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清”那些事儿

“四清”那些事儿

作者：大学

     故事发生在公元壹仟玖佰陆拾肆年。

    “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贫瘠的共和国大地又开始了新的折腾，一场所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开始了。发动这场运动的当权者用心何在？留给历史去评说吧。四十五年过去了，忘却的救主早已降临了吧。作为这场灾难的亲历者，我们怎能忘记那段荒诞的艰难岁月呢？我一直想写写那段往事，并希望我的同窗能和我一道，走回四十五年之前。无需哀叹，无需悲戚，无需愤怒，往事终究已成历史，只当是在说一段过去的故事给儿孙们听。因此，我用了当下时髦的词儿：“那些事儿”，意在让回忆变得轻松一点，自由一点，活泼一点。不知诸友在潇洒地畅游四海，赏花弄月之余，可有此雅兴乎？



                                  听部长做报告



    十月，国庆刚过。突然接到上级通知，首都高校文科学生统统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头雾水的我们，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听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做动员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那座庄严神秘的建筑，心中忐忐忑忑。你想，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居然能坐在这样神圣的殿堂里，去聆听共和国部长的报告，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激动啊！我几乎无暇去感受这座神秘殿堂的美妙，全神贯注在部长的报告中。45年过去了，人民大会堂留给我的记忆，除了台上那位穿着一身黑色中山服，戴着黑色宽边眼镜，威严冷峻的部长先生模糊的身影外，只剩下台下我坐过的一张座位而已。

    部长先生的报告已全然记不清了，只记得几个小时的报告从头到尾都是讲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给人的印象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眼看就要被阶级敌人夺走，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就要人头落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在我们肩上。为了论证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部长特举例说，北京某高校的系党总支书记，公然退出了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那位“叛党分子”，就是曾经的“反右”英雄，我们北师大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周纪彬。我们能不群情激愤？我们能不义愤填膺？我们能不热血沸腾？我们能不誓死捍卫吗？回校后，我们打起背包，直奔河北省最贫穷的衡水县而去。

   没过多久，我便认识了那位退党的书记，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位 “叛党分子”到了衡水，居然和我分到同一个生产队，一个工作组。于是有了我的拙文：《周纪彬先生》。


2009-03-26 | “四清”那些事儿（大学）  标签： “四清”
 
                            

                             衡水集训



      到了衡水，我们开始了半个多月的集训。集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中央有关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先有“前十条”，后有“后十条”，内容全忘了)；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听衡水地委的领导同志介绍当地阶级斗争形势；学习有关纪律规定，如，不准谈恋爱，不准乱搞男女关系，等等。集训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每个人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查什么，我忘了，是不是叫 “下楼，洗澡”，我也忘了。洁白如玉的我们似乎也没啥可查，查来查去，就查到了几位和我们一同下去的教授头上，当然还有“叛党分子”周纪彬。我所在的小组，就有一位著名教授叫杨敏如，一位风韵别致的“老太太”，时年有四十多岁吧，出身名门望族，既通唐诗宋词，又晓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能用英语倒背如流。不知是为了点什么事儿，让这位老太太，左一次检查，右一次的检查，把个老太太整得是泪眼汪汪，总算过关。

    衡水集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衡水地委的领导干部的政治风采，和他们对我们年轻大学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看来，衡水地委领导一班人，个个都是清正廉洁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政治修养很高，体察民情，和基层干部，贫下中农的关系如同雨水。上台能做报告，下地都是好庄稼把式，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工作团团长，是衡水地委书记，小个子，四十来岁，成天穿一身蓝色中山服，戴一顶普通的干部帽，十分干练。他做报告，从来不拿稿子，一口气讲下来，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幽默，没有半点八股味，同学们都十分敬佩。现在这样的干部是少而又少了。屁大的官都要配上个秘书，照着稿子都念不成句。为了让我们的集训既紧张又活泼，放松我们的神经，工作团还特意安排了一场演出，请我们这些京城大学士们去看河北梆子，虽然我们看不懂，但地方领导的良苦用心我们懂。当然，最最让我们难忘的，是衡水的蘑菇炖肉。



 忘不了的蘑菇炖肉



    从北京到衡水，我们都有充分的吃苦的思想准备。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农村的生活还是极端贫困。我

们的伙食标准和在学校一样，每人每天一斤粮票，4角钱。衡水是超级贫困地区，物质供应极端贫乏。集训时我们在机关

食堂吃饭，伙食好得让我们不敢相信，每天都有白面馒头，粗粮也做得精细，菜里的油也不少。食堂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

们做饭。最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每隔几天，就有一顿蘑菇炖肉，那叫一个香啊，肉烧得是油嘟嘟，红润润，有肥有瘦，以

肥为主，每块肥肉上还都带着皮，用那有着特殊香味的蘑菇一炖，肉里便浸入了蘑菇的香味，蘑菇吃起来又有了肉的味

道。大师傅似乎也毫不吝啬，每人每次都有一大铁勺，我们细细地品，慢慢地尝，吃得满嘴油乎乎的，那香味至今好像还

留在我的齿颊之间。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正是衡水地方的领导对我们关怀和厚爱，现在想想，当时领导和食堂的师傅

们，为了让我们这些娃吃饱吃好，花了多少心思，动多了少脑筋啊。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下去以后，等待我们的

将是怎样艰苦的生活。



                            来了“中央首长”



    我们下去之前，解放军总后勤部赠送给我们一批旧军棉衣，因为数量有限，不是每人都能分到，我作为南方娃，幸运

地分得一件棉上衣，虽然很旧，上面还有一块补丁，但洗得很干净，穿在身上像个老八路，人显得老成多了，但毕竟还是

个娃哩。

    和我们一起到衡水参加“四清”的著名的训诂学家陆宗达教授也分得一件旧军棉衣。一次，全团开大会，陆先生穿上

它，缓缓步入会场，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侧目相看，有人甚至暗暗窃语：“看，中央首长来了。”只有我们知道，那就是

赫赫有名的学界泰斗陆宗达先生。只见他步履缓慢，胳膊上还套着个橡皮圈座垫，他走到会场的最前排，将橡皮座垫放在

座凳上，让后又慢慢地坐在了橡皮垫圈上。许多人都很好奇，不明究里。我们知道，老先生患有严重的痔疮，是不能坐在

硬板凳上，所以老先生无论走到那里，胳膊上总套着他那随身带的橡皮垫圈。在我们看来，老先生怎么也不像是中央首

长，他比中央首长要光彩夺目多了，他是我们心中最最崇敬的泰斗！想到这位年届花甲的学术泰斗，也要和我们一起参加

这场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怎能不心生敬意！


 进 村


    集训完了，我们开始进村。

    我和吴隆非同学分在同一个工作组——衡水县巨鹿公社巨鹿大队第四生产队。很荣幸的是，和我分在一个组的有两位党的总支书记，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前北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叛党分子”周纪彬，还有一位是现时任北师大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汪毓馥同志，她是我们四清工作团的副团长，在我们这个组蹲点。还有一位人物是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弟子，研究生李绪鉴。第四生产队，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我们的领导，工作组组长是衡水地区冀县原团委书记，说他是“原”，是因为他在1963年的河北大水时，临阵脱逃，受了处分。此公姓余名跃才，是个好人，能人，有本事的人，所以尽管犯了错误，仍被任命为衡水“四清”工作团，巨鹿公社分团巨鹿大队第四生产队工作组组长。我曾在拙文《吸烟的故事》里对此公有所描述，一言以蔽之，我喜欢他。                      

    进村后第一件事，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结果访了一圈，几乎每家都是家徒四壁，家家都贫，谁家不苦？。我们不敢相信，这就是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奔了30多年社会主义农村。这位生产队长，40来岁，生得又小，又黑，又瘦，贫农出身，为人老实、木呐，说话期期艾艾，穿一身破旧的黑夹袄，脏兮兮的。队长每天起早摸黑，在那片贫瘠的盐碱地里，为社员们忙活，我不敢相信他就要成为我们要“清”的对象。

   没多久，我们就摸清了队里的情况，全村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贫下中农，没有地主，也没富农，只有几户中农。生产队的账目上，没有一分钱，穷得丁当响。原县团委书记告诉我们，这里的农民，每年都要靠国家救济，补了锅里的（粮食），还要补锅底的（烧的）。到了第二年夏收，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的庄稼地，每亩地还是只打了百十来斤粮食。余组长本就是农民的儿子，对当地农村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他带着我们调查研究，审讯“四不清”干部，表面上做得煞有介事，背地里却对我们苦笑。查来查去，最后只发现，那位生产队长只“多吃多占”了喂牲口的两斤黑豆，还有两捆秫秸。      
雪梅姑娘和她的父亲



     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一进村，贫下中农就对我们十分友善。尤其是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们，对我们更是新鲜，好奇，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嬉戏、玩耍。有个女孩名叫雪梅，14、5岁，聪明活泼，不仅长得俊俏，穿的衣服也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合体合身，干干净净，梳着一条大辫子，一看就招人喜爱。小姑娘很喜欢到我们工作组来玩，喜欢听我们说话，看我们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有时还让我们教她唱歌。工作队有时组织个临时宣传队，到各村演出，她乐得又蹦又跳，比谁都欢喜。后来一打听，小姑娘居然是个没娘的孩子，只有一个爹，家庭成份是中农。在这个十分贫穷落后的村子里，家境算是最好的，屋里、院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她的父亲大约40岁左右，一看就是个很利索，很能干的男人。我一直没弄明白，他们家和所有人家一样，没有任何副业，没有自留地，连只鸡也不敢养，怎么就能倒饬得与众不同呢？如果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他一定会成为致富的能手。

不久，我们听到了关于她父亲的故事：和她家一墙之隔，住着一位年轻的“寡妇”，30 多岁，模样很俊，说她是“寡妇”并不对，她有男人，因感情不和，早就分开，男人住在很远的一个村子，婚姻名存实亡。于是便“偷偷”地和小雪梅她爹好上了，她男人宁可戴绿帽子，也不愿离婚，这种事在当地农村也很稀松平常，生产队谁愿去管这种事。我们的余组长决定介入这件事，想让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一个刚满20岁，情窦未开的男人。我奉命去找“寡妇”的男人，骑一辆破自行车，在崎岖的农村田间小路上颠簸了数十里，终于找到她男人，一个干瘦的老头，满头杂乱的白发，看上去已有五十多岁，脸上满是皱纹，还长着白斑，丑陋不堪。我二话没说，掉头便跑。回来向余组长汇报，恳求组长不要多管闲事，组长哈哈大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后来想，小雪梅的合身合体的衣服一定是“寡妇”缝制的，那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也一定是“寡妇”给梳的。说实话，我内心里真希望这位年轻俊俏的“寡妇”能和雪梅她爹永远好下去。

                          

                                      “三 同”



   “三同”，就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现在年轻的娃们都不知道了。其实，“三同”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代表了你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代表了你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决心。

“三同”最苦的是“同吃”。我们要轮流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每天交一斤粮票，四角钱。派到谁家吃饭，谁家都很紧张，因为实在拿不出稍微像样一点的饭食，来给我们这些娃吃。这里的农民吃粮都靠国家补助，一年大半时间是吃麸子、野菜。我们每天的主食就是野菜，麸子加上一点棒子面团成的窝窝，稍一用力，就散成渣。到了麦收的时候，才吃到几顿白面，老乡们舍不得吃纯白面，里面还要掺上麦麸。

   伟大领袖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我们不知道这“干”指的是什么？“稀”指的是什么？反正“饿”是我们的常态。记得青黄不接的时候，上级从南方弄来一些木薯，分给农民，木薯有毒，须浸泡好几天，让后去皮，碾成粉，掺在麸子里吃，吃在嘴里就是木头渣子，嚼上半天也咽不下去，几天下来，排泄成了大事，拉不出来。为防止农民吃了中毒，工作组一段时间的中心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宣传怎样食用木薯。

   那时，工作队有个食堂，是照顾老弱病残的。为表达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和自觉接受改造的决心，同学们都坚决要求和贫下中农同吃，谁也不愿上食堂，觉得那是很丢人的事。和贫下中农同吃，上面有许多规定，不准吃肉，不准吃鱼，不准吃鸡蛋等等，这是纪律。我不知道，老乡家有没有鸡、鸭、鱼。肉、蛋，还是有的领导想当然，反正同学们都非常坚决地执行。一次，一位女同学在老乡家吃饭，发现菜里有丁点肉星儿，立马放下筷子，不吃了。其人其事被作为典型，在整个工作团广泛宣传。

   我虽然不能和那位女同学相比，但我也毕竟经受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考验，在这检验每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紧要关头，我也一直坚持和贫下中农同吃，然而让我感到悲哀的是，我终于没能经受住考验，倒下了，我的胃开始大出血。这是后话了。


生产队只有一头驴



    记得在学校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位胖胖的四川女老师，用绵绵的四川话，给我们讲过绵羊和斧头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我想，要发展经济，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要发展生产力，要有和谐的生产关系，要有先进的生产资料。巨鹿公社巨鹿大队第四生产小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头老驴。

    一个生产队只有一头驴，这让我们大惊失色。进村的第二天，在余组长的带领下，我们亲切看望了这头老驴，可怜的老驴都已经站不稳了，耷拉着脑袋，喘着粗气，嘴里流着哈喇子，看也不看我们。余组长满脸严肃，对着队长训斥道：“为什么不喂饲料？”“没有。”队长嗫嚅道，“草料也没有吗？”“有，不多，一天只能喂一顿。”生产队长有点觳疎了。“马上喂！”组长吼道。

   这头老驴有多大岁数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已经为这个村的贫下中农鞠躬尽瘁，只等死而后已了。贫下中农们对这头老驴也充满了感情，他们几乎不忍再让它干活了，既不能卖，更不能杀。偶尔让它往地里拉趟“肥”（旧的炕土），也要有两个人，给它拉帮套。余组长仍然对它寄予希望，每天往牲口棚里跑，亲自给它铡草喂料，我有时也去帮忙，铡上几下。在我看，铡草料是很累很累的活，腰弯下去站起来，弯下去站起来，铡的时候要用力，不然草料不容易铡断，也铡不齐，还要注意铡的节奏，否则很容易铡到抱草料的人的手。我上去试了没几下，胃里的木薯便开始“四海翻腾”，一股股褐色的胃液从口中喷出。我只好羞愧地放下铡刀，退到一边。

   四清结束前不久，老驴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它死去地惨状。但45年过去，我仍忘不了第一次看到那头老驴时的情景，忘不了它顽强地站立着，无力地耷拉着脑袋，大口喘着粗气，嘴里流着哈喇子，眼里充满着对生的渴望的神情。


给县委书记剃头



     艰苦的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

    “四清”的日子虽然很苦，但我们和贫下中农，和地方干部，乃至县里的领导，相处都十分融洽。因为村挨着村，队挨着队，有时我们也互相串串门，工作团的领导也常下到各个生产队了解情况。余组长更是常常带着我们和贫下中农、队干部，田间炕头一起喷云吐雾，促膝谈心，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像顶上面那么紧，虽然是“运动”，但决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负责在我们这一片蹲点的工作团地方领导，是衡水县的县委书记张清话同志。张清话同志大约有50岁左右，高高的个子，胖胖的，肚子已微微凸起，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像个大知识分子，为人十分谦和，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很能谈得来。他常到我们队来嘘寒温暖。我似乎也没把他当成大领导，常不知深浅和书记开开玩笑。

   一次，张书记来，正赶上我给余组长理发，书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对我说：“也给我理理。”我忙说：“不行，不行，我手艺太差。”书记笑着说：“不怕，只要剪短就行。”在书记的坚持和鼓励下，我拿起推剪，大着胆子，在书记硕大的脑袋上咔嚓咔嚓剪起来，因为紧张，也可能推剪的质量太差，抑或是我的技术太差，没剪两下，便夹着了头发。书记皱了皱眉头，说：“别紧张。”我屏气凝神，清理好推剪，调整好角度，继续咔嚓。可能是放松了精神，头剃得很顺利，尽管书记的后脑壳上布满了沟沟坎坎，常常要小心翼翼地“深耕细作”，但再也没有夹住头发了。剃完头，张书记又说：“给我刮刮脸。”剃头还凑合，用剃刀刮脸，我还从没试过，没想到书记如此大胆，竟敢把脑袋和脸全交给我。我想，我不能辜负书记的信任，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于是我拿起剃刀，学着剃头匠的架势，在书记的脸上，小心翼翼地刮起来，我心里想，要宁右勿左，轻轻地做做样子，千万不能把书记的脸刮破，在若有若无间，终于完成了任务。我拿出镜子让书记照照，书记笑着说：“不错。”接着又补充道：“凡事要敢于实践。”我若有所悟，剃头剃出了哲学来。从此，我一直记住这句话，“凡事要敢于实践”，颇有收益。



                              荣 升

    我在第四生产队工作了半年多时间，组织上决定调我到第五生产队，担任工作组副组长。这是继我担任北师大西北楼201宿舍舍长以来，又一次走上领导岗位，当然，这次提拔，与我给县委书记剃头是毫无关系的。

    第五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毗邻，中间只隔一条小河沟。第五生产队是巨鹿大队最小的生产队，只有三十来户人家，队长40上下，高高的个儿，老实巴交，有两个孩子，媳妇生得白白净净，梳着个发髻，贤惠能干，男人下地，媳妇在家带孩子，料理家。工作组就住在他家西屋。我第一次跨进队长家时，见他媳妇正在为他拆洗棉衣，将薄薄的棉花抽出来，再将棉衣面子，用锅灰染黑，洗净，缝制成夹袄，到了冬天，再将棉絮填进去，因为穷，队长好像就这一身衣服，一年四季，有三季穿着它。

    第五生产队工作组组长姓李，大高个，长方脸,有棱有角，眼睛炯炯有神，嘴巴上有一抹胡子，我至今还保留他的一张照片。李组长是冀县一家银行的行长，或许是工作性质的关系，李组长办事特认真细致，思想偏“右”，心地善良。他对队干部问题的处理，总是采取“保”的态度。我还发现他一个秘密，就是怕老婆，每到礼拜六，他是雷打不动，骑上破自行车拼命往家赶。我常和他开玩笑，千方百计不让他回家，都没成功。我名义上是副组长，实际上还是李组长手下的一个兵，负责文字材料工作。只有在组长回家看老婆时，村里的事情才会向我“请示汇报”。

    李组长的手下还有一个女兵，是某公社的团委书记。整个工作组就我们仨。不久，工作团来了一批天津大学的师生，我们队分来两位，都是女性，一位女老师，是典型的书生，做事谨小慎微，一板一眼；那位女学生反倒显得少年老成，成天皱着眉头，办事较真。我想，这女孩子将来一定是个当官的料。没几天，又来了一位南开大学的女孩子，唐山人，说一口标准的唐山话，性格活泼极了，成天调皮捣蛋，出洋相，像个假小子。唐山地震时，我还真想到这位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为她担心。这几位像是下来度假似的，没呆几天就都走了。组里又只剩下我们仨。



 
                                公社团委书记



    前面说到李组长手下的那位女兵，是某公社的团委书记，姓张，23、4岁，性情温和、做事沉稳，不多话，不张扬，人长得也很标致，有一种农村年轻女子健康的美，我一见到她，就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看得出她对我，印象也不坏。团委书记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关系处得非常好，就象一家人。在李组长的领导下，我和公社团委书记工作配合默契，心情十分舒畅。

    李组长一进村，扎根串联，物色了一位积极分子，作为依靠对象，此人也姓张，35、6岁，家贫如洗，聪明，能说。他常到工作组来汇报、反映情况，李组长想培养他，但此人群众基础较差，公社团委书说他就会耍嘴皮子，很少理会他。我站在团委书记一边，这位积极分子平时总亲切地喊我“大翟”，我喊他“大张”。“四清”后期，要“建党”，组长想要发展大张，团委书记不同意，她看中了村妇女主任，这位妇女主任也只有30来岁，初中毕业，有文化，不喜出头，群众关系不错。大张得到消息，立即跑到工作组向李组长报告，说妇女主任和民兵连长有男女关系问题。组长让我们去调查，没想到，妇女主任一口承认，说只有一次，并将其过程“详细交代”。我不知道，这种事为什么在当地农村会如此普遍，我在,《周》文中，曾提到那位民兵连长可谓是这方面的拔尖人才，大家似乎也不把这样的事当回事。但涉及到入党，这样严肃的问题，李组长有点为难了，团委书记虽然很同情，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此段公案，直到我们离村还没了断。

    工作团要组织写村史，调我去，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写一死去的地主从前生活如何如何奢华，死后丧事如何如何排场。一个从江南小城走出来的20岁的年轻人，哪有这样的体验，再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直到几十年以后，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菊豆》，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农村大户人家殡葬的豪华和气势。）我决定去地主生活过的那个村子，作一番调查。骑一破车，蹬了几十里路，回来的路上，不小心，将夹在后架上的毛线衣给丢了。在那个年代，那件母亲亲手为我编织的毛衣，对我来说，就是无价之宝啊。我懊恼，我痛苦，我愤怒。回到村里，我不吃不喝，一头倒在炕上，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团委书记给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我的身边，柔声细语，安慰我，她俯下身子，用手轻轻地为我擦去额头上的汗。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位年轻的女子身上特有的气息，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所有的痛苦，懊恼，愤怒一下子消失了。

    “四清”结束，回到北京，我曾给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她却没有给我回信，我怅然若失，好久好久。

 
                                    麦收时节



     辛苦了大半年，我们终于和贫下中农一起迎来麦收时节。

     村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割麦的割麦，运送的运送，打场的打场，老弱妇孺都到地里拾麦穗，收获来得太不易了。望着那一堆堆黄澄澄的麦粒，每个人都喜笑颜开。尽管我们工作组对收成不是很满意，但贫下中农都说：“比起往年，强多啦。”工作组决定，每家每户先分上一些，让大家尝尝鲜。麦收的日子，家家都吃上白面馒头。但过惯了苦日子的贫下中农，不少人家，还是在白面里掺上一些麦麸，但比起野菜窝窝不知强了多少倍！

     说起麦收，有两个小故事：

开镰前，生产大队组织有经验的“专家组”，到各生产队去估产，记录在案，队长和工作组长都跟在后边，几乎每个生产队都不愿将产量估高。我知道，他们是吃尽了浮夸、虚报，“一平二调’的苦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贫下中农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哪个当家人不愿为自己的社员留一手呢。李组长更是卖力，我也跟着掺和，表现出少有的激动。估产的结果，大概占了点便宜，队长和组长的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麦收时节，最忙、最辛苦的莫过于生产队长，我们的房东。他白天在地里忙，晚上在场里忙，别人看场，他不放心。李组长也决定亲自参加看场，我不过意，也要求上，上半夜还行，到下半夜，便撑不住了。组长让我回屋睡觉，我半推半就，回去了。大张怕路黑，不安全，坚持要送我，我没推辞。回到屋，房东大嫂、队长的老婆已把门划上了，我们敲门，她以为是老公回来了，忙起身开门，门一开，吓了我一大跳，队长的老婆一丝不挂站在我们面前，借着月光，仿佛一尊白色的雕像。队长老婆一见是我们，赶紧钻回屋子，我也赶紧钻回自己屋。大张却嬉皮笑脸，一边喊着嫂子，一边钻进了队长的屋子。我听到从对面屋里传来嘻笑声。大约十来分钟，大张从队长的屋里出来，跑到我屋里，脸色微红，说了声“睡吧”，转身走了。

    我不知道，在这麦收时节的夜晚，队长家的东屋里，十来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我没敢向组长汇报，更不敢让队长知道。



 
                     “四清”结出硕果

     对我个人而言，“四清”也结出了喜人的硕果，我入团了。

     那是回校后不久，组织上告诉我，鉴于我在四清中的表现，（主要是我胃大出血，仍坚持战斗在“四清”一线）决定发展我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我一起加入组织的有，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实业家的邱季端，有后来成为中共江西省新余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仁兴，有后来成为北京市通州区第三中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许昌明等七位同学，人数之多，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想，我们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历史时刻加入团组织，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有执着的信仰和不懈的努力，二，更重要的是，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第一书记的团中央坚定、果敢的开放思维。文革一开始，当时团中央的领导核心“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和王照华，即通通被打倒。

   “四清”结束回校，正赶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杨海波同志在师大蹲点，他下食堂，进宿舍，和大学生促膝谈心，鼓励年轻人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积极要求进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实现了自己的理想。4622团支部积极贯彻团中央的指示精神，以王玉明同学为核心的支部一班人，多次找我们谈心。邱季端同学多次深情的回忆，支部组织委员何琪同学在绿园找他谈话的情景，他不知道，何委员同学也曾在绿园找我和其他同学谈过话。

    支部发展大会，在教三楼的一间大教室举行的，桌子围成一圈，很正式。组织委员宣读了要发展的同学名单，然后逐个讨论，每讨论一名同学，老团员们都要对该同学的优点肯定一番，再尖锐地、毫不留情地指出缺点和不足。我们正襟危坐，表情肃然，不时用笔记下同志们的宝贵意见。到了表决的时候，我的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心想，大家提了那么多意见，还能通过吗？当我看到老团员们一个一个举起手来，我差点没哭出来。表决结果，所有被提名的同学，都顺利通过，教室里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热烈的掌声中，支部书记王玉明同学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结束时，夜幕已悄悄降临。

   散会后，时任系学生会文艺部长的沈渝丽同学，走到我们这些新团员面前，和大家一一亲切握手。沈部长用她那温暖的，柔软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充满感情地说：“祝贺你！”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流了下来。      

                                                              （全文完）



            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那些事儿”，经过了40 多年的沉淀，终于变成了文字，变成历史，

         我心里又一次溢满喜悦。感谢诸君，又一次陪伴我，和我一起走回那不堪的岁月，谢谢。

                                                     2009年4月7日 于芜湖长江长寓所



来源：北师大同学62级博客http://bsdtx62.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