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砚明：从138份街道居民阶级登记表看“四清”运动

从138份街道居民阶级登记表看“四清”运动

2009/06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 李砚明

“四清”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在这场运动中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教训，1981年6月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了明确的解答。近来，笔者偶然接触到山西榆次1966年城镇公社某街道138份“街道居民阶级登记表”。翻看这些微微发黄，尺余厚的档案资料，回想那场牵动千万人的政治运动，心中不禁生出一些思索来。

“四清”运动，也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3月发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结束。“四清”先是说“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中有一项内容便是“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的通知》1964年9月18日）这138份登记表就是榆次县（现为晋中市榆次区）城镇公社“四清”工作团对某居民区的居民的阶级成分逐一审查和评议而进行登记的。那么现如今，透过这些登记表，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经济发展的停滞

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的通知》要求，“重新学习一九三三年发布的中央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五0年政务院的补充决定以及政务院的若干新决定，以便统一认识，统一分析阶级的标准。”1966年复查阶级成分，却仍要以十几年前乃至三十多年前的规定为标准。这不能不说不是政策研究的滞后，就是经济发展停滞或十分的缓慢，以至过去的标准还适宜于当前。这是1933年的文件而1950年的补充规定又引用的一个例子：全家三人吃饭，一人从事主要劳动四个月。有田六十组，自耕三十担，收实谷十八担。出租田三十担，收租谷十二担，收了五年。经常每年请短工二十天。有牛一只，每年可收牛租谷二担。放债大洋一百二十元，利加三，年收三十六元、放了三年。判断：此家剥削收入超过自己生产，但因有一人从事四个月主要劳动，故是富农。我从138份表中，挑出一份富农成分登记表来，其资产为：土改时，全家5口人，有房屋40间，土地11亩。土改后，现有房屋5间，除一间居住外，每月收房租3.5元。再比较一户中农，还是1950年的补充规定引用的一个例子：全家五人吃饭，一个半人劳动。有田二十五担。收实谷十七担。租来田七十五担，收实谷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五十元，雇牧童一个，雇了三年。放外债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房五间，牛一只。有木梓山一块，年摘木桃三十担。判断：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劳动，每年剥削人家极少，不过二十余元（雇牧童与放债合计），而受人剥削地租二十五担之多，全家开销后所余无几，只能算普通的中农，还不是富裕中农。1966年登记表中的一户中农为：土地15亩，房屋10间，大车一，驴一头，农具比较全，人口5人。可有哪一位专家能从二者中比较一下，发展这么多年了，到底啥时的生活更为宽裕？如果这二者的可比性还比较模糊的话，为了说明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停滞或缓慢，我有意查阅了榆次志。1952年榆次职工平均收入为378元，到1965年增长到639元，12年时间增长了约1.7倍，增幅似乎不小。可是再看，1965年的639元比1962年的673元，却减少了34元，比1957年的614元只增加了25元。也就是说，1965年比1952年的增幅基本上在1957年就达到了。（《榆次市志》，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3月，第291页）再大范围的资料，我未查找，但当年榆次的经济发展情形就是这样的。那么，从1957年到1965年，我们不赶快建设发展，尽干什么去了呢？先是反右，继而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后来又是“反右倾”，把一个国家折腾了又折腾，恰恰把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农村、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果，折腾了个败。据同一资料，1965年比1952年的职工平均收入增长1.7倍用了约12年时间,比1965年的639元增长1.7倍，则到了1986年（1124元）才实现，却用去了原来增长1.7倍约两倍的时间。瞎折腾，搞得国家元气大伤，重整旗鼓，再谋发展，何其难哉。不要瞎折腾，想法子把国家搞好，让老百姓过舒心的日子，过富裕的日子，无论如何这才是正理。当然这已不仅仅是“四清”运动的问题了。回过头来咱们再看当年登记表中榆次县工商业联合会的一个证明：兹证明宋某某，1951年在榆次富户街开设复生织布厂，资金170元。1956年公私合营后核产核资，其本人资金170.42元。根据其资金情况，以资本家对待。（用工2人）资产170多元就要以资本家对待，榆次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可见一斑了。

    二 、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之间亲情的阻隔

        翻看这138份档案资料，在人们书写的自传，或是检查、自我鉴定中，你可见到这样一种情景：谁家若有成分高的亲戚，人们大都会说，已多年不来往，或情况不知；而若有像工人、贫农这样成分的亲戚，则是联系密切。自己成分好，便不愿联系成分高的亲戚，自己成分高，那些成分好的亲戚竟能让他们引以为荣。且看一份小业主成分的居民说明其家庭社会关系的材料：

       妻妹某某，山西磷肥厂工人

妻妹丈某某，山西磷肥厂技术员 团员

妻弟某某，使赵公社某某生产大队三小队社员

以上关系密切。

伯父王某某，前任北京仁药公记堂经理，因该号股东是阎匪（阎锡山）军阀王靖国的，所以在北京解放前，1948年秋，携家遁逃，情况不明，毫无联系。

社会动荡，相隔千里，不知其伯父下落，很有可能。但在当时那样的政治背景下，不愿与之来往恐怕也是真的。再看一个地主成分的家庭成员登记表：公公，孙某某，81岁，地主分子，在原籍（因多年不通信，他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太了解）。子不知其父的情况，无论怎么说，都是让人堵心让人心酸的。这是一封写在外调介绍信上的家书，看似平常的言语，其中不知包含了多少亲人间无法述说的隐衷：

姐夫姐姐：你们好。很久没有去信，甚为想念。今接到来信，内情尽知。听说姐姐的病忍（仍）未好，更为挂念。早想上去探望探望，但因今年雨水很少，麦子没有收成，秋庄稼到现在才算耘上啦。全社正展开抗旱运动，很没有时间。等有闲空一定上去。关于你问家里的成分，已经有大队证明（证明为地主），现在连信带证明给您捎去。最后祝你工作愉快。咱全家都好，希不别（必）远念。

弟某某  7月4号

   很久没有去信，也不知是多久。他们是因自家成分高，姐弟之间也是尽量少来往，以免互相牵连，才“很久没有去信”的吧。实际上“甚为想念”的应该是他们大家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都没有遭殃，平安度日，恐怕这才是他们在心里想说的。而家书却写在了工作人员所持的外调介绍信上，是一种要表示地主子女之间并没什么不可对外人言，欲刨白内心于人的心情吧。这样的家信，读来让人心里也苦苦的。这是一封父亲给女儿的家信：

  美香女儿：

        来函检阅，其情均悉，切勿念。关于咱家的成分，当土改那时定为富农。土改后，纠正偏差，改为中农。当四清时，因为劳动不强，工分少，又定为富农。我也没与你详谈。因此你不太明白。若是你填表或是干什么，如你们直属机关问的时候，以照实情告给就对了。随函寄去布证的大鞋一双。我们全家老绍（少）的均各安好，诸凡顺利，勿再耽心。你母的发热病复犯，每日发热，全身发汗，尤其去年咱地灾区十室九空，每日生活无法维持。故此要医治，（也）无力办到，只好忍痛而已，无可奈何。特此函复为荷。

                     嘱您全家均好，工作前进

                        父 手启  3月29号

        这是一封让心碎的家信。信中似乎没有亲情的阻隔，可是老父因为成分高，害怕影响女儿、女婿的前途，不愿对女儿言说可又不得不说的苦衷溢于言表。父亲年老，不胜村里繁重的劳作，又因工分少，缺少积极性，故而富农定为中农，中农又定为富农的不安心情也表露无遗。家境困难，其母病重，却说均各安好。祝福女儿全家。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至于那些成分高者，在运动中为了审查过关，忙不跌地表示与旧家庭断绝关系，给他们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就更不待言了。瞧，一份成分为资本家的决心书，曰：交出定息，不与地主家庭来往，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云云。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是国家利益至上，阶级利益至上，不断的政治运动，不但使国家建设受重创，就是人们之间的亲情也受到不应有的阻隔，真是既有硬伤，更有内伤，令人不堪回首。现如今，我们党以人为本，关注民生，融洽亲情，和谐社会，真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三、      我们看到的是政治运动下边的重压

阶级本是一个经济概念。进行阶级成分评定，自当以资产的多少来划分。但在138份档案资料中，我们却看到这样一种情形。这里，我们以成分为资本家和地主者为例。138份登记表中，成分为资本家的11人（其中资本家兼地主的2人），县工商业联合会对资本家的资产核实证明的有9人，其中资产在1000元以上的6人，600多元的2人，170元的1人（即前文中工商业联合会以资本家对待者。经四清工作团复议定为小商贩，为资本家兼地主11人中唯一改变成分者）。我没有查找到该县当年确定资本家所依据的资产标准。但有一份名叫章廷的资本家的申辩材料是这样写的：章廷60年公私合营222.19元（工商业联合会确定他的资产为664元，以小商对待。那又不知他们为什么对前文中只有170余元者以资本家对待，是为何来？但四清工作团复议还是确定其成分为资本家）,二榜出来我是资本家。200多元不够资本家，按归（规）定1000多元才够资本家。我想，如果该县确定资本家的资产标准不是1000多元的话，那么在当时的政治重压下，他章某人决不会提出一个1000多元的标准来。如果当时确定资本家的资产标准是1000多元，那么认定章某人为资本家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现在我们似乎无法理解如此计较没有经济利益的成分何来。可在当时的形势下，谁人也知道确定成分意味着什么。成分高，他们的子女，无论大小，那怕是三岁玩童，在填写家庭状况，或个人履历时，其出身都将无一例外地要填上资本家三个字。更可怕的是，这三个字，像是长在自己的心里，写在自己的脸上，犹如商品身上的商标，出门一下就让人识辨了你。按登记表，我见到一位父亲经商，当年饱尝资本家子女滋味的老人。说起当年的情形，老人仍叹息不已。那时政治上受挤压，出门见人矮三分，心理上自卑，人前抬不起头来。干活，你就得自觉地去干最脏最累的，有了招工、上学、参军等机会，你得自觉地往后靠，或根本没分。成分好的，意味着专政，成分高的，就是被人专政。如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凡做事要有依据。有法律的依法律，没有法律规定的，依法规，没有法规的，依规章，没有规章的，依文件，没有文件的，依精神。可那时我们的当事者们，手握如此沉重的笔，咋就那么举重若轻？左左右右，随心所欲。资产170多元，以资本家对待；664元就评议为资本家。可曾考虑一人定为资本家，其辐射出的悲情来？真是后人不知前辈的事呀。

为了摘掉头上那沉甸甸的“帽子”，在运动中，他们努力表现自己，用最极端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认识，退出定息，检讨自己，极尽一切可能。且看一位资本家的自我鉴定：经过了四清运动和学习毛著，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进一步认识到了拿定息是一种严重的资产阶级剥削行为，所以我写了申请，坚决放弃定息，坚决跟党走，时刻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让干啥，就干啥，一定要永远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自1956年1月到1966年9月停止支付。（《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677-678页）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早已有放弃定息的。档案资料中，一名姓杨的资本家，在1962年起就放弃了定息。在当时的形势下，国家的经济建设都无法正常进行，更罔论在政治运动重压下的资本家的个人利益。

一个资本家检讨她打人骂人的错误写道，1944年捅了一下帮工的头，原因是帮工给她磨红面（高粱面），她怀疑面少了。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红面短不短，自己没搞清楚就乱讲，实在不应该。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1965年，吕某答应借给我自行车。第二天吕某的丈夫骑上走了。我就骂吕是故意耍笑人，和人家吵架。是对贫下中农没感情。

又一个资本家检讨道：“63年春天，我丈夫看到报上刊有毛主席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亲笔题词时，因他平时就特别喜欢毛笔字，就一边用手指学写，一边说：‘毛主席写的这几个字都很好，都很有力，就是这个“锋”字的一直划有点歪，这是毛主席写的，要是其他人写的，这就是败笔。’这是对伟大毛主席的不敬。罪该万死。”他们检讨，他们自污，为的是说清自己的错误，能通过群众审查。

在138份档案中写材料第一的是一个资本家兼地主，在家操持家务已53岁的妇女。她写的材料有：历史自传2份6页，自我检查2份4页，补充检查1份4页，家庭经济情况变化及原因1份2页，悔过书1份2页，坦白书1份1页，关于划分成分的个人意见1份1页，申请书1份1页。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他们过去剥削穷人太多，或是改造就是不好，运动中竟三次检查不过关，写了如此多的材料。先且看她写的一份补充检查：“三次检查，大家给我提了好多宝贵意见，对我教育很大。回去想了一夜，把思想好好的挖了挖，进一步才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以前把罪恶往死了的地主老人身上推，觉得是老人们剥削的；有些往我爱人身上推。这种思想非常不对，比如，从小是吃的剥削（饭），嫁的是地主家，现在花定租，自己也有份，这就是剥削，这就是罪恶。”云云。检讨后，她写了申请书，把定租每季61.50元，股票1张，息折一个，每季定息约2元，以及房屋经租时留下的两间住房，全部献出，今后按月向房管会交纳房租。并在悔过书上写到，已从7月6日开始打扫本院厕所，迄今未间断，要坚持下去。今后居民区有义务劳动，我都要积极参加。

资本家们的如此态度和行动，换来的是什么呢？有的登记表审查意见栏里仅有了了几个字，或几句话，如，以往表现不好；或思想落后；或不接受改造，仍领取房租和定息，不劳而活；或在群众中仍摆她地主的架子，云云。他们的努力表现，换来的这些始终不曾与他们见过面的审查表上的评语，恐怕是他们至今也没想到的。就这了了数语，或简单的几句话，就将他们脱帽子的希望打的粉碎。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愿放弃最后的努力。再看她的“关于划分成分的个人意见”：

学习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后，根据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个人意见我的出身应按我妈妈的成分定，这次四清定下什么，就按什么。我个人的成分，应按我爱人的个人成分定。因为：

  1、 我爱人从1934年参加工作后，迄今一直依靠工资为生，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跟着他，所以我的成分是他的家属。

  2、在土改和解放前三年，以及兵农合一（阎锡山政策）前三年，我爱人不是家庭的实际支配人，他有老人，他们当家，我爱人是地主家庭的子女。我爱人的阶级成分是按他本人的工作划分，是劳动者，自食其力的电力工人。

  3、我爱人参加工作前，是享受了一些剥削，但我公公是医生，也有工资收入，所以我爱人未参加工作前的生活来源，也有我公公的工资收入的一部分。

    4、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第29页中第十二，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规定：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工人本人及其妻子，依工人成分不变更。因此，我的成分应依我爱人成分。

5、1942年我们是在太原独立生活。1945年虽已调回榆次也是和旧家庭的人分锅吃饭，各自生活。我们还是靠工资为生。

总之，我学的不深，可能理解的不够。我的成分究竟该划什么，我是依靠党的政策和依靠群众讨论决定吧。个人意见，提供参考。

              权某某 1966、6、3

不争取脱帽，可心里向往着政治上的平等。硬争取，又不敢，个人意见也就只能供参考了。政治上不翻身，那就努力向前靠拢，那怕是一点点，一点点。在一资本家写的材料里，我看到一页家庭情况表，那大半页十几行，子孙十几人，“政治面貌”一项，一直空下来，直到11岁的长孙时，才一笔一划写着“少先队员”。这首次出现在他们家中的红色符号，对他们一家人来说，该是非同寻常的。在那个政治统帅一切的氛围里，这一栏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是盼来了终于，是迎来了平等的曙光，或都有，都是。这埋在心里的感受，也只有他们能真正体会个中滋味了。久久地盯着那一栏，我的心也早已沉重起来，人生不满百。前人造成的历史已无法改变，要求今后政治上平等，竟要寄希望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对人性的压制，莫过于这以代计者，这是何等的沉重呀。

  “四清”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是《决议》总结的教训。但我觉得在《决议》的指导下，有些总结还可以进一步挖掘。我所做的以上分析，或许还不够客观，不够正确。但我所依据的这138份街道“四清”阶级成分登记表却是既原始又确凿的。如果有哪一位有不同认识，我愿与他共享这难得的历史资料，希望他能从中得出更科学的分析或结论来。实际上，薄一波同志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的提法就向前了一步，“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该书下卷，第1136页）这总结是很中肯的。

往者已矣，来者可鉴。根据现在的国家形势，我斗胆猜测，我们党应该是不会再发动一次“四清”运动了。我们应该向前看，可我们也应尽量把这一去不复返的宝贵的经验教训，说的透彻一些，也好让亲历者（尽管他们大都已逝去，或已年老，但他们的后人还在）欣慰一点，让后来者能饱吸过去的经验教训，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要重蹈覆辙。这对谁来说，也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闻着腐臭的旧纸味，絮絮叨叨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来源作者博客：榆次旧街的个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