流血伤亡……

    会上一位部队干部介绍防备知识，要求多准备沙袋，不要到靠后山的房间和窗户去，路过街巷口时要猫腰快速通过等，要将多数女同学、小同学和体质较差的同学集中起来，准备疏散。他代表部队首长特地关照学生，首长要求，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再发生“7.13”那么惨重的牺牲……

    参加会的是各学校分部的负责人，大家神态严肃，很快就回去作安排了。头头们叫我们起草一份严正声明。

    街上行人顿时稀少，在两边分界的“三八线”上，部队增加了巡逻和宣传队伍。

    当晚夜幕降临后，长江边成了繁忙的工地，有一两千人在搬运河沙，装沙袋，抬预制板，附近的灯光尽行关闭，借着夜色江水的反光，偶尔用用手电筒，人们压低嗓音说话，担心对方发现后开枪，半坡上和城东的对方区域，不时有零星的枪声。我们到河边去采写通讯，看到此时情景，极像影片中抗日军民夜色中在敌人鼻子底下静悄悄地挖运东西的场面……

    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涪陵军分区、涪陵县武装部发表严正声明。声明共6条，前面的措辞如下：

    8月5日23时，以赵树金、杜炳全为首的一小撮坏头头，指使红联司中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切断军用电话，绑架我守库人员，抢劫涪陵军分区武器仓库里的武器弹药，企图以武装镇压涪陵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这是极其严重的罪恶行为，为此特发表严正声明。

    一，赵树金、杜炳全等一小撮坏头头，必须将抢劫的所有武器弹药如数送还，不得拿去武装群众，转移隐藏，如敢于开枪射击革命群众，必须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二，因不明真相被蒙蔽参加抢劫武器仓库的干部群众，只要不继续参与其活动，不手持武器与解放军和革命群众对抗者，均既往不咎。

    三，凡已被武装起来的群众，在此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个别或集体反戈者，均受欢迎。（后面3条略）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军队的这份严正声明经成都军区审查批准，8月7日发表。我们代起草的群众组织的声明，则在头一天8月6日公布。

    真的是在存心作对。就在部队8月7日发表声明的当天，又一桩性质严重的流血事件又发生了：“贸派”中有人向军队宣传队开枪，一位战士当场中弹牺牲，一位副连长重伤。

    消息传来，我们几人急急赶到部队驻地，看到牺牲的战士，刚送下来还未入殓，是胸部中弹，军用步枪打的，弹洞很大（与我以前看到的小口径枪的伤口相比），鲜血将他军衣几乎全染红……我们还去临时病房看了副连长，他是腿部中弹。

    听情况介绍，当天上午，他们这支宣传队奉命在自来水厂旁边宣传关于制止武斗的精神，遭到机枪点射和步枪射击……

    看到这血腥的场面，我走到门边，听见高音喇叭正在播送部队关于抢军火库的严正声明。我突然想到，真是胆大包天啊，抢劫枪炮，开枪打解放军！赵树金是党的高级干部，抗战老战士，长期在军队工作，他真的对军队这么仇恨?多半不是他本人亲自下的向部队开枪的命令，而是下属不受约束，擅自行事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当然没说出来，写文章时还是把帐都算在赵树金身上。

    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就“8.7”开枪打死打伤解放军指战员事件发出“第五次严重警告”，指出赵树金、杜炳全一小撮坏头头，指使受其蒙蔽的群众，以步枪、机枪点射部队，造成一死一重伤，部队为了顾全大局，一枪未还（“8.5”抢军火库后，部队宣传时带了枪）。警告的措辞更加严厉……

    涪陵在血火中飘摇，随时有更大的流血……

      

  （笔者注：从老巨333的记述以及他的记述中所引用的驻涪支左部队的严正声明里，我们都可以进一步的证明赵树金自己的交代是可信的。）

 

就在8月6日凌晨的那个会上，支左部队的首长，特别是黄鹤寿政委，明确的对我们讲：对于赵树金的这一犯罪行为，我们已经向成都军区报告，而且成都军区也明确的指示我们为了保护革命的左派，可以武装左派，让你们自卫；根据这个指示，支左领导小组决定，为了应付万一，先从现在的支左部队的战士手中抽出一些武器武装你们。

接着，黄政委对武装我们的事情作了专门详细的指示，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只能先组织两个连队，一个连队由原地委、专署以及公安的干部组成，另一个连队由工人组成，武装人员政治上要可靠，最好是**军人，要有使用武器的经验；忠实兵学生红卫兵这次不武装。黄政委还特别强调，一定要造好名册，发枪时要做好登记，谁领了枪，领的是什么枪，都要登记。支左领导小组的首长要求我们赶快回去组织，越快越好，保证在当天上午完成这项工作。

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首长，特别是8042部队的李华禄政委和7822部队的薛春茂政委在讲话时态度非常坚决，要我们放心，不要惊慌，不要怕，他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

开完那个会，天已大亮，心情虽然仍旧有些沉重，但踏实了许多。

 

 

我的造反生涯（42）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9）:“八.五”赵树金指挥抢枪之后支左部队的态度

1967年的“八.五”赵树金策划指挥的抢枪事件，对于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乃至涪陵文革的影响，和1967年的“6.19”事件一样，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

如果说“6.19”事件的影响是促成了成都军区加大贯彻执行“涪陵五条”的力度，从而促成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代表国家权力机构的四川最高军事机关成都军区更快的确定了“贸派”保守组织的性质，进而加强了驻涪陵支左部队力量并使“忠实派”从此有了军队的真正支持的话；那麽，“八.五”赵树金策划指挥的抢枪事件则是促成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代表国家权力机构的涪陵最高军事机关——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坚决贯彻执行“涪陵五条”从而最后瓦解“贸派”的决心。

这就是说，在“贸派”作为一个组织集团已经首先持有枪炮的形势下，对于涪陵支左部队来说，宣传“涪陵五条”、制止武斗的手段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所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决不可能制止用“枪炮发言”的武斗形式的——当“贸派”用枪炮对准涪陵支左部队按成都军区的命令要保护的“涪陵造反派”时，解放军战士的肉身和他们要保护的“涪陵造反派”的肉身一样，是挡不住枪弹的——这是常识；更何况赵树金始终忘记了一条，他一再强调的，用“实力说话”而支撑起来的“贸派”在当时是不具合法性的组织——在当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代表国家权力机构的四川最高军事机关成都军区是把“贸派”作为一个迟早都必须瓦解的“保守组织”来对待的（在涪陵支左部队的公开行文中，总是把“贸派”写成“其他群众组织”而将“涪陵五条”中明确的四大“忠实派”组织写成“革命群众组织”加以区别）。 

总之， 事情决不会按赵树金的逻辑来发展：首先掌握枪炮（在他的策划指挥下先于“忠实派”抢了涪陵军分区的武器库），决不会保住“贸派”；而是恰恰相反，由于“贸派”首先掌握了枪炮，将涪陵支左部队逼到了“只此一招”的绝路上（老巨333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从此“街上巡逻的部队带上了枪支”），从而使自己直接面对正规军队，进而加快了“贸派”组织的“完蛋”。

只要看看在“八.五”赵树金策划指挥抢枪之后涪陵支左部队的态度也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1967年8月7日，针对“八.五”赵树金策划指挥的抢枪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涪陵军分区、涪陵县武装部联合发表严正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县武装部

严  正  声  明

    8月5日23时，以赵树金、杜炳全为首的一小撮坏头头，指使红联司中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切断军用电话，绑架我守库人员，抢劫涪陵军分区武器仓库里的武器弹药，企图以武装镇压涪陵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这是极其严重的罪恶行为。为此特发表如下声明：

    一，赵树金、杜炳全等一小撮坏头头，必须将抢劫的所有武器弹药如数送还，不得拿去武装群众，转移隐藏，如敢于开枪射击革命群众，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二，因不明真相被蒙蔽胁从参加抢劫武器仓库的干部、群众，只要不继续参与其活动，不手持武器与解放军和革命群众对抗者，均可以既往不咎。

三，凡已被武装起来的群众，在此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个别或集体反戈者，均可以按“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予以欢迎。

四，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和民兵，应立即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抵制赵树金、杜炳全等人进行的罪恶活动。彻底粉碎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

五，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应按照党的政策，正确对待其他群众组织，热情欢迎他们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革命行动。对上述参加抢劫武器仓库的受蒙蔽的群众，只要反戈过来，各革命群众组织均应热情接待。

六，驻涪陵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务必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成都军区对涪陵军分区支左工作的意见”，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正确对待其他群众组织。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四川省革筹小组！保卫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保卫涪陵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县武装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就在同一天，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涪陵军分区委员会的名义还向全区复原、退伍、转业军人发出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中 国 共 产 党 涪 陵 军 分 区 委 员 会

      致 全 区 复 原、退 伍、转 业 军 人 的 公 开 信

亲爱的复原、退伍、转业军人同志们：

你们是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革命战士，是最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的，在你们离开部队的时候，首长们一再叮咛你们要保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人民战士的本色。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最近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的“六条指示”中说：“不夺枪，不开枪。”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又说：“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我们每一个复原、退伍、转业军人都必须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以前，由于原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绍堂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致使你们中的一些人站错了队，走错了路。现在由李畔同志为首的涪陵军分区党委已经扭转了政治方向，改正了错误，你们应该跟着改正过来。许多同志已经这样做了，都受到了我们和涪陵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情欢迎。

但是，目前还有部分复原、退伍、转业军人，在“红联司”中继续受赵树金、杜炳权之类的一小撮坏头头的欺骗，跟着他们，抢夺了涪陵军分区和涪陵县武装部等军用仓库中的枪支弹药，开枪射击革命造反派和解放军战士。这样做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符合中共中央的指示吗？发展下去，其后果会怎样？你们考虑过了吗？我们希望你们慎重考虑。

赵树金、杜炳全之类的一小撮坏头头千方百计的蒙蔽和欺骗你们，企图用武力把自己的组织打扮成革命组织，那是痴心妄想。成都的“产业军”不是搞过这一手吗？结果又怎样呢？过去宜宾不是也搞得很凶吗？结果又这么样呢？中央文革是压不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压不垮的。革命造反派是压不垮的。一个人站错了队，一个组织挂错了钩，要转化过来，唯一的条件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革命不分先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反戈一击就是为人民立功，就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光荣的革命行动。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当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红联司”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狠杀回马枪，揭露他们的罪恶，控诉他们的罪行，彻底粉碎他们的罪恶阴谋。受蒙蔽是无罪的，不觉悟是危险的。你们要当机立断，迅速同坑害你们的一小撮坏家伙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受蒙蔽的群众都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勇敢的站起来革命，站起来造反，用反戈一击的革命行动，坚决地迅速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行列中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中 国 共 产 党 涪 陵 军 分 区 委 员 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也就在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还向“贸派”发出了第五次严重警告，这次的严重警告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第五次严重警告

今日晨六时起，赵树金、杜炳权之流的一小撮坏头头，指使“红联司”三百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步枪、轻机枪等武器，陆续向我驻军7822部队62分队点射和连射。现已杀伤我干部、战士两名。战士何显洪已经光荣牺牲。我驻军为了保护广大受蒙蔽群众的生命，一枪都没有还击。为此，特提出第五次严重警告：

一，赵树金、杜炳全之类的一小撮坏头头必须立即下令停止射击，交回所有抢劫的武器弹药。

二，如果执迷不悟，继续向我方进行射击，为了完成党和毛主席所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任务，我军将予以坚决的还击。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你等负完全责任。

三，你等必须保证“红联司”中的各个组织和每个成员有独立自主，自己选择革命道路的权利。不得迫害反戈一击的人员，否则是要坚决追究责任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十时

总之，在一天之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竟然发出了三个针对“贸派”、特别是针对“赵树金、杜炳全之类的一小撮坏头头”的公开文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次严重警告中已经出现了“如果执迷不悟，继续向我方进行射击，为了

完成党和毛主席所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任务，我军将予以坚决的还击。”的语句。

 

此外，我还发现了在1967年8月10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8042部队（即工程兵8342部队所属的一个团，是由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直接指挥的部队，涪陵支左部队的主力）单独发布的一个声明。声明的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0四二部队声明 

最近，“红贸军”赵树金、杜炳权一小撮坏头头，通过广播和传单等形式散发了一封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白涛部队致坚强的涪陵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信”，企图以此来进一步欺骗广大受蒙蔽的群众，离间我部队和涪陵“二.七战团”、“工人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政法公社”等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关系，来挽救其即将彻底垮台的命运。这是一个可耻的阴谋，必须予以揭穿。

众所周知，我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奉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军委的命令来涪陵支左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神圣天职。我部来涪后，早已按成都军区的意见，明确表态支持上述革命组织。过去没有，今后也根本不可能给你们操纵的组织写信表示支持。为此，我部特郑重声明：所谓“一封信”纯属造谣。同时，我们对“红贸军”中一小撮坏头头非法盗用我部驻白涛广大指战员的名义捏造信件的恶劣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提出最最严重的警告和最最强烈的抗议。

这些造谣专家们自以为很高明，其实稍明事理的人就不难看出这封信破绽百出：

第一、关于“祝愿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句话，我部已根据军委转林副主席为了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今后不要再提这句话的指示，向部队进行过传达。所以在目前不可能这样写。

第二、关于所谓“你们的革命行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的问题。请问，难道围攻我们驻党校的连队和机关是革命行动吗？抢军分区和我们的军火仓库是革命行动吗？开枪打死打伤我兄弟部队的干部战士和革命造反派战友这也是革命行动吗？如果我们能拥护这些革命行动那岂不是欢迎别人来打自己吗？世界上绝没有这样的反动逻辑。你们企图用这封信来推掉你们的一切罪恶是万万办不到的。

第三、“为资本主义复辟放出了一株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黑五条’”。这句话也显然是捏造的。我部奉军委命令来涪陵支左，也同时奉命归成都军区直接指挥。因此，对于成都军区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五条意见”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经成都军区党委认真研究并经张、梁首长批示下发的。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彻底贯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所以决不可能写什么“黑五条”、“大毒草”。你们对“五条”怕得要死，怕得要命，大反“五条”，想在我们这里来捞稻草，这是枉费心机。

第四、“如果李叛敢动枪挑起武斗，我驻白涛部队将立即出击，坚决还击！”这些话也绝不会出自我部干部、战士之口。李畔同志是经成都军区党委批准的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是涪陵军分区党委书记，是我们的首长，绝不会将“畔”字写成“叛”字，更说不上会挑起武斗。军队开枪必须经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驻白涛部队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立即出击，坚决还击”？这不是造谣又是什么呢？说穿了你们是想破坏我部和涪陵军分区的关系，挑起军队之间的纠纷，好“坐收渔利”。老实告诉你们，这只能是痴心妄想，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第五、我部是在团党委的集体领导下，凡是一些重大的问题决定，都要先经过群众酝酿，党委讨论决定。而这封信部队领导和党委全体同志都根本不知道。

以上几点已经足以说明所谓的“一封信”是什么货色了。

“红贸军”的一小撮坏头头，还是收起你们的破烂吧！恶犬的狂吠，无损于太阳的光辉。你们的造谣生事，也损害不了我部的一根毫毛。其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清你们的丑恶嘴脸，看清你们日暮途穷的可悲景象。我部是坚决支持涪陵革命造反派的。受“红贸军”一小撮坏头头蒙蔽的同志们，赶快觉醒起来吧！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避免涪陵即将可能发生的严重流血事件，不要再听信谣言和犹豫观望了。继续跟着一小撮坏头头跑，只能是一害国家，二害自己。希望你们当机立断，反戈一击，为人民立功。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制止“红贸军”的一小撮坏头头可能挑起的大规模武斗，迎接涪陵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0四二部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笔者注：请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八0四二部队的这个声明中的这段文字：“我部奉军委命令来涪陵支左，

也同时奉命归成都军区直接指挥。因此，对于成都军区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五条意见’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经成都军区党委认真研究并经张、梁首长批示下发的。所以我们必须坚决执行，彻底贯彻。”因为这段文字可以印证我在前面《我的造反生涯（34）——（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对涪陵武斗的总述》中曾说过的应当值得研究涪陵文革的人们注意的一件事，这就是：“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人们，决不可小视工程兵8342部队及其支左的首长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这支建造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部队是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的，而工程兵总部的司令员是陈士榘上将，也就是说，这支支左部队在隶属关系上成都军区管不了，而且其直接上司的军衔比你成都军区的张国华（中将）、梁兴初（中将）都要大。我在那两年就不只一次的听到黄鹤寿政委及其身边的秘书等军人说过‘梁兴初算什么’、‘成都军区管不了我们’、‘我们可以通天’等语。”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不同背景，所以在1969年下半年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时候，同样是针对涪陵问题，黄鹤寿政委和李畔政委两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处境，因为黄鹤寿政委可以紧紧抓住成都军区——我部是“奉命归成都军区指挥”，才坚决执行你成都军区的命令，按“涪陵五条”办事的，要错只是你指挥命令的错，哪有我坚决执行你指挥命令的人错？何况我本来就不是属于你管的人——而李畔是敢都不敢这样想的。）

 

 

我的造反生涯（43）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0）:“八.八”海战 

前面我已讲到在8月5日夜赵树金指挥抢了涪陵军分区的军火库之后，给驻涪陵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面对已经首先武装而拥有枪炮的“贸派”，部队在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又要支左保证“革命造反派”的安危，还要按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要求，尽一切可能孤立“赵树金、杜炳权等一小撮坏头头”而争取“贸派”的大多数，的确是一件难事。虽然经成都军区批准，可以发枪武装“革命造反派”，但涪陵县境内已经没有枪支可以用来武装“革命造反派”。于是情急之下，只好从当时属于涪陵军分区管辖的石柱县、丰都县、彭水县等县武装部调运武器到涪陵。于是就有了紧接着的“八.八”惊心动魄的海战和“八.一一”血腥残酷的伏击战。

    下面是关于“八.八”海战的三个版本。 

还是先看“老巨333”的版本。

关于“八.八”海战“老巨333”在他的博客里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6）》中，他是这样记述的：

    这天，涪陵轮船公司的5只轮船执行从丰都向涪陵的运输任务，向我方区域运送物资，一批XX指战员奉命随船护航。

    丰都城（就是闻名的“鬼城”，当时属涪陵地区管辖）在涪陵长江下游不足100公里的江畔。由于“8.5”抢枪和“8.7”开枪，参加此次航行的人都明白，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航行，很可能是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从丰都出发前，船上用沙袋垒起防御工事，加厚了钢板……

    这是一次事先策划的伏击，赵树金等人的军事才干得以发挥，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获得了准确的情报，设伏地点、火力组织得都比较“专业”。

    5只轮船8月8日下午从丰都启锚，编成一列队形，溯江而行，船头拍起轻快的浪花，船上的人们心情紧张，一点也不轻快……

    果然，船队进入涪陵县境内不久，在第一个河道狭窄处，突然从两岸发出砰！砰！砰！的巨响，震动了宁静的河谷，“贸派”向船队开炮了！紧接着，机枪声、步枪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子弹在护船的沙袋和钢板上跳跃，船周围江面溅起大大小小的水柱……船队加快马力，在火网中向前冲……

    在冲过火力网后，船队到了清溪镇，这里距涪陵城还有30华里，这里江面更窄，水流更急，船行必然减缓，江边有许多巨石，是良好的阻击阵地。紧接清溪的上游，还有几处险滩，“贸派”在这些地方都设置重兵，更险恶的战斗还在后面……

    船队一接近狭窄的滩口，轻重机枪一齐响，哒哒哒地横扫而来，弹丸在船舱来回飞串，打得钢板当当当作响，几十发迫击炮弹落在船的周围，其中还发射了燃烧弹，炮弹溅起高高的水柱，船舱到处是水。

    很快船上的人们发现，这次集中火力重点射击的是驾驶室和轮机舱——轮船的要害部位，也是薄弱的部位，领航员、舵手、轮机员处于最危险的地方，又必须坚守岗位。船队在急剧的颠簸中前行，船上进行了还击，压制最近的火力，掩护驾驶舱和轮机舱的安全……终于冲过清溪的火网。

    冲过清溪的火网，马上就是韩家沱和黄桷嘴两岸夹击的火网区，“贸派”将一只载满七八个汽油桶的木船推到江中，该船接近我方船队时，他们用机枪将木船击燃，着了火的汽油漂浮在水中，江面成了火海，映红了山川，灼烤着船上的人们……

    万幸！驾驶船队的都是经验丰富的川江船员，他们临危不惧，很快选择火势较小的南岸边，队形未乱，硬冲了过去，又闯过艰险的一关……

    考验远未结束。现在他们面临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关口，涪陵城已经在望，但还有一个浪大水急的大滩——群渚！任何船只到这里都必须放慢船速，紧沿着江岸，小心航行，生命悬于一线，是死是活都要闯过这一关！

    就在这个滩头，“贸派”的枪炮更密，直射驾驶舱和轮机舱，每条船都有几百上千个弹孔……

    就在这个滩头，枪弹夺去船上一批人的生命，造成重大伤亡，染红了血肉之躯……

    冲在最前面那只船，驾驶舱内，舵手胸部中弹牺牲，两名解放军战士重伤，驾船的重担落在船长身上，他的左背中了枪伤，鲜血染透衣衫，咬紧牙关掌舵指挥前行……

    第二只船驾驶台的3层钢板和8层棉被，都被重机枪子弹打穿，舵手连中3弹，第一枪击中腿部，仍在掌舵，紧接着两发子弹击穿胸部，牺牲倒下，临死前对船长断断续续说了几个字……面部中弹的船长接过舵盘，继续前进……其他部位同样扣人心弦：轮机舱1人牺牲，3人重伤；甲板上两人牺牲……右舷又被击中起火，危及全船，紧急时刻在船上火力掩护下，人们用水泼，用身子滚，终于扑灭大火……

    一名解放军战士中弹牺牲在最后一只船上……

    我就是在船队出现在黄桷嘴（离涪陵城10华里多，长江转过弯，城里视线可及）时，听到消息，从远处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海战。此时那里的江面枪炮声大作，全城都能听见。我们在专署大楼的房间，视野较好。

    船队颠簸航行到战斗最惨烈的群渚滩头时，距城里只有几华里，看得更清楚一些，大白天仍能看到枪炮的火光，枪炮声更响更密，几只船在浪里歪歪斜斜，逆水缓慢前行，它们看起多么的慢啊！多么的慢！我们心里砰砰直跳，许多人急得大声哭叫起来……

    船队终于冲过滩头，进入城区，但先要经过的是“贸派”控制的城区，枪炮声仍然不断，有只船起火冒起黑烟，这时我方声援的船只顺水冲下去（闻讯遭到伏击后，声援的船只安装钢板棉被，安装武器，花费了不少时间），船上机枪开火压制对方火力，接应船队，这支千疮百孔的船队，带着硝烟，带着流血和牺牲，蹒跚地驶进我方区域的江边……

    我们提前冲向江边，看到担架和白布已准备好了，船只陆续靠岸，先是未受伤的及轻伤员下船，他们个个硝烟满面，衣衫褴褛，血迹斑斑。接着抬下重伤员，鲜血淋漓。最后抬下牺牲者，身上裹了白布，鲜血浸透了出来……周围哭声一片，惨不忍睹。

    本文关于海战的实战场面是根据现保存的材料而写，后面部分是亲眼目睹的海战。还有一些情况想交代。

    这场海战，牺牲11人，有名有姓，皆有遗体在船上，其中部队战士1人；重伤13人，轻伤24人，数字是绝对准确的。这是一场荷枪实弹的/真枪真炮的海战！

    船队是下午2点从丰都启航，在涪陵区域60多华里长的航程经历生死搏斗的海战达两个多小时，下午5点多才脱离火海。

    涪陵轮船公司属四川省轮船公司，文革前是全省先进单位，该公司的群众组织“二.七”战斗团以产业工人为主，各方面的素质都较高。那天该公司损失了一批优秀员工，这是一次惨重的伤亡

    不幸中之万幸的是，那天的炮火没有将船只击沉江中，倘若击沉1只或数只，那将要增加多少伤亡啊！至今忆起还心有余悸，感到后怕。

    据后来“贸派”的材料说，这5只船是到丰都为我方运送武器的，所以他们要截夺。我估计这可能是事实，但当年一直未予以明确证实，所以仅是估计而已。不过，明知有解放军护航，还在两岸设置交叉火力用军用枪炮栏截，造成重大伤亡，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也算无法无天，狂妄之极了。

    我方进行了还击，对方肯定会有伤亡，显然比我们少多了，但具体数字，一直不得而知。

    针对“8.8”海战“贸派”的行为，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陵地区部队支左领导小组，向他们提出第七次严重警告，措辞如下：

     ……

涪陵5艘船只担任运输任务，并由我支左部队派出战士护航，这是执行中央关于维护交通运输安全指示的有效措施，任何群众组织不得加以阻挠破坏。但是“红贸军”一小撮坏头头，欺骗群众，开枪开炮射击船只……在珍溪、清溪、韩家沱至麻柳嘴一带，在长江两岸设置火力点和交叉火力网射击……打死11人，其中解放军战士1人；打伤37人，其中解放军战士3人，全部船只弹痕累累，……特提出第七次严重警告……

 

（笔者注：据一个当年石柱的造反派负责人——后调回涪陵一中任教——告诉我，他当时就在这些被打的五只船的第一只上，这五只船是到丰都、石柱为“忠实派”运送武器的，他就是从石柱出发，石柱武装部的武器在丰都高镇装的船。我当时也和老巨333一样，只能隔江而望，心中既为我方的人员万分担心着急，又对“贸派”的行为万分愤恨，特别是当船靠到无祀坛原轮船公司船舶厂码头后，看到我方死伤人员的惨状后。）

      　　

再看“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中是怎么说的。他回忆道：

    8月5日，“贸派”轰抢了易家坝涪陵军分区军械库，以现代热兵器武装了自己的武斗队。为此，“忠实派”紧急派船从丰都、石柱调运枪支弹药。8月8日，当运送枪支弹药的船队驶到黄桷嘴时，遭到埋伏在两岸的“贸派”的猛烈射击，在乌江口江段，更是遭到从新光纸厂、北岩寺、麻柳嘴三个方向射来的弹雨猛射。“忠实派”船队一边还击，一边强行上驶，终于冲出“贸派”的火力网，驶入自己控制区，在涪五中（当时为“忠实派”“工人总部”武斗连队营地）江边靠岸，起卸枪支弹药。

“八·八”事件是涪陵武斗第一次枪战，这一战，遭受伏击的“忠实派”伤亡惨重，死亡在10人左右。在这次事件中，一名在麻柳嘴看热闹的市民被流弹击中死亡，是第一个在武斗中丧命的无辜百姓。

 

（笔者注：“老来糊涂”的记述虽短，但对这一次事件来说，应是比较准确的。）

 

让我们看看赵树金自己是怎么说的：

八月七日上午，杜炳全对我说：“二.七”昨晚下去几只船，估计是到丰都、高镇运枪，不然就是装人，怎么办？船转来打不打？当时常委都在场，大家都说打，我也同意打，（并决定）把火力组织好，珍溪、清溪、黄角嘴、新光纸厂（作为滩头阵地）。我还说要把情况掌握准。大家决定叫杜炳全掌握，他说打电话叫清溪观察，王付国去“红航”（“贸派”下属的一个总部）安排无后坐力炮，安在新光纸厂。第二天杨淮从黄角嘴万油仓库带20多人来联司拿枪，杜炳全说没得，我说拿一挺重机枪、步枪七枝。杨淮说“二.七”船转来，我们用一只小木船装上石油，把火点起烧他的船。我说这是个好办法，烧不到也可以减少他的速度，那就好打些；我又说，我们的人不要安排得太靠岸了，因为对方的船如被我们打得停下来后，对方的人上岸来我们好全部消灭。杨淮说要得，就把武器拿去了。第二天八号黄角嘴又来了个人到联司说，黄角嘴火力不足，还要武器，我就说下决心按杨淮那么办。下午就听到清溪打电话来说，“二.七”船边走边打，我隔了一阵就听枪响，我就到三楼去看，有一只船在河头打圈，那阵打得很激烈，这个船就打不沉。可能是安了钢板，装了麻袋。第二天黄角嘴打电话来说，小木船（装有石油）放早了，流到滩上去了，没起作用。

这次可能把对方船上的人打死、打伤得多，清溪说打死三个，黄角嘴也说有负伤的，但没有圆满结束，……彭XX、况道成、杜炳全说，这次我们人很多，火力点也不少，又打了很多子弹，但一只船都没打沉，真是操蛋。我说“忠实派”死伤也不少这还是算胜利。

 

（笔者注：从赵树金的交代中可知，在这一事件中，“贸派”事先知获了情报，因而事先做好了火力布署，包括无后坐力炮、轻重机枪都用上了，甚至准备好了用小木船装上石油烧船等等，而且最后是大获全胜——虽然彭XX、况道成、杜炳全因为“一只船都没打沉”而还不解恨。）

 

 

 我的造反生涯（44）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1）:“八.一一”伏击解放军7822部队车队

在下面我将要谈及1967年8月11日涪陵文革史上血腥残酷的“八.一一”事件前，让我们先就在此之前的几次武斗事件中双方的死亡情况作个统计。

在1967年5月27日发生的“贸派”围攻“忠实兵司令部”的武斗事件中，双方都无人死亡；

在1967年6月19日发生的“贸派”围攻“忠实派”的“工人二.七总部”武斗事件中，“忠实派”的红卫兵胡忠孝死亡，“贸派”无人死亡；

在1967年7月5日发生的“忠实派”攻打“贸派”的“粮油总部” 武斗事件中，“忠实派”的工人王忠生死亡，“贸派”无人死亡；

在1967年7月13日发生的双方残忍的钢钎肉搏血战中，“忠实派”死亡7人以上（有名有姓的是：涪陵地区农科所的王朝康,工人陈太平、何占荣,涪陵中学的“忠实兵”高清映、冉德权；据王XX交代“贸派”当天抓过去“忠实派”43人，当晚死亡2人，后“贸派”一共安埋了6人，其中应有“贸派”的不治身亡者），“贸派”死亡最多为4人；

在1967年8月7日发生的“贸派”向驻军7822部队62分队袭击中，战士何显洪牺牲；

在1967年8月8日发生的“贸派”阻击支左部队为“忠实派”护运武器船只的“八.八海战”中“忠实派”死亡10人（海陵厂的吴学文、张立中，轮船公司的赵存节、刘通容、蹇天云、苟文义、张开华、李朝庆、邓月兴，地区农机厂的廖世邦），支左部队战士1人（7822部队战士李兴玉），“贸派”无人死亡。

这就是说，从“5.27”涪陵第一次武斗开始到1967年8月11日涪陵文革史上血腥残酷的“8.11”事件之前的两个半月里，在双方的武斗事件中“忠实派”死亡19人以上，“贸派”死亡最多有4人，支左部队战士死亡2人，总共死亡人数25人以上，不会超过40人。

然而，在我接下来要说的这起武斗事件中，一次死亡人数达47人（逝者名单附后），其中秀山县造反派16人，司机6人，部队家属2人（其中之一者即为李畔政委的爱人），支左部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的）指战员达23人，“贸派”无一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以往五次大武斗的总和——这就是发生在1967年8月11日，由“贸派”名义上的一号负责人况道成指挥的，在涪陵龙潭伏击解放军7822部队车队的流血事件。

关于“八.一一” 流血事件，“老巨333”在他的博客里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7）》中，他是这样记述的：

 ......

“8.8”海战带来的惊愕和悲愤还在高度蔓延膨胀，更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了。

8月11日晚饭后，忽然接到通知，我们战报的头带着我们两人急急地赶到涪陵中级法院的院子里。

这里好像是部队领导机关的一个临时所在地（军分区和县武装部在“贸派”区域），我们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达会议室，看见里面已有不少人，是我方的头头们和部队的干部，大家神态严峻，黄（黄鹤寿）政委、李（李畔）政委等首长在里面一间小屋，不时走出来找人小声说话……我们在一个角落呆呆地坐着，不便说话。室内闷热，电扇呼呼作响。

稍顷，一个头头过来对我们说，虽然声音小，但犹如晴天霹雳：今天，部队的军车车队遭到伏击，牺牲了好几十人，其中有团政治处主任！……

哦！我们瞪大眼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情景至今仍然记得。

沉闷被打破了，有个军人情绪很激动（据说是伤亡人员所在部队的团政委），声调高起来，大家议论纷纷，不时有军人急匆匆地进出。外面坝里也有不少军人，据说是闻讯赶来送决心书，要求严惩凶手，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黄（黄鹤寿）政委讲话，表情严肃，简要说了事件，讲军区首长有指示，要认真追查罪魁祸首，对大家提出一些要求（当时我们派还没有武器），然后叫我们群众组织的人先行离开，回去安排……大家心情极不平静。

“8.11”，这个带着血腥的符号,从此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

这是一场极其惨重的流血牺牲：牺牲47人，其中军队指战员23人，团政治处主任在内；30多人受伤……

这个军车车队由4辆卡车组成，奉命从遥远的秀山县（属涪陵地区管辖，距涪陵近1千里远，在四川边缘与贵州省相邻）向涪陵运送物资，完成任务后，在返回秀山的途中遭到伏击的。除解放军指战员外，还有几十个秀山县群众组织的人。

这又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事先获得准确的情报（几个月后,军分区电台台长被抓起来，据说他提供情报），“贸派”几个主要头目，率其“一兵团”、“三兵团”的若干连队参加的伏击。

伏击地点选在距涪陵城64公里处（龙潭镇外2公里），涪（陵）南（川）公路上。后来我去现场看过，那是一片浅丘地，蜿蜒的公路两旁有一些坡度不大的小山头。“贸派”前线1号总指挥况道成说，地形选得好，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车队中午12点后进入伏击圈，团政治处主任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公路上出现了障碍物，驾驶员刹车，正打开车门准备排除时，机枪步枪响了，他立即中弹牺牲……

团政治处主任当即喊话：“我们是解放军，不要开枪，有事商量……”话音未落，一梭子机枪子弹应声而来，主任胸部中弹牺牲……

山头上有人喊叫：“管他解放军不解放军，狠狠的打……”，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打来（据战斗生还的宫营长等军人的书面证明材料）。

 4辆车都被打中，每辆车都有人被打死在车厢和驾驶室，血肉横飞，跳下车后，在车旁和公路上，又有不少人被居高临下的子弹和手榴弹击中……

在公路上仓促的零星还击，只能导致全军覆没，万分危急中，宫营长发现不远的半山坡，有家农民的碉楼（那是当地常见的农村民居，与军事碉堡形状非常相似，有三四层楼，有枪眼，是过去农民防土匪用的），就带领剩下的16个军人和群众，在枪林弹雨中硬冲了上去，占领了碉楼，随即被团团围住……

“贸派”武装向碉楼进行了3次冲锋，被击退，又用火攻，将稻草门板柴火点上火后推向碉楼，所幸碉楼是石材和墙泥筑成，否则不堪设想……

据宫营长等人证实，在围攻碉楼时，“贸派”向他们喊话：“营长，你们没有几个人了，赶快出来投降，不投降就把你们捶平！……”。知道有营长在部队中，可见情报之准确。

在围攻碉楼的同时，“贸派”武装人员在公路上清理战场，“对负伤人员填枪补弹，或用刺刀杀”（同上，证明材料）……真是杀红了眼！

第三辆和第四辆车的还有10个左右的解放军战士和群众，在一个班长的带领下，从车上冲下来，在路边一处坡坎上顽强地守了下来，“贸派”集中攻击碉楼，“忽略”了他们。

整整半天，将近黄昏时，伏击者才撤离了战斗……

第二天中午，从南川县赶来的救援队伍到达（此地距涪陵64公里，距南川41公里），将牺牲者遗体和伤员运到南川。

据说现场惨不忍睹：车厢里，车底下，公路伤，路沟里，纵横躺着遗体，随处可见内脏、脑髓、碎肉、血块……，地上一滩滩凝血，有的足1寸多厚……见之莫不心惊肉跳，恐惧不已……

前面说过，811当天晚上我们在涪陵听到的，只是部队军车遭到伏击，伤亡惨重……一两个月后，才公布了比较详细的情况。

牺牲的23位军人，有团政治处主任，排长、班长、战士。牺牲的群众多是秀山县群众，还有李政委的妻子（涪陵党校教员）。她带着小儿子，她死在枪口下，小儿子在解放军保护下，奇迹般的活下来了。

宫营长等人事后有一份书面证明，除上面已讲到的之外，还说到伏击是中午12点过5分开始的，“轻重机枪、手榴弹、步枪等武器，组成交叉火力点从四周相距40公尺处，最远的补超过100公尺，近的有10多公尺的山头上，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从中当可想象遭受伏击的惨烈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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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贸派”前线一、二号总指挥况道成、彭用吉等人的交代，8月9日下午3点，在赵树金寝室开会策划，赵指定了前线一、二、三、四、五号指挥，确定了在龙潭选地址伏击，确定了参加伏击的武装单位“一兵团”、“三兵团”的部分连队。

伏击队伍8月10日半夜前做好准备，11日凌晨4点出发，天亮时到龙潭，先用冲锋枪扫射，将当地的“砸派”吓走后，控制了龙潭的电话总机。几个指挥现场选好地址，分派好队伍，确定进攻为红色信号弹1发，撤退为白色信号弹3发，就开始布置工事……

伏击打起来后，杜炳全从涪陵城打电话来了解情况，况道成告诉他，已经打起来了……

当他们下面的人看到打的是解放军时，感到害怕，有人停下来问还打不打，有的人还怕得发抖。回答是，管他妈的，狠狠的打……

近黄昏时，他们担心解放军的增援会来，况道成下令打3发白色信号弹，伏击队伍撤出来，回到涪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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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金亲自到涪陵南门郊迎接伏击队伍，当况道成说到下面有人对打解放军感到害怕时，赵树金说，有些人很迷信解放军，我恨不得把XXXX部队那些人打死，又说，写消息报道时，只写消灭了多少砸匪，不要写解放军，不然下面又怕了……

8月13日召开总结会，况道成在会上说，这次地形选得好，我当了10多年兵，住了几年军事学校，打这样的仗还是第一次。彭用吉等人又说到，打解放军不好说，赵树金说，XXXX部队那几个球兵，不经打……

或许会说，这些交代和揭发有被迫说的成份，但从其他方面印证，很少有夸大的内容，应该基本属实。

涪陵平息下来后，经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批准，将赵树金、况道成、彭用吉正式逮捕，分区电台台长也被关……与“8.11”血案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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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县的死难者运回该县安葬，部队牺牲的23位指战员，很快由总政治部颁发烈士证书，全部葬在南川县城的公园里。我去看过并参加过祭奠活动，看到一排排高大的墓碑上，嵌着每人的照片，刻着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职务……有说不出来的痛心，极难平静。

快40年了，这些墓碑还在那儿吗？这么多年，有机会我总想问，但总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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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中，关于“八·一一”事件，他回忆道： 

8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的一支车队从涪陵返回秀山，在龙潭附近遭到“贸派”武装人员的伏击。该部政治部主任成某及战士多人，以及随车到秀山的涪陵地委党校干部周若华被打死，副营长龚某及战士多人的受伤。在“贸派”的强大火力下，部队指战员退入附近一座土楼内据守，直到南川“十·一”派闻讯“派兵”救援，方得解围。

（笔者注：不是副营长龚某，应是营长宫润武。）

 

根据我的考证，上面转述的老巨333和“老来糊涂”的版本，特别是老巨333的详细叙述基本是事实。但有这几个问题需要修正补充。

第一，“红联司”派出的兵力是三个连队，即“红联司”的“一兵团”“三兵团”各派出一个连队，加上“红联司”的“江东部队” 派出一个连队；据事件的2号指挥者彭用吉自己说，共计310多人——这已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了。

第二，关于这支不小的队伍行动的目的，即老巨333所说的“事先精心策划”的问题。

在我认真分析了赵树金、况道成、彭用吉、王XX（后三人即是这次事件的直接指挥者，按事先策划的约定分别为1、2、3号）的当年交代后，对这次大流血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较为清晰脉络。

首先，在赵树金的最初交代里他是回避这次事件的事先策划的（至于为什么不得而知）；而况道成、彭用吉、王XX等三个事件直接指挥者的交代则比较一致。

其实，这支队伍行动的目的在1967年8月9日下午3点多钟于赵树金寝室开会时就非常明确。第一个目的是应马武区“贸派”组织的请求，派人去赶走原马武区所属堡子乡、惠民乡的“忠实派”，以便打通涪陵-马武-龙潭一线；第二个目的就是拦劫从彭水运军火到涪陵的汽车（据况道成交代，杜炳权早在头一天就得知并告诉他，从彭水运军火到涪陵的汽车大概有10辆）。

据况道成交代：“8月9日下午3点多钟在赵树金寝室开会时（事件的直接指挥者3号王XX因负责运粮带了一个排的人早在8月9日晨就出发了，故未参会），赵树金在会上说：把堡子、惠民打完以后退回马武，看情况拦劫运军火的汽车。（因为）当时分析了一下情况，如果（从彭水出来的汽车）朝武隆鸭江方向来，我们就在酒店、靖黔这边拦劫；如果（从彭水出来的汽车）朝南川方向来，我们就在龙潭拦劫。”

这支队伍8月9日晚上10点从涪陵出发，8月10日白天驻马武。因堡子、惠民的“忠实派”本来就不多，早已撤下蔺市，故此行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

8月10日下午三四点钟，先于况道成、彭用吉出发的3号王XX将他在龙潭得到的情况告诉况道成、彭用吉，这个情况就是“8月9日早晨有5辆车从南川来经过龙潭往新妙方向去涪陵了。”

由于他们事先以为从彭水来的有10辆车，已经过了五辆，还有五辆。并且他们判断后面的五辆仍然会从南川来，于是决定立即到龙潭去拦劫后面的五辆车。

结果就是第二天所发生的惨剧了。但被袭击的车并不是从南川方向来，而是从相反的新妙方向来的。

第三，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更应受到谴责的地方。在明知不是原本应当拦劫的运军火车辆的情况下，即不管被袭方能否对自己造成或构成危害，也不问被袭方是否与自己有无利害关系，特别是在被袭击的一方已经表明是解放军的情况下，仍然发起袭击并造成被袭击方的大量伤亡，这能不遭到谴责吗？这足以说明袭击指挥者不仅毫无法纪，而且毫无人性。

第四，不仅如此，还有更残忍者。让我们再听听况道成自己的交代：“我和冉XX、王XX从指挥所下到交叉路口，一、三兵团的几个挎冲锋枪的往车上车下继续扫，这时我看见头一辆汽车底下有人在爬，就喊他出来，缴枪不杀，他还在爬，我就拿过半自动步枪朝这个解放军战士一枪，这个人就没动了，被我打死了。”

这种毫无人性的行为能不遭到谴责吗？

难怪老巨333的记述中写道：“当他们下面的人看到打的是解放军时，感到害怕，有人停下来问还打不打，有的人还怕得发抖。”

难怪当第二天撤回涪陵后，“我（赵树金）又问有没有打扫战场，他两个（况道成、彭用吉）说是当兵的不敢打扫战场就跑了。我又问到底打的是‘二.七’还是解放军？他们两个说搞不清楚是‘二.七’还是解放军。”——直接当事人的心是虚的。

难怪这次事件后7822部队的指战员对“红联司”更加反感——直到前不久，当我向一个当年的7822部队的一位排长提及此事时，这位排长仍然说“赵树金、况道成就该剿。”他告诉我，自从“8.11”后他们部队的指战员 “真的恨透了‘红联司’”。

然而，赵树金却说：“龙潭一仗打得很漂亮。再有像这样的两三仗，涪陵就可以改变形势了。” 

47个在天之灵会安宁吗？47个幽灵能不惩罚施恶者吗？

 

 附：1967年涪陵“八.一一事件”的逝者名单

成照雄 36岁 解放军7822部队政治处主任 山西霍县人

吴继勤 27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排长 四川简阳人

黄锡德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重庆荣昌人

李龙宇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重庆潼南人

刘胜荣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安县人

霍书四 25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副班长 重庆市人

宋英贵 25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名山人

侯再万 26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简阳人

蔡少发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班长 四川成都人

朱昌海 23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重庆荣昌人

丁  伍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重庆南川人

李朝政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班长 四川名山人

曾宪林 22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雅安人

苟大田 22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宋长兴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副班长 南川人

魏昌应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罗跃华 25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成都人

包树德 23树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班长 四川雅安人

蒲国强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苟兴全 21岁 解放军7822部队53分队战士 四川阆中人

乔云超 20岁 解放军7822部队51分队卫生员 南川人

骆成志 24岁 解放军7822部队51分队卫生员 南川人

陈树模 22岁 解放军7822部队54分队事务员 南川人

(注：1967年1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以上23位指战员颁发了“军人牺牲证明书”)

李锡元 男 34岁 秀山县水电局职工 原籍山东

刘作明 男 45岁 秀山县人委农业科职工 原籍山东

刘昭元 男 30岁 秀山县商业局职工 原籍重庆荣昌

颜克明 男 28岁 秀山县拖拉机站职工 原籍四川眉山

刘顺坤 男 25岁 秀山县人委农业科职工 原籍四川安岳

黄良育 男 22岁 秀山县水电局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周洪清 男 36岁 秀山县商业局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杨昌久 男 35岁 秀山县人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吴相成 男 37岁 秀山县县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杨再均 男 34岁 秀山县县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白定安 男 28岁 秀山县人委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宋学义 男 34岁 秀山县公安局职工 原籍四川雅安

陈启东 男 37岁 秀山县木材站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杨秀林 男 34岁 秀山县农机站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韩善贵 男 33岁 秀山县商业局职工 原籍重庆涪陵

宴廷辉 男 25岁 秀山报社职工     原籍重庆秀山

罗助之 男 39岁 汽车27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秀山

王昌禄 男 35岁 汽车27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酉阳

殷光禄 男 32岁 汽车27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彭水

冉崇润 男  汽车55队驾驶员  原籍重庆石柱

周若华 女 45岁 军属 涪陵地委党校职工

何成素 女 秀山县东风路小学职工 原籍重庆丰都

伍开发 男 30岁 涪陵商业局驾驶员 原籍重庆涪陵

江启华 男 27岁 涪陵群管站驾驶员 原籍涪陵

 

 

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45）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2）:“八.一四”反击战（1） 

稍稍了解涪陵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1967年的“8.14”反击战。那一天“忠实派”在重庆“反到底”望江101炮艇的支持下向涪陵“贸派”实施大反击，很快攻占了制高点，并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最终于第二天迫使“贸派”撤出涪陵城。

我常常想，如果你还承认“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著名社会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语 见《正义论》）的话，那麽，历史的正义才具有最终的合法性；但是，历史在它最终成为历史之前，她却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以便更好的理解那次在涪陵文革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是先让我们冷静的作些多角度的换位思考。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种换位思考的大前提。从逻辑上说，只有思考的大前提是一致的，才不会犯逻辑思维的错误，特别是在进行换位思考的时候。

那麽，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呢？我以为，这个大前提应是成都军区的那个“涪陵五条”。

历史已经证明“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有公正性的文件，对此，我也在前面的文字中做过这样的表述：“其实，在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涪陵五条’也是一个不具备正义性的决定。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正义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正义即公平。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这一原则，‘贸派’就应当平等的享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持；进一步说，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根本不应该将群众组织划分为对立的两大派。”（见《我的造反生涯 （35）》）

在这一点上，历史证明了当时大力反对“涪陵五条”的“贸派”是对的，赵树金也是对的——虽然在当时并不具有合法性；这正如历史也同样证明了赵树金等人带领下的“贸派”所采取的反对“涪陵五条”的指导原则（“用实力说话”）和手段（首先挑起武斗、首先抢枪，甚至不惜可以向解放军开枪、批准和直接参与杀人等）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一样。

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历史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在涪陵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支左部队是必须而且坚决执行“涪陵五条”的，是具有合法性的——目前几乎所有谈及涪陵文革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点，要知道，这既是涪陵文革的特点，也是涪陵文革区别于重庆文革和成都文革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我在以后的文字里还会提到），重庆的“8.15”派和“反到底”派是对立的两大派，成都的“红成”派和“8.26”派是对立的两大派，但这些对立的两大派都是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文革承认的“革命组织”，而“红贸”派则是由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成都军区发文（即“涪陵五条”）确定的“保守组织”。

很明显，在当时小小的涪陵城里，聚集着看来是三股有枪有炮的武装力量，实则只有围绕着到底是反对还是支持“涪陵五条”的两大派武装势力；更重要的是，这两大派武装势力都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特别是当双方都只能用枪炮（实事求是的说，支左部队和“忠实派”有些不得已）来回答“yes or no”的时候；特别是当“贸派”经涪陵“8.8海战”、“8.11伏击7822部队车队”屡屡得手，另一派武装势力已经因屡遭惨败而群情激奋并深深的感受到生存威胁的时候。

于是，屡遭惨败的一方终于开始反击了。 

下面，再让我们实事求是的分析一下当时双方的兵力。

先说“贸派”。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贸派”在七月十六日开会决定建立四个兵团（这一编制维持到“贸派”撤出涪陵城，直到8月23日才在焦石重新改编）：“‘红心向阳’、‘涪陵公交’、‘红色航运’‘红旗总部’等组成第四兵团（驻县委、轮船公司等处）；原突击营为第一兵团（驻南门山高干招待所）；‘红贸’、‘鬼见恨’、‘专工交’等组成三兵团（驻“红贸总部”、地委等处）；‘红色财金’、‘东风农民’、‘城郊工农’、‘县工交’等总部组成第二兵团（驻水塔、水电局、盐业大楼、幼儿园等）。”（“红联司”常委王XX交代）

另外，据赵树金交代：“贸派”还从焦石区调农民400多人，住在涪师校（就是现在的长江师院江东群沱子校区——笔者注），即“红联司”的所谓“江东部队”；清溪区调100多人住在专区生资公司，即“红联司”的所谓“清溪部队”；马武区调100多人，住在靖黔公社完校；“涪陵旅社还驻有100多人，不知是从哪里调来的。”

“红联司”下属的所谓“兵团”实则为“团”，因为“兵团”下面就只有营（第一兵团就是原突击营）。按此计算，“红联司”在“8.14反击战”时，在城内应有的兵力为四个“兵团”，每个兵团按600人满算，加上“清溪部队”100多人、涪陵旅社还驻有100多人（“江东部队” 住在涪师校不在城内、马武区调100多人住在靖黔公社完校也不在城内），即总兵力应接近3000人。

你不要以为我少算了。要知道，据1995年涪陵市志办编印出版的《涪陵市志》载，1967年涪陵县的总人口为660429人，农村人口为591478人，城镇人口为68951人，而这68951人还包括涪陵县所属区镇（十个）的非农业人口，所以1967年涪陵县城的总人口最多也只有五万人。如果除去逍遥派、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外出避难的人——总数只按两万人计，那麽，实际当时在涪陵城内的“贸派”和“忠实派”两派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三万人，就按各二分之一算，那一派都不到两万人。因此，能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因为还得分男女性别）作为战斗兵员已经不是少算的问题了。

另据我在几个资料里都读到这样的同一信息：当“贸派”派出三四百人（其中一兵团有两个连队）去马武、龙潭，并伏击7822部队车队制造了“8.11.”血案后，8月12日，赵树金曾派人专程送信催促去马武、龙潭的人员赶快回城，“因为城内有些空”。——只少了三四百人就感觉“城内有些空”，由此也可知“贸派”的总兵力决不会多到上万人。

由此使我不得不又要提到那些只凭文革小报上的资料写史的人，包括我最近才看到的一位叫卜伟华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員，他在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谈及涪陵武斗时完全引用的是“贸派”的小报资料。

他的原话是：1967年8月14日至9月27日，四川涪陵地区“忠实”派（属于重庆“反到底”派）在涪陵军分区的支持下，对“红贸”派进行围剿，由于有军分区的支持，“忠实”派很快攻占了涪陵全城，“红贸”派数万人被迫撤离。8月22日，涪陵地区各县人武部集训和武装复员退伍军人，组成所谓“围剿贸匪”武斗队。

9月21日，武装围剿涪陵“红贸”派的涪陵地区武斗联队，动用迫击炮、无后座力炮、三七高炮、重机枪等，于凌晨向逃至丰都县粟子山上的“红贸”派发起总攻。9月27日，突围逃至武隆县黄沙坝一带的涪陵“红贸”派一万多人遭到涪陵地区武斗联队伏击、围歼。这场有解放军参与的大规模武斗事件，自8月14日起，历时45天，追击、围歼“红贸”派的战斗，涉及4个县、22个区、67个公社，共计打死一千多人。

而且在他的注释里还毫无根据的推断说：“当时给“红贸”派安的罪名是抢了解放军的枪，其实两派都抢了枪。”——我作为涪陵“忠实派”的总负责人之一，真的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也抢了枪？你读了我前面的记述，你就会知道，“贸派”不费一枪一弹的抢了涪陵军分区和涪陵县武装部的武器库，从而武装了自己，而“忠实派”在经成都军区批准后由支左部队发给武器，但是为此却被“贸派”两次武装阻击，包括解放军指战员在内一共死了58人！

原来，他所引资料来自何蜀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而这位何蜀（重庆市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他的编撰注释中明白无误的写着，他的资料来源于“贸派”小报（参见何蜀编撰的《重庆文革武斗大事记》）。

一位身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員，竟这样的研究历史，是不是对历史太不负责了。据网上载，这位研究员还与十位学者写了一部关于文革史的巨著，不知他把这样不负责任的东西写进那部巨著否。

言归正传，按照当时“红联司”的“参谋长”黄XX讲：“8.11”（伏击解放军7822部队车队）后，准备整顿一下就打过来（即向城西的“忠实派”发起总攻）。……赵树金在会上提出要在20-25号打下涪陵的口号。8月12日，“红联司”的办事机构就搬至涪陵卫校（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并在涪陵旅社设立前线指挥部。

再说说“忠实派”。

就兵力而言，此时已经和“红联司”差不多了，总兵力也近3000人：据我近日专访当时的“工人总部”（“忠实派”中实力最大的组织）的总负责人况太志（后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讲，他们“工人总部”已有七八个连队，主要是驻涪陵五中（8042部队和7822部队都有连队驻五中），近千人；“二七战团”约有五六个连队，七八百人；“农民总部”（含区镇“忠实派”驻城里的人员）有两三个连队，有三四百人；“忠实兵”只有一个连队，约两百人；此外，还有一个由地县党政机关“忠实派”组织的一个叫做“401”的连队，这是一个较大且有战斗力的连队，不少于400人，由当时的涪陵地区民政局干部李平（54军转业，后曾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地革委人保组负责人，几年前因脑溢血病逝）负责。

更重要的是，“忠实派”还有超过不少于一千人的成建制的支左部队的支持——由工程兵54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8342部队黄鹤寿副政委管辖、而由8342部队所属8042部队（团）李华禄政委直接指挥的有三个连的兵力（但只有两个连驻在“忠实派”的区域内，另一个连驻党校，在“贸派”控制的区域内），由成都军区独立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团）薛春茂直接指挥的有两个连的兵力（62、63分队），加上涪陵军分区独立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926部队（营长张XX）也有不少于两个连的兵力——就其战斗力而言，足可抵得上两派全部兵力的总和，虽然在1967年8月14日“忠实派” 实施大反击的时候，支左部队并没有直接出面参战。

  

作为“8.14反击战”的背景，还有一个需要交代的，这就是重庆“反到底”望江101炮艇如何来涪陵的问题。

对此，我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作如下说明。

先看看网上一篇多处转载的文章《震惊全国的“文革”重庆红港海战》的有关摘录：

……

1967年的8月1日，长江2014号轮像往常一样拖挂货8—126铁驳，从涪陵上水驶往重庆，货船上载有重庆急需的百货、西药等物资370多吨，当晚停泊在长寿；8月2日凌晨4点多钟，长寿的反到底派组织80多名男子乘一艘大木船登上轮船，随即将全船控制。

一群人控制轮船后，先将轮船开往涪陵，就是为了到涪陵与同派力量协商，如何把船送往望江军工“金猴”的驻地。

8月3日长江2014号轮又驶回长寿下游的深沱。3号下午，从郭家沱开出的炮艇望江101、嘉陵1号，来到深沱，当天下午6点多钟，停泊在深沱的人民5号货轮也遭到劫持（由登陆艇改装成的，被劫持时装有几百头肥猪——笔者注）。晚上8点多钟，人民5号轮及长江2014号轮，一起被“押解”回望江厂所在地郭家沱。

一起震惊全国的武斗事件——“八八红港海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

8月8日中午，人民5号轮武装完毕，望江“金猴”宣布成立“军工井冈山第一舰队”，邓长春任舰队司令，王三恒任总指挥，朱星德任指挥。下午4点半左右，“舰队”驶出郭家沱码头，径直开往重庆城区（笔者注:这支舰队中的人民5号轮上装有望江厂生产的高炮以及前几天抢来的物资，舰队要溯江而上将这些东西运到九龙坡建设厂慰问“反到底”的战友并换回自己缺少而该厂生产的常规武器——由于沿途必须经过由“815”控制的包括朝天门在内的区域，故而发生了所谓的“八八海战”） 。

“八八海战”打响了。

……

“八八海战”，舰队序列为：望江101、嘉陵1号、人民5号。

望江101舰原是国民党的江防舰“建中101”，蒋介石亲自坐过，解放战争中投诚，履新成为望江厂的交通艇。

早在几个月前（具体时间待查），101就被改装成一条真正的“军舰”了。网上能够查到的资料，毫无例外都把101看成是“海战”的主角，但是居然就没有人指出它本来就是一条军舰的事实！

这里把101改装后的装备介绍一下：全舰长约三四十米，排水量航速不详，前后各装61式37毫米双联海三七高炮一座，前段另有海四联14.5毫米高射机枪一座，后段有海二联高射机枪一座，其火炮口径不大，但是射速很快，该舰的火力配置与62型护卫艇基本相当，在内河已是很不错的了，加之望江101上的这个炮手是望江厂的总成质量检验员，打炮是他的专业，射击的准确性之高是可想而知的。

……

舰队冲破封锁继续航行，到望龙门河心，望江101追上人民5号，因已完成护航任务，即得到返回的准许。邓长春上了101，101掉头返航。

……

    据有关方面事后统计，8月8日下午，望江军工“金猴”引发的“海战”，“打死24人，打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交通为之中断。”

……

不几天，涪陵告急！涪陵“忠实”派向重庆反到底求援，第一舰队望江101号炮艇67年8月12日即开去涪陵，8月14日援助“忠实”派打跑“红贸”派，攻占涪陵。

（笔者注：我之所以用这样多的篇幅来说望江101号炮艇的来龙去脉，就是要想弄清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967年8月2日长寿“反到底”的80多人抢劫长江2014号轮起，到101号炮艇于重庆“8.8海战”护航后返回望江厂，再到8月12日开到涪陵，涪陵的“忠实派”怎样和重庆望江厂的“反到底”挂上钩，并最终把望江101号炮艇请到涪陵来的。）

在我近日专访当时“工人总部”的总负责人况太志时才基本上弄清了这一事实。原来，况所在的原涪陵地区新力厂，是当时涪陵地区最大、设备最好、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机器制造厂，他们厂里有几个工人原来就是从重庆调来的，和望江厂有老关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们支持了长寿的“反到底”，最终不但调来了望江101号炮艇的支援，而且还从望江厂弄来两门陆三七高炮，“8.14”反击时，这两门高炮就安在涪陵五中外的公路上向“贸派”控制的水塔、堡子城等高地射击

 

 

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46）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3）:“八.一四”反击（2） 

就在我前次发出《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45）——四）1967年的涪陵大武斗（13）:“八.一四”反击（1）》后不久，我的一位老同学给我一个电话，可能是因为老同学的关系，他在电话里竟然使用了“荒唐可笑”的结论，来评判我在该篇中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历史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在涪陵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支左部队是必须而且坚决执行‘涪陵五条’的，是具有合法性的”的说法。我的这位老同学的原话是：“整个文革都是荒唐可笑的，而你却说‘涪陵五条’是具有合法性的，岂不有点荒唐可笑？”

面对老同学的指责，我当时一点没在意，并作了些解释；但当我准备再往下写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必须要正视这一指责，否则我没法继续写下去；因为越往下写，我就越会感到我将越加“荒唐可笑”。

其实，后人看历史一般不外两个视角，一是用望远镜看历史，一是用显微镜看历史，虽然在这个时代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来研究历史。

用望远镜看历史，当然是“整个文革都是荒唐可笑的，所以‘涪陵五条’也是荒唐可笑的。”对此，我在我的那篇博文中也说：“历史已经证明‘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有公正性的文件。”而且我在更前面的文字中也做过这样的表述：“其实，在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涪陵五条’也是一个不具备正义性的决定。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正义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正义即公平。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这一原则，‘贸派’就应当平等的享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持；进一步说，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根本不应该将群众组织划分为对立的两大派。’（见《我的造反生涯 （35）》）”仔细看看，这样类似的说法在我已经发表的文字中还有好几处。

这就是说，如果用望远镜看历史，我和我的这位老同学观点是一样的，由于“整个文革都是荒唐可笑的，所以‘涪陵五条’也同样是荒唐可笑的。”（但愿他不会用这样的句式去给文革中的所有事件下结论）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如我的这位老同学指责的那样，“荒唐可笑”的认定“涪陵五条”是合法的。可能是我的这位老同学还没有读完我的文字，否则，他不会得出我本来没有的结论。

然而，我们决不能只是用望远镜看历史，因为那样将会丢失大量珍贵的历史细节，将会使历史变得只剩下一堆简单枯燥的概念和一些干巴巴甚至有些武断的结论。于是，我必须“荒唐可笑”的说，我们还必须要用显微镜去分析历史。只有当你用显微镜将历史还原，你才能看到鲜活的历史，你才可能对历史做出合乎当时历史背景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正是用显微镜来分析涪陵文革史，你才会发现涪陵文革的特点，你才会发现在接下来的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里（即在1969年12月25日前），涪陵“荒唐可笑”的实现了完全只有一派的“革命大联合”；“荒唐可笑”的建立了完全只有一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并有一定的实权）的地、县及各级革命委员会（而且居然“荒唐可笑”的都分别经省、地、县各级革命委员会正式批准），直到1969年12月25日，在“贸派”被重新承认为“革命组织”后才用所谓“补台”的方式将“贸派” 的群众组织代表吸纳进地、县及各级革命委员会（此时，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都成了“造反派”头头且均已无权，并开始了直到官方宣布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的多次挨整生涯——难怪有人至今仍然坚持“三年文革”的观点，认为到1969年文革就已经结束了）；更为“荒唐可笑”的是，在1967年下半年之后，在全川（特别是成都、重庆、宜宾、万县）都在继续大打甚至打得更厉害的情况之下，涪陵竟然有些平静——所有这些特殊之处，让你不得不“荒唐可笑”的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历史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在涪陵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支左部队是必须而且坚决执行了‘涪陵五条’的，因为它是具有合法性的。

我还是要重复我在上一篇博文中说过的话：目前几乎所有谈及涪陵文革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点，要知道，这既是涪陵文革的特点，也是涪陵文革区别于重庆文革和成都文革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我在以后的文字里还会提到），重庆的“8.15”派和“反到底”派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打得全国出名，成都的“红成”派和“8.26”派也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也打得非常厉害，但这些对立的两大派都是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文革承认的“革命组织”；而“红贸”派则是由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成都军区发文（即“涪陵五条”）确定的“保守组织”。

 

还是让我们回到1967年8月14日。

我发现，在网上写涪陵1967年8月14日大武斗的不少于五个版本（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卜伟华在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在上一篇博文中我已引过）。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老巨333”是怎么说的。

 

“老巨333”在他的《亲历亲闻——我的“文革”（68）》中，他是这样记述的：

“8.14”反击！“8.14”反击！

根据当时的消息和现在的分析，“8.5”抢军火库，是很严重的事件，涪陵驻军会迅速报告成都军区，再经中央军委批准。估计时间在8月5日后，8月7日之前，经中央军委批准，对涪陵我们这派进行武装。

……

在涪陵“武装左派”的本意，就是将我们这派武装起来，实行自卫。在“贸派”已经用军用武器装备起来后，如果我们这派仍然用钢钎，显然是无法自卫的。

我们派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所在区域不及城市的五分之一，仅在城西一隅，背靠长江的低处，半山腰以上全被对方控制，一举一动全在对方监视之下，处于背水作战的劣势。

……

形势迅速恶化，8月5日军火库被抢后，8月7日在抢口下军队人员一死一伤，8月8日的真枪实弹的海战，驻军很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8月11日伏击部队军车车队，造成47人死亡，其中23位军人。死伤那么多战友，驻军的空前强烈的反响可想而知……

“8.11”血案报告了成都军区和中央军委，引起极大的震惊。据说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闻讯后大怒，说：伏击解放军，这还了得？！简直是日本鬼子和蒋匪军的行为……

仅仅“武装左派”力度已经不够了。

于是，涪陵驻军经过成都军区（很可能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对“贸派”采取军事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公开说法是自卫反击，估计是在“8.11”事件后迅速获得批准的，经过几天的准备，于8月14日正式打响。

8月14日清晨，炮声响了！从长江上传来清脆的炮声，听见炮响后，我们扒在专署大楼面向长江的窗口上，看得很清楚：一只“军舰”在长江上缓缓游弋，船上的炮口不时冒出火光，须臾耳边就“砰砰”的巨响。“军舰”主要在我方区域的江面上开炮，也有两三次往下游的“贸派”区域驶去，一边开炮一边前进，驶到长江和乌江的汇合处，又缓缓驶回来……

事前我们听到点风声，但不知何时行动和怎么行动，看到“军舰”炮击，着实感到兴奋和过瘾。我们又跑到对面窗口去观看炮的弹着点，就这样在两边窗口来回跑来回看……

正对我方区域的上方山头，是自来水厂的水塔（地名叫“堡子城”），“贸派”控制我方的制高点。炮弹落在水塔的四周，溅起阵阵泥土……后来知道，是有意这样不直接命中，为的是减少对方人员伤亡，实现将对方轰退和赶走的目的。

这艘“军舰”是重庆望江101号，据说是解放前四川省主席刘湘的军舰，当时为重庆反到底派据有……

“军舰”炮击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向上游驶离了涪陵，记得在炮击时，“贸派”阵地响起不多的枪声，没有用迫击炮轰击炮船……

“军舰”离开后，“堡子城”的枪炮声响得很激烈，我们跑出去，看到许多人都出来了，那年头的人们真不怕死啊！枪弹还在头顶的高处“嗖嗖嗖”地飞过，大家都出来看热闹啦！街道靠里的那一侧（山上打不到）到处都是人，危险的一侧也有些胆大的人往山上看呢！

部队封锁了各个路口，禁止任何人往上走，我们看到部队在前面，也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编成队列向上走去，还看到伤员被抬下来……

还没到中午，枪炮声稀疏了，得到消息，“堡子城”已被占领，“贸派”退到后面的山上，虽说山更高，但更远了，直接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我们很想亲临现场，越近越好，但费尽口舌，就是过不去。记得急忙用方纸块盖上战报的章，写上“记者证”，还是不行。

整个白天都处在兴奋和无奈中……

      

入夜后很晚了，枪炮声又剧烈地响了起来，震得头皮发麻，我们拥到后窗口，看到“堡子城”的上空，有无数条枪弹的弧线，其中曳光弹拉出一条条红色的弹道，在夜空中构成一幅很好看的画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历的真实的夜战场面。相信那天晚上很多涪陵的人都会对此有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是“贸派”组织的大规模的反击，试图夺回失去的“堡子城”，半夜后，激烈的枪炮声沉寂了，只有零星的枪声……

第二天，“贸派”退出城区，渡过乌江，到了乌江东岸……

涪陵城“解放”了。

 

8.14”开始的军事行动，是有严格的要求的，部队摆在第一线，避免两派群众武装直接对面。具体方式也是驱赶式的，将“贸派”武装赶开，消除直接威胁，绝不准采取消灭性杀伤性的战法。

8月15日，“贸派”退出涪陵城区。这天下起大雨，下午，我们两个人披上雨衣，走过“三八线”，到了“贸派”以前的控制区域，后面山中仍有枪炮声，街上行人渐渐多了，有的餐厅饭馆和副食品商店开始营业，百货公司、五金公司等大的商店没开门，我们进去看了，见商品完好，摆放整齐，绝无被洗劫的迹象，不时看到我们派的武装整齐列队在街上巡逻，也有宣传人员在发放传单，皆表现出秋毫无犯的精神。

事实上，各单位都进行了纪律教育，要以模范行为获得“贸派”和其他群众的支持。当然，这是以大多数成员（包括“贸派”的基础成员，他们撤退时也未进行抢掠和破坏）的自觉行为和道德意识为深厚的基础的，否则，在那种乱象环生的境况下，再严厉的纪律也无济于事。这真是，混乱之中见秩序！

那两天我还有印象深刻的经历，就是到了前线……

“贸派”被逐出城区后，战斗在城区的后山进行了两三天，部队仍然封锁路口，不让人们前去，但地理范围扩大了，也就有空可钻，我们怀着又好奇又勇敢的心情（当然，内心不无恐惧，但在自我打气和相互鼓气下，勇敢就占了上风），跑到了易家坝后面的山上，小路上有军人守着，我们两人说是“忠实兵战报”的记者，有采访任务，好说歹说，得以放行，再前行一段路，到了一个炮兵班阵地，再也不能前行了。

这里离第一线至少还有好几百米，我们被要求匍匐在地。战斗在对面山坡中进行，有枪弹从头顶的高处飞过，发出的“嗖嗖”声音似乎已经习惯了。我们看到炮兵们正在调试一门平放着的炮，口径不大，我们问了问，一战士说是“火箭炮”，后来有战士告诉说，准确叫法是无后座力炮。

他们装好炮弹后，叫我们扒在地上，绝对不能扒在炮筒后边，我们捂住耳朵，张大了嘴（高中物理课学过，张嘴能使耳膜内外气浪平衡，保护耳膜），“砰”的一声巨响，炮弹发射了，一股强大的热气浪从炮后冲出来，炮弹平射出去，在对面山坡一个梯田的田坎边爆炸了……

爆炸点离对方的阵地（一座砖房）不远，他们奉命不能直射阵地，要打在阵地的下方。一个战士说，这种炮瞄准性能相当好。

我们看着又发射了两炮，在战士们的催促下，才离开那里撤了下来……

 

再看“老来糊涂”网友在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上发表的《文革涪陵主要武斗述略》中是怎么说的。他回忆道：

8月14日清晨，涪陵城自1928年“杨森打炮”后，第二次大炮轰鸣，重庆“反到底”支援涪陵“忠实派”的“望江101”炮艇和几门陆上37毫米双管高射炮一齐向“贸派”制高点和重要据点发射穿甲弹，“忠实派”武斗连队则在炮火的掩护下，向“贸派”发起进攻。“贸派”阵地在强大炮火的打击下很快崩溃，大部分“贸派”人员，包括“非战斗人员”，被迫向城外撤退，少数人则在城内与“忠实派”开展了巷战。15日，“忠实派”肃清了城内及近郊“贸派”残余武装人员，开始了涪陵的“一派掌权”。

 

有个叫邹恭的网友在他的新浪博客（ttp://blog.sina.com.cn/zqmdbk）里是这样写的：

至8月5日抢军火后，这枪技弹药流落民间，每天传来枪声，每天都有平民受枪击而倒在血泊中…… 

一场赤热化的战斗终于于1967年8月14日的凌晨,在涪陵堡子城打响了。

天还没亮，人们都在热床上，忽然听见炮弹如雷呜般，接二连三，长空巨响，紧接着是房屋砃塌声。我赶忙起床，爬上墙头，空中的弹道火焰，似火龙当空，瞬间有弹头带着火尾，发出的“嗖嗖”声音，从头顶的高处飞过，落到江东停泊的油船上，熊熊烈火，滚滚浓烟，迷漫乌江东岸。我没有听过真正的炮击声，炮弹似乎就要落到我的脚下，此时，我赶紧窜进了外婆的后院屋的土墙角。

原来，这是一次军事行动，部队先是用101军舰（以前川军军阀扬森留下来的炮艇）从重庆开到涪陵，用“3.7”炮，炮击江岸高层建筑物，从荔枝园一直打到乌江轮船公司大楼，部队的企图很清楚，目的是驱逐“贸派”的武装，消除对全城老百姓的直接威胁，避免两派群众武装直接对面。

8月14日早晨“贸派”在枪炮声中，淋着大雨退出了涪陵城，……

 

下面来说说我所知道的涪陵1967年8月14日大武斗。

据当时的“工人总部”（“忠实派”中实力最大的组织）的总负责人况太志回忆，就在1967年8月14日的头一天晚上，在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一个应当是非常机密的会，其之所以非常机密，是因为连我作为当时涪陵支左部队支持的四大所谓的“革命群众组织”之一的“忠实兵司令部”的第一负责人都没能参加这个会。

在这个会上，决定了第二天早晨六点钟以101炮艇开炮为号，即开始对“贸派”实施反击。反击的部署是：正面由101炮艇用炮轰击，主要是造成反击的态势，并伺机向上向东进展；主攻方向则是由现在的涪陵十五中（当时还是一个几乎和“贸派”的主阵地水塔在同一高度的小山包）往东进击，进而拿下“贸派”的主阵地水塔，因此主要的兵力放在这一线，并将“忠实派”拥有的最强火炮——两门陆用三七高炮也布防在老五中大门外的公路上。会上还决定整个行动军队不直接出面，而由群众组织的武斗连队出面；军队作为后盾（包括穿上便装运送弹药，但实际上有些穿便装的军人也直接参加了战斗，并在关键的时候起了重要作用）。

驻涪陵支左部队领导小组首长还决定由涪陵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XXX负责统一协调炮艇和地面人员的行动。

据况太志回忆，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早晨101炮艇并没有准时于六点开炮，而原定前来集结的401连队（“忠实派”的主力连队）也迟迟没有按时赶到；而“贸派”则从略高于他们阵地的水塔高地不断射击并开炮，使他们已经坚守了一个通宵的全体人员非常被动；起码晚了一个小时，由李平带领的401连队才来到阵地，为此，况太志把李平大骂了一通，骂李平想借“贸派”的炮火将他们消灭。

大约在1967年8月14日的早晨七点，101炮艇开始炮击，配合炮艇的炮击，老五中布防的两门陆用三七高炮也开始向“贸派”的主阵地水塔炮击，作为“忠实派”反击的主攻阵地——现在的涪陵十五中处的山包——也开始向东发动进攻；这样，“贸派” 的主阵地水塔就遭到来自正面的101炮艇威力巨大的炮击，同时也受到来自西面的猛烈打击。

101炮艇的强大火力不只射向“贸派”的主阵地水塔，而且还凭借它的机动性和无可抵挡的气势在小小涪陵城的长江岸边不停的向所有“贸派”的阵地倾泻高射炮射出的穿甲弹。那阵势，那不间断的“轰”“轰”“轰”的炮声，不只是让“忠实派”大开眼界、大快人心，更是让“贸派”的所有人员都从心底里害怕。

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忠实派”即攻占了“贸派” 的主阵地水塔（也是当时控制涪陵城最佳的高地），这是“忠实派”反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由于“贸派”丢失了这一控制涪陵城最佳的高地，“贸派”在城内的其他阵地也就失去依托，于是赵树金决定退守水塔后面更高的懒板凳（现新交委处）和望州关（即现在的森林公园），并组织反攻，夺回水塔。

“忠实派”在夺取了攻占水塔的胜利后，迅速扩大战果，于中午时分即攻占了水塔下面的工业局（现在的人民西路二门诊旁边老交委处），并在下午即攻占被视为“贸派”总指挥部的南门山高干招待所（其实“贸派”总指挥部在几天前就东移到涪陵卫校，并在中山路的涪陵旅社即现在的合智广场底楼处设立前线指挥部）。

我记得我自己也就是在当天下午才带上几个人赶到南门山高干招待所的——因为只有十四岁的“忠实兵”蔡维勤（城八校的小学生，当时是“忠实兵”武斗连的通讯员）在攻打高干招待所的时候“牺牲”了。

由于“忠实派”在那天白天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贸派”已经丢失了几个主要的阵地，特别是101炮艇的炮弹效应，“贸派”的军心已经涣散；加上按赵树金原先的部署，是准备休整10来天就向下向西将“忠实派”赶进长江，所以东移总指挥部，前线指挥部也设在地势很低的中山路上——所有这些部署随着8月14日夜幕的降临，反而成为“贸派”崩溃的催化剂；虽然当晚在赵树金的亲自指挥下，曾一度凭借夜幕的掩护，“贸派”夺回水塔高地，也杀回中山路上的前线指挥部涪陵旅社夺回一些弹药并在撤退前放火烧旅社，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挽回已经涣散的军心。

据“贸派”“参谋长”黄年福事后三个月回忆，到了8月15日的清晨，在涪陵卫校“贸派”的总指挥部，几个核心人物（赵树金、赵正法、杜炳权、黄年福、王富国等）再次碰头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时，赵树金也有些无奈的说：“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并最终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撤过江东到涪师（校）。

富有戏剧性的是，据“贸派”“参谋长”黄年福事后说：当“贸派”大多数兵力已经渡过乌江撤退到江东涪师校后，在8月15日的下午涪师校召开的已经过江的常委会上，一兵团的负责人朱XX、三兵团的负责人陈XX很有情绪的说：“你们丢下这么多人就跑了，现在水塔、望州关都还在我们手里，XXX又去攻打南门山高干招待所去了，反击涪陵城完全有把握。”垫江赵XX（武装部的助理员）也说：“是炮轰垮的，不是打垮的，完全可以反击。”于是，大家就决心又打回城去。三兵团的陈XX很快就带人过河了，一兵团的正在整队集合，由于河中打燃了一只船，“忠实派”的炮弹还在打，一兵团的人就没再过河。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研究并开始进行真正的向焦石撤退。三兵团的陈XX等是打到最后，于第二天（8月16日）上午才从火柴厂过乌江撤退到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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