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四清
肖奇光
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二十三条》,确定农村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 “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再次强调社会主义“ 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为避免“走到斜路上去”,因此“要同群众研究出一套有效的领导干部监督制度”(第19条)。提倡四大民主,要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第20条)。要实行干部任期制 (第18条)。 并计划用三年时间在全国完成这个任务。
1965年1月13日,我们乘车去湖北省委礼堂听报告,内容是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的行前动员。
从1963年5月开始,党中央即开展了社教运动的试点(俗称“小四清”),曾发布“前十条”和“后十条”。而抽调我们这批大三学生下乡,是参与“二十三条”公布后在全国正式展开的“大四清”。
每人稍作准备,很快就启程了。我们去的地方是孝感县小河公社,全班三十名同学被分配到三个生产大队。
此后的八个来月,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得的经历。
进入新堰大队
我和几位同学来到了新堰大队,这个大队包括两个地方,共有五个生产小队。大村子里是一至四小队,五队则孤零零地在另外的处所。每个队至少有一名参加过前期运动的老队员带领,他们是从邻近的大悟县各机关单位选派来的。几个同学都留在大村中,惟有我到了第五小队。
村子很小,记得只有十多户人家。负责的工作队员已经有两人,年长的老李原是手工业管理局的干部,另一个却是比我年龄还小的邓姑娘,她刚从学校毕业就被招干来农村锻炼了。按照四清工作队的纪律,安排我住在赤贫户老左家里,每天轮流地到各家吃派饭。哈哈,说是不能暴露自己的学生身份,还得慌称是机关干部。
尽管以前几乎每年都要下乡劳动,可那只是几天时间,更没有思想负担。如今四清运动刚开始,加之情况尚不熟悉,真不知如何才能把工作搞好。“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初来乍到的,我先跟随老李、小邓上午参加队里的劳动,下午查帐。
生产队的帐目不是很复杂,进出项很有限。不过所有支出基本都是白条,有的盖着私章,有的是盖手印。我们的工作之一是要将每笔开支的来龙去脉查实了,再看帐面是否平衡。还有的任务便是开会宣传,如召开社员大会、贫下中农会、四不清干部会、地富分子会……。以及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搞好发动群众的工作。
在学校时我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做过讲演,这给社员开会讲话真是头一次。好在我大抵只复述上级的文件精神,很少还天南海北地乱扯些什么。最怕的还是晚上我和小邓要到社员家里个别宣传,本指望以她为主,偏偏她更寡言少语。有一次去小队会计家里,说了半天没有词了,竟然宣讲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甚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农村人向来早早睡觉,这下子搞得他们一家人不得安生,个个呵欠连天的。
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才真正适应农村的生活。
2009-04-03 | 记忆四清(二)体验三同
我住在贫农老左家的堂屋里,他老婆早死了,只有一个十岁的女儿。他们俩住在右边的两个房间里,左边另有放柴草和杂物的两间房,我恰好在中间能给他们看门。
小邓就住在我隔壁的人家,那里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和她做伴。
队里的小伙子不多,仅有三个,都是二十岁左右。一个是队长的弟弟,已经娶妻生子。一个是富农的儿子,也许是成分高了不和人来往,他平时木纳得很。再一个是老寡妇的儿子,名叫小狗,没有大名。姑娘们倒是有五个,除了前面说过的姐妹俩,还有一个上中农的女儿,另外两个里最出挑的是叫“丫头”的,她是会计家的孩子。这些人没有去上学了,男孩中最高也只是把小学和初中读完,而女娃基本都是文盲。
再往下还有一帮细娃儿,他们尚在村后湖泊对岸的黄湖小学读书,时常地过来找我和小邓玩。
小队长约摸三十多岁,因工作队员按规定上午要去参加劳动,他特别地照顾,让我们和妇女和半劳力在一起干活。由于大家常在地里见面,加之小邓和姑娘们成天在一道,她们也不把我当生人。我有时会主动地要求干点重活,比如挑粪、翻凼、犁田、车水,队长他们只好让我去试试。有一事令我惊奇,麦收前队里专门派我们“选种”,把壮实的麦穗全剪下来单独保管,真想不到他们也懂得“科学种田”呢。
虽然生活条件比城里艰苦,但我倒能够承受,惟独上厕所却令人十分尴尬。老乡家的露天厕所很简陋,通常用土坯垒个几十公分高做围墙,人如若进去大解偏偏会露出腚来。我硬着头皮上过几次,后来发现队长家的厕所墙壁有将近两米高,就改去那里方便了。不过事先需要招呼几声,以免里面还有他人。
洗澡、洗衣服可以在门前的池塘里解决,吃水则是到村子后的黄湖去挑。夏天时我曾和几个半大小子到村外的池塘游过泳,可惜塘中水草太多,很容易缠住腿脚。我怕会发生危险,便不准他们再去玩“狗刨”了。
我冒充机关干部,其实那时侯我洗的背心晾在外面,上面明明白白印着学校名称和班级。估计老乡是知道这些的,没有人敢说穿而已。
几个月后天气变暖了,老左家有个姑娘我住着已不方便,于是就搬到小狗家。小狗娘在堂屋里搭了张大床,让小狗和我一起睡,我真是和贫下中农彻底“同住”了。我起先并不知道农民是从不穿内裤的,见小狗晚上脱得精光钻被子,我非常不习惯。
查帐基本结束后,小邓被调去别的地方工作,队里剩下我和老李两人。接着是做思想教育,重新核定阶级成分等事情。此时我没有了开始时的拘谨,已学会独当一面地担负工作任务了。
我们吃饭仍是轮流到各家去,尽管上面规定不能吃肉、鱼,老乡仍变着法做好些搞。通常是蔬菜淡饭,可干活累了怎么着也好有味道。其中我最喜欢吃的是小狗家做的烤面饼,面粉和好捏成饼在锅上烙硬两面皮,又塞进柴灶灶膛内烘烤,过后那白面饼简直香极了。大娘看我特爱吃它,每回都多做几个,所以我交的这点粮票自然是不够的啦。
2009-04-04 | 记忆四清(三)社员大会
召开社员大会是四清运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全大队的社员被要求来到同一处会场。农村里过去不大有如此规模的集合,先到的男女老少见面热闹着呢,自然也有许多人姗姗来迟。
为了活跃气氛,老队员让我们学生领大家唱歌。无非是《社员都是向阳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一类,只有年轻人还能跟着哼哼。后来,人们又要求教唱新歌。因我在学校是副班长兼文体委员,识得简谱,这项任务便落在我头上。记得是刚发表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由我一句句反复带唱。终于等人们都到齐,队长再开始作报告,时间便拖得很久了。
以后每次开大会,我们总得带领社员唱歌。有一回,由我和袁同学表演对唱《老两口学毛选》,我唱男声,袁唱女声。那几句“老头子,哎!老婆子,哎!我们一起学毛选。”逗得大伙直笑。……
去大队里开会,我们是没有具体宣传任务的。而回到小队,逢会我还是必须讲上几句。到了农活大忙时,只能黑夜里把社员召集拢来。在晒谷场中放张桌子,点一盏油灯,男人稀稀拉拉坐在前面,女人们皆躲在暗影里。老李怕天气太热有人睡着了,就按亮手电筒,竟晃见她们有的光着上身,有的敞开怀只把衣服随意披在后面。她们不单有老妇女,还有年轻的媳妇,可能村里人全见惯了,大家并不惊奇。后来老李和我也装着没看见,不敢过分地去强调了。
我们小队基本由两个姓氏人家组成,仅有一个外来户姓胡,是大队里的电工。队长是左家的代表,会计是纪家的代表,可另有一个姓纪的担任了大队长,他们算是“四不清干部”。村中并没有地主,惟有一户纪姓富农,还有一户左姓的上中农。开会时自然不好让这些有问题的人多说话,而能说会道的贫下中农就数我的房东老左了。据说老左早年家道败落才成为了赤贫户,就他是村上见多识广的人物,其他的贫农代表都老实得很。因此每每冷场,大多是老李唱独角戏,我和小邓来帮帮腔。
工作队搞运动主要依靠的是赤贫户,但生产活路仍得由小队长来安排。我们队里的运动进程本来十分平淡,不承想日后却发生了几个意外事件。
2009-04-05 | 记忆四清(四)会计之死
有一天突然接到消息,我们小队的纪会计自杀了。
其实他做的帐目查来查去并没有大问题,前两天我们准他假去了小河镇的亲戚家,怎么就会如此想不开呢?据说他是把裤带的一头系在亲戚家的床框,另一头的圈套在脖子上,趁人不备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他家中留有老婆和三个女儿,十七岁的大“丫头”已务农,而那两个年幼的尚在读小学。
老李和村里几个人立即赶到镇上料理丧事,做了最简单的处置。考虑到我和小邓缺乏社会经验,老李没有派我俩参与。等这起事件上报给四清工作团后,性质很快被确定为:“对抗伟大的四清运动,自绝于人民。”既然如此,原本未发现有重大“四不清”问题的死者,便成为和“坏分子”一样的人,连他的家人也需要另眼相看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也因为怕对下一步运动有影响,他的棺木只能绕过村子,抬去河边的坟地。没有发出什么响动,他就被悄无声息地埋葬了。会计家的在屋里哭得十分悲凄,农村家庭一旦缺了男劳力,这孤儿寡母的四个女人将要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
这个事情一出来,我还真有些紧张。继而又想,实在我们几个工作队员没有给过太大的压力啊。我努力回忆和纪会计打过的交道,除了有几次查帐找他核对几个单据,再就是进村时我和小邓有天晚上在他家“宣传共产主义”。当然所有工作队员都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之类的话,应该这些套话对他没有威胁力。
如若从他管理的帐目看,仅仅有二角三分钱的疑问(最后只确定为一角七分),并且应该认定只是“手续不够完善”。鉴于我们查帐的过程始终是公开的,他绝对没有理由因这二角钱丢掉生命。我隐约觉得,内里可能还有某些别的原因。恐怕纪会计生前受到过巨大的压力,他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才不得已走上绝路。不该轻生的人已然死去,这个谜团是永远破解不开了。
可值得庆幸的倒是,在小邓的开导和帮助下,“纪丫头”这姑娘在后来的日子里没有因此消沉。她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和生产劳动,成为了一名先进青年。
2009-04-06 | 记忆四清(五)分粮事件
会计自杀风波的影响才平息没多长时间,队里又出事了。纪大队长的老婆跑来报告,有人在给各户分谷子。
分粮一事居然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无异于向工作队的权威挑战,这还了得吗?老李和我赶紧来到队里的库房,正好看见社员们在按户称粮食。队长和保管是运动的对象,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主持的偏偏是我们要依靠的几个老贫农,他们说现在青黄不接,家家粮食不够吃,反正队里有粮就商量着给大家分一点。
老李马上制止了他们的行为,让已经领回去的农户把谷子送转来。好在发现及时,他们都没有将谷子送去电磨上加工,很快就如数归仓了。接着,我们把贫协小组的成员召集起来开会,重申四清运动的纪律,不允许今后再出类似的问题。
第二天却有人急匆匆来找老李,说是大队长的老婆喝了“敌敌畏”。一干人立即把她送医院抢救,又洗胃,又打针吃药,好一顿折腾。由于发现得早,加之送医及时,她的性命总算保住了。想不到我们小小的五队人口虽不多,事情可真不少,差一点接连出人命案。
经过调查才知道,有人对收回粮食不满,因大队长老婆来找我们的行迹被他(她)看到,饶舌者便含沙射影地讽刺挖苦举报人。说是老纪家的想要巴结工作队,目的是减轻大队长的“四不清问题”。不过当真去查问到底谁在乱讲时,老妇人死活不吭声,村里的其他人亦纷纷躲避我们……
考虑到社员们的口粮确实不多,紧迫的农活又绝不能被各家断顿而耽误。过了几天,我们请示了驻大队的工作队陈队长,领导终于批准给社员适当分粮。尽管和第一次的程序完全相同,第二次分发则是在工作队的主持下进行的。呜呼!中间曾使得大队长老婆的身体白受痛苦,还徒添了我们许多麻烦。
2009-04-07 | 记忆四清(六)工作队聚餐
我们在村里轮流到各家吃“派饭”,四清工作团还具体规定不准吃肉、鱼、鸡蛋之类的“高档食物”。因此,几个月下来,队员们肚子里的油水早被刮光啦。
虽然老乡给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特别准备的,可能还比他们家里平常的饭菜要好很多,但毕竟那时的农民都不富裕,每顿饭菜能让人吃饱就已经不错了。偶尔有谁家做了点好吃的东西,我们会告诉他不能触犯四清工作纪律。不单要请他们把菜端下去,并“告诫”以后决不可造次。
惟有一段时间例外。
因为积肥的缘故,村后黄湖里的水被抽干了。大鱼用网捕捉过后,湖底还剩半尺来深的水,里边仍有小鱼小虾在浑水中乱窜。几个村子的社员齐上阵,湖里挤满了捉鱼虾的人,纷纷拿起竹筛、箩筐、簸箕等工具在水里捞鱼。我和小邓也跟着年轻人下湖去玩,尽管手上没有家伙什,还是摸到几条小鱼丢给了同伴。富农的儿子似乎更有办法,他用的是专门罩鱼的工具,居然捉到一条足有四五斤重的大鱼。……此后几天各家均有鱼虾端上桌,我们没好意思再坚持让他们通通撤去,还象征性的搛它一筷子。
某天,工作队通知我们到黄湖小学集中学习。正值假期,学校里没有老师和学生,其实开会仅是借口,主要是能在一起打打“牙祭”。我们从镇里买回猪肉和面粉,(本欲用粮票去买米的,可粮站只供给面粉,连工作队也绝不予以照顾)。猪肉选购了有三、四指宽肥膘的那种,切成大块来红烧。而面粉处理起来要麻烦得多,我们便用它做死面薄饼。学校厨房里是几只大锅在用,灶火难于控制,不方便烙面饼。饼要么烙糊了,要么还夹生着。幸亏另外烧了一锅骨头汤,放点香葱,浇上些油花。每人喝清汤就大碗红烧肉和大饼,那感觉还是好极了。
几个月里我们唯有这么一次机会搞聚餐,真的很不容易。如同朱元璋曾念叨“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吃那样,当年这顿饭的味道至今都令我难忘。
2009-04-08 | 记忆四清(七)文艺宣传
四清工作进行到了一定阶段,各地开始重视文艺宣传活动,公社还将举行比赛。
于是我们大队从社员中抽调出一批有文艺才能的男女青年,统一参加排练。节目大多是我们学生队员自己创作的表演唱和快板,此外还合唱或独唱当时流行的歌曲。想不到文艺骨干们不单带来二胡、笛子、口琴等乐器,也不知他们通过怎样的方式借到了黄湖小学的一架小手风琴。盖因是给学生们使用,当属稍小一号的规格,不过仍可拿来演奏。这手风琴还真没有人会弹奏,他们就要我去试验。鼓捣了好几天,好不容易能够把毛主席诗词歌《为女民兵题照》奏出调子。反正是较简单的旋律,我基本上仅用右手按键,左手便反复“哆咪莎”权当节拍。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有些好笑哩。
除了大队集中活动,也要求每个小队也出节目,先举行全大队的会演。我一方面在大队帮忙,一方面让小邓在队里发动青年。还是她有办法,把我们村的五个姑娘都招呼来了。我用“莲花落”的曲调配了说唱词,并教她们每个手里拿两只酒杯相互敲击发声,这个表演唱居然弄得象模象样。在小队预演了一次,群众给予很高的评价,更加地激发了姑娘们的积极性。我又试着给队里的小学生写了一支叫《我们是儿童团员》的歌,请他们扛起红缨枪排队上场,也颇有些气势。考虑到纪丫头的嗓子好,再选她唱电影《夺印》里表现人们在湖上罱泥情景的插曲,由我拉胡琴伴奏。
我们去大队演出那天,根本没有化装的胭脂,只能用红纸泡些颜色往姑娘们脸上涂抹。开始我还担心大家会怯场,却未料我们小队的几个节目演出效果出奇地好。后来纪丫头作为新发现的“人才”,正式到大队参与排练舞蹈《女民兵》,她更靠独唱节目登上了公社的大舞台。……
2009-04-09 | 记忆四清(八)丫头入团
纪丫头的父亲自杀以后,她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妹妹过日子,自是十分艰难。丫头虽然和其他姑娘一样只是半劳力(队里定好的工分为五分),但此时母女四人须得指靠她挣工分来养家了。她在队里干活特别勤快,只是农村习惯“重男轻女”,评个半劳力真有些亏待人。
丫头没有什么文化,按农村的风俗,她早经远房亲戚介绍许配了人家。男方正在河南明光当着兵,据说还有两年能退伍,到那时丫头就将嫁出去了。可是家里一旦缺劳力,她的两个妹妹再要读书势必会更成问题的。村里的其他女娃亦是同样情况,她们当然希望找个家境比较殷实的好家庭和勤劳肯干的好男人。
应该是小邓的工作卓有成效,姑娘们常和小邓在一起,以前不大活跃的她们居然都同意参加文艺宣传,这是我起先没有想到的。而且纪丫头极有悟性,一支新歌她只学唱几遍便能记住全部歌词,音调也特别准。后来她到大队参加了排练,无论跳舞或唱歌,一举一动很认真,表演的节目尤其出彩。
过了几个月,有天早晨丫头拿着一份《入团志愿书》来找我,请我帮忙填写。(可那时侯我自己还不是团员呢,如果小邓没有调往别的队,我一定会去把她叫过来填表。)表格上头一栏是名字,她说就叫“纪丫头”。我原本以为这仅是“小名”,实在未料她十七、八岁了居然还没有一个“大名”。丫头见我惊奇,便央求我帮她改个名字。想来想去,我提出好几个方案,最终她选定“凤云”。此名的意思是象金凤一般腾云驾雾,大有作为。……
纪凤云家庭出身贫农,本人积极上进,父亲在四清运动中自杀并对她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有他们大队团支部委员给当“介绍人”,小纪的入团申请很快就被批准。这样,在我们小队适龄青年中总算有了惟一的团员。
2009-04-10 | 记忆四清(九)灌渠抢险
田地里需要春灌了,闲置的渠道又开始派用场。抽水站位于我们村外的河边,由大队电工老胡开抽水机,足量的河水先得进入总灌渠,然后才能分送到其他小队。干渠在五小队管辖的地界就约摸有一里多长,输水时这一段指定由我们负责看护。因为渠道两边的土坎年久失修,所以村里所有劳力白天黑夜分班上阵,防止沟渠泄漏或溃决。
当地的沙质土根本没有粘性,大家提前在田边挖些带草皮的泥团以备急用。我是第一次参加管护,并不知道会突发怎样的情况。轮流值了几个班,似乎也没有出现过大小危险,心想可能将要顺利地完成这项任务。
未料时间一长,渠道经过浸泡变得土质松软了,便接连发生小事故。可见有的地方开始从沟底往外轻微渗水,有如我们现在说的“管涌”。此时必须在渠道内侧找到泄漏点,用草皮泥去塞住。要是只在渠道外面贴补,则是完全不起作用的。
有一天晚上我巡逻到某处时,猛然看到从渠道里往外淌水,而且流量还不小呢。我马上搬来泥团想去堵,可是摸到的漏水口已经有茶杯粗细了,并正在迅速扩大。转眼间洞口变成菜碗大小,立即会引发溃口,将迫使抽水无法再进行。情急之中,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东西用来抢险,下意识地一屁股坐在了缺口上。社员们听到我的呼喊声,纷纷挖土在外面填洞止水,最后才把我拉起来堵内侧的缺口。……
尽管时令已是春季,但早晚的气温仍不高。在水里呆了差不多十分钟,冷得我直打哆嗦。等回到住所赶紧地脱去湿衣服,穿上大棉袄和绒裤暖和身体,过了许久才缓过劲来。
2009-04-11 | 记忆四清(十)函调材料
本来我上大学和去部队农场锻炼期间一直坚持写日记,可惜后来没把这些日记本保存下来。幸好根据老同学“石不病”兄提供的1965年初四清工作队开会记录,从中能够知道我们当时在干些什么事情。
“发动群众的步骤是:1.阶级调查,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情况、宗族关系、剥削情况,注意解放后的表现。迅速找到依靠,建立起四清小组;2.开始外调;3.通过闲谈,了解情况,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注意。作硬工作,召开小型会议,家庭会,个别发动;4.宣传政策,揭盖子相结合。
四清工作队的任务是:1.执行党中央各项政策,把干部中的四不清搞清、搞深、搞透;2.坚决打击党内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社会主义阵地;3.打击那些有现行活动的四类分子;4.通过运动,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觉悟;5.促进当地的各项生产大跃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工作队的五条决心是:问题不搞清不走,不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垮、搞臭不走;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不解决不走;3.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不打倒不走;4.无产阶级思想不大大兴起不走;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不组织起来不走。时间约为半年,不达到23条六条标准就继续干下去。”
随着运动深入开展,五小队的帐目彻底查清楚了,没有发现大问题。下阶段任务便是 “清理阶级队伍”,进行四清运动工作总结。这样,纪大队长和我们队里的干部就被认定“四不清问题” 已基本上得以解决。
正在此时,我们工作队收到了由公社转来的一封信,是武汉钢铁厂来函调查队长家的情况。队长的弟弟在城里上着班,可能是要入党还是提干的,急需核实其家庭是否有问题。据说左队长家早先的经济状况还不错,因临近解放时发生过变故,最终土改时才定为中农成分。老李便把调查一事交给我去办理,在走访村里的老人和召开几次座谈会后,我拿出了较为详细的调查材料。可最难定性的恰是他家的成分土改中是否存在“漏划”,我便特意把它含糊过去,担心如果搞不准的话势必会给被调查对象造成影响。不过最后经我们大队工作队的领导审核,他们觉得报告内容还是客观公正的。
直至运动后期“重新核定阶级成分”,队里贫协成员认为除原有的一个富农户和一个上中农户仍应维持原有身份外,其他农户的成分无变动的必要。该结论终于说明此前自己出具的调查材料是比较合适的,我这才完全放下心来。
2009-04-12 | 记忆四清(十一)四清工作鉴定
运动即将结束,工作队接到上级通知,要为我们学生做鉴定。
先由个人写“自我鉴定”材料,内容是参加四清运动的收获与体会,总结既有的优点和存在的缺点。我所在的小队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比别的小队要多,带给自己的教训也尤其深刻。本人只是学生,此前根本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碰上象会计自杀、社员私分粮食、大队长老婆喝农药这些事件,顿时就慌了神。幸亏老李很有办法,他能镇定地化解这些矛盾。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队里出事与自己有间接的关系。在总结材料上,我讲述当时的紧张心情,检讨了思想发动和教育工作没有做好。
各人得在全体工作队员会上宣读自我总结材料,再由大家进行评定。我发言后,老队员都表态安慰我,认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更是任何人也不愿看到的。出问题并不是由于工作队的方式方法有欠缺,主要还是当事人自身的原因。他们肯定了我的成绩,如在和社员三同、组织文艺宣传方面比较积极,又专门表扬了我灌渠抢险的行为。当然,也指出我工作中还不够大胆等毛病。
我和其他人的鉴定都很顺利地通过了,偏偏我们班的陈班长在总结里写到农村生活艰苦时用词不当,被工作队长抓住狠批了一顿。还有一位喻同学,据说他和本队里一个姑娘谈“恋爱”,明显是违犯四清纪律的。兴许是担心会给学生们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敏感问题再没有继续展开讨论。(因为我和他们不在一个村,后来才听说喻同学和姑娘有不正当关系,但已允诺娶她。不过这件事情可不简单呢,喻为此受到严厉处罚,更惨的却是彻底毁了那个与其“相好”的农村女娃。)
2009-04-13 | 记忆四清(十二)返校
我们要离开农村返校了,按规定没有提前让社员知道。一早我就在悄悄地收拾东西打背包,直到去向房东纪大娘告别时她才明白。
老李正陪伴我去大队部集合,纪大娘手里攥着两枚鸡蛋急急忙忙地追我们,她硬是要把蛋往我的书包里塞。我知道农民家里全得靠“鸡屁股银行”变钱换油盐,平常舍不得吃的两个蛋也算是不小的数额呢。老李见推让不过,便劝我收下它。这时其他社员闻讯都拿着东西赶来了,我不得不撒腿“逃跑”。回想在新堰五小队生活的几个月,和社员群众确实有了感情,我尽量地克制住自己,不让眼泪水流出来。最后用这种方式向大家道别,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却是无奈之举啊。(那两个鸡蛋是生的,在路上不小心搞破了,书包里还被蛋液弄得一塌糊涂。)
……
回到学校以后,我们又接着上课。由于我在四清运动中表现较好,团组织讨论了我的入团申请。由班里团支部和系里团总支干部、学生队指导员分别找我谈话,进行严格的“考察”和“审查”,终于被批准参加共青团。我过后才晓得,盖因工作队有推荐意见,此乃“火线入团”也。
喻同学的事则被追索,班里连续召开了几个会对他教育帮助。原来,喻和那姑娘本是“自由恋爱”,不料越轨了。女方的哥哥发现后先是同意的,可他生怕喻玩弄妹妹再把她甩掉,转而报告给工作队了。这样偏偏是适得其反,喻违犯了四清纪律,必须严加惩罚。学校的处理决定是将喻开除学籍遣送回乡,他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书,到头来竟然自毁前程。村里那姑娘的境遇我们不得而知,她有了这样的事,今后可怎么嫁人?
其实学校里之前早就搞过“三性三严两不准”教育,“性”和“严”的内容记不得了,“两不准”是不准恋爱、不准结婚。校方按专业和年级划分成若干“学生队”,各配备专职的“政治指导员”,以便对学习生活进行严格管理。当时,没有谁能象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在外面租房与异性同居。喻同学此举,即使是在学校里都是不允许的,更何况还被扣上“破坏四清运动”的帽子,他终于在劫难逃了。大家和喻同窗几年,只是对他发生“两相情愿”的错误事实有些感喟,但爱莫能助。
过了不久,工作队的老同志也从新堰撤离了。他们给我寄来一张合影,上面没有小邓。坐着的人左边是老李,最右边是陈队长。
此后,老李的手工业局并入轻工业局,小邓到税务局当了打字员。我和他俩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因文革太混乱才中断。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从陕西到武汉出差,曾在旅店遇到一个大悟县人,他说我们认识的陈队长现在某公社任书记。我就立即按地址给老陈去信,结果没有收到回复。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他们现在各是什么情况,心里真是有些记挂呢。
来自作者博客:闲士居 http://xqgsk.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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