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居士：郯城“四清”运动回顾

郯城“四清”运动回顾

红山居士

    在21所的历史上，最辉煌的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当然是核试验工作，但是，在山东郯城的“四清”工作也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郯城“四清”，参加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分布面积之广，生活条件之艰苦，都不亚于一次大型核试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凡是当年参加过郯城的“四清”工作的老战友，一定深有体会，记忆犹新。

    1965年秋至1966年夏之间，我所绝大部分同志都去山东郯城参加了“四清”工作了，一向热闹的通县军营变得冷清了。1965年秋，刚入伍的新同志还没有踏进通县军营，打起背包就出发了，目的地不是新疆的罗布泊，而是山东郯城；不是去搞核试验，而是搞“四清”。关于这件事，马历男在他的《马兰·蘑菇云·战友情》一文中，有一段描写：

    在北京安定门外蒋宅口的校园里，我们经过了一段军事集训和政治教育。当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传达了《毛主席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的谈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军队排级以上干部必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按照国防科委的安排，我们这批学员打起背包登上了南下的列车，被派往山东省临沂地区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我被分配在郯城县马头镇林子公社，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黄雄汉、程耕、许均明、路德元、张正中同在一个工作组。

当时，我是第一次下到农村生活，面对四面透风的住房、水稻田的插秧、推着原地打转的磨盘和那生硬发黑的地瓜面煎饼，面对蚊子、苍蝇、虱子，感到无法生活、无所适从，心情非常失落。是工作组战友们的帮助、照顾、关心，使我渐渐战胜了困难，学会了生活。同时，我和他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九个月后的1966年6月，我们结束了在山东的“四清”工作，回到了北京。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曾经提过郯城“四清”运动，但不过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而已。现在既然专门回顾“四清”运动，那我就详细说说我的“四清”岁月。

    我没有随着我所1965年的“四清”大军走进郯城，而是在次年开春才走进郯城县褚墩公社碑住村，开始我的“四清”工作，历时4个月，于1967年7月初告别碑住村，随大部队回到北京。

     下面，我分别说说我在“四清”运动中的生活和工作。


走进贫穷的碑住村





    1966年3月，我接受取样火箭研制任务不久，就接到了所里的命令：放下手里的工作，立即去支援山东郯城的“四清”。和我同时接到这个命令的还有陶秀英和郭长生。

    军令如山，我们三人立即打点行装起程，坐上火车南下了。傍晚，列车到达徐州站，我们要在这里换车东行。郯城在鲁南，离苏北近。我们三人下车后，买好了车票，因为离开车时间还早，便到站前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晚饭。我们从饭馆里出来，天开始下雨了，我们3人是顶着雨跑进车站的。初春天气，乍暖还寒，说变就变了。天黑透了，我们上了一趟徐州开往连云港的慢车。天上雨越下越大，车里越来越冷，穿得少的人冻得直打哆嗦，这一夜，我们坐在车里，冻得连瞌睡都打不成。天亮了，雨停了，我们在苏北的新沂车站下了车。雨虽停了，但是天气依然阴冷阴冷，令人不寒而栗。没有派汽车来接我们，而是让我们搭乘一辆来接报纸和邮件的邮政车走。门一关，里面黑乎乎的，看不到外边。汽车把我们拉到县城，我们下了车。

从县城到褚墩镇还有二十来里路，一个农民用一辆架子车拉着我们的行李送我们，我们跟在车后步行。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田野里覆盖着冰雪，树上和电线上挂满了冰凌，许多树枝和电话线都被压断了。那景象和2008年初南方那场冰雪灾害很相像，只不过规模小一点，灾害轻一点。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褚墩镇。褚墩镇是公社党政机关所在地，也是褚墩公社“四清”工作大队的所在地。“四清”工作大队下设若干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负责一个村，也就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四清工作。工作大队和工作组都是由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混合编制而成，地方干部是苍山县的干部，由县委书记亲自带队，并任大队长。部队干部是我们21所的干部，由四队指导员杨永飞带队，并任大队政委。各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一律由地方干部担任，部队干部只当组员，配合其工作。

    杨永飞把郭长生分到公社所在地的一个大队，把我和陶秀英分到远在十里外的碑住大队。下午，我和陶秀英背起行装出发了，傍晚时分到达碑住村，在“四清”工作组报了到。

    我们这个工作组共有9人，5名地方干部，4名部队干部。部队干部就是我们21所的张印、林振伯、陶秀英和我。地方干部是由农业局局长老孙带领的苍山县干部，两个是中年干部，三个是年轻干部，年龄只有二十来岁。农业局局长老孙是工作组组长，他农村工作经验丰富，态度和蔼可亲，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很有威信。老孙分配我和陶秀英各负责一个小队的工作，我兼管民兵工作，小陶兼管青年团工作。



    碑住村自然条件不错，有山有水，土地肥沃。但是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长期吃大锅饭，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出工不出力。生产上不去，社员收入很低，好年景一个壮劳力也就挣三四角钱，年景不好连一角钱都挣不到。因此，社员生活十分贫困，虽然不是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但多数人家连一床棉被都没有，一件棉袍子，起来是衣裳，躺下是被子。那些家庭孩子多的社员常年累月靠吃救济粮过日子。所谓的救济粮就是地瓜干，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地瓜干是这里的主食，熬的是地瓜干粥，摊的是地瓜干煎饼。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吃的也比这里好得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贫穷的地方。



    人穷虱子多。长期不洗澡，不换衣服，成了虱子的温床，每个人满身都长满了虱子，甚至泛滥成灾。每当开会时，社员蹲在地上，一边听会一边把手伸进怀里抓虱子，抓虱子比听会的精力还集中。

    民兵连长把我领进民兵连部和民兵见面，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条凳子，也没有一张床，地上铺了一地麦秸，几个民兵，有的躺在麦秸上，有的坐在麦秸上。民兵连长把我介绍给大家，我和各个民兵一一握手。我想坐在麦秸上，和大家促膝谈心，我正要往下坐时，民兵连长急忙抓住了我：老杨，你不要坐在麦秸上，里面尽是虱子，你一坐下，一会儿就爬满了你的全身了。我只好站在地上和大家谈心。



    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我在村里的小卖部里正在买一些日用品，一个社员拿着一个鸡蛋进来，把鸡蛋交给售货员，售货员给他打了一两酒倒在碗里，又捏了少许盐粒放在柜台上。这位社员喝一口酒，用手指头蘸一下盐粒，在嘴里舔舔。然后，再喝一口酒，再用手指头蘸一下盐粒在嘴里舔舔。我从来没有见过蘸着盐粒喝酒的人。

    哦，我可怜的嗜酒者！



    个人的贫穷已达到了极点，各个小队也是一贫如洗，不但没有一头牲口，甚至连一分钱的积蓄都没有。

    我们要写一些宣传标语和口号，队里没有钱，我们部队干部掏钱买毛笔、墨汁和彩色纸张。社员得了急病没钱医治，我们部队干部出钱救急。所以社员们说我们部队干部是“爱民如子”。

    没有牲畜，趟地全靠人拉犁，打场全靠人拉石磙子。

    主要运输工具就是独轮车和架子车。

    主要劳动工具就是锄头、镢头、小镰刀和连枷。



    共和国已经成立17年了，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还是如此的落后，我们的农民生活还是如此的贫穷，实在是一种悲哀。

    我们多么希望中国农民尽快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日子呀！

 我的“三同”





    工作队员必须和社员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我和林振伯没有同住，只实行了两同，因为老孙让我们两个人住在工作组办公室里，夜里兼管值班，处理村里临时发生的事情。

    林振伯是福建人，中学就读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中学，毕业于厦门大学。他的普通话说得不咋的，带有浓重的地方风味。每天晚上，我们俩躺在被窝里聊天，他很健谈，历史、地理知识他知道得很多。他喜欢下象棋，不但能背棋谱，而且还会下盲棋。我会下象棋，但水平较差，每下必输，所以那些下棋水平不咋的的人，喜欢和我对弈一盘，以获得胜利的喜悦。我的老岳父就是其中一人，每次他赢了我就眉开眼笑。偶尔我能拼个和棋，可是我的老丈人还是求胜心切，不肯放过我，和我磨来磨去，我只好卖个破绽让他赢，让他再眉开眼笑一次。遗憾的是，工作组里没有象棋，怕挨批评又不敢去买，所以我和老林没有下过一盘棋。要是我们俩躺在被窝里下盲棋也是很有意思的，可惜我不会。

    我还记得老林的两件有趣的事。第一件事发生在碑住村，一个邻村的老太太到我们这个村来要饭，他上去教训道：老大娘，你到处要饭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帽子够大的，吓得老太太赶紧走了。第二件事发生在徐州，1966年7月“四清”工作结束后，大部队在返回北京途中必须在徐州换车。在徐州下车后，大家三一群俩一伙的四散开来，找饭馆解馋去了。我和林振伯、张印三人走进一家饭馆，很干净，没有其他顾客，又很清静，于是坐下来，点了几个菜，要了一升啤酒，大口喝酒，大口吃菜，痛快极了。正在我们喝得开心时，一只黑不溜秋的手伸在我们面前：“同志，给俺点吃的吧！”一个衣衫褴褛、身体健壮的青年农民顿时扫了我们的兴。老林打量打量要饭的人，教训道：你年轻力壮的，不去参加劳动却到处要饭，你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吓得那位要饭的赶紧走了。



    我和贫协主席一家同吃，每月交12元钱的伙食费和36斤粮票。贫协主席是地地道道的贫穷，家里穷得叮当乱响，没有被褥，一件棉袍子就全部代替了。贫协主席一家3口，两口子和一个儿子，人口虽少，依然十分贫穷，日子很艰难。顿顿是地瓜干粥，地瓜干煎饼，4个人才喝一大碗菠菜汤，连咸菜和酱都没有，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差的饭菜。既然是同吃，硬着头皮也得跟着吃，享受不到吃饭的丝毫乐趣，吃饭只是为了维持体力和生命而已。每个星期天，他们为我改善一次生活，包一次素馅饺子吃，还不是全家吃，只有男主人陪我一起吃。这我怎么能吃得下？我象征性的吃几个就告辞了，回工作组办公室吃地瓜做补充。当地有一个生活习惯，中午不开饭，但都回家随便吃一口。这可苦了我们工作队员，和社员一同干了一上午的活，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下午还要下地干活，体力显然有些不支了。

有一天，一个社员挑着两筐地瓜打工作组门前路过，我问他上哪里去，他说挑到镇上去卖，我便把这两筐地瓜都买了。那位社员没出村就把两筐地瓜都卖了，得到了现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我们得到了两筐可以充饥的地瓜，自然也是很高兴，这样我们每天中午也可以回到工作组添添肚子了，不再挨饿了。



    每当“四清”大队召开全体会议，分散在全公社各地的工作队员便云集在褚墩镇里，战友们可以在这里见一次面，解一次馋。大家可以吃一顿馒头，吃一次肉。那些以前不吃肥肉的女同志，现在吃起红烧肉来，也是狼吞虎咽的了。



    长期营养不良，工作队员一个个面黄肌瘦，身体每况日下。大约是在5月，上级下了一道解冻令：工作队员可以自己开伙，不再与社员同吃。

    我和老林具有自己开伙的优越条件：第一，住在办公室里，方便；第二，办公室里有炉子和锅碗瓢盆。于是我们俩人自己开伙了，我负责做饭菜，他负责采购和记账。虽然买不到肉，但可以买到鸡蛋和青菜，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这样，我和老林的“三同”就只剩下“一同”了。



    我生长在农村，从小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所以春种、夏锄、秋收，样样农活我都会，同劳动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压地瓜（栽地瓜）和推独轮车我是外行，但通过同劳动我也都学会了。

    割麦子时我成了村里的焦点人物。我是左撇子，村里没有我用的左镰刀，我只好把右镰刀翻过来使。一些社员跑过来看我割麦子，就像看洋人一样新奇。我虽然割得慢一些，但麦茬低，质量好，又让他们不得不佩服我依然是一个行家里手。

我处理的几件事



    “四清”期间，村党支部和大队干部在接受审查，基本上靠边站了，村里的工作由“四清”工作组全权负责，生产呀，生活呀，纠纷呀，什么都要管。我在村里工作的4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亲自处理了好几件事情。



     我到后的第二天，组长老孙就让我处理一件持枪强奸案。这件案子已经拖了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眉目，老孙希望我能获得突破性进展，了结此案。老孙把原告的一封状告信交给我，林振伯又向我详细的介绍了案情。原告是一位早已远嫁他乡的本村妇女，状告信是他哥哥转交给工作组的。被告是党支部书记徐孝顺（工作组正在查他的四不清问题）。

     状告信说：1958年秋天的一天夜里，民兵连长徐孝顺背着枪来到她家，一看家里只有她一人，便把她劫持到柴屋里，对其实施了强奸。

     林振伯把徐孝顺叫到工作组，让我来审问他，因为我是新来乍到，对方首先会敬畏三分，如果我再严厉点，就会敬畏五分，被告可能会从实招来。

    我询问徐孝顺，他对答如流：我整过他哥哥，他哥哥怀恨在心，乘我危难之际，落井下石，报复我。

    我对此案也有种种疑虑：发生在1958年的事情，为什么事隔七八年之后才告？原告为什么让她哥哥转交状告信，自己从来不出面？最重要的是原告只有状告信，没有提供任何物证和人证。

    我向老孙作了汇报，并建议：我们工作组不要陷在这种永远也审不清的案件里，况且这种事也不归我们管，如果原告坚持要告，那就请她到公安局去告。

    老孙采纳了我的建议并表扬了我。他认为我很有见识，办事很老练。从此他更器重我，遇到棘手的问题让我来办，向上级的汇报材料也要我来写，我成了工作组的文书。



    我处理的第二件事是夫妻打架。清官难断家务事，我还真把这件事情给摆平了。

    一天夜里，我和林振伯睡得正香，一阵叫门声和砸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下地一开门，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闯进来，“咕咚”一声坐在地上，撒泼打掌，又哭又骂。紧接着，她的丈夫——大队会计也闯了进来，照着妻子就要打，被我赶忙拉住了。我问会计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背着他媳妇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她知道后就和我大哭大闹，说我被人给劁了，要和我离婚。

    我首先批评了会计，说他做结扎手术是好事，但不该背着妻子，她知道你去做结扎手术，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会积极支持你的。然后又向妻子讲计划生育的意义和科学道理。很快，这场风波就被我平息了。

    村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发生，夫妻打架，父子打架，邻里纠纷等，都告到工作组来，我处理的原则就是调解，以和为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处理的第三件事是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汇报材料事。

    一个小队在麦地里打井，井下两个男社员负责挖井，把挖出的石头和泥土装进筐子里；井上，几个女社员负责把筐子经过一个定滑轮从井里拉上来，两个男社员负责倒筐子。打着打着，意外事故发生了。

    当筐子刚出井口时，最前面的那个女社员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她后面的几个人接二连三地也摔倒了，沉重的装满泥石的筐子急速地往下滑去，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只有最后一位女社员死死抓住绳子不放，因为势单力薄，筐子还是往下滑去，这位女社员还是拼力拉着筐子不放，被筐子一步一步地拉向前去，说时迟那时快，筐子和人都掉进井底。由于女社员的奋不顾身，减缓了筐子落下的速度，赢得了时间，井下的两个人躲闪及时没有砸伤，而她自己却摔伤了腰。她这种舍己救人的行为令我们工作组都很感动，大家去看她，慰问她。公社知道了这件事，要我们工作组写一份她的事迹材料上报，参加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评选。老孙把写上报材料的任务交给我。

    我采访了这位妇女，问了她许多问题，他一一如实地回答了我。当我问她，你明明知道自己有危险，为什么还死死抓住绳子不放呢？她回答得很简单：我就是怕把下面的两个人砸死了。我照实写了一份材料上报公社。没几天材料打回来了，说思想深度不够，要我重写。

    当时，凡是写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报道，包括那些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了表现人物的思想境界和思想高度，不断拔高，甚至有作者写道：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他会唱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等等。荒唐至极，看后令人啼笑皆非。我对此十分反感。我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所以我绝不写这种强奸民意的假材料。我的主张得到工作组大多数人的支持，连老孙也赞同我的观点。



     我处理的第四件事是老党员劝退问题。

     在整党阶段，就是“吐故纳新”。“吐故”，一个是开除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一个是劝退一部分不能发挥党员模范作用的老党员。沂蒙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七八十岁的老党员较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都作过积极贡献，有自己的革命历史，他们为此感到骄傲和光荣。

    鉴于以上认识，在工作组的讨论会上，我坚决反对抛弃这些老党员。老孙和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我的观点，所以我们这个党支部没有劝退一个老党员。



    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头脑清醒，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人云亦云，深得老孙的赏识。

    但是，我却被我们部队的某些领导和某些党员视作落后分子，我的境遇和李振盛颇为相似，其主要原因如下：在长期的政治学习中，我表现不积极，开会发言不是敷衍了事，就是一言不发，这是其一；入伍十来年了，有的早已入党了，有的正在积极争取入党，有的入党申请书写了一大摞了，可是我竟然没有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是其二；我对政治十分冷漠，没有热情，这是其三。

    不但领导看我落后，连我的一些同学和一些好友也看我落后。1967年1月，通县大院的造反活动风起云涌，轰轰烈烈，许多人揭竿而起，拉起造反大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天摇地动，我自岿然不动。这时，好几个造反小头目，包括我的同学和好友，来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组织，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心中有个小九九：我不为任何人充当摇旗呐喊的小喽罗，也不给任何人当枪使。我的回答一律是：我哪个组织都不参加，我自己搞一个“独立大队”。其实，当时我的头脑非常清醒，我从“反右”运动中，从“反右倾”运动中及其他政治斗争中总结出一条经验教训：政治斗争太可怕，必须远离政治。

     我的历史经验没有错，“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可怕程度。

     打倒“四人帮”后，我的一位一直热衷于派性斗争的好朋友在信中对我说：看来，你走的路是对的。

     这是我一直珍藏在心中、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秘密，现在我把它披露出来，是因为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埋葬在坟墓中。


告别贫穷的碑住村



    1966年6月，收完了小麦，打完了场，压完了地瓜，生产告一段落。整完了党，成立了新党支部，“四清”工作到了尾声。

    7月初，部队宣布提前退出工作组，回北京。

    在共同的工作和劳动中，我们部队同志和地方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张印、陶秀英、林振伯和我决定，临走之前，我们部队同志招待一次地方同志。

    我们买了一些罐头，鸡蛋和蔬菜，我负责掌勺，其他人给我当下手，忙活了一整天才做好了这顿最后的晚餐。虽然没有酒，晚餐还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大家畅谈“四清”工作，畅谈劳动，畅谈友情。

    第二天早晨，村里派了两个社员用一辆架子车拉着我们的行装出发了。地方同志、村里干部和一部分社员，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外上了大路，大家才挥手告别。

从此，我们告别了工作组，告别了乡亲们，告别了碑住村。



    我们回到北京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熊熊燃烧起来。

    我们刚出北京站口，就被立即召集到站前广场上，听某一位领导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宣布几条纪律；各高校正在搞大字报、大辩论等活动，不准军队干部到高校去看大字报，听大辩论，也不准回答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不准表示任何态度，等等。

    形势这么严重？！顿时吓得我目瞪口呆！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虽然，我离开了碑住村，但几十年来，我一直牵挂着碑住村，牵挂着那里的父老乡亲，希望他们摆脱贫穷，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顿顿能吃上粮食，不再吃地瓜干；每人有一套被褥，不再盖棉袍子。


来源：红山居士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ongsh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