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造-反生涯（16）
（二）我在文革初期(5)：被选为“赴京代表”
由于我在这段时间的积极表现，我被选为校文革委员。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各地可组织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赴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规定，赴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支出。
涪陵组织赴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革命师生代表统一称为“赴京代表”。这一工作是于1966年10月初才开始组织推选；我也被选为“赴京代表”。
1966年10月11日涪陵县的“赴京代表”在涪陵旅社（即现在中山路合智广场处）集中；10月12日各县的“赴京代表” 集中涪陵（当时涪陵管辖10个县）；10月13日涪陵地委在地委大礼堂举行欢送“赴京代表”大会，时任涪陵地委副书记李培根讲了话；当天晚上涪陵县的“赴京代表”在涪陵川剧团（中山西路原涪陵报社编辑部对面）召开了誓师大会，涪陵县委书记宫ⅹⅹ在会上讲话，并要求“赴京代表”到京后虚心向北京的广大革命群众学习北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回来向全县人民汇报。
其实，当时的北京政治风向已经开始转向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的组织发展变化上看出来。
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9月5日，又有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这两个校际组织由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红卫兵”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北京市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红卫兵”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而从10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已经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
10月2号，《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并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即公开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而真正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也就是后来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则主要是从反对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开始出现的。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总之，不管当时涪陵地县委的出发点如何，此次派出去的“赴京代表”注定了在返回后决不会按他们预料的那样会成为仍然由他们指挥并保护他们的重要力量。
涪陵的“赴京代表”于1966年10月14日晚七点上船，九点钟轮船起锚开往重庆。和“赴京代表”一道出发的有中共各县县委的分管领导，涪陵县委副书记倪ⅹⅹ（女）即为涪陵县“赴京代表”团的领队，各学校的领导也作为各校“赴京代表”的负责人一起出发赴京，时任涪一中党支部书记的李家齐就是我所在的涪一中“赴京代表” 的负责人。
大概是因为有雾，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船才到重庆；10月16日下午五点半，涪陵的“赴京代表”团从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出发，经历了60个小时的行程，于1966年10月19日早晨五点多钟到达北京。
为了真实的再现我们当时到了北京后的思路历程，我将在下面再次抄录我在前面引录过的当时在涪陵红卫兵司令部宣传科作工作人员也是“赴京代表”的红卫兵袁ⅹⅹ（女，涪陵中学高六七级学生）的当年日记(我上面的叙述中,有关具体时间地点的记录均来自该日记)。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
早晨五点钟，火车到达了北京永定门车站。当我一下车就有一种非凡的感觉。此时一轮红日正从地平线上升起，照红了整个天空，广播里不断播送着激昂的革命歌曲。我是没到过像这样的城市的：我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新奇；无数条又宽又长的马路；马路两旁长满了万年青，并修剪得非常整齐。我想，这些大道条条都能通向天安门吧。此时，我就觉得我就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正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多么幸福啊，我不是在涪陵了，而是在我们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身边。我们排着队走了一段路，就停了下来，北京的同志赠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十六条”。我们正在（席地）学“十六条”，突然来了几辆车，把我们送到了新疆驻京办事处，后来就决定让我们住在这儿了。晚上，当我们一听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昨天第五次接见了红卫兵及革命师生时，我们感到真遗憾，要是我们早来一天多好。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
上午座谈会。
①串连形式 ②串连的地方
③如何串连 ④学什么
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ｂ如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ｃ如何掌握运用“十六条”
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矛盾如何解决
ｅ如何完成涪陵人民交与的任务？注意些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走在天安门广场上。
如今天安门就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是多么的激动！我从小就梦想要是我能在天安门广场上站一会儿那该多好！没想到今天实现了，这是真的，决不是梦。
宏伟的天安门磅礴于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生在新中国，是多么光荣而自豪。我一边走一边新奇地观看着周围的一切。当我踏上金水桥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大军的场面顿时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儿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曾经和我们红卫兵及革命师生在一起欢度过的地方。
毛主席，我一定牢记您的教导，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紧跟着您，永不变心。
后来，我还和我们一起去的几个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上留了影作为纪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参观团中央，看到了很多革命群众、革干部揭发前团中央书记胡跃邦、胡克实、王伟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事实。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上午在家总结。下午给毛主席送决心书和转交同学们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我们步行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的地方，这时，党中央专门的接待站的同志出来代表国务院给我们讲话。他说：你们放心吧，把带给毛主席的东西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转给毛主席，现在主席正在办公，很忙。我们希望你们来到这里好好地学习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经验，以后带回去把本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确实，我们来到北京是多么的幸福啊，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我们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真是比黄金还宝贵十倍！要知道，在国外，特别是战斗着的拉丁美洲的革命者，他们日日夜夜多么想念北京，但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决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关怀和革命人民的希望！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参观北京大学。学习他们是如何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如何向院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毫不留情的揭发斗争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参观有名的清华大学。看到一些中央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使我认识到涪陵地县委派出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工作组执行的什么路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参观北京石油学院。
我在一张大字报上看到了江青同志讲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一、要有马克思主义修养。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
二、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
三、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
四、要民主。要大家充分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不仅要听和自己相同的意见，还要听相反的意见。
五、要有自我批评精神。
这五条是江青同志六六年八月六日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讲的。我一定要照着她讲的这样去做，做红色的接班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参观北京大学工业学院的革命造反战果展览会。
展览会共分三大部分（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我国第三次核试验成功，我们和首都的人民一道上街举行游行．．．．．．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
参观北京市委。
大字报很多，揭发了北京市委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 最最不平凡的一天！
今天是我最最幸福的一天，我从小就有的愿望实现了。早上十点钟，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真切地看见毛主席在向我们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挥手致意！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体是多么健康，这是我们全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我的心情是多么激动！热泪不由夺眶而出。有千言万语要讲，可是又不知说什么才好，这千言万语只汇成了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时亿万张激动的脸仰望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天空中飞着的无数和平小鸽向全世界各国飞去传报喜讯。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了！毛主席和全世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了！
当游行到天安门前，个个都想多见一会毛主席，都不愿再离开。个个都想往前面挤，都想长上翅膀飞到毛主席身边！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这么多的时间来接见我们。这说明主席对我们是多么的关心，对我们下一代寄托了多么大的希望！
这一天是我永远也不忘的一天。敬爱的毛主席，我向您保证，今后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决心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准备回涪陵。同学们都想快回去参加本地的文化大革命，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但回去的火车票不好办，又不敢放心出外串联，以防万一票办到了就要马上走。所以只好在附近耍，浪费了一天时间，多可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难忘的今天。
今天下午二点四十五分，我第二次真切地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昨晚在半夜才通知我们，当时我们欢喜得跳了起来。马上起来集合，步行到了中南海一带，坐在路旁等着。下午二点四十五分，突然，我听到前面一阵震耳的声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霍地一下站了起来，看到毛主席站在车上，车子徐徐的向我们开来。当车驶到离我们只有两丈多远时，我这次是最真切最清楚的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态度很严肃。我全身象通过了一股热流，激动得忘了一切，口里不断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身体不断的往前挤，真想奔到毛主席的身旁。不是解放军把我拦住，我真的跑到街中间去了。车子开过了，我一直望着主席宽宏的背影，早已看不见了，但我还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车子驶去的方向。在回来的路上，我走路简直像在跳一样，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我永远也望不了今天见到毛主席的情景。
我之所以在上面引用别人的日记，一是因为它记录时间地点的准确，二是它如实的记录了当年绝大多数红卫兵的真实心态。
我的造-反生涯（17）
（二）我在文革初期(6)：在北京反戈造反
而对于我来说，我一生中的这第一次赴京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它确立了我一生中最有活力的那一段时期的生命轨迹。
说实话，上面引用的日记中记录的毛主席的那两次接见(由于我们是10月19日到达北京，而在此之前毛主席已经五次接见红卫兵，所以这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的第六、七次)我虽然都去了，但我除了和日记的作者一样狂热外，由于人太多太挤太狂使得我一次都没有见到毛主席。虽然深感遗憾，但我却有着似乎更加重要更为理智的收获。
首先，我被当年北京城里所弥漫的那种革命造反氛围熏陶。
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们到达北京时，毛主席已经五次接见红卫兵，革命大方向已经五次接见而被扭转了，被五次接见激发起革命豪情的红卫兵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整个北京城都浸泡在“革命造反”的大海之中，你不论走到那里，听到的都是那句当年叫得最响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看到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才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这类大标语，以及揭发批判某校、某部“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批判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从边远地区的小城出来的已经有些循规蹈矩，但血管里仍流淌着热血的、在本性上本来就有逆反的心理特质的二十岁青年，在第一回亲眼见到自己同辈们带着红袖章，集合着队伍，在同样年轻的同伴的带领下（决不是我过去已经习惯并视为理所当然的由年长的领导之类带领），一队又一队，迈着坚定步伐，押着在不久之前的那段时期里将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学生”的“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振臂高呼“造反有理万岁”的口号游行示威时候；在我所到的大学里第一回亲眼见到高呼“造反有理万岁”的自己同辈们在批判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的时候，我这个有着同样的在当学生时就被批判经历的青年，自然的被自己同辈们的革命豪情深深地打动了。
我很自然的被那种革命造反氛围熏陶，三年前在当学生时第一次造反时的那种拍案而起的感情在内心深处涌动。如果说那一次还有一种为朋友报打不平的情结，这一次的激动却具有更伟大的志向——“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在伟大领袖的接见、关怀、号召下，在自己同辈们革命造反行动的感召下，油然而生。
我一生中的这第一次赴京得到的第二个大收获，是更加坚定了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并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心。
在当时的那种革命的氛围中，当我这样一个从小就是“喝共产党的奶水长大”的20岁的年轻人读到“林副统帅”的“在中国几百年才出现的一个伟大人物”以及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功颂德的讲话以后，你自然会感到一种从内心里涌起的幸福感：我已经过去的20年是忠于这个伟大人物的，而且我还要今后的生活中一辈子忠于这个伟大人物！
我一生中的这第一次赴京得到的第三个大收获，是我头一次知道我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而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
当我在京期间第一次在参观时读到用大字报转抄出来的毛主席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说实话，我的心在开始时是有些半信半疑的（因为毛主席的这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在一年后的1967年8月5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的），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是出自我最崇敬的伟大领袖之手，因为毛老人家的这张大字报太震撼人心了：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可以说，正是毛老人家的这张大字报使我在当年京城翻天覆地、轰轰烈烈的革命造反浪潮中找回了自我。
从这张大字报中我解读出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对我个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体会。
第一，既然党中央里也有两个司令部，这就让人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党中央在由其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权的时候，即使是用党中央的名义所发出的文件、指示会是正确的吗？而在我的基本信仰中，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是真理的代表和化身。于是，自然的结论是，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中央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而我这个从小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青年当然要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中央。
这样，就我个人的觉悟程度而言，已经从我第一次造反失败后得出的“涪陵中学党支部不能代表党；只有党中央，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 的基础上又提升了一步，提高到“只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中央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
第二，联系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已经过去的初期文革，原来是由“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时，我才似乎觉得原来按我“只有党中央，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的觉悟程度，在自己毫不知觉（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知晓高层斗争）的情况下，跟随这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本想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是干了包括在涪五中教师集中学习、参与组织官办红卫兵司令部等企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的错事。
进而“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即在“四清”和社教运动中整群众而不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形“左”而实右的错误作法，于是我本能地将我1963年在学校第一次造反挨整的作法与这种形“左”而实右的整群众的错误路线挂上钩从而认定我的被整是那条形“左”而实右的官僚主义错误路线、即“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造成的。
加上当时也没公开发表而只是在抄录的大字报中可以读到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那段有名的论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后来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样，我就很自然的得出结论并作出对我后来的人生之路具有重大影响的选择：一要回到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二要找回自我，回归我原本就是造官僚主义反的造反者的本来面目。
如果说我在前边说的第一个大收获是解决了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动力问题的话，我在前边说的第二个大收获则是解决了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即应该保卫谁，紧跟什么路线的问题；而我在前边说的第三个大收获则是解决了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目标的问题。
我一生中的这第一次赴京得到的第四个大收获，就是解决了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式的问题。
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
在当时的北京，你会很快的就学会而且很自然的就会领略到造反的红卫兵运用“四大”的武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开展大揭露，大批判，是多么得心应手、所向披靡。这是让我们在斗争中学习和运用“十六条”，也是解决了我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式的问题。
总之，我决定第二次造反了，而且是作为“官方”派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赴京代表”决定造“官方”的反了。
于是，就在1966年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红卫兵的第二天，我就和我的学生段居山（涪一中初六七级学生）、刘源明（在一年后的一次派性武斗中，在江东大田湾遭遇“贸派”的武装袭击中弹身亡）等在北京我们的住地（新疆驻京办事处）成立了名为“11．11革命造反战斗队”的造反组织（纪念11月11日被接见的这一日子），学生们当然推举我作负责人。而作为我们革命造反战斗队的第一个理所当然的“革命造反行动”，不说你也可能知道，就是在北京我们的住地召开了对当时我们学校最大的官、而且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家齐的批判会——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理所当然的事，而且第一次公开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我们完全是按“文斗”的方式进行的，李家齐本人在我们批判后也作了自我检查。
在赴京期间还有一件必须说的事，就是我曾多次（起码三次以上）将我在京的收获、体会、感想用书信的方式与我在涪一中的几个作教师的同学周友钊、谭兴迪、刘祖望、和当时在涪一中的青年教师吴嘉陵（当时涪一中的美术教师、以后成为涪陵知名度较高的画家并调涪陵地区艺术团作团长、书记）交流，其中我谈了对我们在八、九月涪五中教师集中学习的看法，指出那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斗争大方向、整教师、整群众的错误作法，谈了我在北京的收获和要回涪造反的决心等，事后得知我的信被转抄在校内，对涪一中师生较早的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涪一中后来成为涪陵造反派的大本营，都有较大的影响；当然，无意之中也对之后的我成为涪一中师生比较拥戴的造反派头头添加了筹码。
然而，按现在仍在北大的“精神洁癖者”、著名的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在他那同样著名的《代价论》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社会伦理都必须付出代价”，而且“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中的任何选择，不管出于什么样的选择背景，都是会有代价的。不管选择的结果多么的看起来对人类本身有益。”后来我的经历证明，我确确实实为1966年秋天我在祖国的首都所作出的选择——我的第二次造反——再一次付出了代价，而且付出了比我三年前第一次造反更大的代价。
我的造-反生涯（18）
（三）不是题外的话：回复老巨333
写完上面的章节已是2007年的9月底。国庆节前夕，一个偶然的想法使我用“原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为关键词在百度上进行搜索，也正是这一捜索我才第一次在网上看到了老巨333对涪陵文革的长篇回忆《亲历亲闻——我的“文革”》。说实话，我很兴奋，我一口气将他的69节回忆按序编号下载，并用两个晚上读完全文。我从文中很容易的就知道了老巨333是谁——我的一位30多年前就调离涪陵的老忠实兵，我的好朋友、文革时的好“战友”。
实事求是说，老巨333的长篇回忆在记事上还是基本真实的，平平实实，属“记下而已”（ 老巨333文中语），对此，我一是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也说明他在资料的准备上是作了努力的，这无疑对我写那段的事也是有帮助的；然而，其中不多的评述（老巨333文中本来说“不说虚言”但仍不可免有一些评述），实在不敢恭维，因为观念陈旧且属平俗之见。
在老巨333的长篇回忆中，他专门用了一节来写 “一个领军人物的命运”（ 第50节）。如果你读了我前面的文字，就自然会明白他写的就是我。
在那一节的末尾，按老巨333自己的说法，是“我在这里平静地写上这些，有些话还颇费踌躇，有事实，也有推测和设想，确实是心中的实话”，所以这更能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在老巨333的眼里，我成了一个“极具悲剧性的人”：
文革前的学生时代，因为“初中后成了全县闻名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很‘红’的学生干部”，“ 然而事有不济，进高中后他遇到了克星：他的班主任，政治教师，学校的党支部委员，一个对学生的政治生命掌有大权的人。”而“那个政治教师，……严肃严谨，不苟言笑，令人望而生畏，语气低沉无起伏，对学生难有表扬，说话尖酸刻薄，如学生有不对，就是讽刺乃至带有挖苦的批评。”
于是，“一个十分好学、政治上进取心很强、积极上进的学生，与这样的班主任相遇，至少性格上就会产生严重的冲突。很不幸，他在政治上无力与老师抗衡，就转向学习和体育活动等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却给人留下很大的把柄。一个把柄是，与几个喜好学习的同学，组织起一个文学小组，读书的范围很广，既有革命导师的著作，也有文学方面的世界名著。再一个就是，与几个同学，组织一个小篮球队，自称 ‘瘪三球队’。 ”
于是，“1965年他们参加高考，他的成绩肯定不错，家庭出身又无问题，照说完全应该上一所很好的大学，然而很不幸，他落榜了。个中原因是他的高考政审结论定为思想反动，不予录取。”
于是，“看到许多各方面不如他的同学上了大学，自然使他颜面尽失。”并且，凭老巨333的想象——“可以想见，他当时内心是何等难受，何等的不平与愤懑！”
“毕业不久，他被安排到一所中学教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许他稍见好受，孰料不是冤家不聚头，他的那个班主任老师，也被调到那所中学当书记，一把手。尽管他教书教得不错，很受学生们拥戴，但心中的血泪，满腹的失望能长期忍受下去吗？到了他那样的境况，不造反才是怪事！只是看时机而已。”
于是，“文革爆发，他率先奋起造反，他的老冤家自然在劫难逃，据说被批斗得相当厉害。”
“他的造反精神，他的能力水平，他的人格魅力，使他在造反组织和社会上获得很高的声誉，理所当然地成为红卫兵组织的领军人物。
以后就按事物的逻辑发展下去，二月镇反，他理所当然地被抓进监狱，成了‘光头’。
否定二月镇反，他出来后，大力促成了两大红卫兵总部的联合，被选为一号勤务员，是学生组织真正的领导者，他充分发挥了组织领导才能，声望逐渐增高，以至在全地区造反组织中也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强烈的政治进取心，知识面比较丰富，在人格、人品方面给人以好的印象，严于律己，官气不大，显得谦逊，从未在经济上捞取个人好处。
然而，他进入了政治上的战车，就不由自主地和或许自觉地随着它隆隆前行。进入权力机构后开初一段时间，尚有他的用武之地，后来随着权力愈来愈集中到革命干部手中，就陷入有力无处使，不知如何使的境地，新的失落感自然就应运而生。
这不是个别的情况，似乎所有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的头目，不管其个人品质如何，能力如何，都逃不掉这个命运的圈子。
他们已与人民群众的愿望逐步背离，逐步失去群众基础，或者说，即使他们有人想下战车，革命干部也不会相信不会宽恕，因为，干部们对文革挨整的怨恨，都集中到这些人身上了。
还有人在代表他们说话，为他们，也是为自己作最后一搏，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那批人。当四人帮说服毛主席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或浅或深地都跟进了，没跟进的日后也会被认为是跟进，其结果，迎来了彻底的失败和文革的结束。他又一次在劫难逃，再次入狱。”
我之所以大段大段的引用老巨333的原文，除为了我下面的表述方便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不曲解老巨333的真实观点。
从老巨333的表达里，我认为起码有这样几点值得商榷。
首先是关于参加文革的动机的问题。
就在专门用来写我的那节“一个领军人物的命运”（ 第50节）一开头，老巨333就提出，文革的参加者之所以参加文革是因为“仇恨”，“ 这种仇恨，既有公仇，开始以公仇为主；又有私恨，私恨的比例逐渐增大。公仇与私恨混杂在一起，其总量又惊人地增长，其结果，人们以当时的标准建立起来的是非观、价值观就逐渐模糊起来，直至丧失。”于是，在老巨333那里，文化大革命就只是“这样集中起来表现的轮番的怨怨相报，仇恨累加，次数之多，时间之长，情况之惨烈”的一场“是非观、价值观就逐渐模糊起来，直至丧失”的无聊的玩意儿。
对此，我不竟要问问老巨333，你也是文革的参加者，而且应当说还是积极参加者（你自己写的文革亲历亲闻可以作证），那么，你是怀着什么样的“仇恨”，特别是怀着什么样的“私恨”参加文革这无聊的玩意儿的呢？——我看完了你的69节文革亲历亲闻后没有发现。
对此，我也请诸位再读读我在前面摘录的那位红卫兵的日记，看你从中能不能找出那位红卫兵是因了什么样的“仇恨”，特别是怀着什么样的“私恨”参加文革的？
其实，就绝大多数文革的参加者来说，特别是对文革的兴起起着极大作用的绝大多数红卫兵来说，他们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只有一个非常纯洁的动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虽然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怜，因为正是要“誓死保卫”才那样的容易被利用）的动机，但我们后来人却决不能用“仇恨”，特别是用“私恨”去玷污那纯洁的动机，因为这纯洁的动机蕴涵着那代年轻人的一种伟大的责任感，一种不计个人得失甚至不惜生命代价的伟大付出，丝毫没有“仇恨”，特别是“私恨”的小人心理。
说实话，直到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刻，只要我想起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己和那千百万的红卫兵一道，欢呼着，高喊着，忘我地将个人许诺给这个伟大的党，许诺给这个伟大领袖的时候，再想到他们以后的命运，想到他们为这一许诺所付出的代价,我已是满眶泪水：我为我们已经丢失了的那种豪情感慨，我也为那种豪情的被利用、被贱踏而愤慨，当然，理智也使我为那种豪情的滥用而痛惜。
当然要说我参加文革的动机。
我相信从我前面的叙述里，读者已经能从我作为“赴京代表”在北京接受“革命的洗礼”后，开始“找回自我”，成为一位“真正的造反者”的真正动机——决非像老巨333所“推测和设想”的那样，因为 “内心是何等难受，何等的不平与愤懑！”以及“心中的血泪，满腹的失望”，于是，“到了他那样的境况，不造反才是怪事！”要知道，当我和我最早的造反派战友（也是比我小三四岁的学生）一道在北京最早起来批判李家齐开始我一生中的第二次造反的时候，和我三年前的第一次造反一样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心态，不批判他批判谁？——他当时可是我们学校最大的官，而且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啊。
说实话，面对老巨333这样的“推测和设想”，我只觉得好笑，笑老巨333把我太小看了，小看了我这个当时只比他大一岁（20岁）的“胸怀大志”，还多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怎么会有“心中的血泪，满腹的失望”；也笑老巨333把我看老了，一个对生活充满爱，对未来充满希望，甚至还不知何为恨，“不识愁滋味”，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的“新毛团”，怎么会“内心是何等难受，何等的不平与愤懑！”并且居然很有城府的藏匿于心，等待时机？
我至今仍然可以自豪而且一点不矫情的说，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绝大多数文革的参加者，特别是对文革的兴起起着极大作用的绝大多数红卫兵一样，是非常纯洁的；
而且我还要告诉老巨333，正是这一纯洁的动机，才使我在文革那样的非常复杂的环境中，从没有为个人的私利犯任何错误——感谢老巨333对我的评语：“在人格、人品方面给人以好的印象，严于律己，官气不大，显得谦逊，从未在经济上捞取个人好处。”
也正是因了这一纯洁的动机，才使我在文革期间遭遇所有对造反派的多次打击（按老田等人的归纳，文革的造反派在文革中遭遇了来自权力集团的七次打击）时，从未对生命失去信心，从未对未来失去希望；
同样还是因了这一纯洁的动机，才使我在文革之后，在我遭遇了所有的打击之后，没有被击倒，而且至今仍然清醒而充满希望的活着，天天快乐地活着，而不是像老巨333所设想的那样悲剧性的生活着。
至于说到我与我的班主任的矛盾和斗争，我可以仍然用我第二次造反时对李家齐本人当面说过，也在当时对涪一中全校教师说过的那句话告诉老巨333：“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把我与你（李家齐）的斗争庸俗化。”所以，直到这次在我的博客上公开之前，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讲述过我的那段已经为几十年历史证明了的我第一次造反的“光荣历史”（老巨333作为我的老朋友至今才知应可作证）——这些是后话，我会在后面的叙述中自然涉及。因为，作为当年自认为还是一个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的我，我是把政治斗争作为一种事业来做的，而在我所忠于的事业中我一直记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的那句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以为，这决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这只是一个人应有的基本政治素质而已，就像老巨333说的那样，决不在经济上捞取个人的好处，是一个人应有的基本素质，因为如果大家都只是怀着“仇恨”，特别是“私恨”、 都想在经济上捞取个人的好处的动机搞文化大革命的话，那样的斗争不是太庸俗了吗？那样庸俗的斗争对于当时很有正义感且心气很高的年轻的你我会去参加吗？
其实，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能用理性的思考去指导他对信仰的追求的人来说，对于任何一个能够理智处理对社会的付出和个人私欲之间关系的人来说，他完全可能因为无法与比他强大的外部力量抗衡而失败(包括他会受他所处的条件限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并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但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起码自己永远也不会认为自己会有所谓的悲剧性结局的。这决不是阿Q精神——阿Q的悲剧，在于他那永远只有“老子打儿子”的不觉悟的悲剧性思维，而阿Q这位“老子”在骨子里又总认为只是别人对不住他，想到的只有个人索取，不思对社会的贡献和付出。
老巨333不是也在引用范仲淹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来要求自己吗？对于一个要求自己对“物、己皆不喜不悲”的人来说，会有悲剧的结局吗？当然，如果他把原本可以上一个好大学而莫名其妙的不予录取，把原本可以有一个高居庙堂的前程却只落得多次身陷囹圄看作是悲剧的结局的话，似乎也无大错，但人们就要问了：那是不是还是以“物喜、己悲”为标准来评价一个人了呢？
不知老巨333是不是同意我的这些看法。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由于老巨333把文化大革命就只是“集中起来表现的轮番的怨怨相报，仇恨累加，次数之多，时间之长，情况之惨烈”的一场“是非观、价值观就逐渐模糊起来，直至丧失”的无聊的玩意儿，所以他把造反派在文革中遭遇的多次打击自然的归结为“革命干部也不会相信不会宽恕，因为，干部们对文革挨整的怨恨，都集中到这些人身上了。”——同样是“仇恨”的原因——对这样的结论，我想“革命干部”们也决不会同意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想在这里多说。
顺便说一句，大概是由于老巨333比我小一个年级，而恰好他高中入学时，学校已搬到李渡，因而，他对我与我的那个班主任发生矛盾的起因不知情是可能的，并因此得出他的“推测和设想”——“ 他们（即我与李家齐）之间是怎样产生矛盾的，矛盾又是怎样发展的，确实难以说清，反正矛盾实实在在积累起来了。”——因为那件我抱打不平、被我自己称作“我的第一次造反”的事发生在他入学之前，正所谓“不知者不为过”；但我对我的这一分析又不能完全肯定，因为老巨333的好友，同为忠实兵战报编辑的 T君，以及他的姻兄Y君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也都是我的好朋友，前面我已有记述），难道他就一点不知情？
但不管怎样，我都要从内心里感谢老巨333，是他使我这个很多人都认为有些自命清高的人第一次把自己该说清楚的东西说清楚了，虽然我仍旧认为我花了这么多笔墨回复老巨333决不是为了自我表白——所以我说这“不是题外的话”。
我的造反生涯（19）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
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1）:批斗李家齐
在我所搜集到的研究文革红卫兵的大量文章中，有人认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兴盛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始终是同一批人、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底到1967年元月之前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反军与拥军两派红卫兵时期（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造反派红卫兵发生分裂，分裂为所谓的“拥军派”与“反军派”）”和“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
我是同意这一看法的，因为这一分析比较符合实际。
就涪陵文革的实际而言，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应从1966年的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到1967年的2月22日止，即所谓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的那天为止,因为从那天起涪陵的红卫兵正式分裂为所谓的“反军与拥军” 两派。
大概就在由官方组织的涪陵红卫兵赴京代表团离开涪陵（1966.10.中旬）不久，1966年10月底或11月初，由学生自发而不是由官方筹建的涪陵红卫兵造反组织就在南下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以及成都“红成”、重庆“8.15”的鼓动下开始成立，虽然当时由官方组织的涪陵红卫兵司令部仍然存在。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以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斗争大方向的涪陵红卫兵造反行动却应当是从我和涪一中红卫兵赴京代表返涪的那一天开始的。
按我现有的资料推算，大约在1966年11月19日的下午三四点钟，我和涪一中红卫兵赴京代表（包括一个月前离涪时的领队、涪一中的党支部书记李家齐及我在北京组织的“红卫兵11.11革命造反队”全体队员）乘坐的渝涪班轮返回涪陵。
船一靠二码头，守候在岸上的涪一中革命造反师生就喊着“打倒走资派李家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将李家齐带回涪一中，我和涪一中红卫兵赴京代表及我在北京组织的“红卫兵11.11革命造反队”全体队员也一道高呼口号返回学校：原来校内早已准备好了要开批判李家齐的大会。批判会记得是由当时涪一中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长征战斗团”发起的，全校大多数师生都参加了。
对于李家齐来说，他肯定始料不及，他没料到对于他的打击会来得如此的快、如此的大：一个月前还是由他说了算的涪一中，如今竟如此不客气的对待他，将自己当作打倒对象。因此，想不通的他采取了很不配合的反抗行动，在被带回涪一中的途中，李家齐甚至和前来“揪斗”他的造反派红卫兵发生争论。李家齐的这种态度激怒了涪一中的造反师生，在众怒之中，李家齐被戴上估计是早已准备好了的高帽子，并被推上学校大操场的台上，在一片口号声中涪一中的造反师生开始了对李家齐的第一次大批判。
不服气的李家齐仍然是一种桀骜不驯的态度；而他的这一态度再一次激怒了涪一中的造反师生。愤怒的火种在不知谁的“把李家齐押去游街！”的呼喊中，大批判一下子升级了：戴着高帽子的李家齐作为当时涪陵城里的第一个“走资派”被自发的涪一中的造反师生押去游街，并在当时涪陵城的中心——县文化馆的台子上召开了当时涪陵城里由群众自发举行的第一次对“走资派”的公开的批判大会。
在获得几个“第一”的同时，李家齐一定受了不少皮肉之苦（在那种时代背景、那种气氛下的初中学生的节制肯定是有限的），于是，不服气的李家齐采取了消极的反抗方式：装死。——在李家齐被造反师生押送回校内他的寝室后，看管他的长征战斗团红卫兵突然跑来说：“李家齐好像死了。”我和一帮师生赶快跑到李家齐的寝室，看到李家齐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有一点医疗卫生常识的刘ⅹⅹ（刘是和我一样年轻的涪一中教师，他的医疗卫生常识应当是得益于他那做医生的父母亲）在摸了李家齐的脉搏特别是翻起李家齐的眼皮看到他的瞳仁还在眨动时，刘祖望叫了起来：“装死！装死！”——自然，李家齐的这一并不高明的反抗再一次让已经亢奋的造反派师生更加气愤和讥笑。
这就是涪一中造反派师生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造反”行动：第一次自发的召开了以“走资派”为斗争对象的大批判会；第一次自发的将“走资派”的批斗推向社会，在涪陵城第一次自发的将“走资派”游街批斗。
涪一中也因此开始在涪陵造反派中建立起“革命造反”的声誉并为日后成为涪陵造反派的大本营创建了基础。
而对我来说，这是我在北京选择了第二次造反回涪后开始“革命造反行动”的第一天；同时，和三年前我的第一次造反开始的那一幕一样，这也是对我和我的斗争对象李家齐来说都始料不及的一天；最重要的是，这一天更是将我推向风口浪尖、从此不得退步并开始疯狂的“革命造反”生涯的第一天。
首先，我不得不说，在这个第一天中（准确地说应当只有半天），我还不是最重要的主角。整个事态的进行发展，都是由当时涪一中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长征战斗团”及其负责人推动和掌握。
我这样说决没有一点推卸责任的想法。由于我毕竟还是一名教师而不是学生，虽然我在学生中原本有些威望，但决不会一下子就得到学生的完全信任；加之我在学生看来曾是李家齐信任的人（学生并不知道我曾被他错误的打击过），而且还是“赴京代表”，虽然我在京已“反戈一击”，并给我的几个在校的同学同事写过几封信表明了我的态度（我的信也在这之前被转抄出来），但这还只是言而不是行；特别重要的是，我所领导的在北京成立的“红卫兵11.11革命造反队”在当时只有十几人，我还没有实力来担任那次的大行动的组织领导。
而且我还必须要说，和三年前我的第一次造反开始的那一幕一样，这也是对我和我的斗争对象李家齐来说都始料不及的一天。当我真正面对我的造反的学生和同事时，我没料到他们的造反劲头那样的大、那样的强，也没料到他们对李家齐会那样的恨，以至于在决定把李家齐拉上街批斗的开始的一霎那，我竟然
有些犹豫；同时，我也没有料到李家齐会那样的“顽固”和“恶劣”（我在北京见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没有一个是他那种态度），而他的这一“顽固”和“恶劣”的态度也使我从开始的对学生的放任态度转而为和学生一样的愤怒并对他进行坚决批判（我在此可以用我的人格担保，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对包括李家齐在内的任何一个人动过一个指头；更何况在整个文革期间我已是一个被批斗过无数次的人，可从没有一人揭发我动手打过他）。
总之，当我和全校的造反师生将李家齐推上大街游行批斗时，我们都已是全身心的投入并开始疯狂了；我已经开始面对我造反的学生和同事带头高呼“打倒李家齐！”的口号了；而当我站在文化馆的台子上批判李家齐时，我已和我在北京看到的我的同辈一样慷慨激昂了。
我的造反生涯（20）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
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2）:我的反思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冷静的面对当年的“热情和疯狂”的时候，我们应当反思，反思那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
首先，我想到的是关于人性的普世价值。人类已经走过了上万年，人类的文明史也已是“上下五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原本已经积累了不少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普世价值，这当中关于人性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之一。
在我看来，人性的普世价值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人格及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按照这一价值诉求，每个人的人格都应得到尊重，哪怕他是自我保护能力很差的弱智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按照这一价值诉求，“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表达你的观点的权利”；同时，按照这一价值诉求，每个人的生命应当得到一切人的尊重和敬畏——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生命体是用相同的材料制造的（用我常用的粗俗表达就是：即使是最伟大的领袖，他的直肠下半段里仍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装的都是“米田共”），每个人都有天赐的生存权。
大概这种被我称为“人性的普世价值”的诉求，应当就是被专家们叫做“人道主义”的东西吧，其实它也可能可以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挂上钩；然而，我认为，这种价值诉求应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理念和归宿，它既是治国理念，也是法制的源头根基，还是民主的根基和归宿。不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吗？如果国民特别是当政者不把这一人性的普世价值，特别是它最核心的东西即对人的人格及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摆在行为处事、待人施政的首位，民主将永远不可能实现。
孙立平先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社会学家)在《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中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他说：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他以腐败举例，他说：有人曾经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不仅反腐败的问题是如此，其实有很多有效的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到了西方国家后曾经感叹，在那里（当然是指西方国家）要钻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
他进而分析到：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导致制度失效呢？下面的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有欧洲手机销售公司免费向消费者派发手机，目的当然是想赚取话费。按照规定，每人只能领取一个，但也没有烦杂的手续，签个字而已。有人问，会不会有人重复领取？被问到的当地居民，耸耸肩答道：这怎么可能？正是从这个答案中，我们明白了这个看似粗陋的规则何以不被人们钻空子，因为“这怎么可能”这个判断，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名誉、诚信、遵守规则，甚至还包括不珍惜这些要在未来付出的代价等。可以说，没有这一切作为支撑，仅仅“签字即可”的规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效运作的。因此，基础秩序中道德秩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是的，一句“这怎么可能？”包含着太多的东西。
现在回头来看文革中的种种荒唐和悲剧，看看文革中“制度是如何失败的”，归根朔源，都可以和人性的普世价值这一“基础秩序”中最核心价值的全民（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缺失挂上钩——不然的话，“这怎么可能？”
正是因为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这一人性的普世价值对人类自身进步的伟大意义，怀着对这一伟大真理的敬畏，我从内心深处向在文革中被我伤害过的所有人道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要向在人格和身心上被我伤害过的李家齐道歉，虽然我对他作为老师的师德是有质疑的，虽然在他第一次被批斗时我还并不真正了解我高考之落榜是不是他直接迫害的结果——这一结果是两年后的1968年才由我的同年级同学高士贵、黄云祥、王千等返校造反，通过查档案确认的。
第二，我想到了法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法治和人治的问题。
林达在《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有一段表述给我启发很深，他说，在我们曾经拥有的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中，法律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结论可是我这个西南政法学院自考法律系毕业生考试时唯一正确的答案），而不是它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众的集体盟约，对权力的构建和限制，对公正和秩序的有效维护。更由于我国数千年来的“人治”传统，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律要么是对民众高高举起的大棒，要么是中看不中用的遮羞布。自然，法律就成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的“统治阶级” 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成为“人治”的玩物。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在一个“无限忠于”“永远紧跟”的社会里，在一个对“永远光荣、永远正确、永远伟大”不准有丝毫怀疑的社会氛围中，人治太容易了，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据此以言代法：李家齐不是因为我对他这个学校党支部的一个支部委员提出质疑，他就可以训斥我“你是站在什麽立场上”吗？而任华清也就可以大骂我：“人小鬼大，党支部的事你也敢管！”吗？
自然，在文革的大环境下，“造反”的师生如法炮制，运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将“走资派”的李家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人治”局面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很自然的使我想起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提到的、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领悟到些什么呢？
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中要实现真正的法治还很遥远，但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保证我中华的伟大复兴，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为健全法制，摒弃人治，实施法治作出我们的最大努力——要建立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法律意识，使法律真正成为民众的集体盟约，成为对权力的构建和限制，并有效维护公正和秩序的武器，而不是一部份人（统治阶级）统治另一部份人（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要提倡为维法而字字叫真的“钉子户”精神；而作为执政者，真的应当从思想深处摒弃“人治”意念，从根本上树立法治意识，要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人治”的最终恶果是社会制度的被破坏，“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作为执政当局，除了要健全法制防止个人独裁外，最重要的是执法要严，要保证法制的严肃性，要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严格的保证法制的贯彻执行。
面对近两年频频出现的诸如因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的重庆“彭水诗案”、干部撰写文章举报县委书记获刑的山西“稷山文案”、农民印发小册子批评官员获刑的河南“孟州书案”、老师以对唱山歌的形式反对学校搬迁被行政拘留的海南“儋州歌案”，公民在网上对当地经济发展提出批评被拘留的山东“高唐网案”、干部编发“辱骂领导短信”被处分撤职的陕西“志丹信案”，再到最近刚刚发生的陕西绥德县长下令公安局以扰乱公务为名拘留校长案、以及女商人短信“诽谤”县委书记的辽宁“西丰商案”和 2008年1月4日西丰县这位县委书记张志国非法指派公安到法制日报社抓记者案等等，面对这些官员（特别是县级官员）权力没有有效约束，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缺乏独立性，被迫充当党政负责人的私人工具，从而把公共权力变成了自己手中的私人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县里的司法机构当成自己的家丁或家奴，谁敢冒犯他的虎威，他就将谁拿下，轻者打击报复，重者撤职查办，投入大牢，跟私设公堂没有任何区别的以权代法的人治现象，有人一定认为我在这里侈谈法治的不现实，但我以为，这些乱象的出现恰恰也进一步说明加强和健全法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有现代人性尊严意识的人，这种尊严意味着对别人尊重的同时也期待别人对自己的尊重的话；那么反过来说，一个有现代人性尊严意识的人，他也一定会明白，只有真诚的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在文革中，当我们这些被激情煽动起来的青年为“誓死捍卫”而对“走资派”和“对立派”的群众进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时，早已把现代人性的尊严意识抛到九霄云外；自然的结果就是，在“东风”“西风”的风水轮流转中，我们的人格尊严也丧失殆尽，我自己就曾无数次的被批斗，甚至是被剃光了头、五花大绑的押解到各地批斗，而且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虽然当时因为“信仰”的纯真而没垮掉，事后也曾为遭此奇耻大辱而“咬牙切齿”，但现在细想起来那不也是“咎由自取”吗？——说实话，当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我的心也就平和得多了。
第四，我想说说很多人都在提的“反思”“忏悔”的话题。
这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我以为，这个问题起码应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项：一是哪些人该“反思”“忏悔”，二是“反思”“忏悔”些什么。而且第一项应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因为连哪些人该“反思”“忏悔”的问题都没解决，遑论“反思”“忏悔”的内容？
我自知我是没有解决这两项的能力（虽然我自己早已把我自己划进了应该“反思”“忏悔”的人群中，并尽我的觉悟程度进行“反思”“忏悔”），但我却从对这个问题的分歧中看到一种倾向。
从余杰非要被他称作“余孽”的余秋雨“忏悔”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由于对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的妖魔化，在主流派看来，应该“反思”“忏悔”的人群理所当然的就应只是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而在我看来，应该“反思”“忏悔”的人群不但应是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而且还应当包括文革中的所谓“走资派”。
我常常想，文革中群众为什么会对所谓的“走资派”那么恨，那么狠，除了应予否定和批判的那些观点和做法外，从所谓的“走资派”本身——即从内因上就一点没有值得反思的吗？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是有很多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应批判，应该“反思”“忏悔”；但从我自身的体验和我的所见所闻来看，所谓的“走资派”不同样有不少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吗？而且这些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对人的人格及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的这一人性普世价值的缺失”不只在文革中有，在文革前就大量存在，为什么他们就不该“反思”“忏悔”呢？
我知道，我的上述反思一定会引起争议，我们这里当年的个别造反派头头早已在骂我“忘本”了（其意即为“忘了造反派的本”），但我仍然要这样的反思，一则是对自己负责，二是也要对社会负责。
当然，我写到这里就反思，也是出于我的写作安排，因为它可以使我后面的行文更直白，更连贯，更接近当时的历史真实——不致于因一边写实一边反思而造成行文上的混乱。
我的造反生涯（20）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
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2）:我的反思
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冷静的面对当年的“热情和疯狂”的时候，我们应当反思，反思那些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
首先，我想到的是关于人性的普世价值。人类已经走过了上万年，人类的文明史也已是“上下五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原本已经积累了不少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普世价值，这当中关于人性的普世价值就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之一。
在我看来，人性的普世价值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人格及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按照这一价值诉求，每个人的人格都应得到尊重，哪怕他是自我保护能力很差的弱智或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按照这一价值诉求，“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表达你的观点的权利”；同时，按照这一价值诉求，每个人的生命应当得到一切人的尊重和敬畏——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生命体是用相同的材料制造的（用我常用的粗俗表达就是：即使是最伟大的领袖，他的直肠下半段里仍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装的都是“米田共”），每个人都有天赐的生存权。
大概这种被我称为“人性的普世价值”的诉求，应当就是被专家们叫做“人道主义”的东西吧，其实它也可能可以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挂上钩；然而，我认为，这种价值诉求应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理念和归宿，它既是治国理念，也是法制的源头根基，还是民主的根基和归宿。不是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吗？如果国民特别是当政者不把这一人性的普世价值，特别是它最核心的东西即对人的人格及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摆在行为处事、待人施政的首位，民主将永远不可能实现。
孙立平先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社会学家)在《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一文中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即“制度是如何失败的”。
他说：制度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更直接的是制度设计和安排本身的问题。但有的时候，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他以腐败举例，他说：有人曾经对我国现有的反腐败措施与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进行比较，发现在一些领域中，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更为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就是不起作用，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不仅反腐败的问题是如此，其实有很多有效的规则，其本身都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很粗疏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到了西方国家后曾经感叹，在那里（当然是指西方国家）要钻制度的空子是太容易了。
他进而分析到：为什么一些粗疏的制度能够有效运转而没人钻制度的空子而导致制度失效呢？下面的例子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有欧洲手机销售公司免费向消费者派发手机，目的当然是想赚取话费。按照规定，每人只能领取一个，但也没有烦杂的手续，签个字而已。有人问，会不会有人重复领取？被问到的当地居民，耸耸肩答道：这怎么可能？正是从这个答案中，我们明白了这个看似粗陋的规则何以不被人们钻空子，因为“这怎么可能”这个判断，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名誉、诚信、遵守规则，甚至还包括不珍惜这些要在未来付出的代价等。可以说，没有这一切作为支撑，仅仅“签字即可”的规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效运作的。因此，基础秩序中道德秩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是的，一句“这怎么可能？”包含着太多的东西。
现在回头来看文革中的种种荒唐和悲剧，看看文革中“制度是如何失败的”，归根朔源，都可以和人性的普世价值这一“基础秩序”中最核心价值的全民（首先是最高领导人）缺失挂上钩——不然的话，“这怎么可能？”
正是因为我现在才真正认识到这一人性的普世价值对人类自身进步的伟大意义，怀着对这一伟大真理的敬畏，我从内心深处向在文革中被我伤害过的所有人道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要向在人格和身心上被我伤害过的李家齐道歉，虽然我对他作为老师的师德是有质疑的，虽然在他第一次被批斗时我还并不真正了解我高考之落榜是不是他直接迫害的结果——这一结果是两年后的1968年才由我的同年级同学高士贵、黄云祥、王千等返校造反，通过查档案确认的。
第二，我想到了法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法治和人治的问题。
林达在《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有一段表述给我启发很深，他说，在我们曾经拥有的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中，法律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结论可是我这个西南政法学院自考法律系毕业生考试时唯一正确的答案），而不是它在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众的集体盟约，对权力的构建和限制，对公正和秩序的有效维护。更由于我国数千年来的“人治”传统，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律要么是对民众高高举起的大棒，要么是中看不中用的遮羞布。自然，法律就成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的“统治阶级” 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成为“人治”的玩物。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在一个“无限忠于”“永远紧跟”的社会里，在一个对“永远光荣、永远正确、永远伟大”不准有丝毫怀疑的社会氛围中，人治太容易了，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都可以据此以言代法：李家齐不是因为我对他这个学校党支部的一个支部委员提出质疑，他就可以训斥我“你是站在什麽立场上”吗？而任华清也就可以大骂我：“人小鬼大，党支部的事你也敢管！”吗？
自然，在文革的大环境下，“造反”的师生如法炮制，运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将“走资派”的李家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人治”局面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很自然的使我想起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提到的、接受了三K党法律委托的斯蒂芬·潘弗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因此就不给他们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领悟到些什么呢？
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中要实现真正的法治还很遥远，但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保证我中华的伟大复兴，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为健全法制，摒弃人治，实施法治作出我们的最大努力——要建立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法律意识，使法律真正成为民众的集体盟约，成为对权力的构建和限制，并有效维护公正和秩序的武器，而不是一部份人（统治阶级）统治另一部份人（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要提倡为维法而字字叫真的“钉子户”精神；而作为执政者，真的应当从思想深处摒弃“人治”意念，从根本上树立法治意识，要吸取“文革”的惨痛教训，“人治”的最终恶果是社会制度的被破坏，“是你自己给它开了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作为执政当局，除了要健全法制防止个人独裁外，最重要的是执法要严，要保证法制的严肃性，要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严格的保证法制的贯彻执行。
面对近两年频频出现的诸如因公务员编写短信针砭时弊被刑拘的重庆“彭水诗案”、干部撰写文章举报县委书记获刑的山西“稷山文案”、农民印发小册子批评官员获刑的河南“孟州书案”、老师以对唱山歌的形式反对学校搬迁被行政拘留的海南“儋州歌案”，公民在网上对当地经济发展提出批评被拘留的山东“高唐网案”、干部编发“辱骂领导短信”被处分撤职的陕西“志丹信案”，再到最近刚刚发生的陕西绥德县长下令公安局以扰乱公务为名拘留校长案、以及女商人短信“诽谤”县委书记的辽宁“西丰商案”和 2008年1月4日西丰县这位县委书记张志国非法指派公安到法制日报社抓记者案等等，面对这些官员（特别是县级官员）权力没有有效约束，司法地方化、行政化，缺乏独立性，被迫充当党政负责人的私人工具，从而把公共权力变成了自己手中的私人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把县里的司法机构当成自己的家丁或家奴，谁敢冒犯他的虎威，他就将谁拿下，轻者打击报复，重者撤职查办，投入大牢，跟私设公堂没有任何区别的以权代法的人治现象，有人一定认为我在这里侈谈法治的不现实，但我以为，这些乱象的出现恰恰也进一步说明加强和健全法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有现代人性尊严意识的人，这种尊严意味着对别人尊重的同时也期待别人对自己的尊重的话；那么反过来说，一个有现代人性尊严意识的人，他也一定会明白，只有真诚的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在文革中，当我们这些被激情煽动起来的青年为“誓死捍卫”而对“走资派”和“对立派”的群众进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时，早已把现代人性的尊严意识抛到九霄云外；自然的结果就是，在“东风”“西风”的风水轮流转中，我们的人格尊严也丧失殆尽，我自己就曾无数次的被批斗，甚至是被剃光了头、五花大绑的押解到各地批斗，而且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虽然当时因为“信仰”的纯真而没垮掉，事后也曾为遭此奇耻大辱而“咬牙切齿”，但现在细想起来那不也是“咎由自取”吗？——说实话，当我想通了这一点之后，我的心也就平和得多了。
第四，我想说说很多人都在提的“反思”“忏悔”的话题。
这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我以为，这个问题起码应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项：一是哪些人该“反思”“忏悔”，二是“反思”“忏悔”些什么。而且第一项应是首先需要解决的，因为连哪些人该“反思”“忏悔”的问题都没解决，遑论“反思”“忏悔”的内容？
我自知我是没有解决这两项的能力（虽然我自己早已把我自己划进了应该“反思”“忏悔”的人群中，并尽我的觉悟程度进行“反思”“忏悔”），但我却从对这个问题的分歧中看到一种倾向。
从余杰非要被他称作“余孽”的余秋雨“忏悔”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由于对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的妖魔化，在主流派看来，应该“反思”“忏悔”的人群理所当然的就应只是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而在我看来，应该“反思”“忏悔”的人群不但应是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而且还应当包括文革中的所谓“走资派”。
我常常想，文革中群众为什么会对所谓的“走资派”那么恨，那么狠，除了应予否定和批判的那些观点和做法外，从所谓的“走资派”本身——即从内因上就一点没有值得反思的吗？文革红卫兵及文革造反派是有很多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应批判，应该“反思”“忏悔”；但从我自身的体验和我的所见所闻来看，所谓的“走资派”不同样有不少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吗？而且这些反人道、反人权的做法、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对人的人格及人的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的这一人性普世价值的缺失”不只在文革中有，在文革前就大量存在，为什么他们就不该“反思”“忏悔”呢？
我知道，我的上述反思一定会引起争议，我们这里当年的个别造反派头头早已在骂我“忘本”了（其意即为“忘了造反派的本”），但我仍然要这样的反思，一则是对自己负责，二是也要对社会负责。
当然，我写到这里就反思，也是出于我的写作安排，因为它可以使我后面的行文更直白，更连贯，更接近当时的历史真实——不致于因一边写实一边反思而造成行文上的混乱。
我的造反生涯（21）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3）杀向社会
现在回头来看我已经过去的六十年，我有一个性格始终如一，那就是当我经过思考而决定如何行动之后，总是那样认真的想法尽最大努力干好，而且一般来说比较固执；更不消说“当年正年少”。难怪有人说“习惯成自然，自然定性格，性格定前途”。
我在北京经“革命造反的洗礼”选择了第二次造反并在回涪开始“革命造反行动”之后，除了那时的时代政治氛围外，从内因上看，就是因为这一性格使我逐渐的被推向风口浪尖并从此不得退步。
就在批斗李家齐之后，涪一中俨然成了革命造反的大本营。由于原涪陵“官办红卫兵”的司令石少云（涪一中学生会主席）带头造反，并组织了涪一中最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红卫兵长征战斗团”，所以，原来在66年8、9月“官办”的“涪陵红卫兵司令部”在涪一中几乎没有任何势力，相反，各种名称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纷纷建立。
在涪一中，除了最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红卫兵长征战斗团”外，由初66级2班柯祥云（由于他的音乐特长，柯祥云曾进入中央歌舞团；前两年病逝，病逝的消息曾登在涪陵报上）同学组织的“红卫兵匕首战斗团”也是较有影响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在1967年2月22日之后，涪陵造反派红卫兵分裂为两派，前者成了涪陵“忠实派”的红卫兵骨干组织，后者则成了涪陵“贸派”的红卫兵骨干组织。而我所组织的“涪一中红卫兵11.11革命造反战斗队”则一直是一支人数不多、在校内影响也不大的队伍。
然而，这丝毫也不影响我的“革命造反”激情。
由于在涪一中已是造反派的天下而无反可造，我和当时很多造反派学生一样，选择了杀向社会造反。
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信息不畅，或者叫做信息不对称，不光是涪陵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落后于全国，就是在涪陵，城里和乡下的发展也极不平衡。
就在1966年11月10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已经发生，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杀向社会的时候，而在涪陵，当我带领我的造反派学生在1966年11月底到离涪陵城六十里的蔺市镇涪二中造反时，发现由当时中共涪陵县委派驻该校的工作组竟然还在领导着该校的文革运动！
我记得清清楚楚，当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时任涪陵县委组织部干事(?)的游彦哲（后来此人成了对立派涪陵“贸派”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贸派”的群众代表结合进涪陵县革委担任县革委副主任）正在涪二中大操场的全校师生大会上部署学校下步运动时，我和我的涪一中造反派红卫兵冲上讲台，造了大会的反；我在讲台上激昂地演讲，喊出了“赶走工作组，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并当即和被我鼓动起来的涪二中造反派红卫兵一道喊着口号，冲出校门游行。
我和我的涪一中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立即招来反击，涪二中校内和蔺市街上很快就刷出了针对我的大标语：“揪出政治扒手罗成胜！”——这是文革以来反对我的第一个声音。因为在反对我的人看来，我原来是领导的红人，而且几个月前也参与过整群众、组织官办红卫兵、还是官办红卫兵的赴京代表，现在起来造反完全是为了洗刷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这不是“政治扒手”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指责和攻击我丝毫不在意，一则是我自信我的纯正动机，心中不虚；同时，我也知道，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不敢起来造反也是怕招来同样的攻击，这也是当时涪陵文革发动不起来的一大原因之一。
于是我采取了毫不理睬的态度，我不但不作任何辩解，相反，我和我的造反派红卫兵通过大会和辩论会加大了对该校工作组的批判力度，并进一步发动该校的造反派势力，提出“不赶走工作组誓不罢休！”和“革命不分先后，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
由于我们的坚持加上当时大的政治气候对我们十分有利，最后我们以大胜的结果离开涪二中。
之后，我和我的造反派红卫兵又以胜利者和播火者的姿态先后到过涪四中（当时还在离城六十里的焦岩）、涪五中串连造反。
当然，在县城里开展“革命造反行动”还是主要的。
在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在刚开始造当时的涪陵县委、县政府的“走资派”的反时，由于受到被称作“保皇兵”的原官办红卫兵组织“涪陵红卫兵司令部”、后改为“文革联络站”（因有一部专用电话，电话号码是383，故被称为“383联络站”，地点就在涪陵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即涪陵人称作“县衙门”的对面，大东门原县农业银行的楼上）的强大干扰，以致于我曾不知多少次地在“县衙门”外的大街上（也就是当时涪陵城唯一的一条街中山路）与所谓的“保皇兵”展开辩论，而且常常是一辩就是几个小时，辩论得口干舌燥。我把这当作宣传我的观点、争取对方、发动群众的好机会，我因为成功而一直坚持，直到1967年1月18日 “383联络站”被砸。
因为我的成功辩论使我在社会上开始有了点名气；而且我那成功的辩论也的确争取了不少的学生“反戈一击”后来成了造反派红卫兵。
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辩才，而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使然。当时中央文革在毛主席的支持下正在全力支持各地造反派，文革进入了它最激动人心的阶段，各地造反派的大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蜂起，各级党内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党组织干预文革的活动事实上已经变成非法，在这种大势之下，任何人只要利用“十六条”中的三个关键词——即“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和“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开展大批判、大揭发”——他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工业十条” 下发，十二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已经不光是学校红卫兵，而且包括工厂工人、农村农民也要开展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斗争的重点”的文化大革命。
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正以暴风骤雨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蓬勃兴起的大势之下，涪陵的文化大革命也在我等的助推之下蓬勃发展起来了。
作为这种蓬勃发展趋势的重要标志，各种革命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在1967年2月8日之前，涪陵的革命造反组织有：
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组织以“红卫总部”和“红卫兵总部”为最大。其中，“红卫总部”设在中山西路文化馆对面的涪陵县商业局里面，主要是由涪陵地区的中专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为主组建，包括由涪陵师范学校的夏永才、杨柏林、朱代伦等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由涪陵地区农机校王世君、强心德（已病逝）、王方群等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由涪陵地区水电校姜维明、王成玉（已病逝）等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由涪陵地区商校刘春松、传维富、李成良等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涪陵地区农校的高应华、冉乾光等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当然也有一部分普通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加入了“红卫总部”； “红卫兵总部” 设在中山东路原涪陵县委招待所（大东门原县税务局）里面，则主要是以普通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为主组建，包括由涪陵一中以“长征战斗团”为主力（主要是由石少云、周登科负责）的涪陵一中大多数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由涪陵五中田庆池、刘启义（1967年7月武斗期间身亡）等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和涪陵中学徐向东、方兴波（已病逝）等组织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虽然当时涪陵城内只有涪一中、涪五中两所普通中学，乡下也只有二、三、四、六和涪陵中学（涪陵七中以下的编号中学当时都不存在），但以涪一中、涪五中、涪陵中学三所普通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为主组建的“红卫兵总部”在人数上却比由涪陵地区的中专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为主组建的“红卫总部”要多，因为当时涪陵地区的中专学校规模都不大。我当时已是“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之一。当然，也有没有加入到这两个总部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涪一中由柯祥云（已病逝）组织的“鲁迅匕首战斗团”，但总的说来人数都不多。
工人的革命造反组织有由海陵厂张雄、李林森组织的造反派工人组织，新力厂况太志、况明宏等组织的造反派工人组织“工人总部”，涪陵地区轮船公司吴大才、邓恩富（已病逝）、阕松林等组织的造反派工人组织“二.七战团”，新光纸厂田松柏等组织的造反派工人组织，陶一厂刘彬、肖显志等组织的造反派工人组织等。
机关干部的革命造反组织则是以涪陵地区公安处马泽林、洪孟等组织的造反派组织“政法公社”为代表，此外，还有地区农业局的李刚毅等组织的造反派组织和涪陵县委李安禄等组织的造反派组织。
商业部门的革命造反组织则以1966年12月24日成立的由涪陵地区商业局八大公司造反组织组建的“红贸总部”为代表（1967年2月11日“红贸总部”曾被其他革命造反组织视为“官办”的组织而砸掉，后由涪陵军分区支持恢复，并从而导致了涪陵文革中对立的两大派的形成——关于“红贸总部”我将在后文中专述）。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关于各个革命造反组织的情况由于相隔的时间太久，可能不太准确，有些组织的名称也记不清了。
我的造反生涯（22）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4）:全面夺权和首都三司
如果说1966年的年底到1967年初，即我从第一次赴京返涪后的那三个月，是包括我在内的涪陵造反派真正“造反”（之所以说是“真正＂造反＂”，是因为在1966年2月11日“涪陵红贸总部”被砸之前，涪陵的造反派还没分裂为两派，共同的目标都是对准所谓“走资派”和“保皇派”）最“疯狂”的日子，那么，在老人家的号召下所进行的“全面夺权”，则是这段最“疯狂”的日子中的最高峰。
按《王力反思录》中的叙述，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除毛泽东外，参加的有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吃饭按毛泽东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泽东讲了很长的一篇话，就像是举行了一次会议。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十分重要，但没有留下正式记录（这个讲话内容王力事后根据回忆记录整理，并在《王力反思录》中作为附录有详细的记载）。据参加这次晚宴的王力说，毛泽东讲话中给他印象很深的话是：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场更大的“全面阶级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中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一九六七年的。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很明显，这个社论是根据几天前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的讲话精神写的。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
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1967年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1967年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
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编者按予以支持。
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 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在来自当时左右着全国政治局势的最高官方的宣传鼓动下，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迅速蔓延开来。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这些气势磅礴的夺权通告和社论发表，既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也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涪陵的“全面夺权”就这样的于1967年一月底二月初开始了。
对于涪陵造反派来说，“全面夺权”似乎太仓促、太突然，因而也太兴奋、太激动。
你想想，从11月下旬涪陵造反派红卫兵杀向社会开始，赶走官方派出的工作组、砸了官方组织的官办红卫兵组织、从各校批斗校长书记到工人、农民、商业界职工、街道居民、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批斗各单位的“走资派”，直至揪斗地县党委政府的书记、专员、县长等等大大小小“走资派”总共才用了两个来月的时间！
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两个月啊！
在这两个月中，涪陵造反派和当时的全国造反派一样，就凭着“十六条”中的几个关键词，凭着“对走资派造反有理”的信条，按照“伟大领袖”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的“语录歌”，组织起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将自己原来见了就得点头哈腰的“走资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何等痛快的事情！——而且这一切不仅是痛快，还是那么的顺利；不仅是那么顺利，还不断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这不，现在，在将“走资派”打翻在地之后，“毛主席、党中央”又号召我们要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过来！
我们的“革命导师”不是说“革命就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吗？在这“盛大的节日”里，造反派找到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那种感觉，享受到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的欢乐。
凭着那种感觉，享受着那种欢乐，在那个“盛大的节日”里，我干了现在想起来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的极其荒唐的事：只要有哪个单位的造反派来报信、来要求，我会立刻带领着造反红卫兵和那个单位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奔到那个单位“揪出走资派”，勒令立即交出大印；更有甚者，为了夺回被“走资派”掌握的县委大权，我在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高呼着口号，带领着造反红卫兵和县委内的少数造反派干部冲进了县委大院，冲进了县委办公室，并勒令立即交出县委大印；为了夺回被“走资派”掌握的广播宣传大权，我照样是在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高呼着口号，带领着造反红卫兵和县广播站内的少数造反派干部冲进了县广播站大院，当发现播音室大门紧锁时，我竟一脚踢开大门，冲了进去……
一时间，在短短的十来天功夫内，以涪陵造反派红卫兵为急先锋，涪陵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商业界职工以及机关干部中的造反派很快就对上至涪陵地县党政下到工厂、农村、街道等各个单位实行了“全面夺权”。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按照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以及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要求，1967年1月底由涪陵地区商业局的“涪陵红贸总部”和涪陵地区邮电局的“涪陵红色邮电军”（当年邮政、电信没分家，统称“邮电局”）等部分造反派组织发起，有绝大部分涪陵地县造反派组织参加、并得到涪陵军分区支持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立了。这个短命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成立大约半个月后就被当时涪陵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卫总部”以“联合司令部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官办组织”为由砸掉，并从此开始了涪陵两大派的分裂和对立，这是后话，我将专文叙述）代行涪陵地县的大权，所以，一些作为这个“联合司令部”的“常委”组织的头头（包括少数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头头）开始“进驻地县委”。
现在回想起来，就我个人而言，虽然积极的参加并到处支持“全面夺权”，但对夺权之后的掌权当官却是没有丝毫非份想法的，纯粹是把这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已，所以，我和当时我所负责“涪陵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对1967年一月底由大部分涪陵地县造反派组织成立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没有丝毫兴趣，我作为当时两大红卫兵造反组织之一的头头既没参与发起，也没作为“常委”去这个代行涪陵地县大权的“联合司令部”参加过一次会，更没去“进驻地县委”。
在此，我还要谈谈在涪陵的外地红卫兵造反组织，特别是“首都三司驻涪联络站”的作用。
其实涪陵的文革在那几个月内之所以发展的非常迅猛，很快就跟上了全国的发展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在涪的外地红卫兵造反组织，如 “首都三司驻涪联络站”、“重庆＂八.一五＂驻涪联络站”、“红卫兵成部队驻涪联络站”的作用分不开的。这些在全国、全川都很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在造反派心中的威望很高，因此他们很有号召力。特别是“首都三司驻涪联络站”的几位大学生红卫兵在涪陵红卫兵心目更是有特别的威信，涪陵不少的中学红卫兵对“北京三司”的同学几乎可以说“言听计从”。在我的记忆中，“首都三司驻涪联络站”大概有四五个人，其中应金玲（女）、马德清（男）是“清华井冈山”的，刘碧英（女）、李桂莲（女）是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
“北京三司”的几个同学是在“二月镇反”前夕，1967年2月底被涪陵军分区及“二月镇反”中涪陵军分区支持的“贸派”群众组织“赶走的”。
1967年3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决定取消原定的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外地红卫兵造反组织、包括“北京三司”的几个同学就再也没来涪陵。
我的造反生涯（23）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5）:赵树金与“红贸军总部”
在前面我写的《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21）（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3）杀向社会》中，谈到1967年2月8日之前的涪陵造反群众组织的组成情况时，我是将“红贸军总部”（一般都简称“红贸总部”）划在涪陵造反群众组织之中的；同时我又说：1967年2月11日“红贸总部”曾被其他革命造反组织视为“官办”的组织而砸掉，后由涪陵军分区支持恢复，并从而导致了涪陵文革中对立的两大派的形成。
而在我写的《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22）（二）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4）全面夺权和首都三司》一文中，我又说：“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成立大约半个月后（1967年2月8日）就被当时涪陵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卫总部”以“联合司令部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官办组织”为由砸掉，并从此开始了涪陵两大派的分裂和对立”。
老巨333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说：1967年2月11日是涪陵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我相信，这也是多数知晓涪陵文革的人的看法。何况在以后出版的《忠实兵战报》中，多次发文专论“发扬二.一一精神”。
那么，涪陵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到底是1967年2月8日还是1967年2月11日呢？
我认为两种看法都有理，但我更倾向于应以1967年2月8日为涪陵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
我知道，很多人对1967年2月8日砸“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已经印象不深（我也是从我转发的《涪陵文革日记》中发现的，详见《涪陵文革日记之六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而对1967年2月11日砸“红贸总部”记忆深刻；然而，在我看来，砸“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就是砸“红贸总部”的前奏，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就是“红贸总部”。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呢？这不仅是因为在“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中“红贸总部”在各方面占优势，甚至有时“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常委会都在专商局“红贸总部”开，而且要说明这个问题还不得不从“红贸总部”和赵树金的关系说起。
在包括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在内的我所见到的有关涪陵文革的帖子中，都谈到赵树金与“红贸总部”，但都只是泛泛的甚至是有误的提及；为此，我想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介绍介绍赵树金及其与“红贸总部”的关系。
根据赵树金本人在1967年11月22日的“交代”：
“我出生于1919年1月1日，山东省肥城县汶阳人。贫农出身，初中文化。21岁（1940年）在山东当兵（抗日），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47年7月进军西南任军事教员，50年-52年在贵州军区步校、重庆军区步校战术系任主任，58年调成都军区军训处任干训科长，1963年调涪陵军分区任副参谋长，1966年11月转业到涪陵专区商业局任政治部代主任（干部行政级别为13级）。
1966年11月转业到涪陵专商局后（注意：此时涪陵造反派已经开始进行我所说的“真正”的“革命造反”了——笔者注），我自认为没得什麽问题，想把自己在群众中抬出来，群众对我也不了解，商业局什么事都找我，为了不使自己掉队，尽自己一切努力拉拢群众。加之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又两次找我说，你赶快把商业职工发动组织起来；我说有的没觉悟，他说要做工作。这样我就更加积极，我记得找了医药、外贸、生资、土产四个公司（商业局下辖八个公司）的教导员到专商局，要他们动员群众参加红贸军；红贸军总部是去年（1966年）12月24日成立，它的壮大、发展都是我亲手搞起来的，那时我与红贸军同志一起睡；要办公室，要物质我都大力支持。今年（1967年）1月21日我正式参加“红贸军总部暴烈战斗队”（专商局机关的造反组织）一般成员，但红贸军总部什么事都请示我，总部开什么会都要我参加，所以我就成了不是队委的队委，不是常委的常委。我还说，“红贸军在，就有我赵树金，红贸军不在了，也就没得我赵树金了。”医药公司的教导员朱翠业（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的爱人），是当权派也参加了红贸军。”
对于上面引述的赵树金本人的“交代”，我们当然要从他当时的受审（主要是导致他最终被判刑的杀人问题而受审）处境来考量“交代”的可信度，这也是我在引用所有材料时必须要注意的，但从上述赵树金的自白中这些信息应是可信的：
首先，赵树金是出于“自认为没得什麽问题”（因为刚刚从部队转业），“为了不使自己掉队”的动机才参加文革的；这应无可厚非。
第二，赵树金对红贸总部的壮大、发展是尽力的，“大力支持”的，而且他本人还参加了红贸总部的核心组织“红贸军总部暴烈战斗队”。按理说，赵树金参加造反组织也无可厚非，北大聂元梓也是13级高干，还是全国第一个造反派呢。但聂元梓毕竟是在北京，还有老人家亲自支持；而你赵树金是在涪陵，还是专商局的政治部主任，已是“当权派”；更何况，涪陵地委专署的好几个已被揪出来的书记、专员也只有13级！而且你这个“当权派”竟然“红贸军总部什么事都请示我，总部开什么会都要我参加，所以我就成了不是队委的队委，不是常委的常委。”难怪造反派红卫兵们要发扬“2.11革命造反精神”砸掉由你这个 “当权派”控制的“红贸总部”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由于赵树金是从涪陵军分区副参谋长的任上转业到专商局，而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的爱人朱翠业就是专商局下属的涪陵地区医药公司的教导员（相当于党支部书记并归政治部管辖）；当赵树金1966年11月转业到专商局时，涪陵造反派已经开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了，刘少堂代表军分区支持赵树金进而支持“红贸军总部”应是在情理之中的，特别是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 ，附后）下达后就更加合法了，因为在这个中央军委命令中，第一条就明白地要求：“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这话说得更明白点就是：作为军分区司令员的刘少堂，即使从支持他自己的爱人朱翠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角度上考虑，也应该代表军分区支持赵树金并进而支持“红贸军总部” (于私)；而(于公)作为军分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红贸军总部”也理所当然，而对那些砸“红贸军总部”的反对派，按照老人家“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最高指示”，军分区仍应理直气壮的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于是，接下来的涪陵“二月镇反”的镇压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整整比我大27岁的赵树金在他47岁的那一年，在一个错误的时刻，一个错误的地方，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出场了。他的出场直接导致了涪陵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他的出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67年涪陵“二月镇反”的结果。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方面，由于从他一出场开始，他就一直成为1967年2月11日之后涪陵文革中两大派组织“保”和“反”的核心人物并被推向风口浪尖，于是，他在“保”他的那派组织中威信越来越高，也就越陷越深；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大局的变化，特别是在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和1967年6月17日成都军区“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即“涪陵五条”）下达，否定了“二月镇反”，明确宣布反对“红贸军总部”的“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 “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革命造反兵团“等四大组织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后，涪陵的军队转向不再支持他和他所在的群众组织，致使他和他所在的群众组织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所在的群众组织，于是，这位47岁的山东汉子用他在仅仅不到一年之中的几个不理智的行为（在我看来有据可查起码有两条：一是凭着他才从涪陵军分区转业而知情的优势，直接策划和指挥了1967年8月5日涪陵最早的抢劫涪陵军分区军械库的武器并直接了导致涪陵文革武斗升级到最高级别，特别是他自己也承认的经他批准杀死了对立派群众43人——这是后话，容次细表）换来了20多年的监狱生涯（死缓改刑）。
历史之路是一条无情的不归之路，特别是当它将“革命”确定为社会的主题之后，不管你将可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管你处于多么良好的社会动机，这条“革命”之路由不得你想不想走——你将“走定了”；于是，涪陵的赵树金必然会“自认为没得什麽问题，想把自己在群众中抬出来”而表现这一主题，而涪陵的造反派红卫兵们也必然会为表现这样的主题而发扬“2.11革命造反精神”砸烂“麻（红）贸总部”，至于以刘少堂为司令的涪陵军分区也同样的会为了表现这样的主题而坚决执行“军委八条”。
涪陵文革这一历史剧的高潮，就在主人公纷纷亮相登场，各种剧情已经聚焦的背景之下，由即将被镇压、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投进大牢的涪陵造反派红卫兵们自己拉开了大幕。
历史就是这样作弄人的。
附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说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经毛泽东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两次批语、修改，毛泽东特地指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以及“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我的造反生涯（23）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5）:赵树金与“红贸军总部”
在前面我写的《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21）（一） 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3）杀向社会》中，谈到1967年2月8日之前的涪陵造反群众组织的组成情况时，我是将“红贸军总部”（一般都简称“红贸总部”）划在涪陵造反群众组织之中的；同时我又说：1967年2月11日“红贸总部”曾被其他革命造反组织视为“官办”的组织而砸掉，后由涪陵军分区支持恢复，并从而导致了涪陵文革中对立的两大派的形成。
而在我写的《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22）（二）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4）全面夺权和首都三司》一文中，我又说：“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成立大约半个月后（1967年2月8日）就被当时涪陵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卫总部”以“联合司令部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官办组织”为由砸掉，并从此开始了涪陵两大派的分裂和对立”。
老巨333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曾说：1967年2月11日是涪陵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我相信，这也是多数知晓涪陵文革的人的看法。何况在以后出版的《忠实兵战报》中，多次发文专论“发扬二.一一精神”。
那么，涪陵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到底是1967年2月8日还是1967年2月11日呢？
我认为两种看法都有理，但我更倾向于应以1967年2月8日为涪陵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
我知道，很多人对1967年2月8日砸“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已经印象不深（我也是从我转发的《涪陵文革日记》中发现的，详见《涪陵文革日记之六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而对1967年2月11日砸“红贸总部”记忆深刻；然而，在我看来，砸“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就是砸“红贸总部”的前奏，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就是“红贸总部”。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呢？这不仅是因为在“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中“红贸总部”在各方面占优势，甚至有时“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常委会都在专商局“红贸总部”开，而且要说明这个问题还不得不从“红贸总部”和赵树金的关系说起。
在包括涪风论坛（http://bbs.fuling.com/）在内的我所见到的有关涪陵文革的帖子中，都谈到赵树金与“红贸总部”，但都只是泛泛的甚至是有误的提及；为此，我想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介绍介绍赵树金及其与“红贸总部”的关系。
根据赵树金本人在1967年11月22日的“交代”：
“我出生于1919年1月1日，山东省肥城县汶阳人。贫农出身，初中文化。21岁（1940年）在山东当兵（抗日），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47年7月进军西南任军事教员，50年-52年在贵州军区步校、重庆军区步校战术系任主任，58年调成都军区军训处任干训科长，1963年调涪陵军分区任副参谋长，1966年11月转业到涪陵专区商业局任政治部代主任（干部行政级别为13级）。
1966年11月转业到涪陵专商局后（注意：此时涪陵造反派已经开始进行我所说的“真正”的“革命造反”了——笔者注），我自认为没得什麽问题，想把自己在群众中抬出来，群众对我也不了解，商业局什么事都找我，为了不使自己掉队，尽自己一切努力拉拢群众。加之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又两次找我说，你赶快把商业职工发动组织起来；我说有的没觉悟，他说要做工作。这样我就更加积极，我记得找了医药、外贸、生资、土产四个公司（商业局下辖八个公司）的教导员到专商局，要他们动员群众参加红贸军；红贸军总部是去年（1966年）12月24日成立，它的壮大、发展都是我亲手搞起来的，那时我与红贸军同志一起睡；要办公室，要物质我都大力支持。今年（1967年）1月21日我正式参加“红贸军总部暴烈战斗队”（专商局机关的造反组织）一般成员，但红贸军总部什么事都请示我，总部开什么会都要我参加，所以我就成了不是队委的队委，不是常委的常委。我还说，“红贸军在，就有我赵树金，红贸军不在了，也就没得我赵树金了。”医药公司的教导员朱翠业（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的爱人），是当权派也参加了红贸军。”
对于上面引述的赵树金本人的“交代”，我们当然要从他当时的受审（主要是导致他最终被判刑的杀人问题而受审）处境来考量“交代”的可信度，这也是我在引用所有材料时必须要注意的，但从上述赵树金的自白中这些信息应是可信的：
首先，赵树金是出于“自认为没得什麽问题”（因为刚刚从部队转业），“为了不使自己掉队”的动机才参加文革的；这应无可厚非。
第二，赵树金对红贸总部的壮大、发展是尽力的，“大力支持”的，而且他本人还参加了红贸总部的核心组织“红贸军总部暴烈战斗队”。按理说，赵树金参加造反组织也无可厚非，北大聂元梓也是13级高干，还是全国第一个造反派呢。但聂元梓毕竟是在北京，还有老人家亲自支持；而你赵树金是在涪陵，还是专商局的政治部主任，已是“当权派”；更何况，涪陵地委专署的好几个已被揪出来的书记、专员也只有13级！而且你这个“当权派”竟然“红贸军总部什么事都请示我，总部开什么会都要我参加，所以我就成了不是队委的队委，不是常委的常委。”难怪造反派红卫兵们要发扬“2.11革命造反精神”砸掉由你这个 “当权派”控制的“红贸总部”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由于赵树金是从涪陵军分区副参谋长的任上转业到专商局，而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的爱人朱翠业就是专商局下属的涪陵地区医药公司的教导员（相当于党支部书记并归政治部管辖）；当赵树金1966年11月转业到专商局时，涪陵造反派已经开始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了，刘少堂代表军分区支持赵树金进而支持“红贸军总部”应是在情理之中的，特别是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 ，附后）下达后就更加合法了，因为在这个中央军委命令中，第一条就明白地要求：“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这话说得更明白点就是：作为军分区司令员的刘少堂，即使从支持他自己的爱人朱翠业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角度上考虑，也应该代表军分区支持赵树金并进而支持“红贸军总部” (于私)；而(于公)作为军分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红贸军总部”也理所当然，而对那些砸“红贸军总部”的反对派，按照老人家“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最高指示”，军分区仍应理直气壮的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于是，接下来的涪陵“二月镇反”的镇压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整整比我大27岁的赵树金在他47岁的那一年，在一个错误的时刻，一个错误的地方，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出场了。他的出场直接导致了涪陵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分裂；他的出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67年涪陵“二月镇反”的结果。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方面，由于从他一出场开始，他就一直成为1967年2月11日之后涪陵文革中两大派组织“保”和“反”的核心人物并被推向风口浪尖，于是，他在“保”他的那派组织中威信越来越高，也就越陷越深；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大局的变化，特别是在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和1967年6月17日成都军区“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即“涪陵五条”）下达，否定了“二月镇反”，明确宣布反对“红贸军总部”的“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 “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革命造反兵团“等四大组织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之后，涪陵的军队转向不再支持他和他所在的群众组织，致使他和他所在的群众组织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所在的群众组织，于是，这位47岁的山东汉子用他在仅仅不到一年之中的几个不理智的行为（在我看来有据可查起码有两条：一是凭着他才从涪陵军分区转业而知情的优势，直接策划和指挥了1967年8月5日涪陵最早的抢劫涪陵军分区军械库的武器并直接了导致涪陵文革武斗升级到最高级别，特别是他自己也承认的经他批准杀死了对立派群众43人——这是后话，容次细表）换来了20多年的监狱生涯（死缓改刑）。
历史之路是一条无情的不归之路，特别是当它将“革命”确定为社会的主题之后，不管你将可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管你处于多么良好的社会动机，这条“革命”之路由不得你想不想走——你将“走定了”；于是，涪陵的赵树金必然会“自认为没得什麽问题，想把自己在群众中抬出来”而表现这一主题，而涪陵的造反派红卫兵们也必然会为表现这样的主题而发扬“2.11革命造反精神”砸烂“麻（红）贸总部”，至于以刘少堂为司令的涪陵军分区也同样的会为了表现这样的主题而坚决执行“军委八条”。
涪陵文革这一历史剧的高潮，就在主人公纷纷亮相登场，各种剧情已经聚焦的背景之下，由即将被镇压、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投进大牢的涪陵造反派红卫兵们自己拉开了大幕。
历史就是这样作弄人的。
附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说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经毛泽东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两次批语、修改，毛泽东特地指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以及“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我的造反生涯（24）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三）疯狂的“革命造反运动”（6）:“2.11.”事件之后
1967年2月11日发生的那个在涪陵文革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2.11事件” （砸红贸总部）一下子就搅乱了涪陵文化大革命的阵局：原本矛头一致对准涪陵地县各级党政的“走资派”的“革命造反运动”突然转换了各自的斗争目标，并因斗争目标的不同而一下子分成两大对立的派别，并都认定自己才是忠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才是真正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而对方则是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反革命”; 特别是其中的一方由于有军队的支持，而军队已经可以按“军委八条”“ 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所以，已经暗藏杀机。
就在所谓的“2.11事件”之后的第二天，1967年2月12日，涪陵军分区即对涪陵地县公检法实行军事管制，并很快就宣布由地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的“政法公社造反兵团”是反革命组织，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马泽林、洪孟；在此同时，派出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制造舆论。
这个由军队派出的宣传车完全一边倒，在当时只有一条街的涪陵城里，你时时都可以听到宣传车在高声宣读“军委八条”，在高声宣布“政法公社造反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在高声大喊要“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要坚决镇压破坏革命大联合、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右派组织和反革命组织”，“要坚决镇压把矛头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分子”等等。
配合着军队的宣传，红贸总部（注：从我所转的那位红卫兵日记里可以看出，这时还没有“贸派”这一说法），也刷出大标语，并不断组织游行，喊出“坚决支持军分区镇压反革命组织政法公社！”“坚决支持军分区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砸红贸总部就是破坏革命大联合！”，并派出骨干成员上街制造“反对红贸就是反对解放军” “打倒赵树金就是反革命”的舆论并有意挑起辩论。
然而，对于从11月下旬杀向社会开始造反而成为涪陵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且一直所向披靡的涪陵造反派红卫兵来说，并没有意识到由他们带头砸向红贸总部的那一拳不啻是砸在了有军队做后盾的硬石头上，简直就是砸在了即将炸毁自身的地雷上；相反，这些自认为有红司令毛主席老人家支持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仍然高举着“造反有理”的大旗针锋相对的刷出大标语，组织不断的游行，高喊“坚决砸烂红贸总部！”“砸烂赵树金的狗头！”并且喊出了“坚决支持革命组织政法公社！”的口号。
我至今还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曾多次带领我总部的红卫兵在大街上游行后，还不罢休，还高喊着口号从电影院旁的潘家巷杀上去，在红贸总部的所在地原地区商业局门前游行示威。
这种对立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和军队的冲突：现在你去问50多岁以上的老涪陵城的人恐怕都回忆得起在那些日子里造反派红卫兵常常拦住军分区的宣传车和军人辩论、特别是当时的红卫兵杨柏林（涪陵师范学校学生，涪陵红卫总部的红卫兵）跳上宣传车夺过解放军的麦克风高喊“坚决砸烂红贸总部！”“砸烂赵树金的狗头！”的情景——杨柏林也因此而出名，当然也因此而被捕。
在此期间有一幕特别感人，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先让我们看看我所转发的那位红卫兵日记里一个真实记录：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
昨晚我正准备睡觉，忽听外面很闹，我率性到外边看看，一出去就碰见红卫兵总部的，她说快去支持北京三司，他们想见刘少堂（注：刘少堂，涪陵军分区司令员），在门口站了四五个钟头，可军分区没有一个出来接见。这时已是下夜两点了，我马上回去叫了几个同学到了军分区门口支持北京三司同学的革命行动，我们坐在门口盼望着有位首长来见我们，一个钟头，二个钟头的过去，仍未出来，二月份的深夜是比较冷的，但我们和北京的同学一道高唱革命歌曲，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话句句照亮了我们的心，全身只觉得热呼呼的，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天快亮了，还没有一个首长出来见我们，这说明刘少党对革命造反派的态度是多么冷淡，他多么害怕红卫兵小将啊！
记得那天下午我就听说首都三司的几位红卫兵要想去军分区见刘少堂，希望说服他支持革命造反派特别是要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但没想到刘少堂根本不出来接见，并不许首都三司的几位红卫兵进军分区的大门，于是首都三司的几位红卫兵在军分区大门外不走，坚持要见刘少堂，一直僵持了好几个小时。到了深夜12点过，军分区仍然没有一个人出来接见，而首都三司的几位红卫兵也仍然不走，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决定并通知我们红卫兵总部所属的各战斗团派人到军分区去声援首都三司的红卫兵，红卫总部大概也有同样的举措，因为当我赶到军分区门口时也有些红卫总部的学生。很快，军分区门口就有了好几百红卫兵。
在红卫兵和军分区僵持的那几个小时里，我们坐在军分区的大门外，冒着凛冽的寒风，一遍又一遍的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砸烂红贸总部！”“砸烂赵树金的狗头！”等口号。
最让我难忘的是在等了好几个小时，天都快亮了，仍然不见军分区首长出面，于是在刺骨的寒风中，有人开始领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那悲壮的歌曲唱得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生热泪盈眶。
我的造反生涯（25）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疯狂的“二月镇反运动”（1）: 1967年2月22日
刺刀决不会怜悯眼泪。
其实，现在看来，从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形势和以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涪陵造反派红卫兵及所有反对红贸总部的造反派是注定要遭到刺刀的镇压的：1967年二月是历史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第一次清算，而这次清算是全国性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恰当的利用了“军委八条”作为清算的武器。具体到涪陵，造反派注定要反对以军分区作后盾的、由“十三级高干赵树金操纵”的红贸总部，因为这与造反派“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因此，注定要形成对立的两大派；于是，掌握着“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镇压反革命组织”的“军委八条”这一尚方宝剑的涪陵军分区司令刘少堂也就历史的注定要以反对文化大革命势力的代表人物对造反派实施坚决的镇压了。
就在1967年2月16日晚，我们在涪陵军分区大门外流着泪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坐盼刘少堂司令出来接见盼了一个通宵而不得见的1967年2月17日中午，成都军区的直升飞机飞临涪陵，撒下了“军委八条”、 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见附件）及“成都军区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通告”的传单，这似乎已是一种信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红贸总部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不断的组织游行，游行的口号已经带有几分杀气：“坚决拥护军委八条！”“冲击军事机关就是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要求镇压冲击军事机关的反革命行为！”
军分区的宣传车已经有端着刺刀、冲锋枪的军人护卫了；大街上已经开始有荷枪实弹的军人巡逻了；在两派辩论的人群里已经有穿便衣的军人了；红贸总部及其相同观点的人在辩论时已经带有强硬而明显的威胁口气了……
冲突终于在1967年2月22日爆发，涪陵的“二月镇反”也就在这一天晚上开始了。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我所转发的那位红卫兵日记里一个真实记录：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今晚“毛主席的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我们准备去造反，但根据情况不行，刘少堂派了两个连的解放军保护他们，在开会和游行时全副武装加以保护，并借口说北京三司的同学阻拦游行抓走了几个同学，我们涪陵造反派闻讯后，立即提出抗议，遭到了镇压；并在今晚还抓走了长征战团负责人石少云同志(编者注：石少云，原涪陵一中学生会主席，原涪陵官办红卫兵司令部司令，时任涪一中红卫兵长征战斗团负责人)，他在被抓走时挺勇敢的，一点也不怕，简直是昂首阔步，理直气壮，我应当学习他。
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红贸总部只是是由当时涪陵地区商业局及其所属的八大公司组织的一个商业系统的群众组织，支持红贸总部的并不多，特别是红卫兵组织，且都是分散的类似战斗团的支持。为了壮大支持的队伍和声势，在军分区的支持下，以涪陵一中的“红卫兵匕首战斗团”为骨干，将涪陵五中、涪陵师范学校、涪陵卫生学校、涪陵农校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统合在一起，决定成立“毛主席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就定在1967年2月22日晚上在当时涪陵军分区傍边的涪陵灯光球场举行。
我在前面说过，从1966年11月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涪陵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造反派红卫兵带头掀起的，几个月下来，涪陵的造反派红卫兵已有很大的势力，主要集中在两大组织中，即以涪陵各个中专学校（当时涪陵还没有大学）的造反红卫兵为主的“涪陵红卫造反总部”（简称“红卫总部”）和以涪陵各个普通中学和小学的造反红卫兵为主的“涪陵红卫兵造反总部”（简称“红卫兵总部”），除此以外，其他各个学校没有参加这两个总部的造反红卫兵及组织已是少数。
正因为如此，为防止成立大会被造反派红卫兵冲击而无法组织起这个与涪陵两大造反红卫兵组织对立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涪陵军分区派出两个连的武装部队荷枪实弹的加以保护，然而，两大造反红卫兵组织还是组织了力量准备去“造会”（即造成立大会的反），由于开会时和会后的游行都有全副武装的部队的保护，所以很难下手，最后只是在游行的过程中在首都三司的红卫兵带领下以结对的方式加以阻挡，但还是遭到部队的镇压，当场抓走了首都三司的几个红卫兵和好几个涪陵红卫兵，全都扭送到原地委大礼堂里由解放军看管；其中就有红卫兵长征战斗团负责人石少云（长征战斗团是“涪陵红卫兵总部”的主力）和“红卫总部”的杨柏林等。
据以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涪陵军分区原本决定于1967年2月25日才开始大逮捕因此次事件而提前了；因此，涪陵的“二月镇反”从1967年2月22日正式开始了。
附件
中 央 军 委 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逮捕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区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予。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违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做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在1967年3月底到5月初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过程中，在周恩来在场的情况下包括康生、江青、叶群等在内的“中央首长”都一再表示“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他们说这些话时，笔者也在场。）
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26）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四）疯狂的“二月镇反运动”（2）: 我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1）
形势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的严峻。头天晚上被军队抓走的首都三司的几个同学虽然放出来了，但已被限制行动，并被告知中央已经下令停止串连，因此必须尽快离开涪陵。
大街上已经有些人心惶惶，“要大量抓人”、“军分区要大戒严”的传言在二月的寒风中飘飞；红贸总部、头天晚上才成立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及红贸派的支持者非常振奋的满街游行，高喊着“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反革命！”“反对解放军决没好下场！”“首都三司滚出涪陵！”（“首都三司”四个字画上红叉）；大街已经刷出了“坚决镇压一小撮反革命！”
更让我感到压力的是大街上已经由红贸总部和“毛主席的红卫兵”刷出了“抓出反革命分子罗成盛！”“要求军分区逮捕政治扒手罗成盛！”的标语。
我知道我可能要被抓的了，虽然心里多少有些紧张，但说实话，没有一点害怕。记得那天下午，我还回了一趟涪一中，有老师和同学提醒我要注意可能被抓，甚至还有人建议我跑到外地去躲一躲。但我还是决定不作逃兵，决不临阵脱逃；其实，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总有点幻想：我是工人后代，是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于是，我还是在下午五点来钟返回了“红卫兵造反总部”。
就在当天——1967年2月23日——晚上九点许，涪陵城的第一次大戒严开始了，这也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一次戒严：只见得小小的涪陵城顿时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满街都是荷枪实弹的大兵，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警车尖叫着刺耳的警笛，由满载着全副武装军人的卡车开道，军分区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涪陵城戒严令。
很快，手里提着手枪的军分区警卫战士余XX（涪陵人，后来曾被安排为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的警卫员，一度还成为好朋友）带着三个端着刺刀的解放军战士冲进我红卫兵总部，径直来到总部办公室，当时我还手握毛笔在准备写点什么。
现在回想起那一幕真是非常可笑，虽然那时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几个高大壮实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面对着一个手里还握着毛笔、带着红卫兵袖章、挂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又瘦又小还有些营养不良的小青年；小青年一脸茫然，甚至还带有一些受到惊吓的害怕，而荷枪实弹的军人却似如临大敌。
余XX首先严声的喝道：“你就是罗成胜吗？”我答：“我是。”余XX又大声的喝道：“罗成胜，现在我宣布，你被捕了！”接着，他又大声命令道：“背转过去！”我刚转过身，两个战士迅速的靠在我的两侧，将我的双手反扭过来，然后用粗粗的麻绳将我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
绑着的我就这样被押出红卫兵总部。
大约在当晚的11点左右，我被押解到紧靠原涪陵军分区独立营926部队的涪陵专区监狱（从中山东路的大东门押到中山西路的无祀坛，几乎是被押着走完了当时涪陵城唯一的那条大街）。
进了专区监狱的大门，我被押到监狱办公室。这时，才由涪陵公安处的公安人员向我宣读了对我的逮捕令，并要我摁了拇印；接着开始搜身，解下我身上的皮带、鞋带（这是进监狱的惯例，据说是为了监狱和犯人的安全），将搜出的东西和皮带等登记打包并告知这些东西要在出监狱时才退还。
在完成这些例行的入狱动作之后，监狱负责人开始训话，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我被告知：罗成胜，要放规矩点，要晓得这里是监牢，监牢跟外面是两重天。什么是监牢？懂不懂？监牢，监牢，关死霸王！是虎要跟我趴倒，是龙要跟我盘倒！
然后，一声：“进去！”
接着，一个监狱看守（我被告知今后只能叫“管理”）一声吼：“走！”
我，一个只有20岁的、从内心深处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热血青年就这样第一次进了共产党的牢房。
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27）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九）疯狂的“二月镇反运动”（3）: 我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2）
就在我被押进监狱的同时，陆续不断的有我们相同观点的造反派被五花大绑的押解到专区监狱（后来大家都简称“专监”）来。所以，在向我宣读逮捕证、登记入狱的同时，还有被绑着的“人犯”在排队准备接受宣判后关进监狱。
通过昏暗的过道和楼梯间，我被带到二楼中间的一间牢房前，带我进来的管理人员用钥匙打开挂在厚重的木芊子门（据说“芊子门”也是牢房的别称，它是由几根厚重的木芊子组合而成，门的中上方有一个小孔，方便牢房外的监视，也方便从外向牢房内递东西）上的将军锁，吼一声：“进去！”
我迈进牢房，凭借昏暗的灯光，我估计这间牢房大约不到15个平方，同时我还看见牢房的木地板上已经躺着三四个人，有人正想探头起身看看新来的“同监犯人”是谁，我身后才锁上牢门还没走远的管理人员又吼起来了：“看什么看？规矩点！”
待管理人员走后，躺着的人已在轻声的招呼我了，原来都是我认识的人，而且都是当天晚上才抓进来的。
走廊上有背着长枪的看守人员（这些背枪的哨兵被告知叫“看守”）来回巡走，只要听到那个牢房有声音就会大声的呵斥：“不准讲话！”更有甚者，有的看守竟然为了显示威吓，也给自己壮胆，故意将枪栓、刺刀弄的“咵咵”响。
那个晚上不断有人被押进来，不断有开关牢房的吼叫，也不断的有看守人员在大声的呵斥，昏暗的监狱充满了刺刀的恐怖……
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左右，天还没亮，伴着刺耳的口哨，管理人员喝令“起床！”然后，依次一个牢房一个牢房的放出“人犯”到楼下的院坝倒马桶、洗脸；在看守和管理人员的监视下完成规定时间内的规定动作后，又押回牢房锁上牢门。
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坐牢”：在早上八点吃第一顿饭前，所有“人犯”都必须坐在自己的地铺上（不准坐在被盖上），要坐端正，然后读“监规”（全称是《看守所犯人规则》），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背得；早上八点吃完第一顿早饭后，所有“人犯”又必须坐在自己的地铺上读“监规”；中午12点，所有“人犯”饿着肚子午休一个小时后，又开始坐在自己的地铺上读“监规”直到下午3点吃第二顿饭；吃完第二顿饭，所有“人犯”又必须坐在自己的地铺上读“监规” 直到晚上9点，中间只有在傍晚时分第二次倒马桶、洗脸时才可以活动活动。
在一天“坐牢”的十一到十二个小时里，不准在牢房里走动，连要解手都必须向看守人员报告，在得到准许后才能站起身到牢房内靠墙角放马桶处方便。
每天照例只有两顿“犯人”伙食，每顿按标准据说是四两粮食。开饭前，由已经判刑的劳改犯人将盛饭的蒸饭缽和菜、汤挑到牢房外的走廊上；然后，在管理和看守人员的监视下由劳改犯人一个牢房一个牢房的发饭；发饭的劳改犯人将如同猪食一样的菜加盖在饭缽上，从牢门上的监视孔递给牢房里早已饥肠辘辘但被喝令规规矩矩排好队的“人犯”，一人一饭缽；发完饭，发饭的劳改犯人又从最先发饭的牢房开始发汤，被喝令规规矩矩排好队的“人犯”，又伸出吃得光光的空饭缽去接从牢门上的监视孔外舀进来的没有一点油水只有点盐味的汤，一人一瓢。
这就是常说的“犯人的八两钢缽”。
当然，犯人每周也要“打牙祭”。这每周一次的“打牙祭”只是把猪肉切成片片，加点盐和大米一起蒸成肉饭，仍然是一人一饭缽，但那一顿的菜也比平时的油水多些，要好吃得多。现在真不能想象那蒸米饭里和着蒸熟的白片片肥肉怎么能够下咽，但那时却是我们每周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我在1967年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和十年后的1977年第二次坐共产党的牢虽然不是关在同一个监狱（1977年是关在涪陵县看守所），但管理的模式和“人犯”们坐牢的基本生活方式却完全相同。
第三卷 我的造反生涯（28）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九）疯狂的“二月镇反运动”（4）: 我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3）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上一节里所描述的监狱的管理的模式和“人犯”们坐牢的基本生活方式就是真正的坐了牢，如果真的就只是我所描述的那种看来很有规律的生活，坐牢怎么会“气死霸王”呢？
说到真正的监狱，我倒认为那位以残酷无情著称、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的戴笠所说的一句话最贴切，他在息烽监狱的一句题词是：“无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
其实，中国的监狱最难坐,难就难在像戴笠这样的人也可以有“菩萨心肠”， 难就难在为显示其“菩萨心肠”而使用的“霹雳手段”上——而且这“霹雳手段”是那些标榜有“菩萨心肠”的人可以随意使用、甚至可以无所不尽其极的。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用“菩萨心肠” 而使用的诸如老虎凳、“十指穿心”“披麻戴孝”等等“霹雳手段”已被禁绝了；但“无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的思想基础还在，只不过这“菩萨心肠”变成了“革命真理”，这“霹雳手段”也就变成了“镇压反革命的手段”而已。
下面我就根据我自己所经历的，和我所见到的、听到的，说说在“霹雳手段”之下是怎样坐牢的。
刚进监狱的前几天，持枪的看守人员常常可能随意的走到你的牢房外隔着牢门，通过那小孔高声命令：“右排的第三个站过来！”这时你必须立刻站起来，规规矩矩的站到牢门前准备接受呵斥；“把《看守所犯人规则》第二条给我背出来！”假如你说记不得，那你将会立即被命令：“给我跪倒！什么时候把《看守所犯人规则》全都背得了什么时候起来！”与我同一牢房的好几个人都曾被这样侮辱过。
这还算轻的惩罚，如果你竟敢有一点不满的表情，这看守将厉声的命令你把手从牢门的小孔伸出去，然后，他将抽出枪上那擦枪的钢条抽打，并要你自己数数。
如果你竟敢有表示不满的语言，那等待你的将是更加严厉的惩罚：看守人员将立刻喊来管理人员，开了牢门，“XXX,给我滚出来！”当你再回牢房时，你已经被带上了手铐。而且这手铐的带法也是有区别的，因你的态度，说透了是因给你带手铐的那个管理人员的随意，这手铐可以拷在前面，也可以将你的手反拷起来，更有甚者，还可以将你双手的两个拇指在背后像跨背包一样的反拷起来，这种反拷法还有一个很雅的名称叫做“苏秦背剑”。
如果你还在担心那被带上了手铐的人怎么吃饭睡觉以及方便之类，那算你还良心未泯，给你带手铐的那些人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涪陵地区邮电局的造反派负责人吴XX就曾因一句话顶撞了管理人员，被反拷了20天！手被拷肿了，被拷的双手乌黑，双手从开始麻木到后来失去知觉，以至于释放出来后几个月才凭着当时年轻生命力旺盛，恢复了手的功能，但很多年里有一支手颈都有一道被扣的伤痕。
我的一个至今已有几十年患难之交的知己，当年曾是涪陵农机校的学生红卫兵，也因到垫江发动农民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抓进监狱。他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就曾这样的记录了他被反拷五天五夜的经历：
不知怎的，我的目光一下子落到了“同犯”枕边的“毛选”上。我突然心生一个念头，从毛选中摘抄些警句在我的“毛主席语录”本上该多好啊……于是我偷偷的抄起来（我知道让看守员看见是要大做文章的），刚刚抄录了十几段，“36号！过来！”我大吃一惊忙下床走到釺子门边。“你在写什么？”“抄主席语录。”“给我看！”我将主席语录本递出釺子门，那看守员胡乱的翻了一通便破口大骂起来：“你家伙好坏！竟敢污蔑毛主席！真他妈一个十足的现行反革命！”“抄写主席语录难道是污蔑毛主席？难道是现行反革命？”我反问了一句。就这一句，非同小可，那看守员顿时两眼通红歇斯底里大发作，“你站倒！”他随即急促的转身走出去，片刻竟来了十几个人，狱门打开了。“你给我滚出来！”我的后脚刚跨出牢门，一个当官模样的军人便道：“把他锁起！”两个看守立即上前将我的双手紧紧的反锁了。一连五天五夜，连吃饭、睡觉、进厕所也没开过。我曾几次要求他们给我松一松，他们却冷冷的说：“这就叫专政！”
五花大绑的游街示众也是一种“霹雳手段”。在我第一次坐牢的四十多天里，我记得不少于三次被五花大绑的游街示众。
每次要被游街示众的人犯都是由管理人员一间一间打开牢房后，将被游街示众的人叫出来在牢门外站好，然后由看守人员集中押到楼下的院坝中，一个一个的面墙蹲着，接着背着大枪的军人手提麻绳站到“犯人”的身后，命令你起来，每两个军人捆一个“犯人”，将要被游街示众的人全都绑的扎扎实实，并将写有“反革命分子XXX”的字牌挂在你头上，押出监狱大门后，又由军人将绑的扎扎实实的“犯人”推上大卡车；为了表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每个“犯人”身后都有一个军人将你的后颈抓着，在整个游街示众的过程中，为了表示已经将你“打翻在地”并“低头认罪”，押你的军人还一直用劲的将你的头压得低低的；而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闹热的看他人被羞辱的场面，每次游街示众时，小小涪陵城那条唯一的中山街的人行道两边，人都挤得满满的。那被羞辱的“犯人”回到牢房，双手已被捆的又红又肿，那手颈上被麻绳勒起的绳痕好几天都不消退。
我现在是很平静的叙述那种非人的待遇，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那种做法对于我及与我一同因造反而坐牢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而且后来也似乎得到了补偿。然而，从更深层次上说，难道这种非人性的做法对一个即使有罪的人来说就是应该的吗？要知道，这种非人道的做法是对一个人（犯人也同样是人，何况按法律在未判决前，在押的只是“人犯”即犯罪嫌疑人而非一定就是罪犯）最起码的人格的羞辱，而羞辱人格的做法除了从道义上说不过去外，它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只会导致受羞辱者从内心深处的憎恨和反抗。不是么，每次我被游街示众回到牢房，含着泪抚摸着我那红肿麻木的双手时，都是把牙咬得紧紧的，强忍着愤怒，并从内心里发誓要雪耻！
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在那段日子里所遭遇的最大羞辱：剃光头。
一天上午，刚吃过饭，管理人员就打开牢房，命令每个犯人带上洗脸盆和洗脸帕出来。当我们被带到楼下院坝后，又同样被命令依次面墙蹲着，管理开始训话，意思是今天要给每个人剃头，必须规规矩矩。说实话，一开始我还并不以为然，可当我看到在我之前被突然剃了光头的同监狱友而且我也被叫过去并坐在木凳上时，心里一下子异常的悲伤，在我的头发被剃头刀刷刷刮下的同时，我的双眼一直流着悲伤的泪，我下意识的用手偷偷地捏了一缵头发，紧紧的捏在手中，回到牢房，我把这缵头发小心的珍藏起来，直到我被释放。我的这缵头发被我保存了很久。
我的第一次坐牢和十年后的第二次坐牢没有多少变化，只是由于第二次坐牢的时间比第一次长得多，所以看到的和我自己遭遇到的那些不人道的事要多得多，容我后叙。
直到25年后，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才联合发了一个《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要求各地必须坚决纠正“给人犯剃光头或剃‘犯人头’”、 “将人犯‘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等”“ 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做法”（见附件）。
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关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
（公通字［１９９２］１３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
近年来，各地看守部门加强了对在押人犯依法进行文明管理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一些地方的看守所对羁押的人犯，仍采取某些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做法，如给人犯剃光头或剃“犯人头”，穿印有“囚”、“犯人”等字样的衣服；在审讯、出庭时，一律给人犯戴脚镣、手铐；在公开审判、宣判时，将人犯“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等，社会影响很坏。还有的地方严重忽视人犯的生活卫生，监室过分拥挤，伙食太差，人犯严重营养不良。这些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不仅严重地侵犯了人犯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而且影响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形象，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严格按照《看守所条例》的规定关押和管理人犯，严禁打骂、体罚、虐待人犯，坚决杜绝各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事件发生，对人犯实行文明管理。加强看守所检察工作，对有关人员违法行为严肃查处，及时纠正。
二、除本人要求外，禁止给在押人犯剃光头，禁止剃有辱人格的发型。看守部门应定期组织给人犯理发、洗澡，对要求理怪发型的人犯应予拒绝，并进行教育。
三、为了便于区别和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给人犯穿统一式样的服装，但禁止在服装上印制“囚”、“犯人”等字样，也不得印有侮辱性的图案。
四、在审讯、审判、宣判等活动中，除对确有可能发生行凶、脱逃、自杀等危险的人犯和重刑犯外，禁止给人犯戴手铐、脚镣或者用警（法）绳捆绑。
五、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和其他违法人员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
六、加强对人犯生活卫生的管理。人犯伙食必须保证卫生，吃熟、吃热、吃足标准，注意防治疾病，严禁克扣囚粮经费，严禁以“饿饭”作为对人犯的惩罚。人犯如故意浪费食物应按规定处理，严防狱霸强吃他人食物，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罚。如发生饿死人犯的事件，要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七、各地对外宣传报道务必严格审查，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准到看守所采访、参观和进行宣传报道活动。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１４日
我的造反生涯（29）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二）疯狂的“二月镇反运动”（5）: 涪陵的“二月镇反运动”
从1967年2月22日（军队出面抓人）到1967年4月初，涪陵的“二月镇反运动”持续了40多天。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由权力集团发动和领导的对造反派群众的镇压“运动”。
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为了让后人更好的理解当时所发生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以为有必要对那个时代的政局作如下说明。
从我前面的叙述中，你应当知道，在当时的涪陵，地方各级党政都已被包括“红贸派”在内的“造反派”群众夺权，各级领导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不再敢管事，地县党政首脑机关都被“造反派”——包括“红贸派”的所属组织——“夺权”后进驻；
而按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通知，对各地公安、银行、重要的交通部门等要害部门以及唯一按国务院统一要求组建的县以上“生产指挥部”都由军队实行军事管制或者派员负责；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周恩来又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代表中央宣布：对那些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不论是已实行军事管制的还是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和单位，都“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这样一种由军队来控制政局的作法，在几个月后的1967年6、7月即被毛泽东总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 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所以，直到 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为止，在1967年1月-1972年8月的五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地方各级党政大权都是由军队控制着。
这样你就不难理解，持续了40多天的涪陵1967年的“二月镇反运动”也至始至终都是由按军委命令以“支左”为名而实际控制涪陵军政大权的涪陵军分区发动和领导的（当时的涪陵军分区在涪陵城可以直接动用的兵力有一个独立营(也叫警卫营，部队编号为926)、涪陵县中队，并可直接管辖各县武装部、各县县中队及所属各县以下的区、乡武装部）。
正是由于涪陵军分区实际控制着涪陵的军政大权，所以在整个“二月镇反运动”中，它可以调动全区的专政机关，并在专政机关的组织下专门成立了各级“镇压反革命办公室”，各级“镇反办”又成立了若干专案组、审讯组等；而这各级“镇反办”和各级专案组、审讯组的成员中除了军人以外就是“红贸派”观点的人。
就这样，一个由权力集团发动和领导、运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利用“红贸派”群众对另一派“造反派”群众的大规模镇压就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起来了。
据之后的统计，在整个“二月镇反运动”中，涪陵全地区抓进监狱的就达四千多人，而涪陵县就抓了一千多；在被抓进监狱的人中有共产党员、机关干部、有工人、农民、城市居民、教师、学生，甚至有十二三岁的小学生；至于被批被斗被迫检讨认错的人比这个数不知要多出好多倍。
由于整个“二月镇反运动”都是利用一派群众对另一派群众的大规模镇压，所以被抓、被批、被斗、被迫检讨认错的全是与“红贸派” 观点不同的群众，如涪陵县委、人委（即县政府）机关“红贸派”的组织就利用这个机会将不同观点的另一派“造反派”组织的李XX、李XX（涪陵县委组织部干事）、汪XX（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XX（涪陵县委宣传部干事）、何XX、白X（涪陵县人委干部）等多人整进了监狱；而我所在的涪一中除了我之外，还有石少云（学生）、冉武洪（物理教师，后来曾任涪一中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在揭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的运动初期自杀）、何友哲（历史教师，后曾任涪一中革委会委员，后调涪陵职业教育中心，现已退休）、何介眉（语文教师，后曾任涪一中革委会委员，涪一中总务主任，于几年前病逝）等都被抓进监狱。
我的一个同学，他叫高士贵，当时还是在涪陵县蔺市区五马公社农村当民办教师（后来先后在涪陵十一中、涪陵二中任教，并在涪陵二中晋升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就因为说了几句我的好话，被揭发为“是反党乱军的反革命分子的同伙”而抓进监狱。
这可能是涪陵历史上自共产党执政以来滥用专政机关乱抓乱捕无辜群众最严重的一次；也是滥用专政机关的名义乱批乱斗无辜群众最严重的一次。有人可能会用文革初期的乱批乱斗来与之相比，其实，文革初期绝没有这次的“二月镇反运动”的声势和规模。就拿我所在的涪一中来说，不要说文革初期，就是在整个文革期间都没有像这次“二月镇反运动”那样用专政机关的名义将五个师生抓进监狱（至于被批被斗的师生还有好多）；更不要说涪一中“造反”师生的造反行动，他们最多只是对李家齐批判斗斗而已，除此而外他们能把李家齐抓进监狱？能把李家齐剃光头？能把李家齐五花大绑并跪在军人的刺刀之下挨批挨斗然后游街示众？
如前所述，这次涪陵的“二月镇反运动”除了由权力集团发动和领导、运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利用“红贸派”群众镇压另一派“造反派”群众等特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充分的动用了官方的宣传舆论工具。就拿当时在整个涪陵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文革前中共涪陵地委机关报“群众报”来说，在整个“二月镇反运动”中完全成了涪陵军分区的机关报。就在我前面说的1967年2月22日晚发生了由两个连的军队用刺刀保护成立了“红贸派”的红卫兵组织“毛主席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而“造反派”红卫兵因去阻拦其游行而被抓，并由此开始了涪陵的“二月镇反运动”的第二天，即1967年2月23日，“群众报”的第二版就刊登了涪陵军分区排头、及“红贸派”的十一个组织共十二个组织署名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倡议书，其中就已将不同观点的涪陵造反派组织影射为“受反革命操纵”，并要“坚决予以打击镇压”等。在随后的一系列报道文章中，随着涪陵的“二月镇反运动”的不断深入，该报还点了被抓的“反革命分子”马泽林、洪孟等人的名；称与“红贸派”不同观点的组织“涪陵政法公社”“涪陵工人总部”等为“反革命组织”，称其被解散为“大快人心”等；刊登了当时由四川省公安厅发出的“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
直到1967年3月28日，该报还用了整整两版的篇幅，详细的报道了两天前即1967年3月26日召开的“涪陵地区粉碎反革命逆流，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在这个会上军分区司令员刘少堂作了长篇报告，原地委副书记左世杰作为革命干部“亮相”并讲了话，而更有象征性的事情是我和几十个“光头”又一次在军人的刺刀威逼下被五花大绑的游街示众。
涪陵的“二月镇反运动”已经整整一个多月了；在那一个多月里，小小的涪陵城（当时的涪陵城只有5万城镇人口）已经由军人、公安干警和手臂缠上白毛巾以为标记的“红贸派”群众一起搞了三次大戒严，而每次大戒严都是一次大抓人的恐怖剧；与“红贸派”观点不同的所有“造反派”组织（包括红卫兵组织）都已被解散；工厂、农村、学校、机关单位、街道居委的“镇反运动”还在进行，派驻厂矿学校、机关单位的军代表还在组织各种形式的揭发批判；没有被抓进监狱的“造反派”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和街道居民还在挨批挨斗，其中一些人随时都有被抓进监狱的危险；而各级“镇压反革命办公室”还在与“红贸派”组织一道整理材料，不时还有人被抓进监狱……
我的造反生涯（30）
第五章 影响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造反：
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中）
（三）我的第二次北京之行（1）:从“囚犯”到“赴京代表”
我的“同监犯人”又在以“学习看守所犯人规则”为掩护吹牛——这吹牛的话题非常广泛，其中我至今记忆最深的话题是“什么菜最好吃”（这当然与大家都在吃又差又少的“牢饭”有关），有人说“水煮肉片”最好吃，有人说“鱼香肉丝”最好吃，而我这个与我的“同监犯人”相比最年轻（只有20岁），因而最没有“口福”的人在听了他们的争论后，认定“合川肉片”最好吃——记得当时我正聚精会神的听坐在我旁边的张官德（涪陵县陶器二厂的造反派头头、**军人，中印反击战时任某部连长）讲他在中印反击战中的事迹。
“罗成胜，出来！”一个管理人员一边喊一边打开牢门。我楞了一下，一则是因为我刚才听得很专心还没回过神，二来是因为自从我被抓进监狱以来，除了几次和若干“犯人”一起被提出牢房游街示众以外，还没有被单独提审过。
我跟着管理人员来到监狱办公室，见办公室里坐着两个军人。
“你就是罗成胜？”其中一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军人首先问道。
“我是罗成胜。”我答道。
“你先坐下。”另一个军人说。
“进来多久了？”等我坐下后，那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军人又问道。
“一个多月了。”我答道。
“有什么认识？有错没错？”仍然是那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军人问道。
“我认识到有错，但我不认为我有罪，我不是反革命。”我平静的答道。
“你……”那个年纪稍小一些的军人正想训斥，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军人打断话头：“算了，现在先不谈这个。”
接着，他用严肃的语气说：“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马上回牢房去收拾东西，今天就可以回家。今天是四月六号，后天，四月八号晚上六点钟之前到军分区集中，坐晚上的重庆班船到重庆，然后坐火车到北京。”
“真的吗？”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不由自主的发问。
“是真的。但你出去后不要乱说，也不要乱来，特别是不能再反对解放军。”这个军人又说。
我本来想争辩几句，但想到他们要让我到北京，我马上顺着他的话回答道：“好的，我一定照办。”
当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在管理人员打开牢门进到监房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老子要到北京去告他们的状！”
“同监犯人”们都非常惊奇的问“什么时候？”
“他们放我出去，我要到北京！”我用最简洁的语言答道。
“不要讲话，罗成胜，你快点收拾出来！”管理人员仍然很凶的喊道。
“报告，我要解手！”我知道只有放置马桶的屋角管理人员看不见（那个时代管理人员是不会进监房的），而我可以和我的“同监犯人”用脸色和手势对话。这也是我在我的第一次坐牢经历中最后一次给看守管理人员打报告。
“快点！”管理人员只好同意我的要求。
我在放置马桶的屋角用脸色和手势向我的“同监犯人”再次表明我将去北京告状，并用紧握的拳头鼓励我的“同监犯人”。
当晚我出狱后当然是首先去看望我在涪陵唯一的亲人，我那七十多岁的爷爷，并在他的担心责备之中，在他那不足10平米的破旧小屋里（原大东门箱子街汤圆馆里面，那临时搭建的不足10平米的破旧小屋里住着他和另一个与他岁数差不多的两个退休老工人）和他度过了一个难眠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我回到涪一中。学校的师生特别是我所在的“涪一中11.11战斗团”的几个学生给予我非常热情的欢迎。学校内已经贴出了“坚决拥护《安徽五条》！”“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等标语。
我的学生告诉我，在我出狱之前，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已经发出要求各地参照执行的《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有这么一条：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接着，人民日报又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而我的被释放就是根据这个要求办的。
我到学校总务处补领了我在坐牢期间没领的工资，又因要到北京而提前领了四月份的工资，口袋里有了五十来块钱（那时对我来说已是一笔大数了），于是我邀了和我最亲近的几个学生，记得有万绍林、刘德明、段居山、倪定福等，到中山路原邮电局对面的那个大馆子（即后来的清香大酒楼），要了两盘“合川肉片”（一盘只要一块五角钱），吃得非常舒服。
四月八号晚上出发时我才知道，与我一起到北京的还有和我一样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马泽林（原涪陵公安处法医，“涪陵政法公社造反兵团”负责人，后成为涪陵造反派的总负责人之一，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涪陵地区酉阳县委副书记、中共涪陵地区彭水县委书记、在1967年清理“四人帮帮派骨干”的运动中被撤销一切职务）、李陵森（原海陵厂工人，“涪陵工人造反总部”负责人，后调回上海）、吴大才（原涪陵地区轮船公司工人，“涪陵二七工人造反总部”负责人、后成为涪陵造反派的总负责人之一，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在1967年清理“四人帮帮派骨干”的运动中被批判并撤销一切职务）、石少云（涪一中学生，“涪一中长征战斗团”负责人，后成为涪陵“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司令部” 负责人之一、涪陵一中革命委员会主任，69年参军入伍，转业后安排到涪陵地区丝绸公司），另加上军分区副政委杨登基、原地委副书记左世杰（作为领导干部的代表），一共七人。
大约是在1967年4月12日晚上，我们到了北京。一路上，我们五人都是抱着要到北京告状、打官司、要讨一个说法的思想，所以心情并不轻松。可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看见一个多月前被涪陵军分区和“红贸派”的群众“赶出涪陵”的原首都三司驻涪陵联络站的几个同学，他们异常热情的欢迎我们，并向我们表示了深情的问候；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国务院还派来专车接我们，在接我们上车时接待人员还特别深情的告诉我们：“你们是党中央、国务院请来的客人，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欢迎你们来到首都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说实话，从一下火车到坐上专来接我们的中巴车，我的眼泪就一直不停的流；特别是当我们的车子经过天安门时，我和首都三司的几个同学一起在车内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那毛主席像，流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时，真的从内心深处有一种置身于革命圣地的感觉，并暗自下定决心：这辈子永远忠于毛主席！
专车将我们送到北京西苑饭店。这个现在已是五星级的宾馆在当时据说是由国务院直接管辖并以负责接待国内客人、包括各省市政要的大宾馆。我被安排与马泽林同住一个房间。
那是我第一次享受如此高级的住宿条件，因为我至今仍然记得两个我在那以前从没享受过的东西：一是钢丝床，二是房间里有一部电话。
当我们安顿好以后，一直陪送我们的首都三司的同学才告诉我们，中央正在召开专门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注：文革期间，在1967年至1969年的三年中，中央曾三次召开专门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68年上半年，第三次是在1969年的下半年，我只参加了第一次，后面两次我都没参加），我们就是中央文革点名前来参加这个会的赴京代表（名单就是由原首都三司驻涪陵联络站提供的）。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们，中央首长已经接见过一次先到北京来的造反派代表，并根据我们才从监狱出来的实际情况，建议我们先在北京包括到各大专院校去了解掌握一些当前的形势，准备好材料在中央首长接见时汇报涪陵镇压造反派的情况。
当我躺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睡过的钢丝床上，回想从监狱“囚犯”到第二次当“赴京代表”的惊人变化，不用说，那又是一个难眠之夜.
来源：作者博客：http://cqflbwww.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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