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造反生涯》之序言
（一）
我想，我的这个序言可能会写得较长。
但我经过反复思考，最终还是决定，我的这个序言也只能这样写。
其理由起码有如下三条：
第一、 大凡序言都要说明作者的写作初衷，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自己本不想写，但很多人都真心希望我写的人来说，“为什么要写”的问题就是一个序言必须要说明，首先要讲清楚的问题，而这可能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第二，如果说解决了“为什么要写”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当然应当是“写什么” 的问题了。因为这也是序言必须要说明的。
第三，解决了“为什么要写” 和“写什么” 的问题之后，自然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写”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从事中学语文教育工作几十年的人来说，我知道这个问题绝不只是一个写作的方法问题——用怎样的理念，或者用语文教学的术语说，用什么样的中心思想来安排组织你的写作素材，是任何一个作者在下笔之前必须解决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二）
我是一个在涪陵文革中当过红卫兵司令的造反者。
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我当造反的红卫兵司令前，我曾经按文革初期中共涪陵地县领导的统一安排部署，参与组建了后来被称作“保皇兵”的涪陵文革初期最早的“官办红卫兵”，并带领和组织“官办红卫兵”直接参与了涪陵城文革初期的所谓“破四旧”等令人不齿的活动，虽然那时我只有二十岁。
我也是一个以红卫兵司令的造反者身份，参加了在涪陵文革中，从组织造反派红卫兵、带头造涪陵地县委“走资派”的反到“全面夺权”、参与两派武斗全过程的人。
我还是一个以红卫兵司令的造反者身份，参加过文革中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的筹建，进入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作常委；并以至今问心无愧的表现在2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
我更是一个两次坐过共产党的监狱的人。
更特别要说明的是，在我两次蹲共产党的监狱的年代，都是我一生中最忠实于共产党的年月，虽然完全结束我的第二次磨难时，我已经四十岁，但我至今无怨无悔。
面对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二十年之中我如此多幻的经历，说实话，我自己一直不想写那些造成我如此多幻经历的已经过去的事情。虽然有不少的同学好友（有的甚至已逝世），或者曾经一道共过事的人，都希望我写点东西，特别是写点文革的经历，我都推辞了。因为我总觉得，我所经历的这二十年是说不清道不白的二十年，而我自己的过去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过去，特别是在我已逝的人生中的那些最关键的年代。
然而，前不久一位从新西兰回涪探亲的女士的一番话却使我动了心。
由我老同学谭兴迪的引荐，这位据她说是我四十年前所任教的涪一中的学生,而今已获新西兰绿卡的女士，先在电话里与我约好第二天在易家坝的茶园面谈。
那是一次对我来说一点也不轻松的谈话。虽说按年龄我和兴迪不比她大多少，但按理说我和谭兴迪总算她的老师，可这位学生却用她的人性的力量和对家乡——也是我六十年土生土长的涪陵——执著的爱打动了我，或者说教育了我。当她噙着泪对她曾经的老师说：文革中我们才十几岁，可是我的一些同学却不明不白地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现在他们却连姓甚名谁都没有人知道，难道他们就真的该死吗？他们的父母亲可是几十年一直都在思念那失去的儿女啊！——在国外，我们多想读到有关家乡的文字，特别思念家乡的过去，不管怎样那总是伴随我们几十年的家乡啊！——你们是有这个能力写这些的，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感吗？
如果说我的这位已是游子的曾经的学生用她那思念家乡的情怀，对我已多少有些冷漠的思想有所打动的话，一种责任的力量终于使我下决心开始在键盘上码字。
这种责任的力量首先来自同学朋友，特别是已经离开人世的挚友的期待。——是啊，对于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来说，不管他的生命时间是长是短，只要他来到这人世间，他都用他自身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在维持他自身生存、对他个人未来憧憬的同时，也想为（自觉者）和已经为（自觉者或不自觉者）这个世界贡献出了他的自身价值。虽然这贡献有大有小，但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因为他是小人物，是平头百姓，而蔑视他们的这种贡献（某些大人物和所谓的精英们总是这样的高傲而短视）；特别是不能因为小人物们为所处地位环境等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内心深处本想为这世界作点贡献却干了错事时，就给他们泼脏水，就用“大人物的小人之心”去“度小人物的君子之腹”（某些大人物和所谓的精英们其实总是这样的狭隘而卑劣），甚至使小人物们带着或者将要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
某些大人物和所谓的精英们总认为这世界是由他们所主宰，那高傲而短视的目光使他们看不到也自然看不起小人物和平头百姓那内心深处的要为和已为这世界作点贡献的生命价值；也正因为某些大人物和所谓的精英们总认为这世界该由他们来主宰，所以，他们那狭隘而卑劣的心灵使他们对小人物和平头百姓的行为总是喜欢指手画脚，特别是当小人物和平头百姓出自好心而做了错事时，他们更是会恶毒的攻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难道我们就一定要按某些大人物和所谓的精英们那高傲而短视、狭隘而卑劣的说法，把文革中成千上万——不，是上亿小人物和平头百姓（包括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的“造反”行动，都简单视为“狂热”“浩劫”而全盘否定吗？
难道我们就不能深切的体验体验小人物与平头百姓那内心深处的要为这世界作点贡献的生命价值吗？
我知道这重大的责任决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但每当我想起已经离我而去的好友（已不是一个两个）生前那充满期待的嘱托时；甚至于当我在进一步的深思中，面对那些虽年代久远，但仍旧印象深刻的悲壮场面和那些用生命献给了这说不清道不白的“伟大事业”时，我总觉得对不住他们的在天之灵，我总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欲罢不能。
于是，我试着下决心对健在（不少至今仍然身处逆境）的、和我一样经历过那个“伟大年代”的小人物，也对离我而去的友人说：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说出那些本该体现你们生命价值的，你们已经说过或是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这种责任的力量也来自对自身价值的珍爱。
对任何人来说，二十岁到四十岁这二十年都应是他一生中最富生命力的时期；而这二十年中，由他自身最强的生命力所创造的自身价值也应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一笔财富。
在这二十年中，我曾有过迷茫但从没停止过思考；承受过无数次打击但没停止过奋斗；遭遇了无数次灾难但没有被压垮；也有过风光但没有失去过理智；也犯过错误但从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然而，我也不能回避这个严峻的话题：我的这二十年却是以“失败”告终的。
面对我自己的这二十年，我可以毫不惭愧，可以无悔无怨（我之无悔毫无不反思之意），因为我尽力了；然而，谁来回答我，什么是“失败”？为什么会“失败”？
现在，当我已年过六十之后，再来面对我自己的这二十年，我才发现它仍是那样的并不令人满意——我曾经自认为正确的思考为什么总不能翻过“那个”坎儿？我那“誓死捍卫”的纯正动机虽然使我历经打击而不颓唐，但为什么要“誓死捍卫”呢？就真该“誓死捍卫”吗？
于是，我不得不重新思考。
总之，为了对得起我曾经尽力、 曾经坎坎坷坷、也曾经像样生活过的、但现在看来却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二十年，我想我应当对自己做一个交代。
这种责任的力量还来自对我土生土长的家乡以及我们最广大的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这个国家的爱。
如果说爱也是一种责任的话，那么，对于从不可能奢望出国定居的我们最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爱这个国家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一种不容怀疑的本能，因为他们不论从那个角度讲都只能期盼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国家兴旺发达，即使有时他们是用逆反的行为来表现他们的这种本能。人们不应该忘记过去，因为爱的责任不能容忍历史的悲剧重演。
正出于这种责任、或者说是一种爱的力量，我也要写。
（三）
现在我来说说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
无疑，肯定是写文革；而且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写真文革，写自己对文革的真思考（也包括反思）。
由于在现在的政治背景下，写文革还是所谓的“禁区”，因此要想写真文革只能是相对的，即只能写自身的亲身经历，或者尽个人所能搜集可信度较高的资料作为背景材料写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个人文革和涪陵文革；
而要写对文革的真思考（反思），就要求在目前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多读，尽可能的多了解目前的条件下他人的真思考，从而使自己的真思考尽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对于永远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来说是没有“禁区”的，人为的“禁区”最终都是会被解禁的。
而且我认为，写对文革的真思考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既要写当时自己的真思想，也要写自己现在的真思索。
怎样才能在事隔几十年后写出真实的文革，写出当时自己的真实想法，还要写出自己现在的真思索呢？
我想，除了尽个人所能搜集可信度较高的资料作为背景材料写出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个人文革和涪陵文革之外，还要求自己在目前的条件下尽可能的多读，尽可能的多了解并参考目前条件下他人的真思考，并不惜修正自己的错误观点——这无疑也同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感谢网络。通过网络，我读到了不少有关的好文章，这些好文章使我获得新知，用一句套话叫做“提高了我的觉悟，更新了我的观念”；通过网络，我也搜集到了不少可信度较高的资料，而所有这些，无疑对我写我的真文革和我的真思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知道，保证事件的真实是最根本的，为此，我将按时间的顺序（尽最大努力保证时间的准确）写我自己的亲为、亲见、亲闻。
我从网上也读到不少的文革回忆录，甚至有不少和我身份相同的人的回忆录。这些都给我不小启发；也正是在比较了不同的写法之后我才决定采用边写实边议论的写法的。我要将我的反思，我的真思考——包括我的最新觉悟——通过议论写出来。
就在我将要写完我的这个序言的时候，我在涪风论坛 （http://bbs.fuling.com）上看到了网友“老生常谈 ”发表于2007-12-8 的一个帖子：“建议涪陵区政府聘任原涪陵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罗臣盛、况太志、吴大才、张晓……等先生组成涪陵文革史编篡委员会，抢救性编写《涪陵文革史》。”以及其他网友的跟帖。
对此，我想应当首先肯定，网友“老生常谈 ”的建议是很有建地的，从此事也可看出他是一个很有头脑很负责任的人；但我也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很天真的建议，起码是在当下。而我的态度是：我将坚持独立自由的写作而不与官方合作的立场——因为我知道那将是不会成功的。
（四）
我虽然知道这将是我的能力所不能胜任的，因为我自己心中最明白，至今我仍然无法为我的有些思考找到令我自己满意的答案；但我还是要去做，而且尽我所能去做好，起码是保证在三年之内完成初稿。
因为有责任，所以我一定要尽力。
2006年秋动笔，2008年春节定稿
我的造反生涯（1）
第一章 我的不能填入《干部履历表》的真实简历
依我们国现行的人事管理体制，教师是按干部编制进行管理的，因此，对我这个已有四十一年工龄的人来说，已经不知填过多少次《干部履历表》了。然而,在我填的所有《干部履历表》中都没有反映出我的真实简历，一些说不明道不白的原因使我从来没有、也没有办法将我的真实简历填入那些表中。下面才是我在1986年本应填入含有我的真实简历的《干部履历表》。
姓名 罗成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46年3月
民族 汉族
籍贯 四川涪陵
出生地址 四川涪陵城高笋塘
家庭出生 工人
本人成分 学生
个人职业 教师
参加过何种党团组织 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74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获得过何种奖励 略
受到过何种处分 略
个人简历
1953．9．----1959．7． 涪陵城一校读小学 学生
1959．9．-----1962．7． 涪陵五中读初中 学生 班劳动委员 班长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学校学生会副主席 学校学生会主席 在当年负责涪陵五中青年工作的苏克华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接受了完全的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教育
1962．7．------1965．7． 涪陵中学读高中 班长 学校学生会宣传部长
1963．7．------1965．7． 因替本年级二班同学王汉忠打抱不平，作为一班班长第一次造反，面对班主任、涪陵中学党支部委员（政治教师）李家齐利用职权对学生王汉忠实行政治打击的行为拍案而起，事情闹到学校党支部，遭到学校党支部所有支部成员的一致痛骂；从此,在校内不再受信任，反而受到监视，李家齐多次主持班团支部大会对我进行批判;并至此注定了大半辈子的造反而多舛的生涯。
1964．3．-----1965．4． 因与几个爱好篮球运动的同学一道组织一个课外篮球活动小组而遭到打击，该篮球活动小组被李家齐在会上戏称为“瘪三球队”而解散；
因与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一道组织一个课外的文学创作小组而遭到打击，该课外文学创作小组被内定为“反动诗学社”而解散。
1965．7．----1965．9． 因高考的政审结论中有“该生虽工人后代，学习成绩优秀，但受资产阶级影响严重”“怀着个人野心读书”“对党不满”等评语，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落榜。
1965．9． 由涪陵地区行署文教科在当年高考因政审不合格的落榜生中选出五名，安排到涪陵一中任教，我是其中之一。
1965．9．---1975．7． 涪陵一中工作。
1965．9．---1966．4． 涪陵一中任教，执教初中语文、政治；兼职负责学校青年工作，分管学校共青团、学生会工作。
1966．5．---1966．7． 涪陵一中文革开始；作为学校党支部信任的负责学校青年工作的人，加上出生成分好，成了文革积极分子；校文革委员；在学校党支部的指挥下，其斗争矛头指向老师和学生中家庭出生不好、个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即所谓“牛鬼蛇神”。
1966．7．---1966．8． 参加由中共涪陵县委宣传部在涪五中组织的全县教师集中学习，所谓“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斗争矛头指向老师中家庭出生不好、个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其间，被抽调出来筹建最早的官办的“涪陵红卫兵司令部”。
1966．8．---1966·10· 在中共涪陵县委组织的“涪陵红卫兵司令部”联络小组的指导下，带领官办的“涪陵红卫兵司令部”涪陵一中分部的红卫兵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0．--1966·12· 作为中共涪陵县委组织的“涪陵县赴京学习参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团”的一员，即所谓的“赴京代表”，第一次到北京，并于1966·11·11·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受北京文化大革命造反气氛的熏陶，找回自我，与“赴京代表”中的学生一道在京组织红卫兵战斗团，开始第二次造反，并被学生推选为负责人。
1966．12．---1967·3· 由于本人在涪陵文革中影响越来越大，被推选为“涪陵红卫兵造反总部” 负责人。
1967．2．下旬--1967·4。·下旬 在所谓的“二月镇反”中被捕入狱，第一次坐共产党的牢。
1967．4．下旬——1967．5． 作为涪陵红卫兵造反派的代表，被点名释放，从监狱中出来即作为涪陵五名赴京代表之一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五·一”节享受登天安门观礼台的礼遇；第二次见到毛泽东主席；作为涪陵赴京代表的汇报人当面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涪陵文革、特别是在所谓的“二月镇反”中造反派被打击迫害的情况。
1967．5．---1968·4· 在涪陵文革两派激烈斗争中，形成了以“红联司”和“忠实兵”为代表的两大对立派；而“忠实兵”即“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简称，本人即为“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总负责人。
1968．5．---1970·7· 在1968年5月成立的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中担任常务委员(红卫兵代表)，并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学校组组长。
1970．7．---1970·10· 中共地方各级党委恢复；在所谓的“一打三反”中被审查批判。
1970．10．---1974·3。· 返校复课，先后执教初中体育、农技、语文。
1974．4．---1974·10 · 参加中共涪陵县委组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担任龙潭区分团青羊工作队副队长；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4．10----1975·7· 返校任教，执教高中政治；被推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涪陵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涪陵一中总支部书记。
1975．8．---1976·12· 调涪陵中学担任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
1976．12．---1977·5· 因积极参与“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被定为所谓“四人帮”在涪陵地区的帮派骨干、涪陵地区的“三驾马车”头目之一，被隔离审查，多次批判。
1977．5．---1977·8· 在所谓的“深入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被捕入狱，第二次坐共产党的牢。
1977．10．---1980·9· 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涪陵县陶器厂、涪陵县农具厂劳动改造。
1980·9·——1986．9． 因不服对我的错误判决，不愿揭去被戴上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并多次向地县党委、法院书面申诉，故不安排我的工作，继续在涪陵县农具厂劳动。
1985．7．----1986·7· 开始参加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已考试合格五科（注：1988年15科考试合格后获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专科文凭）。
1986．9． 恢复公职，调回教育系统，安排到涪陵县师范学校工作。
说明：完全是一种不经意的行为，我的上面的真实简历恰好填写到我四十岁。作为男人，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其实是说人到四十还不成器就基本没戏了。然而，我三十岁时，正好是1976年——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安的年头：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打倒、华国锋上台等等全在那一年发生——我没能“立”起来，反而被不明不白的打倒在地；整整十年之后，四十岁的我，虽然被恢复公职，调回教育系统，安排到涪陵县师范学校工作，但仍然是被不阴不阳的安排了一个不能上师范生（中专）的“正规”讲台的男生管理员的职务（学校创收办的高中班、电大班的讲台是可以上的，但只是义务劳动）。
总之，我想说的是，对于所有真正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志献身共产主义，真正想为党为国做点事的青年人来说，在当年的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很多事情是不明不白的，很多做法是不阴不阳的；而这，就使中国人成熟得晚，三十不可能立，四十也不可能不惑；于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常常要在四十以后可能才有点戏看。
由此，我又联想到余杰要求与我同年而与他同姓的余秋雨忏悔的事。我真不知该对小余杰说点甚么，因为我同时也很欣赏小余杰的其它作品；所以，我只能这样说：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小余杰还是有点少不更事。
我的造反生涯（2）
第二章 影响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次造反:我的高中生活(上)
（一）就读四川省涪陵中学
时光倒流四十四年，一九六二年秋。
我开始就读四川省涪陵中学。
那时整个涪陵地区没有一所大学，所以当年的四川省涪陵中学（即现在的重庆市涪陵中学）被称为涪陵地区的最高学府，其校址就在现在的涪陵地区的最高学府——涪陵师范学院（涪陵群沱子）处,1963年秋才从涪陵群沱子整体搬迁到李渡镇现在的重庆市涪陵中学处。从我们进校时起，它才开始同时招收初中学生，因此也就是从一九六二年起，它成为一所以高中为主的完全中学。
说它是涪陵地区的最高学府，不但是因为学校地处当时的涪陵地区地委行署（管辖涪陵、南川、垫江、丰都、石柱、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等十个县）所在地，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涪陵地区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办学设备和最好的师资。
我就读的高中六五级只有三个班，每个班都只有50来个学生；而且，就是这三个班不到150名的学生还分别来自涪陵、武隆、彭水三个不同的县，当然是涪陵的学生多些，约占百分之六十。
那是一批很有朝气，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学生，就像当时的国家刚从三年大灾荒的苦难中走出来迈向新生一样，生机勃勃；加上我们的那一届是三年大灾荒后招收的第一届高中生，所以在灾荒年中，因无粮食供给学校被迫停办而失学的不少往届优秀学生，也搭上了这班车。所以，在这批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中还有不少很有才气的青年。
我是凭着我在涪陵五中品学兼优的表现，应届升入这所学校的。在那个还比较看重家庭出生的年代（以后的岁月里这种错误的政治偏见愈演愈烈），我有特别多的优势：论出生我是工人的儿子；论政治表现我初中毕业时是涪陵五中的学生会主席，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论学习成绩，我初中毕业时绝对是涪陵五中应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我现在都非常奇怪我初中读书时的学习成绩为什么那么好。估计与我母亲在我13岁刚进初中的那年（1959年）即早逝；加之父亲远在贵州（修川黔铁路），我只能由已经退休的高龄的爷爷供养，因而个人过早独立生活（初中三年正好是全国自然灾荒最严重的三年，而这三年我一直是读住校，连每个假期我都只有在学校里干点临活以解决我的食宿）等个人经历有关——我将另文回忆。
我的这种优越感使我在高中新生见面的第一次班会上竟然做出了这样令人开怀的举动：我把头剃得光光的，然后站起来向班主任和全体同学鞠躬敬礼，并大声自我介绍：我是涪陵五中毕业的、涪陵城南门山的崽儿罗成胜。——记得比我更让人捧腹的是我的初中同学石大金，他是原涪陵县李渡区大山乡鸭子坝村的人，当他省去了县、区、乡、村之后，于是，他的自我介绍就当然的变成了：“我是涪陵李渡大山鸭子石大金（十打斤）。”（按我们当地的口语“十打斤”就是“十来斤”的意思）。
我在第一学年里担任了我们班（高六五级一班）的班长。
我的造反生涯（3）
（二）高中一年级值得回忆的三件事（1）
在我的高中第一学年里发生的三件事是值得回忆的，特别是第三件事，就是那件有关影响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次造反的事情。
这一节先说一、二两件事。
第一件事。记得是1962年的冬天, 涪陵地区组织了一次赴渝参观白宫馆、渣滓洞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我作为我校唯一的一名学生代表与负责全校青年团工作的朱兴元老师参加了这次活动。回校后，学校安排我在一个全校同学早操后的集会上谈我的所见所闻、谈我所受到的教育。那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同学面前讲话，要知道，我面对的不光是比我小的初中同学（只有一个年级，即该校历史上第一次招收的初中六五级，也是三个班），而且要面对比我大得多的高二、高三的同学。
我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很成功，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我那时讲了些什么，但我至今还记得在集会结束返回教室早自习的途中，同学们向我投过来的赞许中夹杂着的敬佩的眼神，我还听到了一些高年级同学的赞扬之辞。其中有知情者甚至把我初中时的优秀表现加在一起予以称赞。
那次成功的演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我打那以后在全校开始出名了，并在学生中开始有些威望了。
再说第二件事。
那是一件与我的高中第一个班主任有关的事。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黄兴泽老师。那是一位既严肃又很爱学生、既坚持原则又很有人情味的老师，他是共产党员；我作为班长，加之我较短但也较独特的个人经历，我与黄老师的关系很好。
此外,我还要说说他自己早已忘记但却使我有了一个终身受用的好习惯的对我的一次表扬。
一个寻常的上午课间操之后，黄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个别同学做操不认真、不用力的同时，表扬了我，说我做操很认真、很用力，“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好个让我记了一辈子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这个评语使我养成了至今为止锻炼身体都非常认真的好习惯。——老师啊，你们的话为何那样神奇？这是不是就是教师这一神圣职业的魅力呢？
但不知什么原因（文化大革命时才知道他是受当时的学校党支部排挤的），第一学期结束前他就要被调走，调到下面一个县（丰都县）的师范学校去。我清楚的记得，我多么不愿他离开我们班，以至于在与他告别时我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哭了起来。
黄老师调走了，我掉泪了，——如果黄老师不调到丰都呢？李家齐就不会从丰都调来；如果李家齐不从丰都调来，王汉忠的事就不会那么处理；如果王汉忠的事不会那么处理，我和王汉忠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的呢？——然而，事实不相信眼泪，我的命运中也没有那么多我想得到的如果。——命运在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有了定数。
所幸的是我那惜别的眼泪没白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黄老师就调回涪陵，在涪陵地区教科所担任中学政治学科教研员，1997年重庆直轄，他刚退休不久，但机构合并，我俩师生竟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这当然是后话。
接替黄老师的就是对我一生命运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李家齐（原谅我没有在“李家齐”后面加上老师的称谓，相信你看了下文也会这样做的）。
我的造反生涯（3）
（二）高中一年级值得回忆的三件事（1）
在我的高中第一学年里发生的三件事是值得回忆的，特别是第三件事，就是那件有关影响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次造反的事情。
这一节先说一、二两件事。
第一件事。记得是1962年的冬天, 涪陵地区组织了一次赴渝参观白宫馆、渣滓洞的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我作为我校唯一的一名学生代表与负责全校青年团工作的朱兴元老师参加了这次活动。回校后，学校安排我在一个全校同学早操后的集会上谈我的所见所闻、谈我所受到的教育。那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同学面前讲话，要知道，我面对的不光是比我小的初中同学（只有一个年级，即该校历史上第一次招收的初中六五级，也是三个班），而且要面对比我大得多的高二、高三的同学。
我的慷慨激昂的演讲很成功，虽然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我那时讲了些什么，但我至今还记得在集会结束返回教室早自习的途中，同学们向我投过来的赞许中夹杂着的敬佩的眼神，我还听到了一些高年级同学的赞扬之辞。其中有知情者甚至把我初中时的优秀表现加在一起予以称赞。
那次成功的演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我打那以后在全校开始出名了，并在学生中开始有些威望了。
再说第二件事。
那是一件与我的高中第一个班主任有关的事。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黄兴泽老师。那是一位既严肃又很爱学生、既坚持原则又很有人情味的老师，他是共产党员；我作为班长，加之我较短但也较独特的个人经历，我与黄老师的关系很好。
此外,我还要说说他自己早已忘记但却使我有了一个终身受用的好习惯的对我的一次表扬。
一个寻常的上午课间操之后，黄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个别同学做操不认真、不用力的同时，表扬了我，说我做操很认真、很用力，“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好个让我记了一辈子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这个评语使我养成了至今为止锻炼身体都非常认真的好习惯。——老师啊，你们的话为何那样神奇？这是不是就是教师这一神圣职业的魅力呢？
但不知什么原因（文化大革命时才知道他是受当时的学校党支部排挤的），第一学期结束前他就要被调走，调到下面一个县（丰都县）的师范学校去。我清楚的记得，我多么不愿他离开我们班，以至于在与他告别时我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哭了起来。
黄老师调走了，我掉泪了，——如果黄老师不调到丰都呢？李家齐就不会从丰都调来；如果李家齐不从丰都调来，王汉忠的事就不会那么处理；如果王汉忠的事不会那么处理，我和王汉忠的命运又会是怎么样的呢？——然而，事实不相信眼泪，我的命运中也没有那么多我想得到的如果。——命运在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有了定数。
所幸的是我那惜别的眼泪没白流，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黄老师就调回涪陵，在涪陵地区教科所担任中学政治学科教研员，1997年重庆直轄，他刚退休不久，但机构合并，我俩师生竟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这当然是后话。
接替黄老师的就是对我一生命运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李家齐（原谅我没有在“李家齐”后面加上老师的称谓，相信你看了下文也会这样做的）。
我的造反生涯（4）
（三）高中一年级值得回忆的三件事（2）
下面，我要说第三件事，即影响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次造反。
事情得从我们同年级二班发生的一件事说起。
1963年春期的一天，与我同班的好朋友谭兴迪给我讲了二班发生的一件事。他说，学校正在调查二班王汉忠同学写“反动标语”的事。而这件事王汉忠觉得很冤枉。谭兴迪还详细的向我讲了他所了解的情况：据说，二班有同学向学校领导告发王汉忠写了“反动标语”，而那所谓的“反动标语”是写在一张画有一个戴有“八一”帽徽人像的一张纸上的；因为，从那张纸上东找一个字西找一个字，竟然拼凑出“历代反动统治者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句话。很明显，告发王汉忠的同学是说“王汉忠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污蔑为反动统治者”。
其实，我对王汉忠也很了解。他在二班是学习成绩数一数二的人，特别是他的乒乓球打得好，曾经拿过涪陵地区青少年比赛的一个冠军；谭兴迪和王汉忠一样，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他的乒乓球也打得好，也曾经拿过涪陵地区青少年比赛的好名次，他俩当然很好，所以谭愿意帮王。我也是一个喜欢体育锻炼的人，初中还曾经拿过涪陵地区青少年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中的一项冠军。总之，我们都是学习好也有自己特长的同学。所以，当谭兴迪向我提出帮帮王汉忠的要求时，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为此,我先找了负责全校青年团工作的朱兴元老师,向他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我的想法,我还特别提出,此事事关王汉忠同学的政治前程,学校在处理这件事上应当慎之又慎；当朱兴元老师告诉我说，这件事是我们班主任李家齐（李是学校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在调查处理后，我就又向李汇报了我所了解的情况和我的想法（那时我作为他所负责的班级的班长，我对他还是很尊敬的）。李家齐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这件事还在调查，要我相信学校领导会正确处理的，并告诫我不要管这件事。我也就及时地向谭兴迪和王汉忠通报了李家齐就此事的表态。
出事的那天是六三年放暑假前发学期成绩通知书的日子，这是涪陵中学在涪陵城江东群沱子的最后一个暑假（因为下半年学校就整体搬迁到李渡镇了）。在得到学期成绩通知书后，谭兴迪、王汉忠匆匆跑来找我，谭兴迪对我说：“二毛（我的小名，直到今天，我和他都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见面还是这样称呼我），你说李老师讲王汉忠那件事还在调查，那为什么他给王汉忠的政治成绩只打60分呢？”谭兴迪在我面前从来都是这样直来直去，他的质问就好像倒是我做了错事。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都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王汉忠在他们二班学习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按书面考核成绩，每门功课都可保持在90分以上，所以任何一科得了60来分对我们都是件很羞耻的事，何况是政治学科，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这门学科的成绩还与学生个人的政治思想表现有关联。作为政治学科的任课老师李家齐给王汉忠的这门功课打60分，刚刚及格，这明显是在政治思想表现上扣了分；而且李家齐又恰恰是处理那件所谓的“反动标语”事件的负责人，这让人不得不认为这件事已经作出结论了，而且就认定是王汉忠所为了。
我当时也很感吃惊：这样重大的事难道就作出结论了？王汉忠同学一辈子的政治前程不就这样断送了吗？
吃惊中还有点气愤。于是，我带上谭兴迪、王汉忠，三人一道在我们男生宿舍楼李家齐的住处找到他（李家齐是单身一人从丰都调来，所以他只在我们男生宿舍楼有一间房）。由于有点想评评理的意思，我有些激动地对李家齐发问：“李老师，你明明告诉我王汉忠这件事还在调查，没作结论，那你为什么给他的政治成绩只打60分呢？”
大概李家齐也没料到我会当面对他提出质疑，他瞪了我一眼，竟然一反常态地把桌子一拍，对我恶狠狠的说：“罗成胜，我告诉你这件事不要管你不听，那我问你：你现在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向我提这个问的？”
说实话，李家齐的这话我当时受不了，一则是因为按李家齐的责问已明白告诉我们此事已有定论；更重要的是这一责难还极大的打击了我认为是主持公道的正义行为——我站在什么立场？!我，工人后代，一心跟定共产党，初中时不到十五岁就加入共青团，十五岁就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学习努力刻苦，学习成绩也优秀，我从来就从心底里认为我作任何事都是按党的要求去做的，我从来不怀疑我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人（那时我的思想比现在纯洁多了，而且的的确确就是那么的单纯）；更何况在此之前还从没有一个人用如此恶劣的态度对我提出如此让我不能接受的质问——于是，我直到现在都无法解释，我当时为什么会那样的怒火冲天：
我也竟然把桌子一拍，充满豪气的大声对李家齐说：“我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今天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跟你说这个话：你整学生就是办不到！”
面对我的强硬态度，李家齐大概也感到很意外，但由于我的回答在理不横（现在看来也很刁）,李家齐作为个人的底气没有了，于是他气冲冲的说：“我不跟你说，走党支部去说！”
“走嘛，到党支部去说，难道党支部还帮倒你说不成？！”我似乎更加理直气壮了。——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按照我当时的觉悟程度，我是把党支部作为党的化身来看待的。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似乎理所当然的认为“党支部就是党”——而“党”会帮你李家齐这样整学生的人说话吗？
于是，李家齐、我还有王汉忠，我们三人一前一后来到党支部——其实是当时学校党支部书记胡克的寝室——李家齐作为学校党支部的委员当然知道，此时学校党支部的全体成员都在这儿开支部会。
李家齐叫我俩在外面等着，他一个人先到党支部书记胡克的寝室里，大约一刻钟以后，他出来把我叫进去。我刚走到胡克寝室的门口，刚刚对我所见到的党支部的支部会氛围竟然如此奇怪感到惊讶——只见党支部书记胡克俨然一家之长般长长的躺在凉椅上，略带怒气，冷冷的看了我一眼；党支部的其他成员都围坐在胡克的周围——突然一下子，就像突然爆炸的炮弹，不绝的骂声充斥我的耳畔；我一下子就被这炸弹炸晕了，除了当时的学校教导主任任华清（此人后因奸污学生而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安排在涪陵某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当职员）骂我的一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外，其他人的骂语我似乎全听不见了。任华清的那句骂语是：“罗成胜，你人小鬼大，你有啥了不起，党支部的事情你都要管！”
我真的一下子呆了——这倒不是因为从小至今，我的老师、学校领导、甚至任何一个外人都没有这样骂过我而害怕——我之惊呆，是因为我没想到我真心热爱的、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伟大而正确的党为何如此的不为我主持公道？我之惊呆是因为我没想到我真心热爱、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伟大而正确的党不但不为我主持公道而且还要这样的骂我！
我甚至于一下子聋哑了。我再也没听见其他人说些什么，我也没有一句申辩，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我一下子扭头就往宿舍跑，跑进宿舍就蒙头大哭：那是一种无错的宠儿被他从心底里热爱的父母责骂之后委屈的痛哭；那是一种追求真理而被那他一直奉为真理化身的人所欺骗、所凌辱，精神一下子崩溃，似乎万籁俱空的嚎啕大哭。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造反及其下场。 当然，说到结果这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我的造-反生涯（5）
（四）第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造反对我一生的重要作用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
我在高中的第一个学年里，面对我的班主任、涪陵中学党支部委员李家齐利用职权对学生王汉忠实行政治打击的行为拍案而起，无疑是我多舛的人生之路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它差不多改变了我自那以后几十年的生活轨迹。当然，在当时，我自然是认识不到这一举之关键的。
首先，我的第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造反使我较快的觉悟到，涪陵中学党支部不能代表党。共产党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我早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的最高信仰追求，所以我的思想觉悟自那以后开始提高到“只有党中央，只有毛主席才能代表党”的地步。
请不要笑话我的愚忠和执迷不悟，也不要按今天人们的觉悟程度去苛求那个时代的人；如果你说，我用了如此代价才换来今天连几岁的小儿都明白的道理，这有些不可理喻话，那么，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你，这就是我的真实。
在那以后，我曾不只一次的再读《牛虻》，每次都对亚瑟被最信赖的人欺骗，被最爱的人伤害后的那段动人心魄的情节感同身受。当亚瑟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并非如他想像般由甜蜜的糖果组成时，他那砸向房间墙壁上的十字架泥像的一锤，使他明白上帝原来是一个泥塑的东西；而我，在当时也的的确确只从痛苦中明白了这一点：学校党支部决不代表党，而长长的躺在凉椅上的支部书记胡克简直就是官僚主义者！
第二，也是顺理成章，在我的心灵深处开始对学校领导（进入社会以后是对基层领导），特别是对我的直接领导开始有一种本能的防备或者说是反叛意识（因而使我这一辈子在从不巴结领导这一点上是说得起硬话的），我开始不再盲目地服从他们，反而会本能的将他们的言行与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相对照后才决定我的行动。因为依我当时已经被残酷的事实提高了的觉悟程度认定，只有党中央、毛主席才是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伟大而正确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现在总结起来，我的第一次以失败而告终的造反可能对我的一生还有很多影响，但以上的两条却从根本上规范了我的造反生涯。它在无形之中已经将我的一生注册为造反者；更重要的是它在无形之中还注定了我将会是一个只跟路线而不跟人的造反者，从而使我这个造反者能在日后必然会遭受的多次打击下仍有站起来机会。——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一辈子都没对这第一次失败的造反后悔过。
我的造反生涯（6）
第三章 影响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次造反:我的高中生活(下)
（一）高中二、三年级的学习生活（1）
我们学校在我读高二时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1963年秋,整体搬迁到离县城30里的涪陵县李渡镇。新的学校（其实并不新），是原涪陵荣誉军人学校，即专门供战争年代英勇负伤的残废军人（主要是在抗美援朝战争英勇负伤的残废军人）疗养学习的学校；大跃进的年代，这里被改作涪陵大学；因灾荒年，涪陵大学停办，学校即闲置。
这真是一所真正可以让人好好读书的大学校。全校占地300多亩，有当时全地区高完中中唯一最大的足球场；有在当时是很大很气派的学校大礼堂；校园中心有一个大水池，四周由高大茂密的绿树环绕，在那大水池北面的开阔地上，有与更北面的大足球场连在一起的由四个篮球场组成的广场；最让人心醉的是整个学校都似乎是掩映在绿阴之中，在绿阴中有我们的教室，在绿阴中有我们一楼一底的学生宿舍，在绿阴中有我们也同样是一楼一底的教师宿舍，在绿阴中有我们学校的图书室，在茂密的绿阴中、在由高大茂密的绿树环绕的大水池旁，有一个平房小院，那就是学校的中枢：学校党政的办公室，而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党支部书记就住在那平房小院之中。
从搬到新学校的高中第二学年起，我就不再担任我们班的班长了。我也明显的感觉到班主任、学校领导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信任我了。
但不知什么原因——估计是因为我在同学中还有些威信，加之我出身好、学习好等因素——学校还是让我担任了学校学生会的宣传部长。
我在我的班上的处境也越来越不好。李家齐始终把我视为有大问题的学生。他曾在班委干部和班团支部干部中安排布置对我行动的监视。当有人向他反映说我爱写些文章时，他即要我交出我写的这些东西，并多次组织班的团支部大会依据我写的东西对我进行批判。
我最不情愿的事就是李家齐找我个别谈话。
年轻单纯容易盲目乐观。说实在的，就我这一方来说，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也不愿承认李家齐会整我害我。虽然自从那次我与他对拍桌子之后，我已不再把他列入我最尊敬的老师之列，但我还是当他是我的老师。而在李家齐的那一方，他不但没有因整王汉忠同学而有丝毫的自责，而是以当然的胜利者自居，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因而他找我个别谈话，从根本上讲，是想进一步“教育”我，教训我，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早已有了要整我的想法。
可以想见，在这种背景下的个别谈话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难受的事。不仅仅是谈话的场面尴尬，更重要的是其中对我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我当时自然是没意识到这一点）。在谈话时，我必须按他的要求向他检查我最近一段时间还有那些错误缺点——从没有一次让我高兴地汇报我的收获与进步——他也会装模作样的安慰我，以当然的师者身份极其严肃的教训我，甚至做出语重心长样子引诱我谈出我本不该在他面前暴露的思想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例如我曾在他面前暴露我对学校党支部书记胡克的不满：我向他反映，每当全校师生在学校大礼堂开大会时，胡克就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像下的藤椅上翘起二朗腿躺坐着，而且还常常当着台下的上千师生在下身搔痒，既不严肃也很不雅观——这些都成为我自己向他提供的我“对党不满”的事实依据）。更可悲的是，由于我的年轻单纯，虽然我对每次个别谈话都深感沉重，但我仍旧会有当他的面掉下忏悔泪水的时候。
总之，那真是一件很痛苦、很矛盾、很不情愿的事，但我必须说明，这之中决没有恨。
而我就是在这种处境之中度过了我的高中二、三年级的学习生活。
我的造反生涯（7）
（二）高中二、三年级的学习生活（2）
好在我自认为我的生存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虽然我遭遇了那样大的打击，但从表面上看，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仍旧努力学习，而且比以前更刻苦；我仍旧和我的同学保持着友好关系，而且比以前更加亲密。让我深感欣慰的是，由于我的那次造反行动被很多同学（包括其他年级其他班的同学）视为报打不平的侠义行为，所以很多同学和我更加友好。
当然，学校学生会的工作我也照样干得很出色：学校的板报、广播，大型活动的宣传，我自认为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这之中有两件我一直记忆深刻的事。
一件事是记得为配合学校运动会，我以学生会宣传部的名义，在各年级各班中选出一批写作能力较强的同学，组成一个采访团，让采访团的学生记者们适时写出运动竞赛的进展实况，包括运动员的班级、姓名、成绩、心理状态等等，现场采访，马上写出书稿，并马上在学校广播室广播，效果很好。这也是我对自己学习运用宣传舆论工具的能力的一次锻炼，在以后的日子里，在文革的两派斗争中，在我所工作过的几所学校里，我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在其中我既享受到了成功的乐趣，也培养了一批人（包括我的学生）。
可能与我独特的个人经历有关，也可能是凭借我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与生俱来的个人优势，还可能是因为心底里我坚守着对共产党的热爱信任、对毛主席的无比崇敬，更大的可能是由于当时年轻气盛，那种青春的活力使然，总之，我对当时我所遭遇所有的不公和全部压力，竟然采取了全都无所谓的态度。我仍然非常乐观的生活着，对生活的明天总是充满希望。不要说现在的年青人会笑话我，就是现在的我都对当时我在那种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天真和纯洁感到不可思议。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所负责的学校黑板报的事。由于学校有的是地儿，所以学校的黑板报实际上是长长的一壁墙——一壁全校每个学生到食堂吃饭都必须经过的墙，这是一块很好的宣传阵地；也自然是我这个学生会宣传部长的责任田。每次组稿审稿排版是我的自然之责，而差不多每次上墙都是找我们年级三班的蒋兴树同学——他的粉笔字写得很好。我利用这个阵地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我学着像牛氓那样，借早晨同学到开水房排队打热水中的不文明言行（如用脏话骂烧水工）为题，用笔名自导自演组成了一组评述的稿件，发表后引起一阵轰动，看着黑板报前一群群同学的品头论足，而我却在一旁自得其乐，那其中成功的喜悦，我至今难忘。
我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何况正值风茂年华,实实在在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和班上几个喜欢打篮球的同学谭兴迪、唐孝清（武隆同学）、夏维明（武隆同学）等经常利用中午和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在一起打篮球，久而久之，我们竟变成了一支课外的球队，由于我们几人都比较瘦，于是其他同学就用语文课文《包身工》中的词语（后经修订的《包身工》已无此词语），将我们的球队戏称为“瘪三球队”；虽然我们不全是班队的队员，但班队的正规比赛毕竟不可能天天举行，所以我们的“瘪三球队”就经常主动向其他班的同学挑战，而且还常常获胜，渐渐地“瘪三球队”就开始有点名气了。可就在我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李家齐严厉的批评了我们，不学无术的李家齐甚至硬将“瘪三”解释成“流氓”的意思（课文里本是取“瘦小”的意思），强行解散了我们的球队。
我还和班上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谭兴迪、王千（涪陵人，女同学）、陶劳（涪陵人，女同学）、汪吉昌（涪陵同学）、张德轩（涪陵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创作小组，由谭兴迪执笔，我们还起草了一个章程；我们的第一次活动还请了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班的语文科任老师李颂椒参加，我们的语文辅导老师、副班主任、后来调到地区师范学院的欧阳广生也曾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在不多的几次活动中，我们学习讨论马列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著作，交流各自的作品，每次讨论一个作品的优劣。可就在我们的活动正见成效的时候，李家齐又将我们的课外活动小组解散了（几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我们的这个文学创作小组当时已被学校定为“反动诗学社”上报到涪陵地区公安处）。
我的造反生涯（8）
（三）我尊敬的高中老师
而且，我似乎还是一个能够自寻乐趣的人，何况的确也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乐趣。
首先，我有很多值得我尊敬的老师。在此我只说说我们的几位主科任课老师。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李颂椒老师。这是一位受所有学生尊敬的、性情非常温和的女老师。在我的印象里，她从没有对任何一个学生发过一次脾气；似乎永远都是端庄而有风度的微笑，以及语文课堂上那总是一笔一划都极其认真的板书，我相信，这一定会是她的每一个学生对她的最起码也是最一致的评价。而我，则从李老师那里获得了更多的使我终身受用的东西。
我最感激的是从李老师那里学会了如何写文章。我是一个爱写的人，从初中起我就喜欢在课堂作文之外再写些东西。但真正对写文章着迷的是李颂椒老师做了我的语文老师之后。我已经记不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对李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课文分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我学着按李老师的思路将才学过的课文用文章评析的方式写出来（几年后，当我也成了中学语文老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老师手中有教参）。当我第一次把这样的文章交给李老师看并得到了她的称赞之后，我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差不多对她讲的每一篇课文都写评析的文章，我的作文本正面写完了又翻过来写反面（这样的评析文章当然不可能是短文），一本写完了又写第二本。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李老师总是那样微笑着鼓励我写，微笑着鼓励我交给她改，而在她看了我的文章后，也总是要么当面要么书面给我指点；即便是在我觉得光写评析文章不过瘾，还不时写点又长又臭的小说之类，她仍然是那样微笑着鼓励我写，微笑着鼓励我交给她改。
记得华罗庚先生曾说过一句非常值得后人深思的实话：如果说一个人在中学时代没有学会写文章，那他一辈子都写不出好的文章来。
如果说我现在还能写点我自认为像样的文章的话，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感谢李颂椒老师：是她教会了我如何写文章。
我们的俄语老师是熊启武老师。熊老师和他的妻子杨汝琦都是我们的俄语老师。熊启武老师身材高大且身体强壮，只是眼睛高度近视，戴一副厚厚镜片的近视眼镜。我喜欢听他的课倒不是因为我常被他表扬，而是我爱听他在他的授课语言中不时表述出来的很有哲理的话语。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他的俄语课堂教学中谈他对教师的责任的那番感慨，他说：教师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他的学生走好这坎坷的人生之路。因为教师作为过来人，比学生更加了解人生之路中哪里是坡，哪里是坎，哪里是沟壑，哪里是悬崖；所以，教师的责任就是要告诉他的学生如何爬坡上坎，如何跨过沟壑，如何避走悬崖。熊老师的这番道理在我作教师之后体会更加深刻。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龙正华老师。那是一位教学非常认真，思维非常严密，为人非常严谨的女老师。听她的数学课就是上思维训练课，简洁的语言，清晰的思路，严密的论证推理，没有一句多余的口水话，那些难懂的对数、极限或是解析几何中的公式定理让你听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
可惜的是，龙正华老师在文革中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时因不堪重辱，在被心术不正的个别学生毒打后自杀身亡。龙老师自杀时只有三十多岁，这位解放前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大学的才女，直到死的时候还是单身，而她之所以被“清理阶级队伍”，据说是因为她至死之前仍然还在思念她那在大陆解放前夕跑到台湾的大学时候的恋人。
更令人心酸的是，当我们这些怀念她的学生打算在毕业四十年返校时给她扫墓立碑以示纪念时，竟然无法找到她的埋葬地，更不用说她的墓了。打听得知，当年龙正华老师自杀身亡后被人用草席一裹，草草的安埋在学校后面的山上，由于三十多年无一人凭吊，如今已无法确定她的葬身之处了。
龙老师，您死得好惨。您那在天之灵一定至今还没安宁。
我的造反生涯（9）
（四）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深情
当然，我还有很多值得我永远留念的同学深情。
我非常感激我的好朋友余伯福同学。他初中比我高两个年级，初中毕业后停学两年，所以比我成熟得多，社会经验也比我丰富；但他很有正义感，他对李家齐这样整学生很反感，所以他即使在我离任到学校任学校学生会宣传部长之后当了班长，他仍旧在私下非常同情我的处境，并经常给我通风报信：“李老师又布置了，要监视你的行动。”“李老师又安排了，过几天要开支部会批判你，要作好准备。”等等。
余伯福同学的学习成绩不错，他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以后回涪陵先后在涪五中任教、任涪九中书记校长、涪陵县、市教育局局长并在他的任内对当时处境非常困难时的我给予了很大帮助。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我当然要说到我的好朋友谭兴迪同学。这是与我一生相伴时间最长的同性同学：初中三年同学同班、高中三年又同学同班、高中毕业后和我一样虽成绩优秀但政审不合格（所谓家庭成份问题）高考落榜被一起安排到涪一中教书又同事十年。
谭兴迪是一位很有文学天赋的同学。可以肯定的说，在我们班甚至全年级，他在这个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据我所知，他受他父亲（他父亲叫谭校斌，是解放前的大学生，是一位很有知识，待人也非常和蔼的长者）影响较大。从初中我俩同学起，在我热衷于读哲学政治书籍时，我就知道他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在我记忆里,他的一个对我们的学习量的观点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为何我们一定要只学教科书规定的这点知识呢? 为何不可以读高一时同时就读高二、高三的东西呢？为何不可以在读高中期间就学些大学的知识呢？我是最早从谭兴迪那里听到这一观点的，而且他的这一观点对我启发很大；由此也可自然的推知他的学习成绩当然在我们班也是名列前茅的。他同时还是乒乓球的高手（他父亲也曾打过涪陵地区的单打冠军），当然他也爱好其它体育活动。
我和他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在我以后的多次受难的日子里我总能得到他给我的安慰：在我被隔离审查时他会给我带来巴尔扎克或莎士比亚的名著；在我被批判后他会来约我去逛河边散步。而且，我还和他的家庭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他的父亲母亲都很喜欢我，那怕是我被批被斗，他的父亲母亲都一样对我很好。而我，却没能给他们一点私人的好处。
此外，我还要特别说到我的佘启寿（后改名周健）同学。他是一位武隆同学。个子不高，但很精干；论学习他算中等，但相当努力。他特别能吃苦，也很爱劳动。他不爱多话但对人非常诚恳。我和他同住一个寝室，而且是上下铺。
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那样好，以至于有一件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而叫别人根本无法相信的事：由于我和他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的内裤只有一两条，对爱好体育运动的我来说，常常换不过来，特别是第二天要打篮球更是这样，而有时当头天换下来洗了第二天早上又干不了时，我的佘启寿同学竟然会在头天晚上用他的体温将我的内裤烘干！(佘启寿同学高中毕业后读师范，当教师，后调武隆县公安局工作直到退休。)
我还是一个和人很好处的人。
三十年过后，大约是1997年秋，在一次为王汉忠同学（他那时已去深圳拼搏，直到现在）来涪接风的酒席上，做东的胡绍林同学（与王汉忠同班也同是彭水籍，高中毕业后升入西南师范大学，时任涪陵九中校长）提到一件据他自己说他一辈子都记得而我自己却早已不记得的事：当年同学时，我俩虽不同班，也不怎么熟，但当他和王汉忠一道找到我，说他放假必须回彭水可没路费时，我竟毫不迟疑的将我平时节约下来的几块角角分分钱全清出来一分不留给了他。
可能是由于从小受信佛的婆婆的影响，即使是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下，我都从来不对所谓家庭出生不好的同学有任何一点另外的看法，我能一视同仁的友好的对待我的所有同学；相反，由于所谓家庭出生不好的同学往往学习都比较好，我反而与他们关系还更好些（在这点上可能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共同语言更多有关）。
大概就是因为我的单纯天真，也大概是因为太过于自信——因为填在我的高中毕业证书上的九门学科的平均分数是92·6分，使我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升学自愿填报时，再一次自不量力地我将我的第一第二自愿填为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专业都是哲学系。
我的造反生涯（10）
（五）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中我落榜了
其实，现实对我来说还是很残酷的；我的实际处境没有因为我表面的无所谓以及单纯天真、盲目乐观而有丝毫改变。除了前面我提到的那些不公正的遭遇外，这种对我来说近乎残酷的打击终于在1965年的8月兑现了：在我们班上二十多名（已近一半）同学先后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之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家庭出身工人的我竟然落榜了。
那是一个沉闷的日子，眼见高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发完，我一个人独自在当年涪陵城唯一的那条中山路大街上徘徊(当年我在涪陵的落脚处就是在爷爷只有五六平方的、地处箱子街口的汤圆馆里的棚屋顶上搭个窝，而我两公孙就在那种条件下靠他老人家30元的退休金相依为命)。中午时分，在涪陵老百货公司十字街口口遇到了同年级三班的刘祖望同学——一位我们全年级公认的数学天才，据说他自己也曾立志做一名数学家，他在他们班上的学习成绩也是名列前茅——好心的刘祖望宽慰的对我说：“二毛，你最划不来，你没得到录取通知完全是因为王汉忠的事被李家齐整了。”我知道，他也同样没得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只不过按他自己的话说，他父亲的历史上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曾是国民党的上校军医）可能是他落榜的主要原因。真所谓惺惺惜惺惺矣。面对好心的宽慰，我苦笑着对刘祖望说：“没得啥子，我已作好下乡当知青的准备。”好一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样子！（说实话，如果之后没有安排我到涪一中教书，我肯定是下乡当知青了，而且已经选好了我高中期间每个假期都去参加劳动的酒店乡麻堆大队。）
两年后，我们年级的部分同学返校造反才从我们的学生档案中查知，在当年我的高考政审鉴定书中，我的政审结论是：“该生虽是工人后代，但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虽学习成绩优秀，但怀着个人野心读书。对党不满……”等等。——面对如此糟糕的政审结论，任何人都明白，没有那一个学校会录取我。
如今的青年人一定不明白，在那个年代，高考政审鉴定书是绝密的，是不与本人见面的；在那个年代，高考之前，学校派出去搞学生政审的老师也是学校领导绝对信任的党员，而这样的老师在我的印象里，书不一定教得好，但他们总有那么点高傲，有些懂事早的学生也总是对他们格外尊敬，因为在他们的笔下决定着你的前程。
说实话，在我自己当了老师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一直到现在，对于李家齐我都不愿称呼他为老师，虽然他的的确确当过我的高中政治老师而且还是我的班主任；我之不愿称他为老师倒不是因为他的教学水平底、教学能力差——一个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后在我区青干班培训出来的人，那水平你当然不能苛求——我之不愿称他为老师是因为：他的师德使我不能将老师这个崇高的称谓冠在他的姓名之后。
我自己在高中毕业后就当了老师，而且一当就是几十年，我一直认为老师的天职就是热爱他的学生，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其实就是鱼儿和水的关系，老师是鱼，学生是水，鱼儿是不能离开水的，鱼儿离开水就不能生存，而且鱼儿只有在水中才可能体现它的自身价值——不是常说：“如鱼得水”吗？从更高的境界上说，就像叶圣陶先生说的那样：“先生的最大幸福就是教育出超过自己的学生；教育的最大成功就是培养出超过先生的学生。”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李家齐做了最对不起他的学生的事：他把学生当作他整治的对象，从他那张永远没有笑容的脸上他的学生只能看到阴险；从他那张永远没有笑声的嘴里他的学生只能听到训斥；他常用小本记录学生的过失以备到时算总帐；他还在学生中培植告密势力，使受他信任的学生在以后漫长的人生经历中都留下阴影而对自己的同学深怀欠疚。
就拿王汉忠同学这件事来说，李家齐作为具体经办人，在接到同学的举报后，为何不去掂量掂量这事关学生一辈子前程的大事应当谨慎再谨慎，然后认真了解这举报人的动机（据后来该班同学讲，是该班的女团支部书记抱着不纯动机举报王），认真了解王汉忠有无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动机，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在一张写了很多字的纸上去拼凑一条所谓的“反动标语”并硬说是王汉忠的本意呢？——把这样荒唐的结论强加在无辜而且优秀的王汉忠同学身上并害了他十多年不说，连我这个伸张正义的无辜者也受到打击，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一生命运。——正是从这种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出发，李家齐配称作老师吗？
每当我与李家齐不期而遇、迎面而过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我总是多少有点可怜他：明明是我亲手教过的学生从我对面走过，并不是不相识，而是相互知根知底，可我的学生就是不愿承认我曾经是他的老师——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没有比这更让人可怜可悲的了。
任何人都可以自然的得出结论，王汉忠同学即便高考考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录取——王汉忠同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彭水吃了很多苦，但凭借他自身的素质和努力，文革后入了党，后被提干担任厂长、中共彭水县委经委主任，后举家到深圳打拼。那是后话，自不多表。
此外，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高清远同学（男，武隆籍）、王千同学（女，涪陵籍）也因家庭的所谓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落榜；和我一道组织文学创作小组和所谓的“瘪三球队”的其他同学也都没有一人考上大学；虽没作过仔细比对，但不少同学都这样认定：在李家齐作班主任的我们涪陵中学高65级1班，学习成绩前十名的绝大多数都没考上大学。
1965年9月，我的学生生涯被无情的宣告结束了。就在那个月的月初，我和我的高中同年级同学谭兴迪、周友钊（二班）、单奇鹿（三班）、刘祖望（三班），先后来到涪陵县第一初级中学校（当时的正式名称叫涪城中学）报到，作为就业安排当上了教师。而我们五人全是当年高考落榜生中的成绩优秀但政审不合格者，其中按那个年代的政审标准，只有我一人是个人政审不合格，其他几位同学都是受家庭影响而政审不合格者。
我们五人就这样在涪陵当了一辈子老师。
而那年，我十九岁。
我的造-反生涯（11）
第四章 找回自我——我的文革造反生涯（上）
（一）我到涪陵一中当老师
刚上班几天，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日，我就得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工资：24元5角——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当教师是先拿工资后干活。
每月24元5角的工资拿了半年——试用期，涨到28元5角，直到1968年才将工资调到每月34元5角；从那以后，一直到1986年我都没再调过工资。
那年涪陵一中大发展，虽然没有高中班，但除原有的初中六六级四个班、初中六七级八个班（含两个职业会计班）外，我们进校时初中六八级新招了十个班、外加两个卫生班，学校已有2700多学生。由于教室不够，新招的初中六八级有四个班不得不借用涪陵城五校（小学）的教室上课，其中就包括我担任班主任的初六八级五班；城五校地处崩土坎，在涪一中校外有一里多路。
我教一个班的语文，还上两个班的政治，大约一个月后学校又安排我兼管学校青年团、学生会的工作。
涪陵一中在当年还是一所谓的“民办学校”（之所以我用了“所谓的”这样的定语，是因为它和现在的民办学校完全不同，这所“民办学校”的办学经费不是自筹而是由财政划拨，教师领导不是自聘自立而是由上级党委组织人事部门调动安排），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是由几部分组成，既有原来老涪陵一中的教师和领导（主要力量）也有当年涪陵城几所“民办学校” 的教师和领导，按那时的政治标准，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是比较复杂的。
校长是杨友仁，他是一位有资历的地下党员，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有较丰富的办学经验；加上他那常常很有激情的讲话，使他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威信。
教导主任是张涟漪，一位精干且很有能力的女老师。
当时学校领导其实就是他们二人。
我所在的语文教研组是学校里最大的教研组。教研组长是冉北平和李平权。在这个教研组中有两个同事在当时就给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是张大权老师，成都人；一个是傅地明老师，重庆人。二人当时都不满三十，都是大学本科本专业毕业的所谓“科班出身”；论专业知识、个人才气和教学水平，二人在全校都是很强的，只是二人都有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中右”的经历（好像后者还被定为“右派”），所以学校一直不敢重用。而我作为“半路出家”的高中毕业生，要当好语文老师，我当时已暗暗决定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向他们请教。（文革后两人都平了反，张大权曾任涪陵师范学校校长；傅地明则先被提为涪陵县教育局局长后在涪陵地区教委副主任的任上退休。）
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教书先生，加上我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所以如果没有文革我这一辈子肯定是一个合格的教书匠。
改变我命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在学校的处境——我除了教书以外还被安排负责学校的青年工作。
我对我第一次以负责学校青年工作的老师的身份出席学校学生会干部会的记忆非常深刻：当我这个瘦小的戴眼镜而且不满二十的新老师站在比我高很多、身材魁梧而且岁数不相上下的学生会主席石少云面前时，我明显的感觉得到所有的学生会干部对我的疑惑与不信任。
然而，我的这些学生们肯定不会知道，管理和组织能力才是我个人素质的强项。我用了不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不但整个学校的青年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更重要的是我在学生中树立起了较高的威信：正是这种威信使涪一中文化大革命从学生一开始造反组织红卫兵起就把我当作他们的大哥，要我参加他们学生红卫兵的造反组织（文革开始前我就是教师，但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却从未参加过教师的造反组织，一直都是所谓“红卫兵司令”）；也正是凭着这种威信和我的个人能力使涪一中的学生红卫兵和教师造反组织在以后的派性斗争中基本上都是一个观点，从而使涪一中成为涪陵文革中我们这一派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重要基地。这是后话，容次细表。
我在完成我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按学校领导的要求，我花了很大的精力用来召开学生青年团和学生会的干部会；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经常开展讲团课、召开大会讨论发展新团员以及举办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找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个别谈话等方式积极开展团队活动；在那个强调突出政治的年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样从内心深处有一颗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心，我自认为我比较好地引导了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加上我和他们年纪相差不大，我自己从来摆不成什么架子，所以很好沟通，我和我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的工作开展也很顺利。
我的造-反生涯（12）
（二）我在文革初期(1):学校领导的红人
就在我自觉自愿的努力为共产党工作的时候，中共党内最大的一次内部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在我才到涪陵一中当教师不到一个学期，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正式发表了。
作为当年四川省边远地区的一个县城中学的青年教师，我对这篇文章和当时在报上发表的诸如“清官贪官”、李秀成的忠良叛逆等争鸣文章只不过是一般的关心，对由此引发的日后的那场大革命可以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相反，按我当时的工作处境我是绝不可能去造上级领导的反的。
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四川，也只有一个涪陵，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事不可能不经常发生。
这不，当我被安排到涪陵一中才一个学期，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到涪陵一中当教师的第二个学期，李家齐也调到涪陵一中来了，而且又作了我的顶头上司——涪陵一中党支部书记。在那个年代党支部书记是当然的学校第一把手。
我仍然按已经在上学期理顺了的头绪开展我的工作。我不知道李家齐是什么想法，但总的说来，这位一年前极不公正地对待我，在我的高考政审结论中使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怀着个人野心读书”“对党不满”等评语（当时我当然还不知道有这些评语）并使我高考落榜的新来的党支部书记，在来到涪陵一中后对我还是比较公正的。他没有撤掉我这个“对党不满”的学校青年团干部，他也比较支持我的工作。
现在回头思考——不知道这叫不叫历史的眼光？——四十年前，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肯定就是要么一辈子当一个合格的教书匠，要么凭借我根子红的优势，从一个负责学校青年团的干部晋升为学校领导，走一条平稳的发展之路；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也绝不会知道我所忠心拥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有后来所谓的“两个司令部”；而且在要我不得不作出抉择时，我才发现我必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因为我在高中读书时的第一次造反就已经站在了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立场上，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只不过是找回自我，让我重新认清我原本就是一个造反者而已。
可是，我在文革初期（在1966年10月我作为当时的中共涪陵县委官方派出的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赴京代表”以前），我就曾失去自我，我作为学校领导的“红人”，在当时的中共涪陵县委和学校领导的组织安排下，作为官方认可的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参与和组织了镇压学生、打击迫害广大教师、组织筹建涪陵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带领涪陵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的打砸抢等愚蠢而违法的活动。
面对历史，我必须说老实话：这些在当时由中共涪陵县委和学校领导组织安排的官方的愚蠢而违法的活动（后来被证明其根子是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那个“司令部”在领导文革初期运动时所犯的错误）虽然在后来随着文革深入，当事人（主要是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在当时都被起来造反的群众批判而且认了错，但在文革之后，特别是随着文革的全盘否定，这些官方的愚蠢而违法的活动全都算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这是不公正的，为此，笔者有责任以自身的经历还其本来面目。
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已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会前由康生、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并经毛泽东几经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从而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及北京市25中的学生的一批学生开始秘密组织“红卫兵”组织，并相继成立了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这一点我们自然不知）；
此后，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揪出了校长匡亚明和贺绿汀，《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文章或社论，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总之，在北京及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涪陵这个四川省的边区小城似乎还风平浪静。各级党和政府部门还是正常的行使着职权。可就在此时，我所在的涪陵一中也发生了一起学生造反行动：在学校66级团支部讨论新团员入团的年级大会上，以初中66级1班学生万绍林为首的几个学生因不满经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提出的新团员名单，造了大会的反，使整个会议无果而终。说实话，对此结果，我作为具体经办人人来说，并不认为有多大了不起；可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李家齐，却把它当作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可能那时上级领导已有了某种预告），布置我和几个学校领导信任的老师分头调查几个闹事学生的家庭历史——我也在那时才知道万绍林的家庭成分是船民（当我向李家齐汇报时，他说“那就是小资本家”。）而且，还给了几个闹事学生以处分，并要他们在全校大会上检讨认错。
好在暑假已到，学生放假，这件事没再深究。
我的造-反生涯（12）
（二）我在文革初期(1):学校领导的红人
就在我自觉自愿的努力为共产党工作的时候，中共党内最大的一次内部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在我才到涪陵一中当教师不到一个学期，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正式发表了。
作为当年四川省边远地区的一个县城中学的青年教师，我对这篇文章和当时在报上发表的诸如“清官贪官”、李秀成的忠良叛逆等争鸣文章只不过是一般的关心，对由此引发的日后的那场大革命可以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相反，按我当时的工作处境我是绝不可能去造上级领导的反的。
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四川，也只有一个涪陵，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事不可能不经常发生。
这不，当我被安排到涪陵一中才一个学期，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到涪陵一中当教师的第二个学期，李家齐也调到涪陵一中来了，而且又作了我的顶头上司——涪陵一中党支部书记。在那个年代党支部书记是当然的学校第一把手。
我仍然按已经在上学期理顺了的头绪开展我的工作。我不知道李家齐是什么想法，但总的说来，这位一年前极不公正地对待我，在我的高考政审结论中使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严重”“怀着个人野心读书”“对党不满”等评语（当时我当然还不知道有这些评语）并使我高考落榜的新来的党支部书记，在来到涪陵一中后对我还是比较公正的。他没有撤掉我这个“对党不满”的学校青年团干部，他也比较支持我的工作。
现在回头思考——不知道这叫不叫历史的眼光？——四十年前，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肯定就是要么一辈子当一个合格的教书匠，要么凭借我根子红的优势，从一个负责学校青年团的干部晋升为学校领导，走一条平稳的发展之路；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也绝不会知道我所忠心拥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还有后来所谓的“两个司令部”；而且在要我不得不作出抉择时，我才发现我必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因为我在高中读书时的第一次造反就已经站在了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立场上，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只不过是找回自我，让我重新认清我原本就是一个造反者而已。
可是，我在文革初期（在1966年10月我作为当时的中共涪陵县委官方派出的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赴京代表”以前），我就曾失去自我，我作为学校领导的“红人”，在当时的中共涪陵县委和学校领导的组织安排下，作为官方认可的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参与和组织了镇压学生、打击迫害广大教师、组织筹建涪陵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带领涪陵文革初期的官办红卫兵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的打砸抢等愚蠢而违法的活动。
面对历史，我必须说老实话：这些在当时由中共涪陵县委和学校领导组织安排的官方的愚蠢而违法的活动（后来被证明其根子是所谓“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那个“司令部”在领导文革初期运动时所犯的错误）虽然在后来随着文革深入，当事人（主要是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在当时都被起来造反的群众批判而且认了错，但在文革之后，特别是随着文革的全盘否定，这些官方的愚蠢而违法的活动全都算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这是不公正的，为此，笔者有责任以自身的经历还其本来面目。
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已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会前由康生、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并经毛泽东几经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 从而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及北京市25中的学生的一批学生开始秘密组织“红卫兵”组织，并相继成立了最早的一批“红卫兵”组织（这一点我们自然不知）；
此后，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分别揪出了校长匡亚明和贺绿汀，《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文章或社论，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总之，在北京及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涪陵这个四川省的边区小城似乎还风平浪静。各级党和政府部门还是正常的行使着职权。可就在此时，我所在的涪陵一中也发生了一起学生造反行动：在学校66级团支部讨论新团员入团的年级大会上，以初中66级1班学生万绍林为首的几个学生因不满经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提出的新团员名单，造了大会的反，使整个会议无果而终。说实话，对此结果，我作为具体经办人人来说，并不认为有多大了不起；可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李家齐，却把它当作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可能那时上级领导已有了某种预告），布置我和几个学校领导信任的老师分头调查几个闹事学生的家庭历史——我也在那时才知道万绍林的家庭成分是船民（当我向李家齐汇报时，他说“那就是小资本家”。）而且，还给了几个闹事学生以处分，并要他们在全校大会上检讨认错。
好在暑假已到，学生放假，这件事没再深究。
我的造-反生涯（13）
（二）我在文革初期(2)：关于涪五中教师集中学习
文革初期更让我感到内疚的还是在此之后的两件事。
先说第一件事。1966年7月—8月暑假期间，在全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所谓“打倒三家村”（即打倒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时刻，在四川省委已抛出马识途、张黎群的时刻，中共涪陵县委宣传部组织了文革中的第一次全县中学教师集中学习（在涪陵五中）。
根据以后已经公认的历史事实，这次由执政党当局主持组织的文革中的教师集中学习是后来所谓的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领导文革初期运动时所犯的又一重大错误（即后来导致他们被广大造反群众——包括运动初期受打击的学生、教师和最先被他们抛出来的那批干部等——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地都按他们的统一布置进行了这一行动。对这次全国性的行动，刘-少-奇曾作指示：“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文化大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我亲身经历了这一违反宪法的、反人权的、以无权的广
大教师群众为镇压和迫害对象的绝大部分过程。
这次集中学习一开场，就由中共涪陵县委的书记、宣传
部部长在大会上动员。从集中学习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人人自危的气氛。书记部长的动员中要求所有教师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教育，要人人写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并对照认识写检查，要求人人自觉地将自己作为运动的对象，通过运动接受教育。在不几天后第二阶段，由公安机关出面在大会上将几个已经定罪的教师逮捕（其中就有因置疑毛泽东“一分为二”观点的某中学老师），在刚刚被打翻在地、五花大绑（那时公安机关逮捕人是不用手铐的）的抓走几个教师之后的第二阶段动员会上，书记部长要求大家用大字报检举揭发，从而使人人自危的气氛一下子升级为恐怖气氛。
在此基础上，派到各校的中共涪陵县委机关各部门负责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与各校的党支部书记一同将各校的教师划为四类，一类是骨干力量，二类是依靠对象，三、四类则是审查批判的打击对象。一时间，大字报在涪陵五中校园里铺天盖地，开始还是互相揭发，但很快一类、二类的骨干力量和依靠对象的教师就很集中地检举揭发三、四类教师了，因为由领导圈定的一类、二类的骨干力量和依靠对象的教师已经由领导开过会吃了定心汤圆，并要求他们加大力量去批判斗争三、四类教师。
于是，很大一批老教师、特别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在国民党时期多少有点所谓历史问题或者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由共产党发动的各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批判处分的教师、领导都受到批判斗争；他们开始写检讨，写认罪书，并在大会、小会上被揪被斗，接受残酷的批判斗争；但由于运动没结束，他们不管怎样检讨、认罪总是通不过。
学校原来的两位领导校长杨友仁、教导主任张涟漪也被划为三四类接受审查批判。
在涪陵五中校园里，那段时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大标语“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必须老实交待！”等等，而从落款的学校上就可推知某个学校又有某人被揪出来了。
身心的折磨，人格的侮辱，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和无休止的检讨认罪，使一大批被划为三、四类的教师在精神上崩溃了，接下来就开始发生自杀的悲剧了——涪陵五中地理老师刘谨行（我初中读五中时就是他的学生，他的地理课上得很好，在涪陵地理学界也很有名气）自杀了；我所在的涪陵一中的数学老师余伯洋（涪陵一中数学教研组长，老教师）也自杀了。
这就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涪陵文化大革命最开头的一幕: 涪陵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以执政当局有计划有组织的对一部分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的无情整肃开始了！(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包括全国知名的学术权威，可惜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情有可原的说是他们在以后的牛棚里关得太久已弄不清楚了——他们以后每说到此，都把这段曲辱归罪于当时并不存在的造反派。)
作为才出学校，从未经历过***发动的以无权的老百姓为对象的整人的政治运动的我，当时刚刚二十岁，说实话我是完全茫然的。一方面，由于受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很深，总认为被整的老师多少总些问题，批判甚至斗争也无不可；另一方面，我在内心深处又觉得这样整他们有些过头，因为在没搞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前，他们不都是教书教得好好的吗？怎么一下子就人不人鬼不鬼的了呢？由于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对于用这样的声势来整群众我甚至有些害怕。
而我自然是属于一、二类的教师之列，所以我也自然是用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参加对被划为三、四类教师的批判斗争，用以证明自己是忠于共产党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青年，从而成了当局镇压群众的积参于者；对此，我一直深感内疚，并向被我写过大字报，在大会上发言批判过的老师赔礼道歉。好在一方面由于我的性格使我从不说那种无中生有的话（这一点直到现在我都敢保证），而我又是才到学校的新教师，对其他教师确实也了解不多，加上我在上面提到的我心中的疑惑，特别是那种在无意识中会产生作用的我自己也曾被错整的经历，使我没有也不可能对我的那些受迫害的同事做出任何出格的坏事。
现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一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了领导，戴了领导的高帽子；其实，对于处于地县以下的地方来说，我所亲身亲历的文化大革命却是以后来才被戴高帽子的各级领导先整老师、先整学生、先整群众开始的。
我常常对那么一些自认为拥有语言霸权的，在文革中被批被斗的当权者对文革的曲解感到可鄙：当他们和刘-少-奇（作为一个公民——他应是第一公民，他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是值得同情而且也同样是非公正的）一样，在被批被斗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被批被斗后痛骂文革中的老百姓和造反派的时候，他们才痛切而愤怒的问天：“中国还有没有宪法？”
那么，请问：这些在文革中被批被斗的当权者对于文革初期镇压和迫害广大群众、进而追溯到五七年的“反右”迫害广大知识分子、“三年灾害时期”吊打老百姓而遭致全国饿死上千万老百姓——在这些时候，你们想没想过、问没问过：“中国还有没有宪法呢？”
当老百姓——其中自然有造反派——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曾经镇压和迫害过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时，这些有权的公民开始清问“中国还有没有宪法？”了，可他们没有想一想，在他们手握大权时整老百姓——其中自然也有造反派——时，他们为何不摸倒胸口问一问“中国还有没有宪法？”呢？
我也常常对那么一些自认为拥有语言霸权的，在文革初被批被斗的知识分子对文革的曲解感到可笑：他们一提到这段历史时总是把这笔账算到造反派头上。其实，当时就绝大多数单位来说，在文革初期，不但没有造反派，而且即使有少数单位有少数的造反派，在当时也是和他们一样被批被斗，而整他们的都是同一个人：即以所属“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文革初期仍然有权的各级领导，是他们最先违背宪法把知识分子（各地的反动权威）作为牛鬼蛇神清扫了出来。
这，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丝毫没有想替文革中的造反派所犯的错误辩护的意思，他们（自然也包括我这个造反派头头）有他们的错误和责任；这一点，我在后面会按我个人的觉悟程度一点也不想袒护的谈我个人的认识和看法。我在这里想说的只不过是：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必须取一个客观公正的态度，切不可自认为拥有语言霸权和迎合一时的政治需要而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乱下结论，甚至乱扣帽子——否则，人民总有说话的时候，就像文革中一有机会就会爆发一样。
有理不在言高；有理也不在权高。
我的造-反生涯（14）
（二）我在文革初期（3）：参与组建官办红卫兵
再说第二件让我内疚的事情，即我直接参与了文革初期最早的涪陵红卫兵司令部(所谓的官办红卫兵司令部)的组建工作,并带领涪陵一中的“官办红卫兵”组织参与了社会上的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及“破四旧”活动。
现在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流行观点：一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就总是把他们和“造反”“打砸抢”“破坏传统文化”等联系在一起，似乎就是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最先乱折腾”，是他们把中国搞乱了。其实，就本人的亲身经历来看，对于我所在的地县以下的地方来说，最先组织的红卫兵是“官办红卫兵”，是地方各级党政组织的红卫兵，所以，“最先乱折腾”的应是地方各级党政领导。
下面我将用我亲身的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
就在我前面讲到的我们全县中学教师被当时的中共涪陵县委集中在涪陵五中学习——实际上是集中起来“审查教职员队伍”的时候， 大约在1966年8月中旬一天下午，我接到学校党支部和县委工作组（记得布置任务时时任中共涪陵县委组织部长的黄平同志也在场）交给我的一个任务：由于我是涪陵一中团队工作的负责人，要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建起来；并要我为即将成立的全县红卫兵司令部提供学生领袖人物的人选。我当时首先想到的人选就是我们涪陵一中的学生会主席石少云（涪陵一中初66级学生，家庭成份贫农），并将石少云推荐给县委——后来的事实是石少云果然成了文革初期最早的涪陵红卫兵司令部(所谓的“官办红卫兵司令部”)的司令；由于学生已经放暑假，所以我还连夜连晚到几个我校家庭成份好的共青团、学生会干部（包括石少云）的家中去一个个通知做工作，要他们赶快出面把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建起来。
为此，我没有再参加教师集中学习。
我每天都要将我的工作情况向县委派到涪一中的联络组汇报。重大事项必须经联络组决定后由我去贯彻执行。鉴于涪一中地处城内，而且学生多，相对其他学校而言学生的家庭背景要复杂的多，学生的活动能量要强得多（从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进行，涪一中成为两派学生最强的势力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县委派到涪一中的联络组的力量是比较强的：时任中共涪陵县委组织部长的黄平同志和时任中共涪陵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罗永枢（女，时任中共涪陵地委书记孙俊卿之妻）都是联络组的负责人。
由于学生还处在放假期间，所以我给我所通知的学生干部们说，要他们去通知和联系的同学写个申请书，并在两三天内就到学校来集中，尽快宣布涪一中红卫兵大队的成立。我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初66级的一位家庭成份是码头工人的韩ⅹⅹ（女生，班长）和初67级的一位家庭成份是城市贫民的杨ⅹⅹ（女生，班长）被定为并最终分别担任了涪一中红卫兵大队的政委和大队长。
为了更准确的说明这个问题，我将在下面原文抄录只比我小一岁的当时在红卫兵司令部宣传科作工作人员的红卫兵袁ⅹⅹ（女，19岁，就是我曾就读过的那所涪陵地区最高学府——涪陵中学高六七级Ⅹ班学生）的当年日记（袁ⅹⅹ有记日记的习惯，更可贵的是从1966年4月到1968年12月的那本日记在和她本人一样经过了多少磨难之后，至今保存完好，而且这本日记目前就在我的电脑桌上。）
以下摘抄的是据该日记本中的原文。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
从报纸上和收音机里传来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十万革命大军的消息，我们多高兴，互相转告这一好消息。敬佩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和支持红卫兵起来造旧世界的反。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和关心。毛主席为什么这样支持和关心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个新生事物，毛主席从来就是支持新生事物的。我今后也要争取当一个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
听说涪陵有些学生也在组织红卫兵，县里还派了人亲自帮助抓这一组织，这也是对红卫兵的支持。我回家后也积极的写了一张申请书要求参加红卫兵组织。我多么想明天就批下来，我也就戴上红袖章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下午他们通知我，说我批准了。我多么高兴啊。一路上我一路走一边跳，总觉得比别人不同了。走到了司令部（少年之家）一位红卫兵召集我们开会，然后又献给我一个红袖章。在回家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情不自禁的往红袖章看，不时用手去摸一下。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上面的指示，要健全红卫兵组织机构。司令部设在下面（城里）其他的红卫兵就在学校（成立红卫兵大队）搞。这时上面决定留我在司令部当工作人员。今天下午留下的全部司令部人员开了一个会：分科，有组织科、宣传科、秘书科、接待联络科。我被分在宣传科，任务是审核外地寄来的材料，经讨论后可以拿出来的，才贴在外面，如果是重庆815一类的传单就扣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
在这几天的时间，我听到街上有很多人都在议论重庆815的事。有的人说，重庆815是暴徒，什么都抢，又不讲理，甚至在街上公开侮辱妇女……等。有的又说，这些事难说，我们没有亲自看到不了解情况。我又看到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传单。但是我始终还是不大相信。我想，重庆815都是学生，在党的直接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即便有那样坏也是个别，一定不会那么多人都是那样的坏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
今天下午团县委书记张廷轩（注：也是驻红卫兵司令部的直接领导）叫接待组的红卫兵到街上监视几个外地来的红卫兵，并说：“他们如果只是来涪陵耍一耍，过个路就不管它，如果他们要是来煽动涪陵文化大革命，乱说乱动的话就拉到司令部和派出所处理。”这个问题我也是很想不通的，别人来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别人一上船就要派人去跟起来或者送到司令部，马上又要别人离开涪陵呢？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
今天下午我到我负责的大队（五中）听了一下下面开展“破四旧立四新”的情况和出现的具体问题。下面反映出现的具体问题很多，例如：乡里进城担粪的农民因天热，就把衣服敞开，这时红卫兵去叫他扣上，他不理；有的女同志留了辫子，红卫兵叫她剪了，她说我不剪，因为这不会影响我的工作……等。我想这些问题是值得考虑的，自己必须要好好学习十六条和社论，必须向司令部提出，大家讨论“破四旧立四新”的意义，要怎样破旧立新。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我听第一大队（涪一中）第二中队的汇报后，我想，红卫兵真了不起，他们和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作面对面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表现了敢闯、敢说、敢于、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坏分子和牛鬼蛇神都非常害怕红卫兵小将。
下午在五中找ⅹⅹ（大队长）讲情况，当时他做起那傲慢劲，我真不想理他。情况他没谈多少，接着就吹嘘他在五中县委书记ⅹⅹⅹ如何相信他，他又是和县委书记平起平坐……等,全是一些臭不可闻的话。我想，这种人真是又可笑又可怜。
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
今天总司令部召开了一个各大队大队长、政委及总部各科员的会议，讨论：①对破旧立新的看法；②成都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估计。
在会上我发了言：①我认为破旧立新是思想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思想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们不要在形式上破旧立新，这样才不会失去破旧立新的本来意义。我们以后必须把方法方式改变一下，对那些街上走的，机关住的有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如穿火箭鞋梳怪样头……等不要去管他们，我们是否可以作大量的宣传工作，宣传为什么要破旧立新；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自觉的革命，让群众自己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不好；对那么些顽固不化的要进行说服教育，如还是不改，红卫兵再采取别的办法。
②以前在各居委收了很多群众的生活用品，上面刻画有封建和资产阶级意识的的东西，如果是一般群众的可以退还，叫他们自己去掉那些东西就行了，同时还可以用，也给国家节约了经济；如果是地富反坏的东西，就不忙处理，看上级今后如何处理好。
我的建议得到了团县委书记的积极支持并同意我的有些看法。他一同意，下面的很多同学就谈起看法来了，都是同意这样作的。我的意见得到了采纳我真高兴，说明我通过学习，对文化大革命认识深了一步，我必须继续努力。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
群众报社的韦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到群众中收集一下群众对对学习十六条后的反映，昨天我一直没空，今天我走访了建设居委的贫协主席和贫协委员……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九日
明天任务,下去收集各校红卫兵下乡帮助农民“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
①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
② 贫下中农、工人如何站再阶级斗争的前线，爱憎分明；
③ 学习工农兵的革命干劲；
④ 学习他们勤劳朴实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今天晚上我碰上了我班的ⅹⅹⅹ同学，他问我你们司令部是哪些人在负责。本来这个问题昨天开会时团县委书记就给我们讲了，叫我们不要告诉外面的说是县委、地委派来的人在负责。当时我想，如果讲了要受批评，因有人跟我一道；不讲又不好，是向同学撒谎，只有老实的告诉了他。在回去的路上，跟我一道的司令部工作人员就批评我，说我不该说。当时我只问了句为什么？她答：“ⅹⅹⅹ讲了的。” 后我一直也没闹，但这个问题在我思想上始终是个谜。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这几天我看了一些外来传单，在我思想上有了很多想法，但又不敢对有些人讲。杨ⅩⅩ同学和我是一个科的，平时与她还和得来。我今天就说出了我这几天想的问题。我说，其它地方有的同学提出并已开始了很久的文化大革命串联，向搞得好的地方学习经验。也看到有的传单说：“有的混蛋和社会上的流氓、坏分子趁这个机会勾结铁路上的个别混蛋乘车不要票，使那些人全国到处流窜，不是真正的去学习经验。”但是大多数的传单都是支持红卫兵串联的，比如帮他们办理火车票。中央对这个问题又没制止。”我跟她说，我们两人各人打个证明出去串联看看其它的地方多好。当时她说，怕别人骂我们出去游山玩水。我也怕别人说，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
今天派我回学校，回去的目的是叫我了解我校红卫兵组织的情况：①组织发展的情况；②斗黑帮的情况；③收集一下同学们对选代表到北京的意见。我也参加了我校斗牛鬼蛇神李净生（这位解放前曾被蒋介石亲自接见过的涪陵地区很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时任该校的副校长，文革后成了涪陵教育界的泰斗——罗注）。礼堂坐满了人，全体革命师生都怀着对阶级敌人无比的仇恨。斗完后，又把我校的几个牛鬼蛇神分到各班，把他们的论点发给班上的每个同学进行批判。
我班组织发展工作很有问题。有的同学申请写了很久，从未提出讨论过；有的同学完全符合条件，但也不让人参加。发展红卫兵只是凭那几个高兴就吸收。对曾经反对过工作组的潘、卢、易等打击比较凶。我看在眼里，心里很不平。但我还是有点不敢说。时间也比较紧，下面（司令部）打电话叫我们马上回去。在走时，我写了一个纸条给苏伟萍，叫她转卢等人。叫他们不要怕，以后会把这些事情弄清楚的，水退石头现，看谁对谁不对。
我想，任何人读了上面摘抄的日记，都可以通过这个原始而真实的记录所传达的信息，对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一月这样一个在涪陵文革初期存在了三四个月的红卫兵组织（我没将这一组织后来的变种——涪陵文革的参加者都知道的所谓“383联络站” 存在的时间计算在内）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 它是那个时期在涪陵存在的唯一的红卫兵组
织。
第二、 它是完全由当时的涪陵地县两级党政领导包办
组织的。
第三、 它的任务就是：在校内开展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即按工作组和领导的意图“批黑帮”“斗牛鬼蛇神”，实则整老师、整群众；在社会上则按县委和县委派出的工作组的安排，以“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为名的整群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用这个官办的红卫兵来对付外地来涪串联造反的红卫兵。
此外，我还必须将一个当年在红卫兵司令部工作人员的红卫兵在看了我的这段文字后提醒我的当年涪陵路人皆知的一件事记录下来：当这个在那个时期涪陵唯一存在的官办的红卫兵组织举行游行活动时，时任中共涪陵县委书记的宫ⅩⅩ曾在中山路文化馆前的台子上学着北京天安门上的毛老人家带上这个官办的红卫兵组织的红卫兵袖章检阅这个官办的红卫兵组织，并学着毛老人家给红卫兵宋斌斌改名为宋要武的作法先后给涪一中的红卫兵杨ⅹⅹ和涪五中的红卫兵殷ⅹⅹ改名。所以不少在这个官办的红卫兵组织里的红卫兵都说：“县委书记宫ⅩⅩ才是我们的红司令。”
由此，我也想对那些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而健忘的人们再说一遍：以上的这些账该算到谁的头上就算到谁的头上，但有一点必须实事求是：这些账绝不该算到当时并不存在的造反派及造反的红卫兵身上。
当然，我也必须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也正是由于在
我们涪陵文革初期存在了三四个月（1966年8月-1966年12月）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由当时的涪陵地县两级党政领导包办组织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和动机，在那段时间涪陵没有发生当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地方出现的所谓“红色恐怖”，也没有发生红卫兵学生打死老师、红卫兵杀“斗牛鬼蛇神”的事件。
我的造-反生涯（15）
（二）我在文革初期（4）：带领官办红卫兵破四旧
为了更进一步证明这些结论，我将在下面说说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我在那段时间所干的两件愚蠢可笑的错事。
第一件事是所谓破四旧的事。
当时的背景是：
“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有中共中央宣传喉舌助威，红卫兵破四旧的红祸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这种丝毫与法制社会完全不相容的行为当局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受到当局的公开赞扬和鼓励；这，难道仅仅是红卫兵的错？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带着我校的红卫兵已连续几天在城里开展破四旧活动后，决定在校内开展破四旧活动。原来的涪陵一中除了主教学楼和校门的右边有个一楼一底的小教学楼是新建的外，其余的所有校舍（包括礼堂）即由几个老院子组成。有同学发现学校几个老院子的老屋上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以及院门等处的房饰浮雕都有所谓封建主义内容，于是在我的带领下，带上锤子、钢钎、木梯等工具用了一两天的时间在校内进行砸毁的破坏活动。
第二件事即抄家的事。
在抄家活动进行的高潮中，我曾带领我校的红卫兵去抄了当时黔靖街的一家所谓资本家的家(这家的孩子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记得是在黔靖街居民委员会的负责人的指引下，我和上百红卫兵到了这家门前，一边喊口号一边进入这家，真是翻箱倒柜，对我们认定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物件搬出来，在作了简单的登记后就搬走——马上就送到少年宫红卫兵司令部。
而我的这些行动事前事后都给县委派到涪一中的联络组作过请示汇报。
当然，在校内对三四类教师、领导的揭发批判也从没停止过；但还没有所谓关牛硼的事，只是每天白天将三四类教师、领导集中在一起，或让其学习交待、接受批判、打扫清洁卫生等，吃饭睡觉还是让他们回家；记得当时才20多岁学校教导处职员吴德林（文革后曾任涪陵市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我俩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直到现在）就是因家庭成份问题而被打为三类，在被安排去写大标语（搞“红太阳”活动），结果从教学楼的高墙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
来源：作者cqflbwww博客：http://cqflbwww.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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