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树人
2009-02-09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2009-02-09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俗称“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演变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
在上述背景下，当时中央要求在校大学生必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11月我随北京农业大学部分师生来到河北省定兴县参加“四清”运动。当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定兴县城经过短暂的集训后，我被分配到北田公社章村大队。整个北田公社的四清工作队是一个分团，团长由河北省曲阳县法院院长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在该分团的所有人员由我们土壤农业化学系总支副书记兼副系主任赵镶同志负责。和我一起分配到章村工作队的有我们系的钱传范、曹本钧、张文吉三位老师及我的同班同学陈云林、周佩玉、宋宝森。
我们章村四清工作队共有二十多名队员，分别来自河北曲阳县、定兴县、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总参测绘学院和河北农业大学。来自曲阳和定兴的工作队队员由县里的国家干部和从农村抽调的社员干部组成，来自三所高校的工作队队员大部分是高年级学生。工作队指导员是曲阳县邮电局局长荀翠中，他是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地方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能力强，也很有个性。队长张连臻是河北农业大学后勤的一位科长。章村四清工作队下设四个工作组，每组负责两个生产队。我所在的小组共五名成员，组长张步忠是总参测绘学院大学三年级学生，组员李宝玲来自定兴县兽医站，她毕业于河北张家口农专；李庆禄是定兴县西靳大队会计；其余两位是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宋宝森。后来张步忠调到其他小组任组长，他的小组长工作由李登举（河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三年级学生）取代。当时工作队成员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律在姓的前面加上“老”字互相称呼。村里的社员为了区分我们工作组的三位李姓工作队队员，分别喊三位为：大辫李（李宝玲梳着两条辫子），疙瘩李（李登举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和西靳李（李庆禄家住本县西靳村）。
四清工作队进村后，第一步是扎根串连。即依靠不担任干部的贫下中农，揭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四不清问题。工作队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将干部分成四类，一类是好干部，二类属于四不清问题较轻的，三类是问题比较严重，四类是问题严重的。我的印象中，章村大队的干部除去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和民兵排长的石敏同志被认为是问题较轻划作二类干部外，其他人皆被划作三类或四类干部。这些被工作队看作问题严重的干部被集中起来交待问题，用当时的“四清”运动术语称作为“上楼”。问题交待清楚后可解脱者称其为“下楼”。这些被隔离交待问题的干部包括大队书记杨录亭、大队长赵连浩等。杨、赵二位皆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杨录亭资格更老一些，大约是1938年的党员。这些当时工作队进村后最初被认定问题严重的章村大队干部实际上都是些好干部。四清运动开始阶段群众揭发他们的多吃、多占的四不清问题后经查证核实大都是些既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的小问题，有些甚至是莫须有的。现在看来，工作队进村初期对待干部的做法有些极左，且毫无法制观念。比如，集中交待问题就是剥夺了这些干部的人身自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有些地方还搞了逼、供、信。最后定案时被交待人又全部推翻，搞得很被动。我们章村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荀翠中同志是位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水平较高。所以我们工作队在政策把握上总起来说还是比较稳的。
在这些所谓的“四不清”干部被集中交待问题的阶段，他们的家属则被称作为“四不清干部家属”。这些“四不清”干部的妻子白天上工或家务，晚上要集中学习。我进村后开始阶段，就曾负责过第七、第八两个生产队的“四不清干部家属”工作，组织她们学习并要求她们配合工作队做好家中“四不清干部”的工作。第一次组织她们开会时我曾闹过一次笑话。开会地点在生产队一个简陋土房里，屋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铺着破旧炕席的土炕。会议开始前，我让到会的女家属们“上炕”的话音刚落，引来一片笑声。我当时很不解，后来得知“上炕”在当地是妇女生孩子的专用语。
按照统一部署，“四清”运动的后期开展了“对敌斗争”和“组织建设”。“对敌斗争阶段”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斗争方法是组织社员开会批斗村里的上述专政对象。章村大队一位姓张，绰号叫“傻骡子”30多岁的残疾人，虽然平日在生产队埋头干活、少言寡语，但因家庭成分地主被多次批斗。在后期组织建设阶段，工作队进村初期发动群众所依靠的那些积极分子极少有人被群众推举到生产小队或大队领导班子中，因为他们大多不是本份的农民。由“四清”工作队主导重新组建的生产小队和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
“四清”期间，上级要求四清工作队队员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房东名叫阎福，家庭成分下中农，人很憨厚，有四个孩子。老大与老二是儿子，名叫大邦子和二邦子。大邦子赶大车，二邦子在生产队干活。我与二邦子睡在同一个土炕上。当时定兴县农村十分贫穷，卫生条件很差。进村不久我就在内衣里发现了虱子，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现象。在村里，我们四清工作队队员被安排吃派饭，初期只在不担任干部的贫下中农家用餐，每吃一天交一斤多粮票和三角钱餐费。用餐不许搞特殊化，当年吃的主食是玉米面饽饽、白薯，副食主要是大白菜、咸菜和白薯粉条，菜里若有点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至于同劳动，因当时正值冬闲季节没什么农活可干，我印象中好像只干过给麦田浇水的活，即两个人合作用拴着绳子的铁桶从水渠里掏水浇灌麦田。今天回忆起来，当年工作队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夜晚连电灯都没有，只有昏暗的油灯照明。记得1966年的春节工作队放假几天，我们返回北京农业大学，到达学校时天已黑了。学校为了犒劳大家，特地在学生二餐厅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一进餐厅门，第一感觉是餐厅的灯光特别的明亮，墙壁特别的白。其实餐厅的灯光和墙壁都没有变，只是因为与农村相比光线反差太大的缘故。当晚学校为我们准备的肉丝面晚餐更是让我们解馋。
在参加四清工作队期间，我也曾跟着李庆录同志一起到白洋淀一带搞过外调，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白洋淀里很有意思，白洋淀里鱼多，淀里连片的芦苇及老百姓为防止水淹而建造的古罗马式的民宅让我感觉很新鲜。
在“四清”期间，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66年3月初我感到肛门部位不适，且肿痛越来越重。一天上午，我们工作组组长张步忠用自行车将我送到几里路外的杨村医院就诊。很巧，当时河北省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疗小分队正好在杨村一带巡回医疗。那天为我接诊的是省医疗队的外科大夫熊永芬，她1958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经她诊断，我患的是肛门脓肿。她当即将我带进手术室，做了切开引流。张步忠就陪伴在侧，引流后，熊大夫用探针探查了脓肿部位的伤口深度，据张步忠说，起码有6公分深。熊大夫说若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形成肛门瘘管。我为碰上省医疗队而暗自庆幸。术后我就留住在杨村镇上，与医疗队的内科主任陆大夫，药剂师吴钟培大夫等住在一起。经过熊大夫等的治疗，伤口愈合的很快。在我还没有离开杨村医院时，3月8日发生了邢台地震。熊大夫被临时调往灾区救援去了，临行前，她还特地向杨村医院的换药室护士刘金兰就我的治疗做了交待。在熊大夫和杨村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我很快就痊愈返回章村。几十年来，我对熊大夫等医护人员一直心存感激。
我们在章村"四清"工作队工作了半年时间,于1966年5月份返回北京。在离村前“四清”工作队给每位工作队队员做了鉴定，还在队员中进行党、团组织发展工作。北京农业大学的人员是个例外，工作队只向校方提出建议，不正式发展。我与陈云林的各方面表现得到“四清”工作队的充分肯定，工作队的党团组织建议接纳云林入党，发展我入团。我记得“四清”工作队团支部书记张步忠同志把我的鉴定材料写得非常好。回到学校不久，我顺利加入团组织。云林也在赵镶同志的关怀下，由我们系的钱传范和卓尚椿两位党员老师介绍入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多年来，云林对这三位政治上关怀并帮助过自己的老师一直念念不忘。几十年来,我与张步忠同志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在上述背景下，当时中央要求在校大学生必须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11月我随北京农业大学部分师生来到河北省定兴县参加“四清”运动。当时，我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定兴县城经过短暂的集训后，我被分配到北田公社章村大队。整个北田公社的四清工作队是一个分团，团长由河北省曲阳县法院院长担任。北京农业大学在该分团的所有人员由我们土壤农业化学系总支副书记兼副系主任赵镶同志负责。和我一起分配到章村工作队的有我们系的钱传范、曹本钧、张文吉三位老师及我的同班同学陈云林、周佩玉、宋宝森。
我们章村四清工作队共有二十多名队员，分别来自河北曲阳县、定兴县、北京农业大学、北京总参测绘学院和河北农业大学。来自曲阳和定兴的工作队队员由县里的国家干部和从农村抽调的社员干部组成，来自三所高校的工作队队员大部分是高年级学生。工作队指导员是曲阳县邮电局局长荀翠中，他是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地方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能力强，也很有个性。队长张连臻是河北农业大学后勤的一位科长。章村四清工作队下设四个工作组，每组负责两个生产队。我所在的小组共五名成员，组长张步忠是总参测绘学院大学三年级学生，组员李宝玲来自定兴县兽医站，她毕业于河北张家口农专；李庆禄是定兴县西靳大队会计；其余两位是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宋宝森。后来张步忠调到其他小组任组长，他的小组长工作由李登举（河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三年级学生）取代。当时工作队成员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律在姓的前面加上“老”字互相称呼。村里的社员为了区分我们工作组的三位李姓工作队队员，分别喊三位为：大辫李（李宝玲梳着两条辫子），疙瘩李（李登举脸上长满了青春痘）和西靳李（李庆禄家住本县西靳村）。
四清工作队进村后，第一步是扎根串连。即依靠不担任干部的贫下中农，揭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四不清问题。工作队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将干部分成四类，一类是好干部，二类属于四不清问题较轻的，三类是问题比较严重，四类是问题严重的。我的印象中，章村大队的干部除去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和民兵排长的石敏同志被认为是问题较轻划作二类干部外，其他人皆被划作三类或四类干部。这些被工作队看作问题严重的干部被集中起来交待问题，用当时的“四清”运动术语称作为“上楼”。问题交待清楚后可解脱者称其为“下楼”。这些被隔离交待问题的干部包括大队书记杨录亭、大队长赵连浩等。杨、赵二位皆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杨录亭资格更老一些，大约是1938年的党员。这些当时工作队进村后最初被认定问题严重的章村大队干部实际上都是些好干部。四清运动开始阶段群众揭发他们的多吃、多占的四不清问题后经查证核实大都是些既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的小问题，有些甚至是莫须有的。现在看来，工作队进村初期对待干部的做法有些极左，且毫无法制观念。比如，集中交待问题就是剥夺了这些干部的人身自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做法，有些地方还搞了逼、供、信。最后定案时被交待人又全部推翻，搞得很被动。我们章村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荀翠中同志是位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水平较高。所以我们工作队在政策把握上总起来说还是比较稳的。
在这些所谓的“四不清”干部被集中交待问题的阶段，他们的家属则被称作为“四不清干部家属”。这些“四不清”干部的妻子白天上工或家务，晚上要集中学习。我进村后开始阶段，就曾负责过第七、第八两个生产队的“四不清干部家属”工作，组织她们学习并要求她们配合工作队做好家中“四不清干部”的工作。第一次组织她们开会时我曾闹过一次笑话。开会地点在生产队一个简陋土房里，屋里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有一个铺着破旧炕席的土炕。会议开始前，我让到会的女家属们“上炕”的话音刚落，引来一片笑声。我当时很不解，后来得知“上炕”在当地是妇女生孩子的专用语。
按照统一部署，“四清”运动的后期开展了“对敌斗争”和“组织建设”。“对敌斗争阶段”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斗争方法是组织社员开会批斗村里的上述专政对象。章村大队一位姓张，绰号叫“傻骡子”30多岁的残疾人，虽然平日在生产队埋头干活、少言寡语，但因家庭成分地主被多次批斗。在后期组织建设阶段，工作队进村初期发动群众所依靠的那些积极分子极少有人被群众推举到生产小队或大队领导班子中，因为他们大多不是本份的农民。由“四清”工作队主导重新组建的生产小队和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
“四清”期间，上级要求四清工作队队员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房东名叫阎福，家庭成分下中农，人很憨厚，有四个孩子。老大与老二是儿子，名叫大邦子和二邦子。大邦子赶大车，二邦子在生产队干活。我与二邦子睡在同一个土炕上。当时定兴县农村十分贫穷，卫生条件很差。进村不久我就在内衣里发现了虱子，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现象。在村里，我们四清工作队队员被安排吃派饭，初期只在不担任干部的贫下中农家用餐，每吃一天交一斤多粮票和三角钱餐费。用餐不许搞特殊化，当年吃的主食是玉米面饽饽、白薯，副食主要是大白菜、咸菜和白薯粉条，菜里若有点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至于同劳动，因当时正值冬闲季节没什么农活可干，我印象中好像只干过给麦田浇水的活，即两个人合作用拴着绳子的铁桶从水渠里掏水浇灌麦田。今天回忆起来，当年工作队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夜晚连电灯都没有，只有昏暗的油灯照明。记得1966年的春节工作队放假几天，我们返回北京农业大学，到达学校时天已黑了。学校为了犒劳大家，特地在学生二餐厅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一进餐厅门，第一感觉是餐厅的灯光特别的明亮，墙壁特别的白。其实餐厅的灯光和墙壁都没有变，只是因为与农村相比光线反差太大的缘故。当晚学校为我们准备的肉丝面晚餐更是让我们解馋。
在参加四清工作队期间，我也曾跟着李庆录同志一起到白洋淀一带搞过外调，骑着自行车穿梭在白洋淀里很有意思，白洋淀里鱼多，淀里连片的芦苇及老百姓为防止水淹而建造的古罗马式的民宅让我感觉很新鲜。
在“四清”期间，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66年3月初我感到肛门部位不适，且肿痛越来越重。一天上午，我们工作组组长张步忠用自行车将我送到几里路外的杨村医院就诊。很巧，当时河北省人民医院有一个医疗小分队正好在杨村一带巡回医疗。那天为我接诊的是省医疗队的外科大夫熊永芬，她1958年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经她诊断，我患的是肛门脓肿。她当即将我带进手术室，做了切开引流。张步忠就陪伴在侧，引流后，熊大夫用探针探查了脓肿部位的伤口深度，据张步忠说，起码有6公分深。熊大夫说若不及时治疗，很有可能形成肛门瘘管。我为碰上省医疗队而暗自庆幸。术后我就留住在杨村镇上，与医疗队的内科主任陆大夫，药剂师吴钟培大夫等住在一起。经过熊大夫等的治疗，伤口愈合的很快。在我还没有离开杨村医院时，3月8日发生了邢台地震。熊大夫被临时调往灾区救援去了，临行前，她还特地向杨村医院的换药室护士刘金兰就我的治疗做了交待。在熊大夫和杨村医院其他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我很快就痊愈返回章村。几十年来，我对熊大夫等医护人员一直心存感激。
我们在章村"四清"工作队工作了半年时间,于1966年5月份返回北京。在离村前“四清”工作队给每位工作队队员做了鉴定，还在队员中进行党、团组织发展工作。北京农业大学的人员是个例外，工作队只向校方提出建议，不正式发展。我与陈云林的各方面表现得到“四清”工作队的充分肯定，工作队的党团组织建议接纳云林入党，发展我入团。我记得“四清”工作队团支部书记张步忠同志把我的鉴定材料写得非常好。回到学校不久，我顺利加入团组织。云林也在赵镶同志的关怀下，由我们系的钱传范和卓尚椿两位党员老师介绍入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多年来，云林对这三位政治上关怀并帮助过自己的老师一直念念不忘。几十年来,我与张步忠同志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来自作者江树人博客：http://jiangshurenvip.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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