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斌
何谓“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是也。“四清运动”，是自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其实，最初提出的“四清”，只是农村“社教”中的几项具体工作，即“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四清”的概念范畴扩大了，与整个“社教运动”划了等号。
（一）
1964年10月下旬，刚刚进入烟台师专校门学习了不到两个月的我们，接到学校通知：中文科两个年级四个班的学生和全体教师全部参加工作组，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那年我19岁，刚刚走出高中校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不过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对能有机会投身“社会大课堂”表现出了极大的兴奋。
几天后，我们便打起背包，到烟台市委党校集中学习去了；大约一周左右，又集体转移到了莱阳县委党校。在两个党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同时还学习了《前十条》和《后十条》（即两个中共中央文件，一个是1963年5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一个是1964年9月下发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关于在河北抚宁桃园公社搞社教的讲话（即“桃园经验”）等等。至于学习后将到哪里去搞“社教”，上面对我们严格保密，我们也不敢乱打听。那感觉，就像战士知道明天要上前线，但不知道前线在哪里一样。
“阶级斗争教育”主要是讲些地主、富农如何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如何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如何拉拢腐蚀农村干部等案例。如某地一个地主过年时贴的对联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暗含“缺一（衣）少十（食）”之意，横披是“将（蒋）来享福”；某地一地主将农药1059洒到一贫农自留地的白菜心里，那户贫农吃了白菜一家死了三口；上级派到某村的工作组队员晚上到贫下中农家串连时，被坏分子“砸了黑石头”；某地反动道会门猖獗，一个70多岁的道长自封“皇上”，还搞了十几个“妃子”；等等等等。反正给我们的感觉是，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十分严峻，“阶级斗争的弦”不“绷紧”确实不行了。
到莱阳党校的第三天，中文科党总支书记把我和同班的于善敏同学、二班的张明理、崔守法同学叫去，通知我们四人第二天提前出发，说是要去海阳，并且要求我们对同学们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们便背着背包到指定地点集合，与其他20几个人一起爬上一辆大卡车出发了。在车上，我们才知道，那20几个人都是莱阳的，我们是一个工作组；我们去的地方是海阳县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后来才知道，烟台师专参加“四清”的老师和同学几天后也到了大山公社，我们班的其他同学被分到了三个大队。
车上年轻人居多，尽管卡车跑在沙土公路上有些颠簸，大家蜷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很不舒服，但莱阳的同志依然一路上唱着歌。我们四人因为与他们不熟，很少与他们交谈，不过他们起歌后我们也跟着唱。
大约两个来小时，我们到了瓦罐窑村。
（二）
村里已经有一些工作队员了，在当天晚上召开的工作组会议上，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组的人员主要来自省委、省人委（即省政府，当时称“省人民委员会”）及部分省直机关，还有长清县（当时属泰安地区）、莱阳县的部分干部和社会青年、山东财经学院的部分师生、山东农学院的部分教师、加上我们烟台师专的，总计要有七八十个人。据运动结束后瓦罐窑工作组的工作总结所记，我们的工作组共有87人，其中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26人，长清、莱阳基层干部和社会青年40人，大专院校师生21人（山东财经学院11人、山东农学院6人、烟台师专4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县工作团的宣传队也住在瓦罐窑，加起来达到了130多人。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搞人海战术”，我们瓦罐窑工作组可谓典型一例。也是在这次会上，我知道了瓦罐窑大队的基本情况：全大队共553户，2697人，分34个生产队（小队）。该村1943年解放，属于革命老区，土改比较彻底，村里党员多、老干部多、荣复转退军人多，还有“阶级斗争复杂，和平演变严重”等等。会上还公布了工作组领导班子，工作组组长是童辛（山东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组长是丛生（山东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
不久后我们就看出来，我们的组长、副组长显然不是工作组里最大的官，有两个神秘人物应该比他们级别更高。一位是王林，高高的个子，穿一身黄军装（注：工作组大多数人都穿黄军装，我在离开莱阳前也买了一件黄棉袄，记得卖给工作队员的旧军装十分便宜，交的钱几乎是象征性的）。王林平时很少说话，与我们普通工作队员接触不多。进村半个多月后我才从济南来的队员那里知道，他就是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是山东省的第三把手）刘秉琳。王林是他的化名，是把名字最后一个字“琳”拆开了。当时一些高级干部去搞“社教”都要化名，大概为了怕暴露身份（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桃园就化名“董朴”）。我们最早发现王林与众不同的是，他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人跟到哪里，而且那个人腰里还挂着手枪（工作组里整天枪不离身的只有他和组长童辛两个人）；有时候会跟着两个人，多一个女同志。后来我们才知道，跟他寸步不离的是他的秘书李成，那位女同志是省千佛山医院（当时是省级干部保健医院）的护士王文翠。刘秉琳同志有个习惯，大清早爱到村子外边去散步，他在前面走，李成就在后面跟着。李成个子也较高大，再加上军装外面扎着皮带戴着手枪，显得十分威武。相比之下，刘秉琳倒有些其貌不扬，而且，他的军装也比李成旧的多。村里的老百姓也知道工作组里有“大官”，但他们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那人官有多大。有人注意到了刘秉琳和李成早起散步的习惯，于是纷纷传言道：“工作组那个最大的官，天天早晨跟着一个伙夫在下河沿遛跶。”——他们是把带手枪的李成当成“最大的官”，而把省委副书记刘秉琳当成伙夫了。
另外一位神秘人物是周毅然。周毅然个子不高，较瘦，眼睛整天眯缝着，还经常带着眼屎。工作组开过几次会后我们就看出，他虽然不是组长，但显然是工作组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童辛、丛生等讲完话后，都要问问“周毅然同志有什么意见？”周毅然有时候说几句，但多半是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这位“周毅然”是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王路宾是1930年入党的“老革命”，1933年考入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生物系，是“一二·九运动”中山东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39年到延安后又赴莫斯科学习，后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解放后担任了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在1959年“反右补课”时王路宾被打成了“右派”，参加瓦罐窑工作组时，“右派帽子”虽然摘掉了，但党籍、职级还未恢复。两个月后，即1965年1月，山东省委正式下文撤销了对王路宾的处分，恢复了他的党籍和职级。组长童辛、丛生等省里来的干部也许是早知道了王路宾即将平反的消息，所以他们在组里对这位当时连党员还不是的老头儿都敬着三分。
王路宾也是一身旧军装，那黄棉袄穿在他身上显然有些太大，因此人也显得更矮。他不像刘秉琳那样有架子，喜欢跟大家交谈，特别喜欢跟年轻人交谈。工作组开办食堂后，他和我们一样排队打饭，一样蹲在地上吃饭（刘秉琳很少到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饭，不知他在哪里开的小灶），边吃饭边跟大家说说笑笑。1965年初他正式平反后，虽然在工作组没有公开明确什么职务，但明显成了工作组日常工作的“一把手”，不过，他倒没有因为地位的变化而端起架子来。记得一次吃饭时，我端着碗凑到他跟前，好奇地问：“周毅然同志，你改名叫周毅然有什么讲究啊？王林同志是把一个‘琳’字拆开了，‘周毅然’是怎么回事？”他眯缝着眼看着我说：“周毅然是我当年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名字，哪有别的讲究啊？”在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斗争”中，王路宾起初是支持王效禹的，后来他们两人闹翻，王路宾被“打倒”。“文化大革命”后，在拨乱反正中，王路宾于1979年当了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当时校长是周培源），实际主持了北京大学的工作，1984年退居二线到中顾委，1990年离休。2003年11月王路宾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瓦罐窑工作组的另一个神秘人物了，那就是“王禹”。王禹个子高高的，面庞黢黑，一脸大麻子，虽不像王路宾那么平易近人，但也显得十分朴实和善。他在工作组也没有公开的职务，不过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也是“说了算”的几个人之一。这位王禹，就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名震全省乃至全国的王效禹。王效禹之所以也化名，原因和王路宾一样，也是因为当时尚未平反。王效禹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渤海区出来的干部。抗战后康生担任中共山东局书记兼渤海区书记，王效禹在土改时曾在康生手下工作过，得到康生的赏识。1959年，王效禹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任上被打成“右派”，和王路宾一样，受到了处分。在瓦罐窑工作组，这位“王禹同志”名气很大，工作组进村不久，他就在“对敌斗争”中显示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工作组几次大会上，都介绍过他与“四不清干部”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使“王禹同志”的形象甚至具有了某些传奇色彩。1965年1月，王效禹获平反后，工作组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王效禹担任了支部书记，算是正式加入了工作组领导班子（此前似乎也是，但没有正式名分）。十多年后我在农村当教师时，教育局管理档案的一位同志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说是我的档案材料里有王效禹的“大印”。原来是，我在工作组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工作组解散前没有来得及发展党员，于是工作组党支部便为我们这些写过申请的同志都写了一个鉴定意见，转各自原单位了。据说我的申请书上写的是“同意作为发展对象”，后面还盖着工作组临时支部书记王效禹的章。学校党组织接到这份材料后，便装到我的档案袋子里去了。当时王效禹正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向我透露消息的人那神情无疑是感到有些意外也带着几分羡慕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档案里有王效禹的“大印”沾什么光。“文革”后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我倒是不得不向组织上就此事多解释了几句，不过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吃什么亏。
我们工作组是1965年6月10日撤离瓦罐窑的，6月5日在食堂吃早饭时，我们发现王效禹没有来吃饭，有消息灵通者立即传出了“可靠消息”：王效禹昨天已经到青岛当副市长去了。6月10日离村后，我们烟台师专和莱阳的同志坐汽车向东走的，省直机关、财经学院、农学院的同志向西走，据说他们到了青岛，新任青岛副市长王效禹招待他们在青岛玩了两三天。
在不久后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王效禹伙同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青岛“造反”，1967年1月，他们和青岛的“造反派”一起夺了青岛市委的权。随后王效禹又到济南，支持“造反派”夺了山东省委的权。1967年5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效禹被任命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等等，当时有“四个第一”之说（还有的说是“六个第一”，不知是哪六个）。1969年“九大”时，王效禹还当上了中央委员。王效禹的发迹，显然是从其后台康生那里得到了支持，据说毛泽东还多次接见过王效禹，称他是武昌首义时的黎元洪（估计这不会是谣传）。王效禹主政山东时，在“四人帮”指使下做了许多坏事，1971年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文革”结束后王效禹受到清查，被开除党籍，据说在某农场劳动多年后，1995年死于原籍益都（今青州），终年83岁，
工作组还有一位重要人士叫王崇训，是省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编辑部来的（具体职务不明），他是工作组的笔杆子，工作组的重要简报以及最后的总结都出自他手。因为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领导的“蹲点”单位，需要“出经验”以指导全县“社教”工作，所以编写《工作简报》的工作十分重要。王崇训在“文革”期间也是山东省的“风云人物”，他紧跟王效禹，成了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的“首席笔杆子”。粉碎“四人帮”后听说也受到了审查，最后结果不知如何。
海阳县是那一年山东省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济宁地区的曲阜县、德州地区的齐河县。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蹲点”曲阜，省长白如冰“蹲点”齐河，书记处书记刘秉琳“蹲点”海阳。在海阳“蹲点”的还有几个大人物，如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小纪公社）、共青团中央副书记胡克实（在大辛公社）等。海阳工作团的团长，是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历波，他也在瓦罐窑短期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效禹夺权后，山东省革委除了一些群众组织头头外，“结合”的老干部就是王路宾、王历波，而他们都是一年多前与王效禹一起在海阳搞过“社教”的“战友”。不过王效禹很快就把王路宾、王历波整下去了，一个时期济南满街都是“打倒王王庄”的大标语，所谓“二王一庄”的“二王”，就是王路宾和王历波（“庄”是庄中一，山东省军区副参谋长，大校军衔，省革委“结合”进去的军队干部。1971年庄中一获平反，1978年去世。他的儿子庄春波自学成才，是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自1981年起我共事20年，可惜51岁便英年早逝了）。
（三）
瓦罐窑村之所以叫这么一个名字，是因为该村烧制的瓦罐、瓦盆、水缸等陶器远近闻名，村边有许多烧瓦罐的小砖窑。
瓦罐窑大队的34个生产队分为六个“片”，我所在的是第六片，包括31、32、33、34四个生产队。我们的“片长”是省委监察委员会（即后来的省纪委）某处的处长陈钦忠，“副片长”是长清（当时属泰安地区）县委常委、城关公社党委书记杨玉庆。组员有来自莱阳的王清溪、崔玉璞、盖振弋（女）和我。全工作组七八十个人，而一个片却只有六七个人，合起来只占全队的三分之一，那占大多数的其他人都干什么？都集中在“队机关”了，因为瓦罐窑是省委领导的“点”，所以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比如写材料的、管收发的、管保卫的、管医疗的、管对外联络的、管接待的等等。反正省直机关来的26个人中，真正在“片”上的，只有三五个人。当然，上面留的人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大队干部。
在我们片的六个人中，我和盖振弋最年轻（盖是莱阳的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是当时对农村回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的称呼，实际上都是当地选拔的后备干部），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在组里只是跑腿干活的角色。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的，是陈、杨、王、崔四位。王、崔二位是莱阳县委的干部，年富力强而且都有上进心，工作十分积极。两位组长最大的工作特点是稳，也许正是为此，我们六片很少做出“突出成绩”，也出不了“先进经验”，工作组的《简报》上也很少看到我们片的消息。
六片4个生产队在瓦罐窑村的东南部。这里不能不先说一下瓦罐窑村的地理：该村由一条穿村而过的南北河道分成东西两部分，村里人称那条河为“下河”；全村从东到西有一条主要道路；这样就一纵一横把村子分成了四大块。河西住户多于河东，而且是大队部、民兵连等所在地，可谓全村的政治中心。河西的几个生产队比较富裕一些，地主、富农也多。河东相对来说比较穷一些，不过由于大街上有供销社，是全村的商业中心，倒也不冷清。下河是一条季节河，平时水很少，几道细水流跨步即过，雨季下大雨后，河水却会很大，据说溢出河床淹了农田、民居的事情经常发生。村子南面是小丘陵，耕地都在山上，土质不太好；北面地势较平，土质也好。而村子东南面的山又最高，耕作最不方便。所以我们六片四个小队，是全村最穷的几个队。
按照上级要求，工作队员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初几天住的一家很穷，炕上的苇席都是残片，房主是一个十分憨厚朴实的小伙子。我住在他家东偏房，因为有厢房挡着，整天不见阳光，屋子很潮，散发着一股霉味。几天后长清的杨玉庆同志来到，叫我搬到他那家跟他一起住。那家也是贫农，是一对年轻夫妇，生活条件好一些。老杨同志大概是因为房主人是少妇，怕惹麻烦才让我去陪他的。我们住的是堂屋东间，他们小两口住西间。
老杨同志是一位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农村干部，作为一位县委常委，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像是一个普通农民。老杨同志工作十分扎实，与社员群众很快就混得很熟，说话也很有风趣，他讲过的一些泰安民间俗谚我至今还记得，比如“庄稼人有三宝：丑妻、近地、破棉袄。”“泰安有三美：白菜、豆腐、水。”“泰安有三宝：河卵石垒墙墙不倒，半夜里跳墙狗不咬，大闺女跑了没人找。”“庄户人有三宝：鸡飞、狗叫、孩子吵。”等等。工作组开会时他讲话也有特点，每次开口总是“我谈三点意见”。我真佩服他的归纳能力，不管多么少的事，他都能分成“三点”来说；不管多么多的事，他也都能在“三点”中包纳（“三点”实在装不下时，会加一句“我再补充一点”）。在田间劳动休息时，他跟社员有说有笑的，有时还会变几个小魔术，逗大家乐。春节放假前，他才告诉我，他和同在瓦罐窑工作组的长清县委书记张瑞周都是带着手枪来的，而且他的手枪就放在枕头底下。我那次是第一次见识“真家伙”，不过枪一直在他手里他拿着，我连摸一下都不行。春节放假十天回来后，他没有把手枪带回来，童辛、王成他们腰上也不见手枪了，大概是“阶级斗争”已比较缓和了的缘故。
当时海阳农家，住房格局大同小异，一般人家大多是这样的：一个小院，一座小门楼，三间正房（或带一间偏房），两间东厢（储物或做饭），院子西部是猪圈、粪坑，有的院里有南屋，也多是储物和做饭用。各家正房的摆设也大同小异，多半是这样的：当中一间，进门一边一个砖垒的锅灶（有的只一个），当中是一架石磨，石磨后面有的摆一个方桌（多数没有），两边墙角一边是一个盛水的大缸，一边放炕桌等用品。少数生活条件好的人家不在正房置石磨（石磨在厢房里），而是靠北墙放一张方桌两把椅子，更阔一些的还有条几。左右两个里间，靠南窗是占半间屋的一个大土炕，炕上铺有苇席（条件好的铺竹席）。窗子多为方格窗棂，上面糊白纸。那时瓦罐窑窗子镶玻璃的极少，有的只在窗子当中镶一小块玻璃。窗子的下半部是固定的，上半部可以支起来，以便通风。炕头的墙上有一个放灯的墙洞，放一个玻璃瓶做的小煤油灯，点亮后光线可以照到里外两间屋子。炕尾是叠放的被褥，挨着炕尾靠山墙处是一个带两个抽屉的桌子，桌子上摆放一架烟台钟表厂的座钟（当时的烟台有三大知名产品，一是葡萄酒，二是座钟，三是锁，胶东人结婚成家时，烟台座钟是必须要有的“大件”）。土炕是用土坯垒的，外间两个锅灶的烟道通过土炕，做饭烧火时炕也就烧热了。每到春天，家家要把土炕拆掉（俗称“打炕”），将被烟熏黑了的土坯作为肥料上地，然后再盘新炕。人民公社时代打炕后的土肥是要归生产队的，交一炕土肥队上给记30个工分。火炕是胶东老百姓的一大发明，至今胶东许多农家还保留着睡火炕的习俗。
工作组队员吃饭起初是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去吃，一家管一天。派饭是由队干部安排的，因为工作组要到贫下中农中间“扎根串连”，所以我们要求只到贫下中农家里吃饭，不能安排中农以上人家。当然，轮到谁家，谁家都会做最好的饭给“工作组”吃。那时，当地农民吃的最好的饭就是玉米面饼子了，多半是吃地瓜、地瓜干。至于菜，好的熬点白菜、南瓜什么的，一般就是一碗蒸虾酱。派到谁家谁家都会先打听打听前面那家给“工作组”吃的什么，以便自家的标准不低于人家，这一是怕丢面子，二也是怕得罪了“工作组”。记得那一段时间几乎天天中午是大饼子或玉米面发糕，晚上是地瓜面饸饠。用地瓜面压饸饠，是胶东人粗粮细吃的做法，比简单地把地瓜面蒸成窝窝头好吃的多。我们的早饭是和社员一起在地头吃，生产队的男女“劳力”天一亮就集合上山干活，妇女在家做好早饭后，挑着送到山上。这样，“劳力”就可以节省一次往返时间，直到中午再回村吃饭。送饭的都是用一根小扁担一头挑一个篮子，一头挑一个瓦罐，篮子里盛干粮和咸菜，瓦罐盛饭汤或热水。工作组队员在哪家吃完饭后，要交给那家主人一斤粮票、两角五分钱。主人会推让一番，但工作组的同志都会按规定交付的。别小看那两角五分钱，对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贫下中农来说，就可以解决灯油钱、针线钱了。
当地农家吃饭都要上炕。炕上居中摆一个小炕桌，吃饭的人都脱鞋上炕围桌盘腿而坐。我不会盘腿坐，所以每到上炕吃饭都很打怵，想坐在炕沿上吃，但主人不同意，因为按照当地习俗，是不能让客人坐炕沿的。为了表示对人家的尊重，我只好勉强上炕，硬硬地把腿盘起来，待吃完饭后，两条腿疼的都下不了炕。当地风俗，家庭主妇是不能陪客人在炕上吃饭的，我们吃饭时她只能在炕下干些盛饭之类的服务工作，待我们吃完主妇才能吃。吃过几轮派饭后，大家都熟了，我再要求坐炕沿吃，人家也不再坚持非让我上炕了。有的人告诉我，炕沿是“娘们家”（妇女）坐的地方，“爷们家”坐在那里丢人，为了不腿疼，我也顾不了那些了。
这“派饭”好像吃了也就是个把月左右，后来工作组设立了食堂，我们就集体就餐了。这样虽然有悖于“三同”原则，但也是不得不为之，因为工作组要在村里“长期作战”，天天派饭太麻烦群众了。另外，也可能一些从省城大机关来的干部长期吃农家饭实在熬不住了。吃食堂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能敞开肚子吃饱了，在社员家吃饭时，有时明明不十分饱但实在不好意思多吃。食堂的主食多半是馒头，这也是在社员家难得一见的。办起食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全工作组的队员很快互相熟悉了，原先大家只是熟悉本片的几个队员，一个大锅吃饭后，七八十个人中就是没有多少交往的，至少都脸熟了。工作组食堂的饭菜标准起初控制的还比较严格，一周只一次“改善生活”（吃肉菜或大包子），后来标准逐渐提高，“改善生活”就是隔三差五的事了。
（四）
按照两个《十条》的要求，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首先是“清经济”，即整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的问题。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是，先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然后与“四不清干部”正面交锋，责令他们交待问题、发动群众批判斗争；最后是“四不清干部”经济退赔、接受组织处理。工作组进村时是10月末，当地的秋收还没有结束。瓦罐窑大队种的2100亩地瓜，才收了不到600亩。为了保证在上冻前把地瓜全部收回来，工作组进村后首先抓秋收工作，工作队员全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带领社员抢收地瓜。鲜地瓜不易久贮，所以大量的地瓜要晒地瓜干，刨出的地瓜当时就在地里擦成片，滩在地里晾晒。相对于刨地瓜来说，擦瓜片是轻活，多是由女劳力来承担的。社员们照顾我们，多半只让我们干擦瓜片、搬运地瓜等轻活。几天后，山坡的梯田里晒的瓜干白花花的一片，是一道十分漂亮的“风景”。
白天干活，晚上我们还要到贫下中农家去“串连”。一般都是从啦家常开始，然后转向了解干部的情况，地富反坏的情况。我们晚上的串门，显然是受到了队干部的注意的（甚至可以说监视）。记得我第一天到贫农丁国信家大爷家时，刚交谈不久，就来了一个人。他上炕后就跟丁国信大谈自己42年入党，是二等残废军人，58年如何带领群众修水库等等。我知道，这些他都是说给我听的，但他不是本小队的人，我不认识。等他走了，丁国信大爷告诉我说，他是大队的支部委员兼一队的队长。此人刚走，34队队长的母亲又来了，她拿了一把擦瓜干的刀子让丁国信帮她磨刀。丁国信告诉她磨刀石在外屋让她自己去磨（也是提醒她家里有客人，自己不便分身）。她就是不走，在里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言谈中明显有为她当队长的儿子摆好的意思。第二天与其他同志碰头时，王清溪同志说昨晚他在某户串连时那位一队队长也去了，论时间好像是从我那里离开后又去了那一家的。可见村里干部是迫切需要摸工作组的底的。有的生产队有干部威胁贫下中农，不让贫下中农向工作组讲真实情况的，不过我们片四个小队还没有发现类似情况（不一定没有，只是没反映到我们这里）。
发动群众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工作组进村后不久，11月3日召开了一次全村党员、团员大会，会上组长童辛同志讲话。他是南方人，讲的话连我都有时听不太懂，但他讲过一段后问大家：“大家听懂了没有？”会场上齐声说：“听懂了！”，可是他再问“刚才我都讲了些什么”时，场上却鸦雀无声了，谁也不敢出来回答。童辛讲话后让大家自由发言讨论，结果也是没有一个发言的，场面十分尴尬。可见靠一般的大会发动，是根本不行的。
我在片里负责青年工作，一次召集团员和青年开会，会前大家有说有笑的，最活跃的是一个叫丁永顺的青年。但是到涉及到揭发问题时，他却一声不吭了，其他青年也不再吱声。会后，妇代会主任王代兰告诉我，丁永顺是副业组长的儿子，他会前的“活跃”也是一种姿态，意思是告诉大家，自己老子没事；揭发问题时，大家见有他在场，自然有顾虑，所以冷场了。于是，以后我们尽量少开大会，只是有针对地找一些人开小会。
工作组领导经常召集我们开会，通报各方面情况，介绍有关工作经验等。在一次会上，“王禹”介绍了他“舌战群儒”的一段经过，他讲的十分生动，整个过程简直就是一篇小说。许多细节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大体情况是这样的：瓦罐窑大队有一个“林业队”，“林业队”的任务是“看山”，（实际上就是负责村里的治安），老百姓也叫他们“看山队”，其成员多是转业复员军人和伤残军人。“林业队”的人不参加生产队劳动，记的工分却比一般社员高，再加上他们大多对革命有贡献，都有些“老资格”，所以许多人都有一种优越感，据说有些公社、县里的干部来瓦罐窑，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林业队”有的人作风比较粗暴一些，对一些小偷小摸等有时会打骂、甚至施加比较严重的体罚。由于他们过于“势力”，所以社员们对“林业队”都是表面上敬着，实际上怕着甚至恨着的。工作组进村后，群众起初反映最强烈的就是“林业队”的问题，于是工作组就宣布解散了“林业队”，让他们各回生产队劳动。工作组解散“林业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避免那些人受“四不清干部”指使，充当打手破坏工作组的工作。这一举措无疑损伤了“林业队”那些人的利益，于是他们在一次会上对“王禹”进行了“围攻”，责问工作组为什么要解散林业队等等。他们的理由是，村里群众太落后，没有“看山的”不行，管不严也不行。“王禹”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回击”（详情已忘记），最后“王禹”指出：“你们看山的成了一群打手，狗腿子。你们说群众落后，实际上你们最落后，哪有不干活拿工分的？”其中一个叫聂＃的人向“王禹”摆出了“老资格”，说“我在部队上就是副营级干部”等等，“王禹”问他：“你看我是什么级啊？”聂＃不知底细，不敢回答。在场的还有一个人叫王＃＃，在部队立过一等功一次，二三等功多次，受到过首长接见。他原先的部队恰巧就在渤海区，从“王禹”的一脸大麻子认出，此人正是当年他们师的政委。王＃＃赶紧示意聂祥打住，后来一伙人慢慢地收敛了些，最后纷纷表示“服了”。散会后已是深夜，他们要护送“王禹”回住处。“王禹”说：“我不用你们送，贫下中农会送我的。”结果他们还是送了，走在前面的拿着棍子，后面的抗着土枪，那“气势”就像从前“看山”时一般。工作组领导在“王禹”介绍后总结道：“王禹同志的战术是各个击破，一拳比一拳硬。”这件事情后来由王崇训写成了《简报》，由工作团发至全县各工作组，从那以后，“王禹同志”在工作组简直就成了一位传奇人物。
12月3日，瓦罐窑村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第十二生产队的会计王玉沼自杀了。他是在人们吃早饭时，躲到场院旁的场屋里将腰带栓在窗棂上，跪着上吊自杀的。据事后他们队上社员讲，当天早上就看着王玉沼神情有些不对头，在场院转来转去的。社员们在场院分完草（当地称各种烧柴都是“草”，如玉米秸等）后都回家了，只有他没走。等到大家饭后回来时，他已经死了。我不知道十二队的工作组是怎样对待王玉沼的，但显然是对他施加了不小压力，加上此人天生胆子小，对运动前景摸不准，便走上了绝路。实际上据后来查清的问题来看，他的经济问题并不大，与一些大队干部相比，简直算不上什么。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四清”运动的牺牲品，人死了，还落了一个“抗拒社教运动”的罪名。
在“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社员群众对工作组和“社教”要搞什么逐渐了解了，揭发出了一些干部贪污多占、作风粗暴的问题，随着工作越来越深入，最后终于“井喷”了。
那是在进村两个月左右，12月23号，工作组召集部分贫下中农、中农骨干、青年骨干在宫家家庙开会，会议内容是由大队干部自我检讨，交待问题。会议是由新当选的贫协主任丁永聚主持的，工作组童辛、王禹坐镇。会上大队支部书记王＃＃第一个做检讨，检讨很一般化，也太罗嗦，大家听的有些不耐烦，不过倒也没有惹起众愤。第二个检讨的叫王＃＃，记不清他是什么职务了，好像是大队支部副书记。王＃＃工作作风比较粗暴，曾多次打人，他在检讨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的检讨显然让大家不满意，有一个老大娘打断了他的检讨，诉说了王＃＃曾经吊打她的儿子王世洪的事情：61年闹灾荒时，王世洪曾私拿了队上的几个玉米棒子，被王＃＃发现后吊在大队部梁上毒打了一气。他母亲会上提起此事时，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会场上气氛一下子凝重了。接着又有几个社员起来控诉王＃＃，检讨会一下子成了斗争会。眼看晌午了，人们还不想停下。主持会议的童辛、王禹等商量了一下，决定下午继续开，会场改在学校操场，由部分骨干分子会扩大到全村社员会，愿参加的社员都可以参加。
下午开始仍由王＃＃继续检讨，群众在他检讨后又控诉起来，主要还是打人、污辱妇女等问题（据“四清”后期落实，王＃＃自1960年以来曾吊打社员11人次）。会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王＃＃起初是站在桌子后面检讨的，这时忽然有人提出“不能让他跟作报告似的，给他把桌子搬开！”贫协主任就过去搬开了桌子，这样王＃＃彻底“暴露”在了群众面前。不一会儿，就有人冲到了王＃＃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哭诉起来。组长童辛怕群众控制不住情绪，出现武斗现象，忙宣布发言的人都只在原地发言，不要到前面来，同时及时宣布：“今天王＃＃先检讨到这里，让他下去好好反思，以后再向大家检讨。下面让王＃＃上来检讨。”王＃＃是大队长，他没检讨完也被群众打断了，质问了他许多问题，主要是一些多吃多占的问题。王＃＃后面上来检讨的是王＃＃（职务忘记了），王＃＃也打过人，所以又激起了民愤，会场局面一度又有些混乱，童辛又出面及时制止住了。
夕阳西下时，主持会议的贫协主任说：“天不早了，今天的会是不是先开到这里？”，群众不愿意，要求继续开，有人说：“叫老婆回去做饭，汉子别走，接着开，开到天黑也不怕。”为了保持群众被发动起来的大好势头，童辛宣布，会议明天还继续开。这样大家才散去。
第二天依然是斗争会，先是王＃＃上场检讨（挨斗），接下来是王＃＃。王＃＃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兼民兵连连长，打过许多人（据“四清”后期落实，瓦罐窑大队民兵连和看山队共吊打社员100多人次），所以群众意见很大。他上场检讨时起初倒背着手，惹起了大家愤怒，纷纷高喊叫他拿出手来，放老实些。群众发言中有人提到王＃＃的“根子”是公社团委书记沈＃＃，要求把沈提来。我见童辛和丛生、王禹等商量了一下，随后有几位工作组队员离开会场了。
到中午时，贫协主任刚要宣布散会，有人发现沈＃3被工作组的人带来了，于是群情激愤起来，大喊“不饿，不饿，接着开！”童辛立即站到一条板凳上，大声叫群众安静下来，宣布会议延长一个小时，让沈＃＃检讨。原来工作组根据群众的要求，马上与驻公社的工作组大队部联系，要求把沈＃＃“提”来。驻公社的工作组大队部知道瓦罐窑工作组是省委的“点”，所以办的十分痛快，立即派人带着沈＃＃来到了瓦罐窑（瓦罐窑离公社驻地大山所约十几里路）。沈＃＃作为公社干部，以前在瓦罐窑蹲过点，与王＃＃交往多一些，也有一些吃吃喝喝的事情，但他绝对想不到等着他的是这般阵势。不过沈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上场后很快就镇定下来，像作报告似的检讨起来，检讨内容只是自己脱离了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走得太近，好吃好喝等等。他讲话嗓门很高（可能是一种习惯），结果群众不愿意了，说他态度不老实，纷纷发言揭发他在瓦罐窑做的一些坏事。一个小时转眼就到了，贫协主任说：“头晌午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工作组食堂早做好饭啦，咱们不能让工作组的同志回去吃凉饭是不是？”群众发言这才打住。
下午会继续开，群众听说工作组连公社的干部都能“提”来，到会的人一下子比上午多了许多，连小学的学生也由老师带着来了。下午首先是沈＃＃继续检讨，他的态度明显软了下来，但每到关键问题他都推说“忘了”，这自然又惹起了群众的不满，场上气氛又紧张起来，连王＃＃都喊“报告”要揭发沈（显然是要表示一个姿态），不过大家没让他讲。当群众揭发的没有新的重大问题了时，王禹起来说：“沈＃＃的问题不可能在这里一次交待清楚，我们先让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把他带回去，让他回去好好检讨，下次再来好不好？下面请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讲话。”随沈＃＃来的工作组大队部的同志讲了几句，大概内容是欢迎瓦罐窑的群众把公社“四不清”干部在瓦罐窑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今后对沈一定严肃处理等等。随后就把沈带走了。沈墨云离开会场时还有人喊：“你来瓦罐窑就往地主家里跑，找地主老婆睡觉，蒋介石要是真回来，你早反了！”
接下来上场检讨的是宫＃＃和宫＃＃（他们的职务忘了），宫＃＃在社员中没有什么“民愤”，他自己心里也有数，所以检讨时十分轻松，时不时还说几句俏皮话逗大家一笑，不过在那种场合显然不合时宜，所以也有人高喊“不老实”。宫＃＃也打过人，在批判他时还一度把和他一起打人的聂＃＃带上，让他们俩一块挨斗。
第三天大会继续开，一些团员大清早就到会场平整了场地，会场也做了简单的布置。
先上场检讨的是宫＃＃、宫＃＃（职务忘了），在批判宫＃＃时，王＃3又要求发言，再一次被群众制止了。接下来上场的是马＃＃。马＃＃是大队支委，是我们六片在村里最大的干部。马＃＃平时积极参加劳动，虽有点多吃多占，但民愤不大，所以检讨完后通过的比较顺利。尽管如此，也挨了一些批判，他的亲弟弟马仁厚还发言批判了他一通。
接下来检讨的是前任村长、现大队支委王＃＃。王＃＃人比较老实，是村里的老干部，检讨的态度也十分诚恳，群众意见不大。他在检讨中牵扯到了另一个人，就是王＃3。王＃＃是“林业队”的负责人之一，在前不久那次“林业队”围攻王禹的事件中，王＃＃是冲锋陷阵的人物，也是王禹“重点打击”的人物。事后他深知事情不妙，一度传出消息说要自杀，工作组及时去做了他的工作，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王＃＃在瓦罐窑是打人最多、最厉害的一个，群众对他意见也最大。所以当一提到王＃＃时，立即有人高喊：“把王＃＃带上来！”
王＃＃是穿着一件小大衣、戴着棉帽上场的，他刚刚站定，就有人喊：“给他把大衣脱下来！”“给他把帽子摘下来！”这边有人喊着，那边就有人往前冲去了。童辛同志一看大事不好，站起来高喊了一声：“同志们！”会场顿时静下来。他接着说：“同志们，王＃＃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我们工作组也知道，是不是大家先静下来，先让王＃＃自己检讨他做的坏事，好不好？”会场上齐声应“好！”眼看就会发生的武斗就这样平息下去了。不过，没等王＃＃自己讲完，群众情绪又起来了，一些控诉他打人暴行的老人边说边哭，泣不成声。这时，忽然有人提出，让王＃＃交待污辱了多少妇女，还要交待清楚有几个是顺从的，几个是强奸的。这显然是有人想故意把水搅浑，不过这也确实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齐声要求王＃＃“快说”。这时王禹站起来说：“同志们，关于王＃＃污辱妇女的事，他已经向我们工作组交待了一些。我们考虑到这些事情在大会上讲不好，是不是就先不让他讲这个问题了？好不好？”会场上又齐声应“好”。一位曾被王＃＃接连打了十天的小伙子马＃＃发言时，情绪十分激动，当时场上就有人喊“打他个×养的！”王禹又及时站起来，说：“同志们。王＃＃打人对不对？”下面齐声应“不对”；他又问：“王＃＃骂人对不对？”下面再应“不对”。于是王禹又说：“好，咱们今天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光给他摆事实讲道理，好不好？”场上又齐声应“好！”
就这样，会上几次差一点出现的武斗，都避免了。
第四天上午的大会，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参加，下午才去的。下午检讨的是大队保管王＃＃、宫＃＃，还有一个叫丁＃＃的（忘记他的职务了）。丁＃3是双手插在裤兜里上场的，上场后他先把脸转向王禹，问“我说什么？”，王禹说：“你别问我，问群众。”当有群众质问他前几年到平度县贩牛的事情时，他说：“这事我跟工作组交待了。”待他讲完后，王禹说：“我在这里向大家声明，丁＃＃根本没有向我们交待过，他刚才是在欺骗群众。这说明那些四不清干部还不老实，我们跟他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等等。
接连开了四天群众大会，虽然还有人要求继续开下去，但可以明显看出，确实有人是在故意凑热闹，再开下去只会事倍功半。工作组领导见发动群众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决定及时刹车，宣布大会到此告一段落，号召群众下一步继续深入揭发问题。
这里我之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写这四天群众大会，丝毫没有宣扬工作组“功绩”的意思，只是因为它在瓦罐窑的“四清”历史上，是不可绕过的一段重要经过而已。对于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19岁的青年来说，那四天大会确实也让我开了眼界。主持会议的领导们都是经过“土改”的人，他们对这种在“阶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方式显然是驾轻就熟的，而我只是在周立波等人写“土改”的小说上看到过。那时年轻，精力也旺盛，每天晚上我都要把当天工作组发生的大事详细记录下来，为的是积累文学创作素材，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也会去写小说呢。这种“生活素材”记了整整两个本子。关于这四天大会，就记了14页，会议的许多细节都记下了。有一位收藏家看到过我的这两个日记本，要我开个价他“收藏”之，我谢绝了。我知道，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我所记录的那些东西，虽然都是即时存照，却是不应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广而告之”的。所以还是深藏箱底好。
那四天大会，“王林同志”一次也没有参加，他虽然“点”在瓦罐窑，但并没有一直“蹲”在那里，据说有时回济南，有时在县城等。周毅然偶尔到会场去看看，但不出面，不讲话。自始至终在第一线的是童辛和王禹，虽然这四天大会明显是当时“极左路线”的体现，但实事求是地说，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打人等现象，一直是坚持“说理斗争”的。在群众普遍发动起来，群众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童辛、王禹等人还是比较冷静的，而且他们也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技巧。
1964年的12月，无疑是海阳县的“黑色十二月”，人们时不时会听到某某村某某人自杀身亡的消息。许多工作组没有很好地掌握政策，出现了一些过火做法。如修家大队把村里大小干部100多人分成三类都关了起来，早晨起来一吹号，所有干部都要立即到关押的地方集合。一类干部（指问题较严重的）一天三顿饭都不许回家，由家里人送饭吃；二类干部早饭、晚饭可回家，午饭不许；只有三类干部（问题较轻的）才能三顿都回家吃饭。穆家夼大队在斗争“四不清干部”时，竟在大冬天叫他脱光上衣在露天冻着。还有的大队给“四不清干部”戴上高帽子游街等等。相对而言，瓦罐窑掌握政策是比较好的。全村最严重的一次武斗，是五片一个队在斗争一个惯偷时，群众罚他跪在板凳上，跪了一两分钟，工作组的同志就上去把他拉起来了。就是这样，那位当时在场的同志还是受到了工作组领导的批评。据传说，附近几个村的干部有人私下说：“咱们合伙跑吧，躲到瓦罐窑去，那里不打人。听说那里有省里来的大头（指大官）。”运动结束后一位海阳籍的同学告诉我，海阳“四清”时自杀了100多个人，我没有能力去核实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我估计不会是谣传。
那四天大会后，工作组又召开了许多小会，如团员会、妇女会等，各片也趁热打铁，开了一些小型斗争会。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些干部坐不住了，纷纷交待了自己的一些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多是与地富反坏划不清界线等），有些人也违心地“交待”了一些问题，自己给自己“加码”，以求顺利过关。许多干部一听说要开“说理会”就害怕，如工作组找到大队干部王＃＃要他交待问题时，他起初吞吞吐吐，就是不说要害问题。工作组就说：“既然你不愿意向我们交待，那就算了，等着向社员们交待吧。”王连忙说：“不，不，我不到会上去，向你们交待。”
工作组在排查情况后，对瓦罐窑的干部状况做了以下基本估计：全大队155名大、小队干部中，好的67名，占43﹪；比较好的55名，占35﹪；问题多的25名，占16﹪；性质严重的8名，占5﹪（这是后来在工作组总结时公开的数字，实际上当时估计的比这个数字严重）。
1965年春节前，中共中央下达了《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是谈哲学的，与后面的内容似乎没有必然联系。直到“文革”时我才知道，那一部分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后来给它加了一个题目叫《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二十三条》的内容很多，但我们从中接受的主要信息是纠偏，即纠正前一段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二十三条下达后不久，春节快到了，本来我以为那年春节不会放假，只能在村里过呢，出乎预料的是，工作团通知全县工作组放假十天。瓦罐窑工作组只留了少数几个人在村里“观察动向”，其他人都回家了。
我的祖籍就在海阳凤城，从小到大我一次没有回过老家，这次已到了家门上，所以我就没有回济南，而是去了凤城镇大爷家，在大爷家过的年。凤城是海阳县的老县城，靠近大海，是一个古镇，镇西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海滩，沙质很好，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考察过那里，认为是发展旅游业的好地方，并且题写了“海阳万米海水浴场”几个字。镇南边有海港码头，是天然港，据说吃水很深。国民党军队1949年从大陆撤退后，曾派飞机轰炸过海阳县城，建国后，有人认为县城建在海边不安全，担心一旦发生战事损失太大，于是决定将县城迁到了距凤城25里的东村镇。凤城失去了作为县城的地位，逐渐败落下去了，到1965年春节我回去时，满街还可见49年国民党轰炸后倒塌的民房。凤城镇有东西、南北两条大街，把全镇分成了整齐的四片，这四片依次为西南的胜利村、西北的建设村、东南的先锋村、东北的统一村。我的老家在建设村，村里有个“四眼井”，在凤城十分有名，大爷家就住在四眼井附近。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在里屋炕上吃水饺之前，大爷到外间去悄悄忙活了一会儿。回来后才对我说：“我供养了供养祖宗。”原来工作团一直号召社员过“革命化的春节”，大爷知道我是“工作组”，所以在饭前祭祀祖宗时就没有叫上我，而是自己悄悄在外间做的。我听说后十分好奇地问：“供养的是什么？牌位吗？”大爷说是家谱，随后就从外间拿来一卷东西，像是一个字画卷轴。展开一看，上面画的是一个清代的官员（戴着顶戴花翎，身穿带补子的官服），下面排着一些长方形格子，格子里写着人名；格子成金字塔形排列，上面少下面多，一支一支的分得十分清楚。大爷告诉我，海阳凤城姓荣的都是从汶上迁过来了，而汶上的则都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我应该排第21辈，起名应该是“维”字辈；等等（父亲15岁时就离开老家了，我和弟妹都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父母给我们起名字也没讲究“论辈”）。大年初一，我的一位堂兄带我到许多亲戚家拜年，由于自己对老家的亲戚没有多少概念，所以只是礼貌地拜访了一上午，回来后就忘记哪家是哪门亲戚了。堂兄还带我到北山祖父的坟上看了看，记得我们也没搞烧纸等仪式。初二在荣积川大哥家吃的饭，荣积川大哥当时在山东省教育厅工作，48年济南解放后的进城干部，那年春节正好回海阳探亲。记得那天正赶上退大潮，荣积川大哥的邻居赶海搞来许多海蛎子，煮了一大盆端来。那是我第一次吃海蛎子，没想到味道那么鲜美。初三我就去了在东村秋林头村的姑姑家，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按时归队了。
（五）
春节假期过后再回到瓦罐窑时，村里气氛已大有转变了，至少我们都没有紧张感了。工作组一部分人负责内查外调，落实“四不清干部”的问题，一部分人转入抓生产。像我们这些没有“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大多都去“抓生产”了。
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还不十分响，山东的口号是“学习下丁家”。春节前工作组就组织了6位贫农代表到下丁家学习，回来后还让他们向全体社员介绍了下丁家的经验。春节后，各生产队就开始大修“下丁家式样板田”了。所谓“样板田”，就是以石头砌堰的平整的梯田。砌梯田堰需要大量石头，我和队上的几个“壮劳力”便整天在山上炸石头。在“石窝”（即采石场）里打炮眼的活很累，要一人扶钎子一人抡动大铁锤打眼。起初我抡锤打不准钎子，有时还会砸到扶钎人的手，慢慢地就熟练了。扶钎子的活虽然不累但也不好干，当时也没有手套，上面一锤一锤地砸，震得虎口生疼，还要时时提防对方失手砸到自己手上。一上午的炮眼打好后，留下装雷管、炸药的，其他人就撤退了。往往是没等到走到村头，山上就响起了轰轰的爆炸声。据后来工作组统计，全大队那一阵子共修了“下丁家式样板田”50亩。
再一项活就是栽果树。瓦罐窑的丘陵地石头多土少，种庄稼不长，工作组就发动社员挖树坑栽果树。在山上挖树坑也不容易，土层很浅，下边是石硼（酥松的石头），再往下就是大石头了，有时还要打眼用炸药炸。一个树坑2米见方，1.5米深，然后从远处运来黄土填到坑里，栽上树苗后还要从山下挑水浇透。我们六片栽的都是苹果树，河西一些生产队也有栽葡萄的，据统计，全村共栽果树2500多株。
这期间，瓦罐窑还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修了一座连接村东、村西的漫水石桥；一是修了一条1200多米的防洪石坝。
在下河修一座桥，是瓦罐窑群众的迫切愿望，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修一座高桥，所以工作组便决定修一座漫水桥。所谓漫水桥，就是河水小时，水可以从桥下通过，；一旦山洪暴发，大水可以漫过桥面泄洪。瓦罐窑山上有的是石头，村里也有许多好石匠，修桥工程进展很快，好像只三五天就完成了。铺桥面的料几乎全部用的是石碑。瓦罐窑从前大户人家多，村子西南、西北不少茔地都立有高大的石碑，工作组便发动社员把石碑“贡献出来”修桥用。当时虽然还没有像“文革”那样提出“破四旧”，但各地社教工作团已在提倡“移风易俗”了，瓦罐窑的那些石碑自然被列入了该“移”之列。我所在的六片是穷人家比较集中的几个生产队，没有一家起大坟头、立石碑的，所以我们六片没有什么贡献，修桥的石碑大多来自河西的一些小队（河西地主、富农多）。村里的团员青年在献石碑中起了带头作用，一块块大石碑被抬到了河边工地上。那些石碑的主人是不是都是自愿“贡献”出来的？我不清楚，也许有的不那么情愿，但工作组号召的事情老百姓不敢说“不”就是了。就这样，一块块石碑经石匠稍作处理后都铺在了桥上。石桥落成后，桥两头各立了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的是“四清桥”三个字。据说，那三个字是王路宾的手笔。修桥时我是一直在“工地”上劳动的，几天下来，因为双手整天接触水泥浆，被水泥烧起了一道道口子，随后就是一层层脱皮，几个手指头脱皮脱得鲜红鲜红的。
修石坝是为了防止下河涨水时冲毁农田合民居，修坝的主力是村里的团员、青年。农历的二月，天气还很冷，虽然是枯水季节，但个别地方靠近河岸处还有积水，积水上覆盖着一层薄冰。修堤坝先要清挖坝基，我们片负责的地段恰恰都有积水，为了赶工期争先进，我们在没有抽水工具的情况下，只好硬上。大家絻起裤腿，跳到齐膝深的冰水里就干起来。我也和大家一样，在冰水里干了一天。刚跳下去时还觉得炸的慌（济南方言），慢慢就适应了。不过中间不能上岸，上去后再下来觉得更冷。瓦罐窑的女青年特别能干，青妇队队长叫王洪智，是回乡知识青年，她带领一些女青年也跟男青年一样，在冰水里挖坝基。坝基挖好后，就是砌坝，我着着实实干了几天石匠活。最后修成的石坝宽一米半、高三米、长1200多米，修好后十分壮观，每当走到附近看到那条大坝时，我们都有一种自豪感。
工作组内部气氛春节后也宽松多了，每次集合开会时，大家还会唱唱歌，说说笑话什么的。比较活跃的是山东财经学院的几位老师和学生，会计系的助教马春芳，最拿手的是唱《马儿啊，你慢些走》，时不时大家会让他唱一段；林兆贵是一位十分大方的女学生，也是工作组临时团支部的负责人之一，王路宾经常点名叫她唱歌，每次点到，她都会大大方方地站出来唱；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商品系的助教马新民、会计系的学生王思忠等。工作队食堂的伙食也大有改观，记得那年春天，食堂多次吃琵琶虾、扒皮郎（一种鱼名），还吃过两次螃蟹。一大蒸笼琵琶虾热气腾腾地抬到院子里，大家拿着碗上去随意抓，能吃多少可以抓多少，管够。瓦罐窑离海边大约十几里路，伙房的同志常常一大早赶到海边，买回刚打上来的新鲜海货。那时的琵琶虾五分钱即可买一斤，螃蟹好像也不怎么贵。
（六）
工作组抓“阶级斗争”的同志工作进展很快，一些干部的经济问题已经落实，不少人已开始“退赔”了，有的干部“洗手洗澡”后“重新做人”，恢复了职务。三月初，工作团在县城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和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上县委书记刘光荣做了检查，他的检查比较深刻，态度十分诚恳，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一些村干部说：“刘光荣是50万人的书记，人家犯了错误都要检讨，咱一个小小的村干部有什么理由不检讨的。”实际上，这次三级干部会是贯彻《二十三条》精神，为大多数干部“放包袱”的，不过在口径上没有一下子放松，工作团还要保持一种一贯正确的姿态，比如在会上强调：不要认为贯彻《二十三条》精神就是说前一段错了，也不要认为下一段该松了，我们是有紧有松，有严有宽的，就是对大是大非要紧，对鸡毛蒜皮要松；对不坦白的要严，对主动坦白的要宽。等等。会上还让一些好干部做了典型发言，以便起正面带动作用，发言的有邢村公社英武店大队支部书记乔＃＃等。会议《简报》告诉人们，通过这次会议，多数干部放下了“包袱”，纷纷表态要接受教训。如东村公社秋林头大队支部书记李＃＃说：“懒和馋是我犯错误的根源，是我忘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桥板。今后我要抽掉懒筋，拔掉馋牙，重新做人。”
参加这次会议的“三级干部”是不是真的都对“社教”口服心服了呢？不是。这一点，从瓦罐窑干部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会议结束后不久，工作组内部通报了一个情况，就是大队支部书记王＃＃对“四清”严重不满。情况是这样的：在县城参加三级干部会时，大山公社党委书记孙＃＃和王＃3有一次交谈，孙说：“你们瓦罐窑四清搞得不错啊。”王说：“什么不错，乱唧唧的。”孙：“生产不是搞得很好吗？”王：“那是传说。”孙：“宪平（大队副书记王宪平）怎么样？”王：“他不够党员条件，立场不稳，乱咬人。”孙：“宫庆升（大队会计）呢？”王：“这个老伙计很好，没有咬人，立场好。”孙：“他俩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王：“什么！乱唧唧的。人家没问题就是抓住不放！”孙：“听说瓦罐窑工作搞得不错，挺稳啊？”王：“稳什么稳？没打人就是了。抓住人家不放比打人都厉害。”孙：“瓦罐窑可是省委的点啊。”王：“什么点！越是点越得搞出问题来！”工作组通报的孙王二人的对话，简直就像搞的录音一样，十分详细。原来是孙＃＃会后为了表示自己觉悟提高了，向公社工作队揭发的，公社工作队及时把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转告了瓦罐窑工作组。工作组领导向我们内部通报这一情况，是要提醒我们注意某些干部“刮翻案风”。当然，王＃3因孙＃3的揭发肯定要倒霉的，因为我只是片上的一名普通工作组员，对大队的“四清”情况知之甚少，后来好像王＃3的大队支书被撤掉了。
三四月间，工作组的工作重点转向“对敌斗争”，即斗争“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工作组在努力向群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四不清干部”之所以会“蜕化变质”，原因就在于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四类分子”在疯狂拉拢腐蚀干部。另外，据工作组摸底，瓦罐窑全大队21个“四类分子”中有13人常年不参加集体劳动，分析其中原因，多半都是受到了“四不清干部”的庇护。
瓦罐窑大队这期间主要斗争了地主分子王建南和“反革命分子”王庭延。王建南的主要罪名是：1、散布反革命谣言；2、散布反革命复仇思想；3、拉拢腐蚀干部；4、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5、多占自留地；6、逃避劳动；7、破坏生产。具体事例如：1947年土改时，王的第三个儿子正好出生，他特地给儿子起了一个小名叫“收子”，意思是早晚要把分给贫下中农的地和东西收回来；对子女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我等不到死了，你们早晚也得替我报仇”；殴打当年农会会长的儿子，使之致伤；等等。王庭延是1962年就因“反攻倒算”而打成的反革命分子，罪名与王建南类似。
这一阶段，瓦罐窑工作组在“一线”指挥“对敌斗争”的似乎不是童辛、王效禹他们了，出头露面最多的是刘元金。刘元金是团省委某部的副部长，是一位敢打敢冲的人物。他担任的是瓦罐窑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的指导员。当时刘秉琳已很少到工作组了，王效禹、王路宾、童辛等也不大在群众集会上露面了，工作组核心人物的工作都转移到对前段大队干部所交待问题的查证上。据工作组《总结》公布的数字，工作组计在本村查证312人次；在全县跑了34个村、11个部门，查证71人次；还到即墨、崂山、平度等地跑了39个村、14个部门，查证154人次。查证取得证据计815件。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较严重的是支部副书记王宪平、支部委员、大队会计宫庆升等人。自1960年以来，他们通过造假账、销毁单据等手段，先后贪污粮食4100多斤，现金6700多元，另外还通过“投机倒把”贩卖耕牛和其他物资，牟利7700多元。
与对敌斗争同时进行的，是对瓦罐窑大队的体制进行调整：改大队核算为小队核算；将原先的34个小队，合并为18个小队。并队工作十分麻烦，有的好队不愿意跟差队合，怕受连累；有的差队还不愿意跟好队合，怕合过去后受歧视。六片4个小队，应该合并为两个队，我们与四个队的社员反复协商，按数学排列组合先后提出了三套方案，都商量不通。最后只好将33、34两个最穷的队都一分为二，31、32两个队保留，各领走半个33、34队，好不容易才算完成。这样，我们六片就在全大队中成了17、18两个生产队。人员调整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生产队之间土地优劣差别太大，特别是我们东南部的六片和西南部的二、三片比，差别太大，所以又对土地进行了调整。调整土地工作由大队贫协出面，工作组协助。经过反复协商，在做了大量工作后，才达成一个协议：二、三片拿出150亩好地与六片的150亩孬地对换。不料二三片拿出的150亩土地全是好看（即比较平整）不打粮的黄黏土地，六片社员不干，又反复协商了两天半，才找到了比较可行的办法。
好像在五月中旬，我还当了十几天瓦罐窑中心小学的“代理校长”。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师要集中到县城进行教育战线的“社教”，工作组觉得不能让学生停课，就派我们烟台师专来的几个学生进驻瓦罐窑中心小学去临时顶一段，我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于是大家就叫我“代理校长”了。瓦罐窑中心小学是一处“完小”，“初小”（四年级以下）的学生都是本村的，“高小”（五、六年级）的学生还有周边几个村子的。我们几个人实在顾不过来，就让初小的放假了，只留下了高小两个班（因为不能耽误孩子学业，误了考中学）。瓦罐窑小学就是一个大院子，四周是教室，操场在校园外边。进驻学校之后，我才发现该校原来十分正规，设备也出乎我预料，比如学校竟有两架风琴，还有供学生学画用的许多石膏模型、人像等。那十几天教师是怎么当的，都上了些什么课，我早都忘了，只记得两周后我们离开学校时，孩子们都舍不得让我们走，许多孩子都哭了。
进入五月，“四清”已近尾声，工作组除少数领导同志在忙定案等工作外，像我这样的年轻同志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任务”了。当然不会什么也不干，还要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只是多半时间只干半天。我参加干的活主要是“闸山沟”和送粪。所谓“闸山沟”，就是在山沟里砌一些石坝，然后填上土，以增加耕地面积。这样做显然是不利于山水泄洪的，不知道后来这些石坝和人造田保留住没有？送粪是很累的活，所谓粪，就是土肥。送粪工具是独轮车，车上一边一个长条筐。瓦罐窑多是丘陵地，往农田送粪多是上坡，到了较陡的坡要撅着腚使劲往上拱。起初我驾驭不了那种独轮车，一推就歪，后来竟慢慢学会了。社员们照顾我们，装车时会故意给我们少装一点，筐里不“上尖”，就是这样，一上午送三趟回来我就累摊了。我还到瓦罐作坊去劳动过。那时做盆、罐等胎坯没有电动转盘，要由一名小工“跐轮”（即用脚蹬轮盘，让它不停转动），技师把和好的泥搁在轮子当中，用双手造型、定型。在那里，我只能干些“跐轮”的活，试着做过几次盆子，都没成功。至于晾坯、装窑、出窑等活儿，就更插不上手了。不去劳动的半天，我就抽空看了一点书。一是反复看了几遍带去的《九评》（即中苏论战时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合订本，二是看了一部小说《战斗里成长》（记得书中主角是一位女扮男妆的战斗英雄）。《九评》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系列理论文章，虽然它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在今天看来有许多错误，但它那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文风，今天也少见了。
此间工作组还有几位同志很忙，他们在忙着写工作组的《总结》。担纲此任的主要是王崇训，他带了几个人，好像有《大众日报》的王盛林等。瓦罐窑工作组的《总结》十分重要，因为“点”上工作组的经验要指导“面上”的社教。写《总结》的几个人在村里消失过一段时间，据说他们是回济南在南郊宾馆去写的。《总结》初稿印出后，工作组全体人员还进行了讨论，这种讨论，一是听取修改意见，另外也有让大家统一认识的意思。印发给大家的工作总结，讨论后都收回去了。听说要收回，为了保留一点资料，我连夜抄了大部分（可惜没有抄完）。其后，又是各片总结、个人总结，都要写成文字材料交上去。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期“四清”，马上就要结束了。
6月5日王禹“失踪”后没几天，我们就接到了通知——6月10日离村。
离村那天，一些社员纷纷帮我们拿行李，送我们到集合地点。在一起生活了八个月，大家都依依不舍的。和来时一样，我们烟台师专的4人与莱阳的20几人乘一辆大卡车。当汽车发动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车下忽然一片哭声，特别是一些妇女、老人，哭得十分伤心。我们也都止不住落了泪，我甚至不敢再往车下看了，低着头悄悄擦泪。汽车在社员的夹道护送下走得很慢，许多社员一直在车旁、车后跟着，我们一再摆手让他们回去，他们就是不停步。车开出村外老远后，还跟着许多人。于是我们让司机停下，大家下车再一次和社员们一一告别，并且一再要求他们到此止步。我们重新上车后，汽车速度加快了，可是还有一些青年和儿童追着跑，直到汽车在山路拐弯后我们才看不到了。车上，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不再像来时那样有说有笑了。
（七）
关于“四清运动”，今天人们已有了清楚的认识，这次“运动”跟“文化大革命”一样，从总体上被否定了。作为极左路线的“代表作”之一，“四清运动”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所犯的错误之一。至于毛泽东后来以“四清”为罪状作为整垮刘少奇的把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时的时髦话叫“两条路线斗争”）。其实，“四清运动”之错，关键还是错在毛泽东身上，错在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分析和错误应对上。1964年冬至1965年春的这一期“社教”结束后，1965年秋末又在许多地方搞了一期，直到1966年春末夏初，那一期还没有搞完，“文化大革命”就全面爆发了。毛泽东为“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跟为“四清”定的调子一样，依然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作为1964－1965海阳“四清运动”的亲历者，我当然也是极左路线的实践者——尽管当时只是一个学生。所以，在我回忆那段经历时，丝毫没有“峥嵘岁月”的感觉。之所以还要记下它，因为他在我人生历程中毕竟是难忘的一段。今天我写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任何“功利”之求了，我想，正是缘于此，这里所记下的也许会比党史教科书那些概念化的文字更具体一些。而且，作为个例，它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为了方便起见，文中有些人名使用了＃＃。）
（作者此文有删节稿以《“四清”纪事》为名发表于《文史精华》2008年第10期）
来源：作者博客 http://jnrblaole.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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