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安徽无为县 酷吏似阎王
无为是安徽的一个大县，面积有2900多平方公里。解放初期，人口为943397人，1369302亩耕地。它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过去沿江是一望无边的荒湖，湖内杂草丛生，曹操率领83万人马下江南时，到此望而却步，叹日：“此乃无为也。”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七师常驻这里与日寇周旋。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刘邓大军从这里千帆竞发。
1954年，百年未遇的洪水冲破长江大堤，淹没百万亩农田，在党的关怀下，放贷款、进口粮、捐寒衣，组织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在如此的大灾年景下，竟无人因缺衣少吃而丧生，因而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毛主席、共产党再一次体现了伟大救星的光辉形象。
1955年春，全县成立了111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久，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县委对合作化运动由“小脚女人”的步伐，一下变为风驰电掣的快车，全县一气呵成“社会主义合作化”。这时，全县最大的高级社白茹洲高级农业合作社，在原来的106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小社基础上自愿联合起来，不顾客观情况，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完全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加之当年的收成很不理想，以致农民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不少人在秋后即缺米少柴，随之纷纷要求退社，有的成群结队抢分集体的存粮；有的硬行私分集体保留的稻种；有的公开责怪政府，咒骂干部。一时人心惶惶。
省、地派来了工作组，“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在整社期间，还派来了一位华东地区一级宣传员XXX，他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提出。谁要退社，政府将和他把帐算清楚：有大军渡军时的损失帐，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成立农业社时的贫农合作基金账，全国各地派来救灾医生，从云南、四川等地调来大米和种子的各项费用账……把老实的农民说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只得背地叽咕；“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现在又变卦了。”从此再也无人要退让了。这就是无为县农业合作化的一段历史，也是后来大跃进、共产风的前奏。
大跃进那年，安徽省委从安庆地区调来一个叫姚奎甲的担任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当时整天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们，纷纷逃到江西省。那边的干部和农民对逃去的“灾”民，寄予同情，给他们田做，给他们饭吃，有的还发给接收证明，让其全家迁去。姚奎甲视此情况，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批评江西省随意接收安置，一面派人前去动员返回。还要求各个车站、轮船码头，凡无正式证明的，一律不卖票。处于断炊的农民，逃命遭到百般阻拦，已经逃出者又被追回。被追回后，又得不到生活上的安排，遭厄运者数量很大。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
1958年9月间， 公社化运动势如破竹，此时大跃进高潮已推向顶点。全县原有435个农业社，一瞬间并为31个人民公社。
如何办得一大二公，办成共产主义性质，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草案，谁知不到10天的时间，即普遍实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了。
严桥区响山农业社的社长叫陈广复．是个老退伍军人，此人在部队搞过供给工作，他在1955年就在农业社实行过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公社化时搞起供应制更是轰动一时，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说“安徽省无为县在三国时曾出现一个黄文炳，现在又出了一个陈广复”。当年主席视察安徽时，还要到他们社去看看，因交通不便，未能成行。陈广复的响山社供给制有这么一段顺口溜：
发米发柴又发盐，
过年过节样样全。
有酒有肉有香油，
红糖鞭炮带挂面。
到热天，发草帽，
另有一把芭蕉扇，
有毛巾，有香烟，
还有肥皂洗汗衫。
要结婚，就支款，
生了孩子更安然，
有产假，还不算，
糯米红糖加鸡蛋。
继后《人民日报》发出了《安徽省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 的报道和《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的通讯。文中肯定地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共产主义的具体形态。共产主义，应像列宁指出的那样：‘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划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要自由地领取’”。
无为公共产风的表现，除实行“供给制”外，就是刮平调风。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平调的种类有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房屋、家具、家禽、家畜、现金、粮食、柴粮、柴草、木料、砖瓦、芦席、毛竹、稻繁、车辆、鱼、藕、棉被、棺材等。
据袁乃平、吴克明、朱宗新 3人于1960年12月12日调查的红旗公社新民大队情况：“全大队共平调的房屋471间，拆掉房子109间。平调土地119.9亩，平调耕牛21头，平调水车119辆，母猪21头，手推独轮车35辆，船1条。”
据该县统计资料标明：1958年期间，县向公社调支的劳力所做的劳动日就有736万个，连同各种器材物资总共价值746万多元。大江公社1959年提出要实现”七个万’，即万头猪场、万鸡山、万瓜棚、万鸭棚、万鱼塘、万鹅滩、万亩丰产片。这股风推动下面的“共产风”，公社提几个“万”，大队提几个“千”，生产队也提几个“百”，层层要从下向上调，千方百计集中凑数，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
三年的共产风（笔者认为办人民公社的实质就是共产风），给无为人民带来了前所未见的灾难。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大量的饿死人。据县公安局统计，全县1959年非正常死亡几万人，1960年又死亡十几万人……
二、耕牛农具大大减少。 1957年全县耕牛共有38597头，到1960年只有28100头，减少10497头；大型农具原有294805付，到1960年只有118561件，减少176244件，其中减少程度最严重的是无城区，达80％。
三、十地荒芜，粮食减产。从1958到1960年，粮食产量年年下降。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6.7亿斤，1958年为6.2亿斤，1959年为4.4亿斤， 1960年为4亿斤，与1957年比，减少36.5％。
还有从1958年秋到1960年春，大集中、大平调、大搬、大拆和大兵团作战之风，一刮再刮。1959年秋后，全县实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现大杀、大吃、大卖等现象，搞到最后，几乎绝迹。
整个农村被搞得满目荒凉。
从衣食父母嘴里夺粮
姚奎甲是中共无为县县委书记。他为了保官，编造了瞎话。千千万万农民在死亡线上呼救了，有的已在一边张口要吃，一面咽了气，姚书记反而说那些“不缺叫缺”、“闹粮”，甚至还下命令要基层干部反“瞒产私分”，使很多无辜者遭到打、骂、捆、吊等皮肉之苦。
无为县福民乡古楼农业社在反“瞒产私分”中，据不完全统计，捆、绑、吊、打社员36人，其中打伤3人……
1958年底粮荒日渐严重，大多数农民都在嗷嗷待哺。一次姚奎甲却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是领导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
1959年2月11日， 姚奎甲在区、社书记会上还强调说，“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找未找尽……”
14日，姚奎甲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会议，追逼十分激烈。一个大队书记赵宪成被撤职，官镇大队骆以寿被斗被打；东河大队牌坊生产队一姓魏的小队长，姚还叫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治华组织人专门斗争了两天。姚对精华大队会计赵同庆说：“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审你罪，看你狠还是我狠。”东河大队生产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打、拖、冻，还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浇。赵渡大队副书记刘长山说他瞒产3000斤稻子，姚一见面就说： “你还蒙我吗？你不讲， 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这次谈话到深夜，刘长山跑回家就自缢而死。刘死后，姚奎平还布置大队写报告说刘长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均非属实）与反革命的女人结婚，宣布刘长山叛党畏罪自杀。
12月中旬，姚带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人，在六洲公社新华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亲自和通信员张修白吊打了生产队长李必松，并指使民兵和通信员捆绑生产队长胡必喜、陈能富和会计李必华3人，以后又捆吊打12人。
姚奎甲一面逼迫下面反瞒产，把农民中的口粮搜尽，一面逼迫干部，千方百计抓粮入库。1960年秋粮入库时，虚报的受到了表扬，还登报说“一马当先”。开城公社实际入库只有3万斤，粮站站长如实上报，姚叫办公室副主任打电话说：“把这个狗娘养的绑上来”。一次姚打电话要土桥公社书记马玉根继续送粮，马说：“只剩30万斤种子，实在无法送了。”姚说：“口粮也要送。”
1959年10月，尚礼公社已饿死人。姚在公社书记会上对该社书记刘谊宽说：“ 你回去，如3天完不成24万斤征购任务，下次来开会就提头相见。”
第二天晚上姚召开电话会，刘因吐血病倒，由副书记任士好接电话，姚命令刘马上到县里来，刘还不敢说自己吐血，连晚跑到县里，结果被逼得将30万斤种子送掉。
姚奎甲对下抢夺农民的口粮，对上汇报还说对农民的口粮已作了“很好的安排”。
无为大量的饿死人的问题暴露后，姚奎甲即调往徽州地区，去后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无为作检查， 他在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委召开的常委会议上检查说：“由于浮夸，1958年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1959年得地委的超纲要红旗。在征购上任务一加再加，既卖了口粮，又卖了种子，前面卖粮，后面无吃。特别是1959年冬部分食堂停伙断炊几十天，而我不顾实情，仍布置打闹秸稻和搞社会余粮。在粮食入库时，每天要入库数量，少报不行，多报欢迎，如刘渡公社先报一天完成20万斤，批评后，逐渐增加到每天70万斤。
我们在下面设粮食临时库，也是弄虚作假……”
用专政手段镇压反映实情的人
县委来信办公室，1959、1960年共收人民来信1173件，绝大部分都未认真处理。有的还作为反动信件侦破。
一次，石润公社党委书记谭布真，匿名向中央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姚奎甲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告知谢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厅蒙处长进行专案侦破。谢数次以测验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为名，要全县大队以上干部每人亲笔写一份学习心得送到县委，核对笔迹。在查对不着情况下，姚奎甲就到处怀疑．逼迫县委办公室主任潭荣植、原副县长刘希文及汪卓、朱吉祥、胡志杰等同志承认，最后谭布真怕连累别人，主动承认是他和一名大队干部写的。结果谭被斗争，定为右倾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送农场劳动。
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钱汉轩，病退后化名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信，反映无为农村情况。姚收到这封信后，即交县委办公室转赫店公社书记丁学甫进行侦破（因看出是从赫店邮局发的），并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到处查对。钱伯定错他人，即向丁学甫承认是他写的。当时钱正发烧，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后命令丁学甫立即派人将钱送到县里。姚一见钱就破口大骂：“你这个混蛋，是张凯帆的爪牙、走狗，吃饭不干事，还向中央告状”。随后把钱关了一个多月，组织两次斗争，令其反省。
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因所谓的右倾错误，在遭到错误的斗争之后，姚奎甲对张有过接触的人也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进行秘密搜查、严格监督、强迫劳动，并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严重右倾’，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
一次，田桥公社书记季永山、庙后大队书记杨克才、港河大队大队长汤圣传3人写信给毛主席，并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无为问题。姚得知后，即派人去北京将季等人领回，经过斗争后下放劳动。后将杨克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教；季永山、汤圣传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23级组降为25级的处分。在他们劳动期间，杨克才因去芜湖一趟探望爱人，季永山请假去马鞍山看病，姚说他们不老实，还想告状，即将他们逮捕起来，关押一年零8个月。
严桥南岳小学副校长陈英，于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写信，反映当时无为基层干部作风和群众生活的实际问题。姚不但不支持，反把陈英写信问题转告文教系统整风领导小组，要其对陈斗争，并说：“有个小学教师给我写信，内容非常反动，骂到县委头上来了。我已叫县委办公室通知区里派专人将陈英送到县里来，你们要转告文教局组织专门会议进行斗争。斗争后要专人看管。我就不相信一个小学教师还整不倒。文教局在斗争陈英期间，姚曾找陈英到县委小楼谈过话，并两次亲临会场作指示。斗争结果，将陈英划为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
姚奎甲对谭荣植说；“今后如有人向中央和国务院投寄的信，要邮局堵住，每天晚上要检查”。
一次，姚到襄安镇，见有个摆摊子代写书信的，姚怕他代写人民来信，亲自把他带到公社审讯，并把他的摊子毁掉，还威胁他说：“今后再要写，我把你捉起来法办。”后来这个人被吓得逃走了。
根据现有材料统计，被他骂的就有75人。其中有县委书记、常委、公社书记，以至小队干部。
有一次，县委第二书记吕奋志到合毛公社，发现郑河大队断粮，要求县委解决两万斤粮食，姚马上发火说：“你不能干就回来，后面跟的尽是鬼”。
一次姚奎甲因怀疑传说的“小轿车是姚政委一个人坐的，别的书记没有哪一个敢坐”的话是张云副县长说的，就把张喊到小楼上骂道：“你可知道自由主义有多少条，你这样混蛋，给我反省。”
一次，三宫殿鱼苗场场长赖风旭（县委委员）汇报场里死猪情况，姚即骂他：“猪死掉了，你怎么不死。”
县农业局长胡志被斗争后，因病要求住院，姚说；“你是思想病”，并骂：“ 张凯帆是你亲爸、陆学斌是你干爸，现在他们垮台了，娘卖X的，你去告状吧！”。
黄络七圹大队副书记郭胜凯（原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一次被姚找来问道：“你那里产量怎样？”郭如实汇报：“早稻单产只有六七十斤”。姚骂道：“你混蛋，你死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你是瞒产私分头子，你是地主思想，我开除你的党籍，开除你回家还要同你算帐。”
一次姚奎甲通知牛埠区委书记包世安到蜀山区参加会议。姚在这个会议上骂道：“牛埠区包世安刮低产风，是白旗、是右倾，不和县委安一条裤子，你这个老东西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立即斥令包退出会场，并将包放在一间小房子里关了3个小时后，宣布撤职，要其反省。
姚对一些干部处分后，名义上是下放劳动．实际上是劳改。如姚亲自在王福大队办了一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其中，除派出所送去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这里劳改的干部和社员，是作为罪犯看待的，强迫于重活，有的做不动就打，有时甚至不给饭吃。
姚奎甲在人面前总是摆出一副凶神恶鬼的面孔。干部、群众怕他如怕虎。
一次姚奎甲在得胜大队骂大队书记。在场的人都吓得低着头，不敢望他。待姚走后好一会时间，三益大队书记王之道才抬起头来问人家：“姚政委哪时走了？我耳朵都被吓闭了气。我如再参加这样的会命也没有了”。后来该大队干部因怕与姚奎甲见面，专门开了一个边门，一看见小黑车来，干部们就从边门溜走。
响山公社干部，因怕姚奎甲来，从牛岭到公社，一路上村村都竖了旗号，姚的黑车子一到，各处旗子就放倒，干部们一见这个标记，公社只留个别人接待他，大多数干部都躲开了。
高沟公社一次正在开党委会议，听说政委来了，立刻党委散会，章大好、肖寿山、业显能等几个党委委员骑着自行车就跑。
共产党里有说真话的好首长
历史上的海瑞，在官持身廉介，嫉恶如仇，锐意兴革，打击豪强，疏浚吴淞江，兴修水利……卒于官，贫至无以敛。
但是当代的海瑞是谁呢？他就是在那“共产”风暴弥漫之际，无为人民虔诚默念为“青天”的张凯帆。当时他曾被一些人诬为“大闹无为20天”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不断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
他是1959年7月4日到无为的，后因得悉一些风声，于7月23日便退省城。
他在无为的整整20天里，不顾个人的疲劳，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每到一处，找干部、访农民，和他们促膝谈心，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真实状况。通过耳闻目睹，证实无为情况果真十分严重。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拉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特别是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而且有的干部，面对农民受难，不加怜悯，反而动辄打骂。再看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
满目凄凉情景，使张凯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主宰无为人生死存亡的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以期求得为民解救的目的；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
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当时红旗公社王福大队书记张定根，横行霸道，打人骂人无计其数， 且一次即逼死3条性命，但此人为姚奎甲所宠。张凯帆刚性秉直，通过政法部门将其逮捕。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掼碎群众的锅，张凯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全县人民对他在无为察访，嘁嘁相告，冰冷的心灵一时由绝望变为有望。
但是，由于姚奎甲只顾个人名利，不顾人民死活，对张凯帆在无为的所言所行，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其时正值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万言书”受到了谴责。姚奎甲窥探形势对他有利，觉得张凯帆言行与彭德怀的观点相似，便搜集张凯帆的材料报省，省又转报庐山为毛泽东主席所闻。毛即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安徽有个张凯帆……” 安徽省委于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指责的罪过主要是张凯帆在无力的20天期间“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其中最主要的、最具体的就是他在无力所提倡的“三还原”、“两开放”。“三还原”即房屋还原，自留他还原，伙食还原(解散食堂)。“两开放”指市场开放、鱼塘开放 (可以让农民搞搞鱼虾)。 就这样，把张恺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 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凯帆在被错误处理之际，曾就他的冤清，作律诗一首。诗云：
神差鬼使到无城，
为报真情获罪名。
五十一天伤乱箭，
万千张口书曾参。
无心偏惹“三还”恨，
有口难吹“七字”尘。
北望都城泥首拜，
不难化骨见忠贞。
(原载：邱石编《共和国轶事》第二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62-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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