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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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学人生(3-9)
2009-08-27 17:00
政治野营
我们的专业学习总是要受到各种事情的干扰。5月27日到6月26日，我班在万全县孔家庄公社太师庄大队进行了政治野营活动。那里正在开展社教四清运动。我们去主要有三项任务：学习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学习党在农村中的群众路线，参加劳动锻炼。在我们之前，五班在此野营了一个月，我们六班是接替五班继续四清中的清政治工作。
在政治野营活动中，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大组，再细分为若干小组，配合四清工作队开展访贫问苦，只有我一个人被安排在班部担任通讯员。同学们按小组住在贫下中农家中，随四清工作队员一起活动，只有我住在生产队的办公室，负责对上对下的联络和大量的文牍工作。孟指导员每天都要听取各组的汇报，检查各组的工作，我就在一旁担任记录。在班部工作，事情是很杂的，跑跑腿，挑挑水，写一写，看一看，听一听，记一记，每天都要干得很晚。
我们参加了孔家庄、上营屯两次斗争大会和本村的若干次中小型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我现在已经无法判断当时这些斗争的是非曲直，但我确实是带着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的满腔热情，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的。
在太师庄，我参加了村史的编写工作。为收集和证实资料，我跟小组的同学一起去听老贫农讲古，听被“解放”的社队干部讲斗争，阅读了不少家史材料和家史、村史书籍。编写村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的过程，是认识提高的过程，还是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的过程。写地主老财剥削穷人的罪恶史，使我更加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写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史、斗争史，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他们的苦难过去和顽强斗争精神。
尽管班部的工作忙乱庞杂，我还是争取尽量多地参加田间劳动。我体会到自己在劳动方面确实不行，不少社员向我指点，使我增加了不少劳动知识。最累的时候，就是最考验人的时候，如果消极地想“很快就会熬过去”，收获必然不会很大，看到社员群众都干得很欢，想到自己是来锻炼的，也就忘了累。
下面抄几段日记，显示政治野营活动的几个片断（不做政治是非的判断，只求保留一些原生态的叙述）：
因为在班部工作，下农民家的机会和劳动的机会就少得多了。锻炼机会少了，这是一个不利的方面。但这个工作又是必须的，思想改造应在各项工作中自觉地去进行。我想：只要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收获就会更大些。
指导员说我一个人要干“八大员”的工作。工作是杂而多的。跑腿的事很多，我是不怕吃苦的。据悉，五班分配在班部工作的学员就几乎没有出去串户。我想：我应该争取一些串户的机会，即使不是单独去串，跟别人一块去也是好的。
据说我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材料，但现在还没有什么可整的。
现在我对班部工作的一般进程还不很熟悉，因而显得有些忙乱。因为住在班部，到组里去的时间也不多，因而犹如刘守治、韦秀斌等人说我摆起官架子来了，我是不能承认的。
太师庄的阶级斗争很激烈。这儿政治情况很复杂。我应该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考验自己。
今天到孔家庄去开会（全孔家庄公社；太师庄是孔家庄公社的一个大队），对一个“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重的四不清干部进行了说理斗争。群众近万人，斗争很激烈，群情昂扬。我是头一次看到这个场面的。（1965.5.28.星期五）
上午和四分组一块下地参加栽白薯的劳动。蹲在地上确实有些累，但当看到社员们都干得很欢，当想到自己是来锻炼改造的时候，也就忘掉了累。
下午听四清工作队李副指导员讲清政治的工作安排。（1965.5.29.星期六）
昨天到上营屯参加斗争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漏划富农分子的说理大会。（1965.6.4.星期五）
昨天我陪着王东华、祁国荣二人去访问老贫农郝元富。郝元富在旧社会受尽了苦，从十六岁起，他给地主当了三十二年长工。老人很和善，很有股子贫农气概。当我们问起地主剥削农民的事情时，他气愤地揭露很多事实。…（1965.6.5.星期六）
上午跟二分组一起去劳动。助理员问郝元富老大爷：“您不是在园子里干活吗？怎么到地里来了？”郝大爷回答：“哪里需要到那里去嘛！”
多么好的回答！老贫农劳动的自觉性、积极性感动了我。这种自觉性、积极性，在我，是很缺乏的。就大的问题来说，我服从了需要，报了师范，上了军校。但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为小的问题来讲，却不是这样：让我做副组长时，情绪曾波动过；这次政治野营让我在班部工作，思想里又有一些活动。我没有像老贫农那样自觉地以“哪里需要到那里去”的精神来说服自己，并且这样的思想在脑中也并不十分稳固。
向老贫农学习。
锄地的时候，由于动作不熟练，我锄伤了几棵秧苗。看社员同志们精湛的技术，他们很少伤苗。我想到，社员们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多么爱惜他们的劳动果实啊！现在我给弄死伤了好多，真不该，便十分内疚。此后，便很注意这个问题，虽然锄得很慢，但很认真。
锄地的时候还要间苗，有时候我见到几棵长在一起的苗子都很壮，便舍不得拔掉其中的几棵。社员们不是这样，他们“毫不留情”地把多余的苗拔掉了，这正是爱护庄稼的体现，这样才能使庄稼长得好；而我好像是爱护秧苗不肯拔掉，实际上不利于庄稼的生长。欲有所得，必有所失。这里也有辩证法哩！（1965.6.8.星期二）
我觉得：培养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就要学习他们，爱他们之所爱，憎他们之所憎，喜他们之所喜，忧他们之所忧，用他们的感情说话、做事和看待事物。当我锄伤一棵苗的时候，我想到贫下中农的感情会是怎样的，自己便很伤心，以后再锄时就注意了。当我不肯拾起掉在桌上的饭菜吃掉的时候，想到“粒粒皆辛苦”，便责备了自己。（1965.6.10.星期四）
我在整理和编写太师庄的村史，我感到，我是在为贫下中农说话，我一定要尽我的能力，把贫下中农广大劳动群众的苦难的过去写下来，把地主老财罪恶的过去写下来！（1965.6.15.星期二）
为收集村史材料，我和祁国荣访问了当过半辈子长工的郝元富和阎进元两位老大爷，向他们询问了旧社会地主如何利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事情。真是地租重如山，债利凶于虎。多少户劳苦人家被这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被这只虎活活吞掉！我们贫下中农老一辈的悲惨苦难的过去，我一定永远铭刻心间；阶级敌人凶残罪恶的过去，我也永远不忘。（1965.6.17.星期四）
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对敌斗争力量。今天晚上，各队都开了评审和斗争四类分子的会议。会上群情激昂。许多贫下中农积极热烈地发言，毫无顾虑，勇敢地对敌斗争。我也看到敌人的狡猾，他们交代问题很不老实，说小不说大，说远不说近，说别人不说自己，说别人揭发过的而不说新的。敌人是狡猾的，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斗争是复杂的，我们的胜利是必然的。（1965.6.21.星期一）
政治野营是学习阶级斗争的一个课堂。在野营总结中我写道：“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无论谁都要被卷进阶级斗争的潮流中去，如果不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就会落入资产阶级的窠臼。我要做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永远跟党走，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作为党培养下的革命青年，跟党走、干革命，这个信念从没动摇过。
见学人生（3-10）
见学人生 2009-08-31 12:29 阅读1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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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训练
政治野营活动结束以后回到学院，做了几天的总结工作，又重新开始了专业学习。但这次的专业课只持续了二十多天，还包括学年度的考试。7月20日，名义上该是放暑假了，但我们没有放假，而是开始了军事野营活动。这次军事野营的内容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游泳训练。毛主席倡导部队全体官兵都要学会游泳，军委已把游泳作为部队战士的六大军事技术之一。
游泳训练是在孔家庄水库进行的。20日，我们经过50多里路的徒步行军来到逯家湾村，下午便到水库去游泳。我虽然在初高中时跟在别的同学的后面去过几次游泳池，但一直没有学会，只会瞎扑腾，姿势既不准确，换气更不行。这次是在水库中游泳，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是第一天，我给大家看了半个多小时衣服，只下水十来分钟。时间虽少，但还是有收获的。首先对水没有怕的感觉，对学会游泳充满了信心；其次对一些基本动作有了一些了解。
我想在这次游泳训练中学会游泳，毛主席以七十高龄多次畅游长江，我年纪轻轻的有什么理由学不会游泳呢？但是我并没有学好。班里按照每个人的水平分成若干组，我是在初学组，从最简单的动作学起。下水了，我看到别人游得很轻松，可我就是不行，一个劲地往水底沉。
日记中对这次游泳训练有一些记载：
今天上午取得了这几项进展：1.闭气手脚动作逐渐熟悉了；2.无动作换气基本能做了；3.对水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是缺点是很多的，如手脚的动作紊乱，不协调，和呼吸配合不好等。
刚刚下过雨，水里很凉，想到了毛主席说的：“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二十度也冷。”果真不冷了。我有决心学好游泳，我不怕冷。毛主席说：“部队要学会游泳。”我一定要学会。
下午我组去水库出公差，休息时间又到水库里游泳。结束劳动后下雨了，很大。系李助理员又带我们下去游泳。远望去，水面上濛濛一片。我虽然还不会游，但是兴致很高。毛主席说：“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我感到我们正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不由得充满了自豪感和一定要学好这个本领的信心。“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1965.7.21.星期三）
由于在烈日下游泳，脊背都被晒红了，像烫了似的疼痛。这点困难是吓不倒人的。（1965.7.22.星期四）
腿的动作是个大问题，翻脚掌、蹬夹水我还都做不好。要在这上面多下功夫。（1965.7.23.星期五）
今天我老老实实地练了一个多小时的划臂、蹬腿的动作，在别人的指导下，总算有了点门道。（1965.7.24.星期六）
测验了一下，我只游了8米。缺点在于：各部分动作配合得不熟练、不自然。（1965.7.25.星期日）
今天已经能游20米左右了。我又发现了一个弱点，就是体力较差。（1965.7.27.星期二）
30号结束了野营生活。说实在的，我游泳学得并不好。我只能游30米左右。我感到体力差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今后一定更加紧体育锻炼。好在蛙泳基本上学会了，今后随着体力的增强，游的距离也一定会增长起来的。（1965.8.2.星期一）
这次游泳训练只搞了十天；十天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换气。体力不支，连100米我都没游到。这次训练后，好长时间没有游泳。1966年学校修了个游泳池，那时已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游泳都是无组织地进行的，我去游过几次，只能够横渡游泳池。从那以后很多年，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去游泳。虽然后来当了海军，可是不会游泳，多么遗憾！
见学人生（3-11）
见学人生 2009-09-02 12:32 阅读1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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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到师资班
游泳训练活动匆忙地开始，又匆忙地结束。回到学院后，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开始进行年度四好、五好总评。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好说。总之经过若干天的学习、讨论，大会、小会，自查、互查，自评、互评，几上几下，按照上级规定的条件和比例，评出了四好班组和五好学员。据日记记载，我组被评为四好组，我被评为五好学员。
在四好五好评比的间歇，班里利用星期日休息时间组织到八达岭游览。日记中记下了这次登长城：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长城。记得我在登上北京西山或万寿山远眺的时候，曾经发出过祖国江山多娇的感叹；现在我又被一种更为磅礴的气势所激动。我们的祖国，就是美。为抵御外侮，我们的祖先用血汗和白骨修建成了这绵延万里的巨大工程；就在这里，又有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看着这条曲折起伏的白带伸向那无际的远方，消失于群山之中，我想到了许多许多…（1965年8月9日星期一）
8月20日，上级发布调令，调我班十个学员到三系六班。我是其中之一，我组同时调动的还有刘守治和张伟樑。三系六班是师资班，是为本校培养师资的，学制定为五年。调动的原因是专业学习成绩比较好。
三系在东山坡营区。就要离开红星院了，班里、组里都开了欢送会。据日记记载，相处了一年的同学们真是难舍难分。我们的组长王东华甚至有些sad了！孟指导员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鼓励我争取早日入党。
有人对我说：这回你高兴了，你又能够实现原来的志愿了。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可特殊高兴的。我高兴，不在于能够实现高中时的志愿，而在于我在军校一年生活里逐渐懂得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决心“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因而在听到调令时没有思想波动。
师资班是各年级混合编班，我们一组是二年级，其他几个组分别是三、四年级。组长是陈宏年，江苏人，我还当副组长。新的班主任叫徐志民，指导员也姓孟，都是少校。不过这时全军已取消了军衔，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红色帽徽红领章，从着装上已分不出官长和士兵。
这是又一次给了我当教师的可能性。不过此时在我看来已经无所谓了，干什么都是一样的，只要是党的需要。
到了师资班，据说可以直接受到名师的教诲。可惜的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未正经地受到正规的专业训练。
见学人生（3-12）
见学人生 2009-09-04 14:39 阅读6 评论0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参加四清，上好阶级斗争的主课
毛主席8月17日做出的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指示，我们在8月24日就听到了传达。毛主席要求“全军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一律分期，在两年内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我们还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我院立即行动起来。这样，到三系后还没有开始专业学习，我们就遵照指示奔赴四清第一线去上阶级斗争的主课了。
先是在院里进行了十几天的集训，学习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等），学习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班、组进行了各种学习讨论，开了誓师会、表态会。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是第三次写的；第一次是在高二寒假，第二次是在入军校前），决心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我的日记中保留了申请书的原文。日记中还有学习文件的体会，现把标题抄在这里，表明我追求政治进步的迫切心情：“在四清运动中加强思想改造、培养阶级感情”（8.30），“革命青年跟工农民众相结合”（8.31），“向贫下中农学习阶级斗争的本领”（9.1），“向贫下中农学习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9.2），“在斗争中学习辩证法、运用辩证法”（9.3），“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9.4），“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纲”（9.5），“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9.6），“知识分子就是不如工农群众”（9.7），“算政治账”（9.7），“务虚和务实”（9.8）。这些学习体会充满了大而空的表态，但又确实是真实的、真诚的。我担心由于参加四清而耽误了专业学习，9月7日的学习体会中写道：
前几天我算了一笔账：来军校这一年时间里我们究竟进行了多少专业学习呢？除去入伍教育、政治活动、两个假期，满打满算，专业学习时间不过半年；学的知识内容更是少得可怜。现在要下乡去参加四清工作，一下子就是半年时间学不了专业，已经学到的肯定会忘掉不少。这不禁使人担心起以后的专业学习来。
马上开始的八九个月之久的四清，以及接踵而来旷日持久的史无前例的文革政治动乱，使得预定的专业学习无法继续，证明了我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以个人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形成的基本观点做判断，只能先算政治账，而把专业学习放在一旁。在同一篇学习体会中，我做出了高调的表态：
1. 在运动中集中全力搞工作，搞思想改造，不惦念专业，两下耽搁。
2. 决心把专业学习暂时扔一扔。有空看一看是可以的，不能影响工作。
3. 不怕忘，忘是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忘就忘了，回来后再补。
这样，通过学习，我“克服”了对专业学习的担心，然后心无旁骛地投身到上好阶级斗争主课的这场农村四清运动中去。
在离开学院前，钱院长指示我们争取做到两个百分之百：在工作中百分之百地做出成绩，在政治思想上百分之百地大丰收（见1965.9.14.日记）。
9月11日，我们乘解放牌汽车来到位于张家口东面的赤城县城关。在这里与地方工作干部进行混合编组，又集训了约半个月。整个赤城县的四清工作，由军队和地方干部共同组成的四清工作总团负责，龙关公社是一个分团，我所在学习组被分到龙关公社的社直工作队。我们这个队有12个部队同志和13个地方干部（后来又陆续补充了一些）。我们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文件。这时我写的体会有：“做革命化的工作队员”（9.14），“经验从何而来”（9.15），“虚心向地方干部学习”（9.16）。
9月25日，作为工作队先遣队的一员，我跟几个同志一起乘车来到了离赤城城关几十里的龙关公社。龙关原来是个县治所在地，城关的规模跟赤城城关差不了多少。公社的直属单位有29个，其中供销社一个单位之下又有23个小单位。先遣队的任务除了为大队人马安排食宿外，还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了解情况，准备各种材料和报表。
几天后，大队人马进镇。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兼书记叫李强，是张家口地区商业局的一个领导干部。我在工交工作组，全组共三人，除我外，都是地方干部，组长叫高怀锁，还有一位组员叫徐勳钦；后来（约一个月后）又增加了一人，是我的同学刘素珍；再后来（又约一个月后），徐勳钦被调走，调来龚富生，我院的一个年轻教员。此时四个人的工作组有一个组长，即高怀锁，还有两个副组长，即龚教员和我，刘素珍则担任材料员。工交组负责邮局、养路工区、养路费稽征所、铁木业社、皮革组、电业所、汽车站等七个单位的四清工作。
几个月前我们参加政治野营，已接触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见识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但那时我们是站在运动之外，是旁观者，是受教育者。现在我们是亲身介入四清运动，是工作者，是指导者，是教育者。当然，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在整个四清工作中，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各级多次组织我们学习政策，交流经验，一步一安排，一步一总结，使我们随着运动的进展不断增长才干。但我们一开始就很明确，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我们所负责单位的全体干部和群众，我们要解决的是当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工交工作组负责的这些单位，干的是在农村、农业这个大环境中与工业、交通有关的工作，各有各不同的业务，不可能像农村那样撂下农活统一行动。一般白天各干各的本职，晚上集中起来搞运动。我们工作队员白天搞调查或者参加劳动或者开各种小会，晚上则组织（后期则是协助被解放的领导干部组织）群众开大会，学政策，按照统一部署，揭发、批判、斗争，一步一步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高怀锁同志三十多岁，共产党员，是我的一个好老师。他文化水平不太高，工作组第一次学习时，他把本本主义理解成了本位主义，我心里想他水平实在不怎么样。可是后来的工作实践改变了我的看法，使我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佩。老高阶级斗争观念很强，群众观念很强，政策观念很强。我在参加四清工作的过程中有很多收获，是与老高对我的传帮带分不开的。四清工作从发动群众开始，发动群众的思想武器就是党的文件。一进镇，我们就开始在群众中宣讲二十三条，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只会讲空洞的道理，联系不上实际问题。老高讲起来就生动多了。他联系现实阶级斗争的实际解释党的政策，群众都反映好懂好记。老高带着我深入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逐步弄清了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我真佩服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工人们也都特别喜欢他。
在四清战场上，我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我见到了阶级斗争，并且亲自参加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在我们工作组负责的范围内，有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有干部的腐化堕落、贪污盗窃，也有部分群众的迷信落后、敌我不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态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也有思想领域的。记得一次组织群众学习时，工区有个技术员说：“阶级”只是个名词，是个概念，它不代表任何人。在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论述的会上，他竟发表这样的看法，使我警觉起来。我当即引用列宁和毛主席关于阶级划分的教导驳斥了他：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怎么能说阶级只是一个名词？照你这么说，阶级斗争岂不成了名词和名词的斗争、概念和概念的斗争？你是个知识分子，应该懂得这个。后来经过了解，这个技术员出身于地主，一贯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群众揭发了他好多反动言论和破坏行为，于是开会斗争了他。这件事给了我启发，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千方百计抹杀阶级斗争的存在，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如何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是四清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工区指导员宋发生、电业所长崔木森都是部队复员下来的老干部，他们打过仗、立过功，来地方后作了许多实际工作，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吃老本，养尊处优，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因而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在高组长的带领下，我们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并认真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还是比较好的干部，动员他们向群众作了深刻的检查，并说服群众“解放”了他们。“解放”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政治概念，即“解”除对作为斗争对象的领导干部的不信任，而让他们“放”手工作。做这些干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很吃力的。他们的年龄比我大一倍还多，他们参加革命时我还没有出世。工作组动员群众揭发他们的问题，他们又都有一股怨气。还是老高教我怎样和干部谈话，怎样使他们认识四清运动的伟大意义，怎样使他们认识自己的问题，怎样使他们到群众中去重新获得群众的信任。我照着做了，解除了他们的怨气，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他们还经常协助工作组工作，成为工作组的得力助手。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不少工作方法，我跟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见学人生（3-13）
见学人生 2009-09-06 14:44 阅读5 评论0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自觉改造自己
参加四清，在改造别人的同时，更要自觉地改造自己。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条收获。
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要经常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才能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铁木业社是我常去劳动的地方，我常站在铁匠炉旁抡大锤，或者和木匠师傅一起拉大锯。铁木业社理事主任叫庞常平，是个铁匠，干劲很大，就是没什么文化。有次他提个建议：老田，帮我们学文化吧！我和高组长商量，认为这确实是个大问题。高组长鼓励我做好这项工作，我很高兴承担这项任务。我挑选了几十条毛主席语录，油印了一些识字课本发给工人们，每次开会前教他们学习一条语录，识几个生字。这样，既学了文化，又学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方法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作组去了。
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要关心群众的疾苦。高组长经常带着我到职工家里进行访问，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邮局邮递员卢玉林害眼病，我买了眼药送给他。有一次我到皮革组去，看到他们的闹钟停了，我一问，说是坏了。我拿回住处，把闹钟打开，再对照好钟，发现了毛病所在，很快修好了，能走动了。我把闹钟送回皮革组，老皮匠很感动，说：想不到老田还有这个本事！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
昨天到皮革组去，又拿起了他们的那个已经被放置很久而不用的闹钟。在若干个星期以前，我就见到了这个坏钟，当时我把它拆开了，看了看里面，没看出所以然来，但我坚信它可以修好，便问他们为什么不送到钟表铺去修，他们说钟表铺说修不好了，我说一定能修好。
我不懂得闹钟的构造，但对它的运动原理还多少知道一些。我想道：如果没有个表，他们就掌握不好时间，就会影响正常工作和学习。是责任心驱使我又把闹钟打开了。我仔细地检查着闹钟的内部构造，发现与游丝相连的小轮上的小铁棍没有了。这可能就是关键了，我猜想。我用一根针头代替小铁棍，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插进去，闹钟的秒针开始走动了，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今天，我又到皮革组去，他们对我说，闹钟走得很准。贾作亮说：钟表铺的行家都没有修好的闹钟，让四清工作队修好了！
我以自己的这一点行动换来了群众对四清工作队的赞扬，我感到欣慰。我感觉我为人民群众做的事太少了。就拿这件事来说吧，我为什么没有更早些去做呢？
今天到铁木社去，杨茂清说：老田挺能接近群众的，大伙儿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你说。我觉得这太过誉了。我联系群众还很不够…
每次到铁木社去，我都要打打锤或拉拉锯。在今天和铁匠们一块儿打铁时，我又得到一些启发：
1. 掌钳的师傅和抡锤者之间有着恰到好处的默契。用小锤“嗒——嗒”两下，告诉你要用劲，“嗒嗒嗒…”是停锤的信号，靠这些信号使几个人的动作协调起来，省了多少语言！在工作中默契是十分重要的。…
2. 锤子底下飞出耀眼的火花，然而它只是一时的漂亮，一落地就变得灰溜溜的了。它华而不实。实在有用的还是留在砧子上的东西，不管它是马蹄铁还是铡刀，因为经过锻打，就变得更有利于人民。一切坚强的东西都是经过锻打得出来的。要经得起这个锻打，要勇于接受这个锻打。（1966.3.26．星期六）
在高怀锁同志的帮助和带领下，我逐渐变得老练了。我到群众中去，大家都喊我“老田”，虽然当时我还不到20岁。对于我的年龄，工人们有猜测，皮革组60多岁的巩皮匠一次说：老田有三十了吧？几个孩子了？我必须承认我长了一副老相。当我告诉他们我只有20岁时，他们说不像，表示不相信。我们一起来的同学有的往往把自己年龄说得大一些，说这样便于工作，便于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否能获得群众的信任，不在于年龄大小，而在于是否兢兢业业地工作，是否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还有的同学学会了抽烟，说这样可以使自己显得老练，我也是反对这样做的。我跟这些同学辩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了对于抽烟的五点“异议”：
关于吸烟的“异议”。
来参加三干会的某些同学居然也叼起烟卷来了。他们似乎以为，叼起烟卷来显得自己更老练了，经验更丰富了，等等。这便是吸烟的意义。但，如同对年岁问题一样，我对此持有不同看法，特发表关于吸烟的异议如下：
1. 以吸烟来显示自己实在是最愚蠢的；我们工作的好坏终究是以能否执行党的政策为标准。
2. 以吸烟刺激自己以提精神，而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激励自己，这也是愚蠢的。
3. 吸烟的害处很大。今天吸一支提精神，明天吸两支提精神，久而久之，养成习惯，上了瘾，不吸不行。烟是有毒的，常吸烟就会中毒，等于慢性自杀。
4. 吸烟还会引起周围人的厌感。
5. 买烟又会造成经济上的浪费。
因此，我绝不吸烟。现在不吸，将来也绝不吸。非但如此，我对别人吸烟还有极大的反感呢！（1965.11.19）
不到20岁写的这份“不吸烟”宣言我坚持至今。其中不免有“极左”的提法，但我反对抽烟则是一贯的，毫不动摇的。
我住在邮局里，和邮局值班的同志住在一起。工作组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由于邮局有个较大的会议室，工交组的群众大会一般就在这里召开。白天，我在这里整理运动的材料，工作队今天要这材料，明天要那材料，忙得我团团转，有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不能出去。老高对工作队的这种做法有意见，常常赶着我到群众中去，有时上面要的材料不能按时完成，他就到队里去承担责任并提出意见。晚上，群众大会常常要开到九点以后，然后还要开积极分子会、工作组碰头会或汇报会。老高原则性强，但说话相当啰嗦，一句话说个没完没了，听的人常打盹儿。一屋子的人中总有几个“大烟囱”，烟味熏人，呛得我咳嗽不止，我又无法制止，只好一边闻着烟味，一边在心里盼着快点结束会议。晚上散会后，我还常帮助马宽、张义等分拣邮件，经过一段时间，我对邮局的分拣业务也逐渐熟悉了。
在工作组中，我们经常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形势，指导工作。二十三条中强调指出：要学习唯物论和辩证法，要努力避免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要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从工作中我体会到，运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工作，必须注意三个环节：一、重视调查研究。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对阶级斗争形势、对干部情况、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只有经过第一手的实际调查才能了解到，只有在了解了这些具体情况后才能具体安排我们的工作。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在一起，这就不大容易弄清楚。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后就要进行研究分析，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性质的方法解决：对阶级敌人就要坚决批斗，对犯错误的好人就要热心地帮，诚恳地批，促其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共同对敌。这里常碰到一个“政策界限”的问题；这也是在斗争实践中才逐步学会掌握的。三、做好革命的转化工作。我们在做干部工作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是有的干部有怨气，甚至存在“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因而跟工作组顶得很厉害。矛盾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促使干部转化创造条件，既要使他们认识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又要使他们看到改正错误的有利条件和前途，树立改进的信心。把人看死是不对的，要看到变化，要促使他们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
在我的日记中记下了四清中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几十年过去了，特别是中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荡，我已无法对这些人和事在政治上的是非和我当时的认识进行明确的判断，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但我对自己则是有着明确的认识和要求，特别是对争取入党的问题，日记中写道：
工作组的几个人在一块儿研究过几次在职工群众中的党员发展对象，可是至今我还不是个党员…
我经常想：我是个党员该多么好…
我什么时候能够入党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忽儿清楚，一忽儿糊涂。有时我想，我应该是个党员了，为什么组织还没看到我？有时我又想：我还不符合党员条件，如果党吸收了一个不够条件的党员，那么就会影响了党的先锋队的作用。
甭管怎么说，我的入党愿望是十万分强烈的。我知道，一个人只有和阶级、和党联系在一起，才会有力量。
我一定能够成为党员。
我努力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1966.1.6.）
下午的毛著学习时间里，工作队党支部召集有入党要求的同志们举行了座谈会，暴露了活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对党的认识。…
我有强烈的入党要求，同时存在着急躁情绪。强烈的要求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而急躁情绪却是应该克服的。急躁情绪的产生正表现了自己对党还是缺乏认识。为克服急躁情绪，不断明确入党动机，我要：
1. 经常把自己的行动和表现与党员标准对照，找出差距，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2. 经常检查自己在工作中突出政治如何，主动性积极性如何，提高突出政治、干革命的自觉性；
3. 经常检查自己和组织的关系如何，靠近组织，接受组织的考验和监督；
4. 经常检查自己和群众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同志关系，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向群众学习，绝不自满。（1966.3.16.星期三）
在参加四清工作期间，我收到大姐从四川绵阳的来信，她已经入党了；又接到高中同学的来信，李桂兰、陈维君等同学也已经加入了党组织。这些对我的思想都造成很大的震动。我自信自己是属于党的，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组织中呢？
我们工交组负责的单位中有一个养路工区，工人们分散在龙关镇上下几十公里公路沿线的四个道班中，每天要养护公路，不可能都集中到龙关镇来搞运动。这样，工作组决定由我到各道班去组织运动。那时山区的公路都不是沥青路或水泥路，而是土路，路旁隔不远就会看到道班工人为护路准备的灰沙堆和碎石堆。卡车从路上通过时，车后就扬起滚滚的灰土。车过多了，特别是重载货车通过后，路面常被碾出一道道的浅沟甚至深坑，工人们把这叫做“搓板路”。养路工人的任务就是用路旁堆积的灰沙或碎石填平沟坑，平整路面。每个道班十来个人，负责十几公里的路面，每天巡行在自己的责任路段。在此之前，我从未骑过自行车，受命到道班去之后，我专门用了半天时间练习骑自行车，然后就跟工区指导员宋发生一起出发了。在山地骑自行车和在平地大不一样，上坡时使很大劲还常常蹬空轮，下坡时受惯性控制常常握不住车把而摔到路旁的道沟中。上午出发，午后到了一个道班，参加一会儿堆积灰沙、碎石的劳动，晚上开群众会宣讲文件，组织讨论，第二天吃过早饭后，再骑上自行车往下一个道班赶。在一次下坡时，我骑的自行车撞在一块石头上，把我摔在地上，宋指导员敏捷地跳下车，帮我扶起车，原来是前轴被切断了。没法骑了，我们只好推着车走到下一个道班。下一天从这个道班换上一辆自行车继续前进。自行车是道班工人巡行道路的必备交通工具，每个道班都配备多辆自行车，摔坏的车就由道班工人修理。记得在这次执行任务中，先后共摔坏两辆自行车，我很歉疚。宋指导员安慰我：刚会骑自行车就敢跑山路，真不容易。道班的自行车从来就是坏了修、修了坏的。下边引述日记中的记载：
工区工人已于4月初下道班劳动。整个组织建设阶段的任务便没有参加。我组原计划上月二十几号到各道班轮流组织运动，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推到今天。组里决定我到各道班来。今天与工区指导员宋发生一块儿来到了离龙关最远的兴仁堡班。
工区共四个道班，每个道班只能呆一两天。任务是艰巨的，但有足够的信心完成。
为了能够骑自行车到各道班，昨天下午我练了一个多钟头车。以前我不会骑，逐渐练会了。但极不熟练。今天来时一路上摔了不少跟斗。尤其在尖子岭梁上，把眼镜框都摔折了。我不怕这些。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昨天骑车还不大会，今天已经有些会了。几十里路的实践使我长了不少见识。
现在已经在兴仁堡道班了。刚开完会，已经十一点了。（1966.5.6.）
昨天中午离开兴仁堡，绕道汤泉洗澡后，晚八点多赶到大岭堡，马上开会。道路真不好走，把车都摔坏了，裤子也摔得不亦乐乎。在汤泉洗了澡，很舒服。（1966.5.9.）
1966年5月底离开龙关前，与工交组工作队员和各单位积极分子的合影。前排左起：邮局马宽，工作队员许文俊，养路工区指导员宋发生，工作组长高怀锁，电业所长崔木森，工作队员田智刚，邮局张义；后排左起：铁匠王成明，铁木业社理事主任庞常平，铁匠常德绪，铁木业社监事主任宋崇藩，木匠康庆，供电所工人张良祯，养路工区技术员蓝永清，供电所工人闫怀存。这些人名记在照片的背面，使我现在还能逐一认出。四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在哪里？
1966年5月底离开龙关前，社直工作队全体队员合影。二排左4是工作队长李强，左5是我系训练处长刁贾碧，左7是工交组组长高怀锁。
因为住在邮局，看报纸特别方便。1965年底，我从报上看到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转过年来又看到了对“三家村”的批判。过去我看过邓拓的《燕山夜话》，也看过吴晗的一些小册子，但看不出里面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现在把学术问题拿到政治高度来批判，我很迷惑。我认真地读着报上的批判文章，并且按照报纸定的调子在社直机关群众大会上发言声讨“三家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鸣冤叫屈的反革命罪行”。我没有意识到，一场更激烈的社会和政治大动乱已经临近了！
见学人生（3-14）
见学人生 2009-09-08 11:15 阅读7 评论0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5月底，我们离开四清战场，回到学院。此时，中共中央已发出五一六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在全国全面展开。作为启动全国性大运动的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全文，是一年后才在报上正式发表的；但其主要精神则借助于通畅的组织系统和强有力的宣传机器而在瞬间传遍全国。此时学院里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和报纸上的批判文章。经过八个多月的四清，我们看到也感受到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对于报上越来越严厉的阶级斗争的提法，接受起来也就没有什么思想障碍。
从四清回到学院后，恢复了原来的教学班建置，但并没有恢复专业课的教学。进行了约十天的四清运动总结后，全院全面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阶段。每天的活动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对形势的认识和态度、按照报刊上的提法开展对“三家村”的大批判。我联系自己过去看过的一些书（如《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和受到的影响，按照报纸上的提法，积极写批判大字报，在班里、系里举行的批判大会上发言。在四清中，我看到了农村基层的阶级斗争现实，现在又看到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然而我并没有想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在党内有所反映，我更没有想到在相当高的机关、甚至在我们党的中央里也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只是把文化革命理解为是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事。这样，运动一开始，我就表现了很不理解；于是在行动上就是保守的。此时不断传来上级文件的传达，不是这首歌不能唱了，就是那部小说不能看了，罪名就是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些歌、这些小说本来在群众中流行很广，现在不能唱、不能看了，真让人想不通。但既然上面发了文件，不唱、不看就是了。但还不止于此，还要进行批判。我的日记中，有很多过去的读书笔记，我翻检自己的日记，看到有“禁读”的书，就要在旁边写上一段批判的话；看到有“三反分子”（这是文革初期的专用语，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名字，就在上面用红笔打个叉，以示划清界限。这时的正面教育，基本上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学习和传达文件，鹦鹉学舌地重复报纸上的批判用语。
文革初期师资班全体合影。此时院内的运动还掌握在党委和各级领导手中，群众还没分派，还能和睦地聚在一起拍照。
6月中旬，四系贴出一张大字报，对院内运动冷冷清清的现象表示不满，质问院党委：我院为何至今按兵不动？从此，全院各系纷纷贴出大字报，掀起了揭发、鸣放的热潮。上级派来工作组协助党委领导运动，各系各班组成了干部、教员、学员组成的三结合战斗小组。这时全院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教师队伍中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院内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被揭发出来。看到一些老教师站在大字报前，被一群年轻的学员们进行“说理批判”，我心里很是不以为然：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知识，我们有什么资格批判他们呢？但是，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当时的流行观点，认定要清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要打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6月22日日记中记载：“不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是不行！从我院目前揭发出的问题来看，盘踞着我们讲台的基本上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总参首长指出：张家口那个学院是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祖师爷’聚集的地方。…”此时我组接受了清查新编二年级教材的任务。我们虽然已经入校近二年，但只学了半年左右的英语，让我们清查二年级教材，这不是笑话吗？我和小组的同学们硬是搬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清意思，然后再进行所谓“思想批判”，显然这样的批判只能骗骗自己和同样外行的领导。
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什么“崇洋媚外”，什么“宣扬封资修、大洋古”，什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接着还有“偷听敌台”，甚至“里通外国”。开始时被揭发出问题的教员还在极力为自己辩解，但在大会小会上受到批判后，大部分沉默了。稍有些不满的言行，就立即成为新的罪行，受到新一轮的批判。
我们系有个叫戴炳然的年轻教员，不知说了些什么话（据说是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辱骂人大代表，已构成敌我矛盾），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揪了出来。我所在小组被分配看守戴炳然，防止其发生意外（想不通自杀、自残等），配合系、班促其交代问题（见1966.7.28日记）。我们和戴炳然吃住在一起，寸步不离。“分配看守戴炳然的，一共四个人，两人一班，轮流值班。现在是深夜，我当班。”（1966.7.30.星期六）在十多天时间里，看守者和被看守者和平相处，相安无事。我在日记中写道：“在看守戴炳然时无事可做，就看书。这个工作很单调，四个人分成两班来回倒，每两天就要值班24小时。整天黏在这个工作上，不能到组里去参加运动，偶然去一次，便大感新鲜，赞运动发展之快。”（1966.8.3.星期三）这一阶段，我的基本思想是按照院系领导的要求，循规蹈矩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我把这看成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看成是在阶级斗争中经受考验。
8月6日，听了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在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录音，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当时哪里知道，中央出现了严重的路线分歧！工作组被说成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毛主席一句话，上级派驻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就都被撤销了。8月8日晚上，听到广播里传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十六条”）。8月9日得知，总政决定撤销工作组，院校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10日毛主席在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的号召极大地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积极性。我院的工作组随即撤出，文革的领导权回归院党委。但院党委也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有的同学不经请假，到北京去了，他们的理由是，向上级反映情况，并到北京各院校取经。全国各地文革的消息传到院内，北京的各种声音传到院内，学院整个处于动荡之中。有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把各种小道消息传过来，像我等消息闭塞者只有听的份。我的日记本中抄着从北京红卫兵的传单中抄来的毛主席关于“造反有理”的语录，毛主席与王海容之间关于造学校制度反的讲话，还贴着北京红卫兵写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传单。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对红卫兵的造反表示了支持。
毛主席号召造反，我们怎么办？院内的大字报开始针对院系领导，院系领导开始在大小会上做“压制民主、打击群众”的检查。师生们利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对学院中如何开展运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很快形成了三种意见，一种认为院党委烂掉了，是修正主义的，应该踢开；一种认为不能过早下结论，对院党委的态度应是“相信但不迷信，服从但不盲从”；第三种是坚信院党委。说实在的，持这三种意见的人，谁都没有掌握坚实的事实根据，而绝大多数都是跟风——跟“中央文革”口号之风，跟社会上运动的大趋势之风。这时我的思想是动摇不定的。记得一次辩论会上，有些同学提出摆脱党委的领导，像地方院校那样，群众自己起来干；有的同学主张完全服从党委的领导，“让稍息就稍息，让立正就立正”。我想：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党委烂掉了，不堪领导运动呢？所以没必要摆脱他们的领导。可是如果完全服从，“让稍息就稍息，让立正就立正”，那群众主动性怎么发挥出来呢？所以我赞成第三种意见：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运动，但不脱离领导，正确就服从，不正确就不服从。然而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呢？原则上是很清楚的，即以毛泽东思想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在实际上，由于自己的水平不高，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所以还是分辨不清楚。大字报贴遍了校园，大大小小的辩论会开个没完没了。现在看来，这些无谓的辩论浪费了我们多少宝贵的时间！但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真诚的，要跟着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
在争论问题时，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认为：“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总是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就不好了。”（1966.9.5.日记）但是，每天总有新的问题要争论，而这些问题的是非总不能取得共同的判断标准。每个人都说自己的意见符合毛泽东思想，而对立面的意见违反毛泽东思想，既然如此，怎能调和呢？每天我都要到大字报区去看大字报，和组里的同学们讨论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意见。我觉得，我组同学在讨论问题时还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自从运动的矛头指向了院党委和各级领导，教员中的问题就无人问津了。没人管了，我们战斗组承担的看守戴炳然的任务自然解除了，戴炳然作为“曾受过院系领导压制打击的革命群众”也就“自己解放自己”了。以前我从不认识戴炳然，此后我也一直未见到戴炳然。但这个名字曾在我的日记中出现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述这件事。（四十三年后补记：2009年6月，我与师资班的学友恢复联系，在收到的原师资班学长们的回忆录“追忆似水年华”中得知，戴炳然老师是1959年参军的，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英语师资班，经历坎坷。文革后1978年8月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从事欧共体经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北欧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中国欧盟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被欧盟委员会批准为我国首批三个“让·莫内教授”（Jean Monnet Chair）之一，并受聘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德国波恩欧洲一体化研究所等单位的兼职研究员。学友们称赞他是“西欧经济问题权威专家”。我把戴炳然学长的成就引述在这里，稍释我歉疚之心。）
我的日记中记录着9月1日李天佑副总参谋长来到我院，参加了我院的辩论大会，指导继续深入揭发院党委的问题。在这一阶段，我把上级来院的首长一律看作为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来的人，哪里知道对运动指导的分歧正是出自上面。
在院党委的带领下，9月16日全院师生乘火车来到北京，住在总参三部在西山的某处驻地。按我日记中所记，这次到北京有四项任务：参观一些地方大学，支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接受中央首长接见；参观抗大校展；听取首长指示。我们参观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石油学院等院校，听地方院校的师生介绍文革情况。我很佩服报告人的口才，几个大学生并排坐在台上，没有讲稿，全凭现场发挥，把院校的运动情况介绍的有声有色；其间不免有意见分歧，但基本上还是心平气和地自说自的理。当然，报告人都是来自同一个派别，这是我事先所不知的。原定在北京参观学习四天，但归期一拖再拖。又听了一些报告，参观了一些单位的大字报（中宣部等），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了泥塑群雕“收租院”，到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参观了大庆展览。10月1日，我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活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10月1日日记中记述了这天的活动：
现在坐在天安门广场上。昨天上午听了一个形势报告。为准备参加国庆活动，下午睡觉。晚上7点开始睡觉，谁也睡不着，大家心情都很激动。好多人都是头一次参加首都的国庆活动，我虽然不是第一次，但也很激动，因为现在的我是作为解放军战士来参加节日活动的。没睡着觉，虽然强抑制自己，但还是睡不着。毛主席命令我们到北京来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并让我们参加国庆活动，我们感到万分喜悦，无限幸福。11点起身，12点半乘车出发。一进城车就不能行进了，只好下车走。大道上人很多，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人流逐渐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早3时许记）
10点整，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群众大会开始了。
还在张家口时，听到要到北京见毛主席的消息，我们高兴万分！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即将来临！做梦也想见到毛主席啊！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情不自禁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1966.10.1.星期六）
文革形势瞬息万变。我们还在北京参观学习时，运动的指导者又发出了新的指示。10月5日，全军院校来京师生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先听了陈毅副主席的形势报告，接着叶剑英副主席传达了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军队院校也像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十六条”开展运动。首长们特别讲了毛主席经过自1928年至今38年的考察，选定林彪为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林彪是中央领导人中最年轻、最健康、最有才能的。此时，“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已经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列，成为每次集会必呼的口号。
10月8日回到张家口，院党委已经不参加文革的领导，但全院性的文革组织尚未形成，只是星星点点成立了一些战斗组、造反组。我参加了一个取名为“红松”的战斗小组，其成员有张锡九、姜梅生、田立云、戴惠霞、杨美萍、刘素珍等，其中张锡九、姜梅生高我两级，田立云、戴惠霞、杨美萍高我一级，刘素珍与我同级，都是三系六班师资班的。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院党委在前段运动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压制群众的做法，但还不能做出它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论。院内贴出的大字报在争论前段运动中院党委有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的都有，但论据都不充分，调子虽很高，却不能说服人。（见1966.10.9、1966.10.10日记）由于运动已经没有了明确的领导者，全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实际上全院已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此时同学们大量外出串连，院内顿时显得冷冷清清，有的造反组、战斗组光贴出个成立宣言就没了下文——全组外出串连去了。院内大字报不多，辩论会也开不成。于是，我所在的“红松”战斗组也从10月16日开始了大串连。
见学人生（3-15）
见学人生 2009-09-11 12:11 阅读4 评论0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大串连
从10月中旬到11月底，我们在外串连了一个多月，到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南昌、韶山、井冈山等地。同行者八人，带头的是高我两年的张锡九，他很热心地为大家服务，每到一地，都是他负责联系食宿，联系参观学习。离院时，我们向后勤部门申领了军人通行证，并按预定的外出时间（一到两个月）领取了生活费、粮票等。此时串连的学生均享受全国性的免费乘车待遇，我们自也不例外。10月16日晚10点乘火车离开张家口，次晨到北京，旋即转车南下。火车上挤满了外出串连的学生，我发现好多十二三岁的初中学生也到处去串连，有的是瞒着家长跑出来的。在大串连的最初阶段，车上秩序尚好，我们作为军人大学生，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努力协助维护秩序，带领周围的大中小同学学习毛主席语录；到后来，车上已没有了一丁点儿活动的余地，人挨人、人挤人，甚至人上摞人，火车也不能正点运行，我们只能只考虑自己的行动了。
我们每到一处，都到学校去看大字报，与红卫兵和师生座谈，了解运动情况。在南京和上海，我们到了军事学院、外语学院、步兵学校、海军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等军队院校和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地方大学。
我的日记中记述的看大字报和座谈的内容，今天已经不愿再重述，甚至不愿再想起。但有些活动我还是愿意摘抄在这里：
下午到虹口公园内参观鲁迅纪念馆并瞻仰鲁迅墓。…从鲁迅纪念馆出来，被虹口区二中心小学七（一）班的十几个小学生围了起来，非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不可。我确实不会讲故事，就跟他们一块念语录、唱歌。后来，田立云等四个女同学来了，才给我解了围。小朋友们可爱得很！只有十岁上下，就懂得好多东西，就读了好多毛主席语录。（1966.10.25.星期二）
晚上到同济大学听几个西藏民族学院预科的藏族同学进行忆苦思甜。他们都是农奴的儿子，并且本人也作过农奴。在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下，他们曾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讲的一些事情，都是我过去未曾听说过的。他们对万恶的旧制度、旧社会充满了仇恨，因而他们更懂得如何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
后来我们又单独和八九个藏族同学座谈。田立云、刘素珍等人还向他们学习西藏歌舞，一直到深夜12点半。…（1966.10.27.星期四）
除了“文革”串连外，我们还参观了一些革命圣地，感受革命先驱的革命精神。10月30日傍晚，我们来到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住在专门腾出来接待串连师生的韶山学校。到这里来参观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真是人山人海。第二天（10月31日），我们排了老长老长的队才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和旧居陈列馆。按照规定，韶山学校只接待一天，我们参观后就应该离开。但我们多么不想离开这里呀！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违反”规定，再多呆一天；然而学校是住不进去了，我们就住到社员毛华秋家。毛主席家乡人特别好客。我们七八个人住在一户社员家里，受到了殷勤的接待。我们利用傍晚人流散去的机会再次参观了旧居和旧居陈列馆。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地端详着旧居中的每一件器物，想着毛主席当年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仔细观看陈列馆中的每一幅画图，想着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革命道路。后来我们请来一位革命老人给我们讲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革命故事，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毛主席从小就胸怀天下，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为革命奔波忙碌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六位亲人都贡献给了革命事业，这是多么伟大而崇高的榜样啊！我这辈子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时刻准备为革命贡献出我的一切。第三天（11月1日）早上我们又参观了一遍陈列馆，下午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栽油菜、摘棉花。晚上请毛华生同志及另一同志讲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和1959年毛主席回到韶山冲的情况。
1966年10月31日，在韶山毛主席旧居前留影。
我们在韶山多住了两天。11月2日早上我们离开韶山冲步行向长沙走去。此前我们从广播中得知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步行串连的消息，决定向他们学习。一路上，我们向路旁在田地里干活的社员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社员们听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康，至少可以活到一百岁时，个个脸上显出幸福的笑容。我们还给他们唱歌。日记中写道：在给他们做完宣传后，我们脚下走得也更带劲了。这天共走了80多里，晚上住在碑头（兴无大队）。同行者分住在社员家，我和张锡九住在贫协主席家。正好遇到小学校在搞宣传，我们就又给他们唱歌，告诉他们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的好消息。
1966年11月2日，从韶山步行去长沙的路上，张锡九摄影。
11月3日（星期四），我们本来准备早起即走，但碑头小学的老师把我们留下了，非让我们给他们作报告不可。他们把全校600多个小学生都集合了起来。张锡九代表我们几个人讲了：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在串连途中的主要宣传课题）；二、通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田都来的英雄故事说明人的因素第一。小学生们真是可爱得很！他们爱毛主席，爱英雄，爱解放军。他们懂得不少革命道理。后来我们又给他们唱歌。他们都不让我们走，给我们每个人戴了红领巾。直到中午才离开碑头。
步行到四点多时就到了岳麓山，住在湖南师院体育系。晚上听周总理10月18日讲话的录音（对红卫兵三司令部）等。体育系红旗战斗队的同学们招待得很热情，请我们吃桔子，是他们自己种的。
第二天，我们在中南矿冶学院和湖南大学看大字报，晚上住在部队的长沙政治学校。我们出来串连，一般都是选择在军队院校住宿。
11月6日，我们参观了几处毛主席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地方。其中有清水塘，中共湖南区委员会旧址，毛主席曾住在这里。第一师范，毛主席的母校，毛主席1913-1918年曾在这里学习，1920-1922年曾在这里工作。这里有毛主席经常进行冷水浴的一口井。我在这里买了几枚书签，上有毛主席为第一师范的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我们还来到桔子洲头小学，看到了毛主席和该校学生的一张合照，1959年6月毛主席在湘江游泳，曾在这里与全校师生见面并合影。我们还拜访了杨开慧烈士之兄杨开智的住处，看了毛主席和杨开慧的若干照片和解放后政府颁发的杨开慧烈士证。
我们把随身带的行李放在长沙政治学校，离开长沙打算到井冈山去。乘693次车，本应晚11点开车，好歹上了火车，但车一直没有开出。此时由于全国性的大串连，火车的运行全被打乱了，我们还是经人指点，从车库中上的车。这趟车在车库中未开到站台就已经挤得满满的，想下去也不行，一直等到第二天上午11点才从长沙站开出。本想到南昌去再换乘汽车到井冈山，又听说汽车票很不好办理——到井冈山去的人太多了，于是打算步行去，就在宜春车站下了车。晚上住在宜春饭店。这是11月7日。我们的运气不错，11月8日一早，碰上了红卫兵奋斗来的一辆汽车，颠簸了五六个钟头，于下午到达吉安，9日中午到达井冈山。
我们来到了革命圣地，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这里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革命先辈光荣传统的又一大好场所。我们来到了红色摇篮茨坪，看到当年的革命根据地今天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我们听了有关井冈山斗争（1927年10月-1929年1月）的介绍，参观了毛主席在茨坪的旧居，参观了井冈山博物馆。第二天（11月10日），我们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走到“当年鏖战急”的黄洋界，听老赤卫队员讲黄洋界保卫战的故事。这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1928年秋天我红军曾在这里以两个连的兵力打退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毛主席的词《西江月（井冈山）》就是记述这次黄洋界大捷的。黄洋界地势很险要，想当年山间交通不便，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如今这里的公路已通到了云中。我们在大井参观了毛主席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和一群红卫兵一起簇拥着老暴动队长邹文楷合影留念。坐在毛主席曾经坐过的石头上照相，心潮汹涌，当年毛主席就是坐在这块石头上思虑革命的大事，如今革命后代接班来了，我们就是要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接井冈山彻底革命精神的班。我们请毛主席放心，一定做个有出息的红色接班人。
1966年11月10日，在大井与老暴动队长邹文楷合影
1966年11月10日，在大井毛主席旧居前，与张锡九王裕康拥坐在毛主席当年坐过的石头上。
11月11日上午，我们去访问井冈山光荣敬老院。这里住着当年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一些老红军战士、老赤卫队员。听当年大井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余振坤（现敬老院院长）和三十二团红军战士林云贵讲述当年的斗争故事和现在敬老院的情况。老前辈们为革命出生入死打下了人民的江山，他们对革命后来人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当年红军某团特务排老红军战士李新珠（79岁）在我随身带的日记本上题了字：“井冈山光荣敬老院希望你们接好革命班”，这给我极大的鼓舞，我要永远铭记心头，决不辜负先辈的期望。
在井冈山停留的时间太短了，但没有办法，参观井冈山的人很多，因而只能呆两天。11日下午坐汽车离山到吉安，12日晨离吉安到新余，换乘火车到南昌。在吉安时张锡九、田立云等要到瑞金去，考虑到已离开学院近一个月，脱离本院的运动那么长时间了应该赶快回去，我就不想跟他们一起去了，我要尽快地回到北京，然后返张。与我同时决定回院的有姜梅生、戴惠霞、杨美萍等，同行的还有一个因爬黄洋界摔坏了腿的小红卫兵，她在井冈山医院住了十几天，我们要护送她回家去。
火车更难坐了，火车跑得更慢了，一路上我们跟地方上的红卫兵师生混在一起，挤上挤下，挤来挤去，全然没有了刚出来时的风度。在返回的途中，我们把主要注意力和时间都放在等车上，而把参观学习全放在了次要位置上。我粗粗地算了一下，出来串连一个来月时间，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用在路上和等车了。在南昌，我们匆匆忙忙地参观了一下八一起义纪念馆，然后就去车站等车，应该11点多钟发车，等了一天也没来；第二天（11月14日）好容易乘上了去长沙的车，车里人多到不能再多的地步了。车走得倒不慢，但总要停下来给别的车让路，因而还是快不了。15日到长沙，取回来时放在这里的行李，再接着等北上的火车。16日离长沙，17日到武汉，到湖北大学、湖北外语学院看大字报，住在炮兵学校。在武汉还参观了毛主席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和长江大桥。19日早起就去车站等车，下午才在车库里上了车。20日晚10点到达北京，住在总参三部招待所。我到北京后不几天，张锡九、田立云等也到了北京，我们继续一同活动。
从21日到30日，我在北京。因为家在北京，所以这段时间中，有时住在招待所，有时就回到家里去住。我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学院等院校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等机关去看大字报。街上人来人往，绝大多数是外地来的学生。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人，根本没法上去。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11月21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以下一段话：
北京的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大幅标语、大字报和宣传单。有些标语口号是截然相反的，如，“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坚决支持革命左派×××”。为什么同一个人有不同评价呢？我想可能有以下原因：
1.不同人的阶级立场不同，有的可能是坏人乘机捣乱，这是阶级斗争尖锐的反映。
2.每个人的认识不一致。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的产物。（1966.11.21.）
这是自己的一段思考，也可以说是对大串连中所看到听到的事情的一个概括。可以看出，我的思想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左”转。大串连是继参加四清之后，阶级观念继续上升、开始形成路线斗争观念的阶段。我更加崇拜毛主席，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与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及其子女的感受不同，我看到和想到的全是光明，没有疑问，没有反思。我感到全国到处都充满了革命的气氛，到处都是群众昂扬的革命热潮，到处都是大好的革命形势。在我们和红卫兵小将的接触中，受到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大无畏精神的鼓舞。我特别感动的是常常碰到一些十来岁的小孩子，他们讲出一套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出来，使我们这些“大学生”也不能不佩服。
我到师范学院去了几次，见到了预科的几个老师：刘玉森、李春年、黎端明、钱肃文等，还有赵光复、杨建平、杨林妹、鲁大荣、张冬梅等同学，互相交谈了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此时在轰轰烈烈的文革形势下，大家的思想都是“左”得可爱。此时社会上已经基本上否定了文革前十七年的文化教育。我和大家一起议论：原来的师院预科简直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教学方法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教学内容也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教师队伍也很不理想，有很多小姐、少爷式的人物，比如我们原来的班主任钱肃文老师。在日记中我写道：“钱肃文老师生了个小孩，还未满月，现在颇有些养尊处优起来了。”（1966.11.22.）写到这里，我很是歉疚；高中时我就不大愿意接近老师，现在写出这样的话，真是大不敬！运动已经把我的同学分成了不同的派别，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很友好，而他们彼此之间却为了观点的不同而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彼此互不搭理。
在北京期间，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11月25日）。我坐在电视机前，毛主席离我只有三四米远，我看得非常清楚。电视实况转播将我带到天安门广场，我和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小将们同声高喊：毛主席万岁！据日记记载，第二天（11月26日），我们在西郊飞机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人非常多，我只看到毛主席的背影，但我却以为，我看得很清楚。
我还到美术馆参观了三个展览：毛泽东思想万人宣传队事迹展览、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事迹展览和亚非人民反帝漫画展览。
11月30日，我和其他同学一起，乘总参三部的汽车回到张家口，结束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外出串连。
串连中，我还看到了祖国大好河山。中学时我就梦想能到全国各地游览。来到张家口，看到了祖国北部关山的壮丽；串连所到之处，又看到祖国南部山川的秀美。碧波千顷的洞庭，浩荡东流的长江，宽广无垠的原野，巍峨挺立的井冈，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美丽！我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决不允许它改变鲜红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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