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犁园耕夫001”：动乱岁月

动乱岁月

犁园耕夫001

动乱岁月（1）入学

(2009-08-07 10:26:28)

饥饿年代，中学生大批流失，高等学校生源就成了问题。六零年，我的一个保定老乡，响应学校号召，放弃高考机会，留校当老师。这一年，高校招生名额未满，又来了个第二次报名，我的那个同乡改变了志向，虽然没有参加高考，填报了一个不错的志愿，也被录取了。这样，学生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

到六二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高教部提出了“宁缺勿滥”的口号，宁可招不满，也不降低标准。高校里的学术空气和读书风气也渐渐浓厚起来。

入学的第二天，学校组织各系新生参观学术展览和图书馆.

中文系的展室在学校图书馆三层，校长陈垣教授的学术著作就占了两个展室，看到他那一部部逾百万字的大部头著作，我们都禁不住啧啧称赞。陈垣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每逢五一、十一，都被邀请上天安门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队伍，他的学术地位和享有的声誉，以及所受到的政治待遇令我们钦羡不已。另两个展室是系里其它教授和青年教师的著作和论文，也都令我们暗生仰慕之情。可惜的是，那些昔日声名赫赫的老教授，如黄药眠、李长之、钟敬文、启功等，因为头上曾经有过帽子，他们的著作被一概排除在外。

黄药眠是著明的文艺理论家，在反右时是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点名的“北京六教授”之一.。李长之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在四十年代写的鲁迅批判，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理论的光芒。钟敬文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专家和权威，在国内首屈一指。满清皇族后裔爱新觉罗，启功，在碑帖、诗词、书法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他的书法，独树一帜，文革后我读过他写的一些诗词，幽默俏皮，表现出他的宽阔胸襟和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过去北师大中文系就是靠着他们支撑起来的，如今，一个个被搞得声名狼藉。以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任课教师有意回避他们的名字，也只字不提他们的著作，但我们还是能从图书馆借到。他们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成就斐然，想象着他们当时那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的风采，让我们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同时也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扼腕长叹。

北师大图书馆，据说藏书五百余万册，各系还有自己的图书室。中文系图书室在学校图书馆二层，对学生全面开放，可以进去随便翻看、借阅，一次就可以借十本。图书室外设有三百多套桌椅，我们看到那里座无虚席，师兄们正埋头阅读、写作、查阅资料。以后，只要没课，我都去图书馆，喜欢那里的气氛。晚上灯火通明，去晚了就找不到座位。同学们那种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心驰神往。

图书室的入口处，专设有一套桌椅，桌上放着一个本子，有什么疑难问题，写在本子上，每天有专人汇总分类，隔天去翻本子，就可以得到所问问题的答案。就这样一件十分细小的事，都可以看出当初设计者的美好用心。

参观活动总共不过两个多小时，然而给我留下的印象一辈子也磨灭不掉。

以后我做了中学校长，在企业下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还是在办公楼建立了教师图书室和阅览室，订了几十种杂志和十几种报纸，为老师们读书提供方便，为满足老师们积累知识、拓宽视野的欲求创造条件。我还着手创办了《教育教学论文选》和《金秋》两份校内刊物，鼓励老师们撰写论文和练习写作，主要面向语文教师的《金秋》，几乎每个语文教师都在上面发表过自己的创作，我总以为语文教师不会写文章，很难胜任语文教学，浓厚的学术气氛不仅仅是大学，也应该是中学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

开学不久，学校又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征文活动。校园里到处张贴海报，老师课上课下发动，每个楼里都设置了征文箱。一等奖品是全套精装《鲁迅全集》，二等奖品是十二支金笔，这在今天看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已经是相当丰厚了。问题并不在奖品厚重与否，主要是气氛的调动，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一个月的时间，数千篇论文和创作汇集到由各系资深教授组成的评委会面前，结果获得论文一等奖的是数学系一年级新生，获得创作一等奖的是一位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这样的结果令我们中文系师生颜面扫地。

这样一些意义深远、印象深刻的活动，在后来的文革中被说成是鼓励青年学生成名成家、走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是党委书记程今吾重大罪状之一。

另有一件事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一天，中午开饭时间，学校北餐厅门口聚集了许多人，右侧墙上一张海报是刚刚贴上去的，一个生物系的学生站在高台上发表演讲，说自己创建了异生命学说，要自行组织报告会，欢迎同学们参加。当时就有在场同学说他精神上有问题，而校方也没有人出面干涉制止。报告会举行了没有，结果如何，都不得而知。

事情很快归于平静。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政治环境的宽松，学术气氛的浓厚和同学们思想的活跃。现在看来，谁敢断定那个被称为“精神上有问题”的学生，就一定没有自己的新发现呢？说不定一个生物学方面的天才被埋没被扼杀了呢？

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政治上好像有所松动，绝大多数右派摘了帽子，他们从强制劳动的工厂、农村，被召回原单位。我们吃中午饭时，总看见一个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拿着酒瓶子到学校小卖部打酒，经过我们餐厅门口，学长告诉我们，那就是黄药眠。因为年龄关系，打成右派后没有被轰下去，起初在学校监督劳动，后来在系里做些参考资料的编辑工作。我还听说最近启功教授在一次会上痛哭流涕，天真地表说自己空怀报国之心而无用武之地。他们太缺少政治斗争经验，以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又来了。其实，所谓政治松动，不过是暴风雨前一缕阳光的短暂显现。

我们还经常到老师家去作客，他们给我们讲治学方法，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拿出自己的读书卡片让我们看，上讨论课他们深入到学生宿舍和我们一起评价某一部作品，或探讨某一个文艺理论问题。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的北戴河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又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紧接着以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标的四清运动开始了。

动乱岁月（2） 四清


(2009-08-07 10:38:19)

    六三年秋，由系党总支书记汪郁馥带队去北京郊区大兴县参加四清。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农村，具体化为“清工分，清财物，清仓库，清帐目。”我和班里其他五个同学被分配到采育镇。

   这原是一个农商杂居的大镇，有一条南北方向的主街，长有二里多地，主街两旁住的多是原来经商的人家，从一家家斑驳陆离的黑漆木门，圆形的门柱，门的上方残缺不全、依稀可辨的招牌字号，令人想象得出昔日的繁华景象。如今这里的人早已由商转农，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了，刚刚从饥饿中苏醒过来的采育镇还处在一片萧条冷落中。

此前，已经有工作队入驻，带队的是石油部一位姓黄的老干部，另有三个队员，两个男的是北大和人大的青年教师，一位女队员叫顾八明。不久我们就发现，那两个青年教师血气方刚，互不服气，经常吵架。

我们五个同学住在一个中农家闲置的南屋，炕很大，可以睡十几个人。没有烧的，就怕过夜，我们的被褥都很单薄，躺在炕上，冰冷彻骨，每夜都是蜷缩着捱到天亮。房东跟我们很疏远，看得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抱着不欢迎的态度。

这一次下来得很仓促，学校把我们安排到各生产队以后，也没有布置什么具体任务。我们虽然和黄老先生同在一个生产队，应该受他的领导，可是他从来没有分配我们干过什么，只是每天到农户去吃派饭。

担任我们写作课的刘锡庆老师在另一个生产队，他组织了几个同学写家史。我们无事可干，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写采育镇镇史，于是分头做调查采访，没想到这一举动惊动了整个采育镇，当我们了解这个镇解放前那段历史时，几乎所有被采访者都采取回避态度，有的甚至显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原来，这个镇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经占领过一个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国共曾在这里有过拉锯战，人员很复杂。他们误解我们是在搞清查，有点历史问题的自然会紧张，历史清白的怕得罪人，不会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写镇史的计划遂成泡影。

五个月以后，我们卷起铺盖返回学校，在此期间，未接触过上面发下的任何一份文件，没看到任何一道指示，而黄老先生他们也没做什么工作，我们的感觉仿佛上头也没有什么准章程，还在初级试探阶段。不久，黄老先生他们也撤离了采育镇。我们这次下去的任务是什么，谁也搞不清楚。

第一次四清就这样草草收兵。

第二次是在六四年秋。

这一次比上次的准备要充分得多。提前半个月系里就组织师生学习，务虚，学习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有关阶极、阶级斗争的论述，一边学习，一边讨论，讨论发言时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

这一次下农村，要接触贫下中农，也不可避免地要和地主富农打交道，我对此有特别敏感的反应，在发言时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一定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站稳阶级立场，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思想界限，这种言不由衷的表白已经够折磨人的了，可班里偏偏有那么一个人专往伤处戳，我们班里有不少人出身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言之后他总要评说几句要脱胎换骨地改造之类的淡话，我不知道别人听了怎样，我是从心眼里反感甚至愤怒，只是不敢有丝毫的表露，这种心灵的折磨，那是非常痛苦的。

临行前，怕我们冷，学校发给每人一件旧军棉上衣，不仅褪了色，而且多处撕破，棉花裸露着，我们用针线缝好，穿在身上，出发那天，排队走在街上，像刚从前线打过仗撤下来的部队。

这一次是到衡水县，到县城没有立刻下去，住下来继续学习，内容和学校大体相同。一个星期后我和另外八个同学，分到离县城三十余里的一个叫李家村的地方。和我们一起组队的有从冀县抽调的地方干部八名，队长是冀县某公社的党委书记，姓刘，三十多岁，两眼炯炯放光，看上去非常精干。

我们从县城出发，乘船在滏阳河逆流而上，一路上沿河的景色无心观赏，与上次不同，有几分怕承担不了的心怯，也有几分投身运动的激情。

李家村是一个临河的小村庄，在滏阳河的南岸，河水从西面流下来，贴着村北拐了个小弯，折而向北，然后又向东流去了。河宽三十多米，河的最深处有二、三米，白天不时有拖船从这里经过，柴油机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

这个村有七、八十户人家，三个生产队，我被分到二小队，房东老两口都七十开外了，无儿无女，住两间北房，我和另一位同学住一间东房。这个屋子原来堆放杂物，来前现腾了出来。

第一天晚上，老鼠就对突然造访的两个不素之客采取了极不友好的态度，刚躺下，只听“哗”地一声，房土掉下来压在被子上，一只老鼠从枕边经过窜到地下去了，以后隔一段时间“哗”地一声，被子上就多一层房土，第二天扫炕，收出去的土足有一簸箕。每天到社员家吃派饭，工作队要求吃住都要在生活最差的人家，以取得群众的信任。

吃过几天饭，我才知道这个村子有多么贫穷。房东的南邻一家三口，光棍儿俩四十多岁和年近二十的妹妹挤在一条狭窄的土炕上；有一个叫李东根的，一家七口人冬天只有一条被子，被里被面撕扯得七零八落，其实就是一堆烂被套；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光棍儿，每天提着个破篮子到河边洗柳树叶子回家煮着吃；房东老俩蒸出的黑窝头，看上去颜色和硬度都像秤坨……我们到那儿，喝的是滏阳河里的水，用水桶打上来倒进缸里，沉淀一会儿，缸底就积了厚厚的一层沙土。村里倒是有一口小水井，井里很脏，没有人从那里打水。

在刚到的十来天内，我们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天天到这样一些人家吃饭，向他们了解情况，他们就是我们的依靠对象，所谓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就是把他们发动起来，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让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在此期间，工作队没有跟任何一个大小队干部接触过，他们统统靠边站了。

经过精心准备，在大队部前的一块平地上，召开了进村以来第一次全体社员大会，刘队长第一次公开亮相，他讲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把上面发下的学习材料中关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大大发挥了一通，然后落脚到本村，非常笼统地说，李家村干部四不清问题非常严重，号召广大社员起来揭发检举，打消一切顾虑，有工作队撑腰，并严重警告四不清干部，不要有侥幸心理，要主动交待问题，争取宽大处理。最后拉来本村唯一的富农分子，警告他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大会以后，我们就分头行动，组织社员背靠背揭发，找队干部谈话，交待政策，让他们主动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像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最初总会有人先站出来响应，称之为勇敢分子，是我们的利用对象，我在的二小队有一个叫李庆林的，表现得非常活跃，但只是扎扎呼呼，扑风捉影，他反映的问题，没有一件能够落实。我负责的是这个小队的队长叫李元彩，我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早早把问题交待清楚，好早点过关。

李元彩，四十五、六岁，细高挑儿，大高个儿，话不多，人很老实，我也不像那些地方干部，动不动就训斥人，只是跟他慢慢讲道理，他对我也没有什么敌意。他的妻子长得人高马大，性格很开朗，爱说又能干，对公众的事很热心，把街坊邻居的事当作是他自己的事，做为正在被整的干部家属，既没有抬不起头的意识，也没有丝毫抵触情绪，对我也没有疏远的意思，见了面主动打招呼，我反倒有意回避，怕别人说与四不清干部拉拉扯扯。

为了彻底搞清楚李元彩的四不清问题，我召集了好几个座谈会，也找了不少人个别了解，除了他自己主动交待的一些多吃多占，如哪几次小队分粮食管理员多称了几斤，哪几次分白菜时多给了几棵，有多少次和大队干部一起吃饭等等，群众也再没有揭发出什么新的问题，或提供出什么新的线索。

运动进行了两个多月，刘队长从县里开会回来，传达上面的精神，并带回了二十三条。说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看法有分歧。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个认为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一个认为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而毛泽东则认为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此之前学的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们还只是理解为看法不同罢了，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听了传达，也未加深思，运动照常进行。

这时我发现刘队长有点反常，远不像初来时那样精神抖擞，开会研究工作有时神不守舍，对村里的干部不再居高临下，经常主动接触。而我自己也感觉到将来的大小队干部也还得是他们，运动初期的勇敢分子根本靠不住，我们所依靠的那些基本群众倒是一个个老实厚道，但是没有工作能力。

到退赔阶段，全村大小队干部十多个人，该退赔的总共加起来折合成人民币也不过三、四百元，李元彩该退赔六十多元，我动员他积极退赔，早日卸掉包袱，为了退赔他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

这时，我的脑子开始清醒。他的多吃，是在大队，如果追究责任，轮不到李元彩；他的多占，也不是主动索要，是运动开始小队管理员在巨大压力下交待出来的，免不了有水分，因为多数他并不知情，正因为不知情，管理员所交待的问题，他一概承担下来，没有也不懂得为自己辩白。当初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追悔莫及。说真的，我真希望这时他能站出来为自己“翻案”

事后，谈起退赔，我安慰他说：

“不要太过意，以后攒钱再买一辆新的。”我一点儿也没有讨好的意思，想这样可以多少减轻一点自己的“罪责”。

“不在意，省着点儿，用不了一年就攒够了。”他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没有丝毫的勉强、抱怨与不快。

我知道，这自行车他平时是不骑的，只有走亲戚和到公社开会才骑，他的毫不在意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安慰，反而加重了我的内疚。想到他今后要徒步走亲开会，我的心里更加不安。

“用不了一年就攒够了。”那时候，肚子都填不饱，谈何容易。如果说，在我的生涯中有什么让我锥心刺骨又难以弥补的过失，这就是其中的一件。

没有上面的指示，原来的干部不敢用，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干部的组建迟迟不能解决，大队小队里的事全由工作组包办代替。

刘队长表现异常的谜底揭开了，他所工作的公社也在搞四清，有些事牵连到他，要他回原单位说清楚。他走了以后，又派来个队长也姓刘，其工作能力远逊于前任，那些地方干部，都不大情愿听他的。有一个年近五十的肥头大耳的队员，竟自作主张查起村干部的生活作风来了，叫来双方审问，让我作记录，只去了一次就借故推脱了，我总觉得他居心不善。

工作队无事可干了，没有上面的指示，还得在村里撑着。原来是不准地方队员回家的，连信都不许写，这时也可以轮流探亲了；不再到各户吃派饭，自己另起炉灶了；和大小队干部的关系也不那么紧张了，工作队内部的管理开始松懈了。

就这样，到了六五年的七月。一天，有人提议说，滏阳河里的鱼很多，我们去打一次，立刻得到大家的响应。生产队里有鱼网，我门带着五、六个社员，沿河岸向上游走去约二里多地，在河面狭窄的地方，几个人下到河的两岸，把网片扯开，拉直，把鱼挡在上流。几个人依然上行约一里多地，再下到河的两岸，把网片扯开，拉直，向下游缓慢前进。两网距离四、五米时，就有大鱼从水中跃起，再靠近，两边同时抬网，一次就捕获四、五十斤。河里有这么多鱼，是不准私人打捞的，跟在房前屋后种菜一样，被说成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到这一年的秋天，滏阳河两岸的柳树，叶子已经由绿变黄了，河里的流水早晚有了一些凉意，它两岸的玉米的叶子和秸杆开始枯萎，我们接到撤离的通知，这一次没有乘船，而是坐车离开了生活工作了整整一年的李家村，留下那些地方干部收拾残局。

像“四清”这样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究竟给农村带来的是什么呢？村干部的多吃多占确实有了苗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能不引起重视，但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未免帽子过大。直到文革，人们才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原来是指向刘少奇的。

时光荏苒，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经常浮现在我脑海的，是那个临河的、穷困的李家村的轮廓；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是它的第二生产小队队长李元彩。

   动乱岁月（3）  谭氏(2009-08-12 09:09:11)

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到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播电台播出之前的一个星期中，我们还只是有所耳闻，因为那时还不准校际之间串联，有偷偷去北大的回来在私下里传播,大家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

有一天早晨，我和同室的张春良同学去操场玩，在篮球场看到经常早起散步的党委书记程今吾，以往见有同学在操场打球，他也走过去投几个篮，今天显得心事重重，步履有些沉重。我立刻联想到近日来关于北大的传闻。

程今吾在延安时就是搞教育的，我在图书馆里曾看过他在延安时写的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如今也相当于部级干部，与上层多有接触，又亲历过那么多运动，会有很强的政治敏感，他一定预感到形势的严峻而有某种担心，因为文革的前奏正是从文化教育部门开刀祭旗的。

果然，没过几天，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现在北饭厅外的大墙上，贴大字报的时间是清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师生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把大字报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字报的标题记不清了，大意是说校党委执行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并牵强附会地与北京旧市委、与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挂上了钩。这张大字报比北大的晚了几天，他的震撼力和轰动效应要小得多，但确实是它拉开了北师大文革的序幕。

大字报的落款是谭厚兰等七人，他们都是政教系的应届毕业生，七人当中只有谭厚兰是党员，她的名字写在了最前面。当时他们正在《红旗》杂志社实习，《红旗》是党的机关刊物，党的喉舌，消息灵通的所在，他们写大字报，是受在《红旗》任副总编辑的原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林杰的鼓动与指使。以后他经常窜进学校，了解运动动向，暗中为谭厚兰出谋划策，面受机宜。

谭厚兰是调干生，比同年级的学生要大三、四岁，此人其貌不扬，当口两颗门牙向外呲着，极不雅观，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极差，在公共场合讲话，总是结结巴巴。时势造英雄，这样一个人竟因为一张由别人授意的大字报而声名鹊起，以至后来成为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走进中南海，接受文革发动者的接见，并且率团出访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真是风光得可以。

学校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席墙上，树干上，沿街楼房的墙壁上，地面上，花花绿绿，令人头晕目眩。在大字报的猛烈轰击下，从党委到系党总支再到年级党支部陷于瘫痪，整个学校处于无政府状态。

不久，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由于工作组是从几个单位临时匆忙拼凑起来的，面对纷乱的学生群体和复杂的局面，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们既不敢公开站在党委一边，也不敢明确支持造反派的造反行为，基本上保持中立，没有什么鲜明的立场和倾向，这种不偏不倚的骑墙暧昧态度，引起造反派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当时鲜为人知的政治背景，工作组要求按照他们的步调有序地开展运动，就不可避免地与学生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于是与其他各校一样，掀起了驱逐工作组的风波。

在对待工作组的态度上，谭厚兰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驱逐工作组的大字报是物理系的几个同学写的，他们指责工作组压制造反派，包庇走资派，犯了方向错误。并提出“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的口号，整个学校乱成一团糟。到中文系领导运动的是一位文弱书生，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工作组的处境十分尴尬。

那天晚上八点钟，工作队队长孙友余（一机部副部长）向全校师生发表了二十分钟的广播讲话，肯定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告诫人们警惕上坏人的当。他的讲话简短有力，铿锵有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讲话后几分钟，谭厚兰组织起一支队伍，他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呼支持工作组的口号，在校内游行。

第二天，校园里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大家仿佛都在期待着什么，都预感到会有什麽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吉凶祸福谁都无法预料。

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仅隔一天，谭厚兰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支持工作组转而反对工作组，声称自己是受了蒙蔽。工作组根据市委指示，不久就仓惶撤退了。而谭厚兰的这一次翻跟斗，使得她的威信骤然下降，原来跟着她支持工作组的那些人感到受了愚弄和欺骗，而反工作组的一方说她翻云覆雨，一副投机政客嘴脸，骂得她狗血喷头，就连最初和她一起写大字报的那几个人都背叛了她，从此销声匿迹。后来知道，谭厚兰的转向又是受林杰的指使。

人们不会忘记，谭厚兰率领部下到曲阜破四旧抄孔府砸孔庙的事，行前林杰蛊惑说：“你们去砸，我写文章声援。”谭厚兰在曲阜近一个月，肆行无忌，烧掉古书近三千余册，古画四千余轴，砸毁孔子墓碑在内历代古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林，刨平孔墓，揪斗学着，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据说后经周总理制止，孔府才免遭更大劫难。

反谭呼声越来越高，她的出尔反尔直接导致井冈山红卫兵的分裂，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李先华和王颂平，拉起一支队伍成立了井冈山造反兵团，树起了反谭旗帜，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很有活动能量，对谭的威胁极大。他们写了几张大字报，不反黑帮，不反权威，只是对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理论性很强，自称为“新思潮”。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很超前，他们的政治主张，或者自己还比较朦胧，或者有碍于时局，不便明确端出。他们甚至心里觉得整个运动都是一幕滑稽剧，他们想得更深更远。都觉得他们是一群有政治头脑的人。他们目空一切，不屑于与任何个人和对立组织辩论，视他们以外的人为“群氓”，尤其鄙视谭厚兰的幼稚与无知。后来武斗时他们被围困在一座楼里，实行断水，断电，断食的三断政策，但这些人宁死不屈，一直与谭厚兰较量到最后。

在谭厚兰陷入被动的泥潭时，冒出了一个叫李春秋的人，他是政教系的青年教师，抛出一张题为《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贴在了校园的最显眼处。这张大字报像一枚重型炸弹在校园内爆炸，进一步掀起拥谭和反谭的轩然大波。拥谭派高声叫好，反谭派嗤之以鼻：谭厚兰算是什么东西，也配做什麽分水岭。但反谭派始终没形成气候，因为谁都知道，谭厚兰背后有强大的靠山，那就是中央文革。

其实，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哪一个没有特殊背景。就拿聂元梓说吧，在她贴出大字报前后，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一直坐阵北大，在幕后操纵，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以后，康生不打自招并不无得意地说：“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北师大除了谭厚兰的井冈山红卫兵外，没有一个足以与它相抗衡的另一派组织，只是内部发生分裂，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争论，属于狗咬狗窝里斗。

就是在谭厚兰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林杰召集谭厚兰等几个核心人物，向他们做了三条指示：一是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二是要结成死党；三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

如果说，谭厚兰等人一开始还是怀有某些革命热情投入运动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在三条指示下的所作所为，偏离革命越来越远，以至最后彻底堕落为政治流氓与无赖，“五大领袖”概莫能外。以后愈演愈烈的各派之间的相互争斗，都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任何手段。

我的内心倾向是反谭的，认为谭厚兰太厚颜无耻，而井冈山造反兵团要光明磊落得多，尽管我也不赞成他们的一些极端的看法和做法。持我这种观点的人是大多数，拥谭的井冈山红卫兵中文系大队，就是麇集着那样一帮卑鄙龌龊的势利小人，这更引起我们的憎恶与反感，不愿参与其中而置于运动之外，成了逍遥派。

当文革进行到刘少奇下台，标志着运动发动者的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已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被利用充当炮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识时务者本当偃旗息鼓，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作为变色龙和小爬虫被揪出来以后，他们膨胀起来的头脑继续发热发烧，时代宠儿的自豪感丝毫没有减弱，还不能从“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美梦中清醒过来，对个人欲望的追求依然不做收敛，已经四分五裂的红卫兵组织，依然以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名义争斗不休，对上面的一再打招呼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只会给文革的发动者带来麻烦，帮倒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就不是我们所懂得的了。

六八年七月，我们那一届毕业生开始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边疆），我们走后不久，谭厚兰就被隔离审查和监督劳动。文革结束，七八年以反革命罪被捕，锒铛入狱，由风云一时的共产党的政治人物，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后死于癌症。

解放以后到文革结束的三十来年，曾有过多次的政治运动，每一次政治运动，在上要揪出一个政见不同的“反党集团”，或挖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在下培养和造就出一批假运动以投机的小人，借革命以营私的政客。

谭厚兰早已寿终正寝，但她的升天与坠地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留给我们多少回味与沉思。

动乱岁月（4）  抄家(2009-08-15 09:52:15)

六月底的一天，吃过晚饭，沿着通向校门口的主道看大字报，走到文史楼，见一层阶梯教室里聚集了很多人，进去一看，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人站在前面的讲台上，他们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臂上箍着红袖章，手里提着宽皮带，一个个杀气腾腾。有一个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说，他说有一个资本家的老婆，手拿菜刀，行凶杀人，搞阶级报复，妄想恢复失去的天堂。

这还只是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居然把在场的大学生们的情绪煽动起来了。我可不相信资本家的老婆会公然造反，那无异于以卵击石。

事情的真象是，这天下午，一所中学的一群红卫兵闯进了这个“资本家老婆”的家，说是破四旧，进屋就翻箱倒柜，如狼似虎，恣意妄为。老太太上前阻拦，被推倒在地，碰掉案板上的菜刀，闯入者以为她要行凶杀人，毛主席的红卫兵个个不怕死，而且战斗力极强，老太婆哪是他们的对手，三下五除二，把老太婆打倒在地，皮带抽身，顿时气绝身亡。

师大二附中在我们学校对面，第二天就听说，这个学校的造反派，将家庭出身不好的三名教师关进地下室，用宽皮带抽得皮开肉绽，打昏过去，再用冷水浇头，苏醒过来，接着再打，有两位教师当场死亡。

近几天来，党刊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社论，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涤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彻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时称之为“四旧”）。于是，凡是过去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四旧”，都要加以破除。

破“四旧”的对象，在街道，在机关，在工矿企事业单位，是那些在公私合营时被定为资本家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人，在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以及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学，就是那些文人，学者，教授。

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破四旧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夜半三更之时，闯宅入室，肆行无忌，有谁略微表示不满就厉声呵斥，稍稍加以阻拦就惨遭毒打。旧书报，说成是宣扬封建主义的黑货；旧照片，说成是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果是旧房契，旧地契，那就更不得了啦，说成是妄图反攻倒算，梦想变天，全都抄走烧毁。旧摆设，旧器物，统统抄走砸碎。

中文系几位教授家惨遭洗劫。

刘教授家遭抄时，他试图上前阻拦，当场被活活打死，倒放进水缸，还被诬称是自决于人民，死有余辜。

一群红卫兵闯进穆、彭二教授家，资料、手稿，抄劫尽净，书架洗劫一空。肉体折磨，精神摧残，双重打击，二夫妇当夜双双自尽。

历史系石教授，因为不堪凌辱，黄昏时从办公楼八层纵身下跳，当即身亡。

我中学母校的红卫兵，把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堆放在馆前的空地上，浇上汽油，点燃起熊熊烈火，拉来“黑帮”，强令站在火旁低头请罪，稍有后退就推入火堆，衣服被烧着，身上被烫伤。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对高贵者进行无情地摧残。昔日的师长被打成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成了阶下囚。挂牌子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剃阴阳头、对领袖像请罪、往头上泼洒墨水、唱牛鬼蛇神歌，我还亲眼看到强令跪在中文系宿舍楼左侧空地上的一排老教授被皮带抽打的惨景。

校园里弥散着一片杀气，令人心惊肉跳，惶恐不安，有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我中学时的好朋友树贤，只因为父亲是富农出身，家被抄后扫地除门，一家四口遣返回通州老家，树贤妻离、子散、家破，侥幸没有身亡。八月份去看他，那无助的眼神，那无声的叹息，那绝望的神情，事情过去了四十多年，始终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文革前一个月，我们还在北京郊区平谷县中学实习，文革起，我教的那个班有七个女同学到学校串联，她们还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把一张八个人合照的相片送给我，我看那个姓陆的同学没有来，一问才知道她同父母一起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这个同学是我教的那个班的学习委员，不仅学习好，性格也很直爽，心灵纯洁得像一弯清澈的溪水，返校的前一天晚上，她约了几个同学找我呆了很长时间，第二天离开时，同学们都挤在车旁送行，我看见她一个人远远地躲在校门口右边的墙垛旁抹眼泪。这样一个天真活泼、招人爱怜的小姑娘无辜陷入了文革灾难，我不禁为他的未来的命运担忧起来。

我内心产生一种隐忧，不知道运动将指向何方，自己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投入到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当中去。这以后，我没有按照文革发动者的要求去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我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不被人伤害、能够让自己老老实实当顺民的环境里，把一个真实的自己，深深地隐藏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小角落。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毫无热情的人，我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看破红尘的智慧，但我十分清醒地知道，无论有怎样的表现，都会被当作阶级异己、作为别类打入另册。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呢？小心翼翼地保护好自己吧！

听到城里破四旧抄家的消息，在老家的弟弟从箱子里翻出母亲出嫁时娘家赔送的白银簪子，扔到村南的大坑里；从条案上搬走奶奶出嫁时娘家赔送的箪瓶箪罐，用锤子打碎，扔在了瓦铄堆里。

文革结束后，母亲心疼地说：“那时候怎么就没想到埋起来呢？”弟弟说：“东西要紧呢，还是命要紧?”

是的，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连堂堂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更何况下等贱民呢？在那一段时间，街上常见有三轮车拉着尸体去火葬场，场负责登记的人问：“叫什么名字？”回答说：“黑帮。”于是将尸首推进炉子，灰飞烟灭，一条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调动了人们的洞察力和想象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到处是敌情，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随时有反革命跳出来，随时都有复辟的危险。为了挫败敌人的阴谋，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文革红祸，令国人不寒而栗。死者长已矣，当初那些受害而幸存者大多也已寿终正寝了。而那些加害者也已年逾花甲，回首往事，他们该做何感想呢？同事老杨的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最近听他说，前不久，当初他所在中学的一些造反派核心人物，曾有过一次聚会。我感到非常惊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壕战友重逢，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礼记》中的孔子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 

动乱岁月（5）  树贤(2009-08-21 06: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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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月份，进行了两个月的文革已成燎原之势，但运动的发动者还嫌不够，从八月中旬开始，又八次接见红卫兵，进一步煽风点火，务必使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

经这一鼓动，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开始了。最先走出去的自然是那些根红苗正的造反者们，“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狗崽子”哪敢轻举妄动。

我忽然想去看看我中学时代的好朋友树贤。

我跟树贤是怎么由一般同学关系发展为情同手足亲如弟兄的朋友，已经记不起来了。

上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分在一个班。其实，我们两个有着太多的差异：我性格内敛，他情感外露；我考虑问题较细，遇事顾及它的各个方面的利害得失，因而往往表现出缩手缩脚；他头脑简单，直肠子，遇事往往不够冷静，说干就干，较少顾虑；我爱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喜欢看中国古典小说，我是真的爱好，他只是一般兴趣；初中毕业，我们同被保送本校高中，又分到同一个班。高二时文理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他进了理科班。这诸多差异并没有妨碍我们成为朋友。能不能成为朋友，恐怕还是在人品相投，道不同不相与谋，否则难以持久。

这次去看树贤，同去的有同班同室贵州籍同学朱宗林，朱宗林出身地主，在一片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声讨和叫骂声中，我们同病相怜。

树贤家我非常熟悉，在北新桥的一条胡同里。读高中的时候是他家的常客，在饥饿年代，还在他家吃过几次饭，就跟在自己家一样随便。他母亲话不多，但待人极为诚恳，这一点树贤象他母亲。有一次，那是六零年吧，寒假回家时，她费了好大劲,排队买了三斤带鱼，让我带回家去。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快上晚自习了，树贤把我从教室招呼出去，他从家里带回两个菜团子，塞给我一个，我门俩在教室后面狼吞虎咽地吃了，是他母亲让他带来的。星期日学校食堂吃两顿饭，下午四点吃过后，到七点早已饥肠辘辘了。我也去过他通州老家。在高考后等通知的日子里，我们心里都不平静，树贤觉得自己考得不好，基本上不抱希望，心情很烦躁。

“走，跟我回家散散心去。”他说。我当然十分高兴。

提起通州，就联想到大运河，由大运河进而联想到刘绍棠以及刘绍棠笔下大运河两岸的田园风光，和他作品中弥漫的令人迷醉的人情美人性美。我属于刘绍棠“追星族”一类，想借此一览大运河的自然风光，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我在他家住了三天，看到的是贫穷和饥饿，是瘦弱不支的老人和骨瘦如柴的儿童，来时那天真的想法就一扫而空。

这一次想去看看树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排遣忧闷。正值文革初期，我的处境也不好，造反派无法无天，“狗崽子”的恶骂声不绝于耳，终日处于慌恐不安中，指不定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哪还敢乱说乱动。我这次看树贤，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我们走进他们住的小杂院，以前每次来，同住一院的人都是主动热情地打招呼，一个爱说爱笑的大婶还会高声喊：“树贤，来客人了。”可是今天，正在院子里摘菜的几个中年妇女像躲避瘟疫一样，见我进来都闪进屋子里去了。当走进树贤家住房门口时，才发现屋子换了主人，我问树贤家搬到哪儿去了，新主人摇头说“不知道”，表情十分冷漠。

我们只好出来，刚出门，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太太尾随在后，悄声告诉我们：“他们搬走了，你们往南走四、五十米，到路东一个大院里去找。”这有点像白区，从老太太的神情上看，树贤家出事了。

按照老太太的指点，我们走进了一个空旷的大院，院子里杂乱无章，一片狼藉，像个大车店，又仿拂刚刚遭遇过抢劫。院子的东南角有一间低矮的小平房，我们朝小屋走去，大概是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树贤从小屋出来，见来的是我，立刻把我们让进屋。

屋子小得可怜，总共不过十多平方米，除了放的一张双人床外，地下只剩不足两三平方米的空间，不满三周岁的儿子在床上打滚嬉戏，他虎头虎脑，宽脸盘，胖墩墩，酷似他的爸爸，树贤却是神情凄然。

原来，父亲，母亲连同他一起被轰回老家去了。原因呢？土改时，他家被划为富农，当时持家的祖父被定为富农分子，父亲十几岁时就来到北京工作，富农分子算不到他的头上，树贤生下来就一直跟着父亲，“狗崽子”的恶称也落不到他的头上。文革起来，硬说他父亲是漏划富农分子，说树贤隐瞒家庭成分，于是从城市扫地除门了。

树贤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分配到朝阳区税务局工作，押送他回家的竟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崔志邦。

我自然关心他的家庭，就问：

“巧玲是什么态度？”

“她已经提出离婚。”他说。

“孩子呢？”

“归她。我没有条件和能力带孩子，跟了我还会影响他们将来的一生，这两天办完离婚手续就回家，这里不允许我再呆下去了。”

爱人巧玲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前在准备升学考试时，我听班里有人议论他俩的关系如何如何，起初我不相信。

那段日子我比较逍遥，因为学校已通知我被保送本校高中，可以不到校，为了不打扰他，我经常一个人在宿舍看书。

有一天，已经下晚自习了，树贤还没有回宿舍，我去教室找他，见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中间隔着一张课桌，面对面坐着，一会儿互相对视，什么话也不说，一会儿又低下头看书，显然心不在焉。这我才相信了班里的传言。

在我的印象里，从气质上看，巧玲似乎有点高傲，而我的朋友树贤，矮个子，胖墩墩，但人很憨直，为人诚恳，忠厚老实，大概她是看上了这一点，感情这种东西很难说得清楚。

初中毕业后，树贤上了本校高中，巧玲考了师范，我想，两个人一分开，那分感情也就自生自灭了，没想到一毕业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

如今，他们已经有了孩子，眼前做为他们爱情结晶儿子，依然在床上爬着滚着，嚷着闹着，大人世界里发生的事，好像与他无关。

尽管树贤已经处于那种境地，他还是包饺子招待了我们，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彼此很少说话，大家的心情极度压抑，我本来是想找老朋友说说话，散散心，排解忧闷，可竟没有想到……

饭后走出这间小屋子，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每挪动一步都那么沉重。

以后他在家乡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四人帮倒台，树贤家落实了政策，他来信说，父亲年近六十，单位让他提前退休，补偿了受迫害期间的经济损失，树贤又回到了原单位，然而，精神摧残的创伤无法抚平。说到巧玲，仍有忿恨之情。

怎么说呢？当然，她可以等一等，不急于那么快就再婚另嫁，但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她不可能跟他一起去乡下，她要自己带孩子，又没房子住，怎么生活？巧良的痛苦未必就一定比树贤小。对树贤来说，是妻离子散；对巧玲来说，是永远失去丈夫，孩子永远失去父亲。

等一等，是心存微茫的希望；离婚再嫁，是彻底的绝望。在微茫的希望与彻底的绝望之间，巧玲选择了后者。

八二年暑假，回家路过北京，特地去看望树贤，他住在朝阳区税务局所属的一个大院里，我走进大院，见他正在廊檐下摘韭菜，我喊了一声，他看是我，放下手里的韭菜，把我拉进屋子里。屋子不大，大约有十六，七平方米，摆设也极为简单。一会儿，进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是树贤现在的妻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朴实贤惠，树贤终于死里逃生，没有把命搭上，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心里暗自祝福他今后家庭幸福。

树贤立刻把我到来的消息打电话告诉我高中时另外两个朋友。第二天，书田买了酒和点心，送我去永定门车站。

从见面到离开，有十六、七个小时的时间，树贤一字未提那段让人不堪回首的惨痛经历和眼下的家庭情况，我也一直没问，都有意回避着。

人生四大劫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树贤竟居其三。他这一次给我的印象，头上增添了白发，额上的皱纹，多了，深了，长了。交谈时他的话极少，沉默的时候多，一脸茫然，有时神不守舍。很显然，他仍然没有从文革不幸遭遇的阴影中走出来。

我坐在去家乡的列车上，再有两个多小时，就见到我年迈的二老双亲了。

我忽然想，离他而去的那个胖墩墩儿子都快二十岁了吧。

动乱岁月（6）  串连(2009-08-25 06:10:20)

标签：杂谈

南下串连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同行的有上海籍同学张金宽，贵州籍同学朱宗林。张金宽是班里的生活委员，他给我们每人退了两个月的伙食费就结伴上路了。大串连吃饭、住宿、乘车不要钱，两个月的伙食费足够我们用两三个月。

从北京出发，第一站是西安。

整个串连过程中，每到一处，先去当地接待站，由接待站安排食宿。

开始，我们还想了解各地的运动情况，到西安就去了陕西师范大学，同学们都到外地串连去了，校园里人已经很少，显得异常冷清。席墙上的大字报早已褪色，撕扯得不能再看，被风一吹，忽闪忽闪的，像死人灵前的烧纸；地上的，由于来往行人的践踏，有一块没一块的，又像秃子头上的癞疤，斑斑驳驳，煞是难看。于是从此打消了看大字报了解运动动态的念头。

那时候，只知道西安有个大雁塔，自然要去看看。大雁塔的塔基并不大，塔身也并不高，看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两拨串连的同班同学，也是三五成群结伴而来的，他们准备去延安，想拉我们一起去。但坐车有困难，要去的人太多；又听说那里已经很冷，我们穿的又不多，怕难以抵御风寒。他们却热情很高，没车就徒步去，说到了西安不去延安是终身遗憾。意见相左，我们继续西行，听说他们真的象当年抗日反蒋向往光明的热血青年一样，徒步奔向了延安。

我们在西安停留了三天，乘车西去成都。

进入四川境内，沿线多是山地，路随山势修筑，火车在很陡的山路上行驶，把头伸出窗外，前可见车头，后可见车尾，火车象一头巨蟒吃力地爬行。有一段路是在嘉陵江畔行驶，江水清澈见底，山上的树木倒映在水里，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山青水秀”。一路上经常看到田里冒着蒙蒙细雨劳作的公社社员。她们多是一些妇女，肩上挎着背篓，孩子蜷曲在里面，手里挥舞着铁镐刨地，耙地，这是在北方所看不到的。眼前的景象令人想到唐代诗人李绅的《悯浓二首》中所描写的情景，他们在辛勤劳作，我们在白吃白喝，瞎折腾，眼下正在进行的大革命究竟给农民带来的是什么呢？

到成都的第二天，接待站的同志说，有汽车去大邑县刘文彩庄园，我们一听非常高兴。关于大地主刘文彩压榨佃农的种种罪恶，作为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我参观过泥塑《收租院》展览，也看过有关的专题片。一个农村地主，竟私设水牢残害佃农，简直令人发指，这次得以亲眼目睹，自觉机会不能错过。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行驶，颠簸得很厉害，沿途看到的多是座落在田野的零星村舍，少则三五户，多则七八家，房舍多是木头或竹子搭起的二层小楼，上层住人，下层养猪，这也让我感到新奇。

到六文彩庄园，参观的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出出进进，一片忙乱。门外的等得焦急，出来的匆匆赶路。

整个庄园被高墙包围，占地面积并不很大。进到里面，有十几个展室，展出的多是泥塑，很少实物，没有解说员，扩音器里不断播送着已经听过很多遍的《收租院》解说词。被宣传得阴森可怖的水牢，就在庄园的一角，外面有铁栏杆围着。

看过展览，我心中还是有很多疑问，我所了解的地主富农，他们给我的印象都是勤劳善良而有教养的，他们的农田家产是经过几代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也是农村地主的刘文彩，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那种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事，总令人难以置信。

文革结束以后，我看过不只一篇文章，其中也有对佃农的采访记录，原来那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编造出来的，庄园是有的，刘文彩的所谓罪行大都是杜撰的，所谓水牢也不是宣传的那么回事。这同样令人费解。但试想一想，在那年月，瞪着眼睛说瞎话的事还少吗？什么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等着我们去拯救；文化大革命，为了消灭政敌，冠冕堂皇地说什么是为了反修防修，避免百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连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都是弥天大谎！

在成都，除了参观了一趟刘文彩庄园，哪儿也没去，继续赶路，挤上火车去重庆。

山城重庆不可不去，那里是当年国共谈判的所在，有红岩村，有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电影《烈火中永生》、小说以及由它改编的电影，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在重庆，我们被安排在一所专科学校的一间大屋子里，住的都是外地来串联的学生。

第二天上街，在一个叫沙坪坝的地方看到对立的两派在示威游行，打着旗子，呼着口号，互相争吵着，对骂着。这种情形在以后所到的城市里再也没有看到过，只是满街满巷串联的学生。我们不管那些，只想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看看。

先去了红岩村，解说员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二层小楼，在顶层，她蹲下身来掀开一块木地板，指着里面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当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向延安发报的地方。在院子里转了一会，没看到其他什么就出来了。

来到重庆的几天一直是阴雨连绵，我们冒着细雨又去参观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现在是杂草丛生，垃圾遍地，只有断壁残垣，被拆毁的旧屋架，道路泥滑难走，想象不出当初是什么模样。对面是山，山坡上残留有二、三个跑楼模样的白色小房子，隔着蒙蒙雨雾，只看个大致的轮廓。站在这里，不能不发思古之幽情：那些为了新中国的诞生长眠在地下的烈士们，为之奋斗的恐怕不是眼下这样的局面吧！他们在天之灵会做何感想呢？

离开重庆，乘坐客轮沿长江顺流去武汉。

为了坐船我们去码头跑了好几趟。我们坐的是下等仓，仓里的人横躺竖卧，姿态各异，浪急时，江水可以没过下等仓的玻璃窗，仓里显的异常阴暗，我们很少呆在仓里，总是跑到最上面的甲板上观赏两岸的风光。船行中，偶然看到远处向阳的山坡上有一两间矮屋，冒着缕缕炊烟，在山坳里飘忽不定，久久不肯消散。我想，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该不会受到外部世界正在进行着的大革命的滋扰吧。船行到万县，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听船上人说，船要在这里靠岸过夜，第二天早晨起航，乘客可以下船自由活动，也可以去逛县城。半个多月的匆匆赶路，一路劳顿，再加上人生地不熟，我们没有下去。

在武汉，我们没停留多长时间，只是在长江大桥上走了走，下桥看了看，从江北坐摆渡回到南岸。文革的发动者就是在这里几次横渡长江，最近还游了一次，这一行为被赋予鲜明的政治含义：号召青少年投入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对他自己来说，则是为保住和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对政敌的一种示威，一次宣战。

在武汉改乘火车，南下奔往长沙。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车厢里拥挤不堪的状况。正常情况，两排座位之间最多只能坐十个人，现在呢，仅两排座位之间就超过了二十人，另有扒着行李架的，斜挤在茶几上的，横坐在椅背上的，钻到座位底下的，还不知有多少，过道里很难找到站脚之地，有的单脚独立，有的被完全架空，厕所里，车门旁，所有的空间全被填满。车厢里弥散着酸臭味，汗腥味，不时听到被挤压得难以忍受的女同学的尖叫声。

“挤一挤，腾个空儿，有同学解小手！”

那喊叫的晃着膀子拼命向外挤，马上又反弹回来，不知要几个回合，那解小手的男同学才能蹲下来就地解决。女同学呢，对不起，坚持着吧。车走走停停，没有准点，没有准站，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

在长沙，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

第一天，去了领袖的母校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在门口向里张望，校园里杂草丛生，破桌椅遍地，风吹起的大字报碎片打着漩涡飞转，落在墙角聚成一堆，也没人收拾。人去楼空，没什么可看，索然离开了。

第二天去湘江，过湘江上橘子洲，在这个不大的小洲上，家家门口架着秫秸或竹木做的拍子，上面晾着橘子皮。这里的橘子个儿小，皮儿薄，很甜，又便宜，只八分钱一斤。我们登上了岳麓山，参观了爱晚亭，山坡上耸立着几座高大的纪念碑，碑下掩埋着的多是北伐战争时期粞牲的将领，有的完好无损，有的被拦腰打断，碑上刻满“×××到此一游”，还间杂一些时兴的口号，密密麻麻，字迹歪歪斜斜。

站在橘子洲头，自然会联想到《沁园春长沙》中所描写的那一派生机勃发的景象，看眼下，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到了长沙，自然要去韶山冲，那里是领袖的故居。“冲”的意思是山区的平地，韶山故居就建在周围是山的一块不大的平地上，极其普通的几间土房，走进一间屋子，解说员指着一条土炕说，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故居前有一条小溪，溪水缓缓流着。因为时间很短，这个韶山冲规模有多大，人家有多少，以及周围自然地理状况，都没来得及观赏。

到文革后期，才知道附近的山里还有一个领袖居住的叫“滴水洞”的地方，他在这里写了一封给江青的信，信中流露出对他的亲密战友、副统帅失望、不满与忧虑，也流露出一个行将离世的耄耋老人因众叛亲离而产生的孤独和寂寞，焦灼与不安。

离开长沙去广州时，接连三天去车站，每过一列客车，里面都是塞得满满的，根本上不去，下车的多从窗口跳下来，一个个大汗淋漓，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我们索性不再回住处，在站内等机会，饿了从书包里掏出个用糖精水和面做成的馒头，渴了吃两个橘子。两天两夜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扒车的有利位置，担心失散，我们三个人相互搂抱着挤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车厢里一样的酸臭味，一样的汗腥味，一样的拥挤不堪。

在广州，我们住在省人大院内。

北方已是寒风刺骨，大雪纷飞，而在这里，中午可以用凉水洗澡。我们先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门脸很小，门口挂着排子，里面摆放着一些当年曾用过的旧物，没有解说员介绍，也没有几个人进去。接着又去瞻仰了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我们还有机会到了三元里，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农民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地方，两个破旧的房间里，摆放着几件当时用过的刀枪。除此以外，就是百无聊赖地漫无目的的瞎转悠。

本来我们想离开广州取道上海回北京，但乘车太困难了，为了实现这一想法，曾两次翻墙进入了车站，有一列开往上海的火车，在车站已经停了两天，抢先上去的因承受不了车厢内的拥挤，又从车窗爬出来，车内的人用力往外推，车外的人使劲往外拽，见此情景，我们三个一商量，张金宽等机会回上海老家，朱宗林和我北上回京，于是就分道扬镳了。

历时近两个月的大串连结束了。

我努力地思考，作为文革运动一个阶段的大串连，它的发动者的用意何在？采取那样一种极端的做法，那样劳民伤财的举动，想达到什么目的？把天下搞乱，以便乱中取胜？

百思不得其解。

动乱岁月（7）  再受教育(2009-08-29 06: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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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倒台了，文革发动者的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被利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于是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那些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头头儿们还在热衷于打派仗，只想革命，不肯复课，目的是为了争夺胜利果实，捞个一官半职，否则不白革命了吗？

我只想尽快地逃离开，连“逍遥派”都不想当了。

这时，分配方案公布，“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四个面向把我们六二届学生统统轰出北京，我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那还算是不错的，大多数同学都到了山西、青海、内蒙古和东北三省。

六八年十月底到唐山，先去了开滦矿务局，接待我的是一位三十上下岁的年轻干部，看了介绍信后对我说：“到局招待所听候分配。”

我在局招待所——西山口一座小黄楼上住下来，每天蹲在门口等候消息，心想，百里矿区，会把我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呢？觉得自己正像对面马路旁那枯黄的梧桐叶子，任秋风吹起又飘落。我当然希望能分到市里，觉得回家交通要方便些。谁知道呢，听天由命吧。

这几天，蒙蒙细雨下个不停，老也不晴天，气温下降，空气潮湿，已经让人感受到了深秋的凉意。

在招待所门口，遇到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人，瘦瘦的，光着脚，穿着塑料凉鞋，衣服也很单薄，抱着肩蹲在门口的石台上，看着过往的行人发呆。一问，才知道是从四川某学院分配来的工科毕业生，学机械的，他抱怨说：“学校告诉我，开滦不错，机械化程度很高，其实，还不如我们那里，我要求回去。”以后，我不知道他是否如愿以尝。

在招待所等了三天，局里有人通知我到范各庄矿。

天已经擦黑了，一辆大卡车停在招待所门口，司机告诉我上车。我把行李卷和一个盛着书的纸箱子扔到车上，攀上车坐在行李卷上，路坑坑洼洼，车颠颠簸簸，一路风尘，进了范各庄矿。又有人告诉我住的地方——矿门口右侧转角楼二层东北角一个房间，我把行李和纸箱搬进房间，打开行李铺在一张靠门的空床上，箱子放在床下。第二天我才知道，另三个床铺只是工人临时打脚的地方，常住的只我一个人。

第二天到组织组报到，一位五十岁左右姓贾的女同志接待了我。

她当即告诉我说：“明天到采煤一区报到”。

“做什么工作？”我问

“下井劳动。”

“我的眼睛不好，近视。”

“要有医生证明，到矿医院检查一下，把检查结果拿来。”

我去了矿医院，医生查过，在检验单上写了“视力过低，不宜下井”八个字。我返身回到组织组，把检验单交给那位女同志，他看了看，对我说，“明天到煤质科报到吧。”

我也不知道煤质科是干什么的，第二天就去煤质科报到，科长郭照分配我到选矸楼拣矸子。

从此，就以臭老九的身份开始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生活，在劳动中接受改造。什么时候算是改造好了，去做我应该做的工作，还是永远改造下去，谁也不知道。

第一天上班，一个叫李满囤的工人带我支领了工作服，然后把我带上选矸楼二层，那是一个很大的屋子，有两条皮带溜子，从井下上来的煤送到天车上，倒下来到溜子上，煤和矸石混在一起，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矸石拣出来，煤从溜子上溜走。

这是一种极简单的劳动，强度也不是很大，只要能分辨出哪是矸子哪是煤，把矸子拣出来就是了，再说，溜子两旁有十来个人，矸子从你面前过去，后面还有人呢。

开始让我不习惯的是，溜子在运行时，我自己也仿佛跟着在走，看久了头就发晕；煤从天车上下来的时候，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一溜之隔，说话要放开喉咙大喊才听得出说的是什么，有时还得靠看口形；屋子的一角生有一个大炉子，从那里发出刺鼻的煤气味儿，熏得头疼，一个班下来，饭也不想吃，很长时间才慢慢适应了这里的工作环境。

吃饭在矿食堂，每个月到粮食组领取粗细粮票，上班前在食堂买两个玉米面饼子，五分钱辣白菜，拿到班上吃。

我住的那个房间，臭虫特别多，咬得睡不着觉，半夜起来，拉开灯，翻开褥子下铺的蒲草垫，臭虫乱爬，看了麻心。有工人师傅告诉我，把垫子放在开水里一烫，臭虫就死了。我找到锅炉房，把垫子放在水池子里用开水冲，晾干了再铺上，可是用不了三天，垫子上又爬满了臭虫。

在班儿上，我和工人师傅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拣矸子时，我站在最前面，专拣大块的，有的有二、三十斤，得用两个胳膊抱着才能从溜子里搬出来，师傅就告诉我，站得不要太靠前，免得被矸石煤块砸伤。一位姓韩的师傅，见我一个人住在转角楼，臭虫又多，就让我搬进另一座楼他所住的房间。一位姓李的师傅，见我的东西没地方放，就在班后为我打了一个木箱子。

到这个时候，文革已是强弩之末，支左解放军早已进驻，急风暴雨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有几次矿里还安排科里在班前会上，批斗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职工，大概是因为她说了一些文革的坏话。我发现在批斗这位女工时，工人们个个表现得很麻木，那位女职工扬着头，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批斗会后，工人师傅还称赞她：“真有把骨头，每次挨批斗，总是扬着头，多大的阵势也不怕。”

有一次，在班前会上，我给工人师傅读一篇社论，其中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句子，结果我念串了行，把两位领袖的名字念颠倒了，发觉后心里很紧张，我瞥见工人们一点儿异常的表现也没有。第二天再念，心里不住地提醒自己，可别再念错了，结果呢，还是念错了。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将语录本污染、撕报纸不留心损坏了领袖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锒铛入狱的政治事件，还真有点不寒而栗。

这时候，大字报是没有了，但是宣传工作抓得很紧，每个科里都组织一部分人，不惜人力物力，脱产画领袖像，刷大标语，搞连环画。劳动几个月后，就被抽调到科里搞宣传，我编词儿，一位姓韩的青年工人配画。直到离开煤质科到开滦四中任教。

那时候，关于知识分子，领袖有很多论断，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越学越蠢”，“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里的高贵者，特指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要“夹起尾巴做人”，被恶称为“臭老九”，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其实，除了人为地制造工人与知识分子矛盾、起到挑拨工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客观效果外，没有丝毫积极意义。

在矿里接受劳动改造期间，买东西经过开滦四中门口，向里张望，院里只有一排小平房，心想，这里应该是我将来工作的地方。我上中学时就有当教师的愿望，现在，非常渴望尽快从劳动改造中解放出来。

动乱岁月（8）  租住农家(2009-08-29 09:01:16)

标签：杂谈

七一年结婚时，矿上没有房子，在范各庄村租房住。

房东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上有老母，兄弟四个轮班养着。他行三，我们叫他三哥，终日穿一身黑袄黑裤，多日不洗，上面被汗水浸渍成一圈圈白碱，泥垢蒙面，刚三十出头，脊背明显地驼了，走路如慢牛拉磨，白天出工，晚上趁月光到几里外的矿矸石山拾煤，经常到后半夜才回来。

三嫂人很精明，白净脸，大高个，能说能干，是一把持家过日子的好手，她说嫁给三哥是受了婆家和媒人的蒙骗。婚姻的不幸使得她脾气十分暴躁，动不动就拿男人出气。任凭怎么捶打叫骂，丈夫总是不吭一声，沉默地忍受着。婆婆六十多岁，蓬头垢面，衣衫褴楼，如沿街乞讨的叫花子。每逢婆婆过来，她总会无端地大吵大闹，磨刀霍霍，手里挥舞着菜刀，“全杀了你们！”吓得年幼的孩子瑟缩在炕角大气都不敢出，搞得我们心惊肉跳，扰得四邻不得生。

那个时候，生活十分艰苦。我们两个的工资，加起来一个月才八十元。全部家当不过是一个桌子，一对箱子，一对小木凳。烧的是含矸量很大的煤末，每天下班，进门先生炉子、煤很湿，等火上来，好歹做点吃的，又忙忙跌跌地上班了。后来知道脱煤坯，晾干后生火就快捷多了。

那时候有煤本和劈柴票，每隔两三个月拉一次煤，从矿煤厂用小车把煤拉来，累得通身是汗，半路要歇好几次。一个季度拉一次劈柴，拉劈柴前不知要往矿劈柴厂跑多少趟，总想买到好劈的，买一回劈柴往往要挑小半天。拉来劈柴先堆放在一边，到星期日要劈半天，劈够一个星期用的。

把煤拉来后拣出煤块，煤末掺土和成煤泥，用模子脱成煤坯，晒在院子里。三哥的三个孩子都还没长大，有几次，下班回来，煤坯被踩碎，得重新再脱，洗了的单子衣服刚晾上，就抓了好些脏手印，得重新再洗。还不能说什么，尝够了寄人篱下的苦滋味。

土炕多年不曾拆换，大抱的劈柴往灶里填炕也不热，大股大股的往回倒烟，冬天屋子有如冰窖。这房以前有人租住过，孩子拉尿在屋里，夏天返潮，屋子里异味冲天。

不久我们有了女儿。从老家把母亲接来，几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条炕上，孩子出生二十多天，因患感冒吃了婴儿胺，黄胺过敏，全身长出二分币大小的水泡。送到医院，一天没人过问。听说前不久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因药物过敏医治无效死亡，因此医生都不敢上前，无奈只好转院，在林西医院住了四天。我在医院守候了四天，孩子算是保住了性命，在这四天中，母亲因患感冒，烧得胡里胡涂。好了以后竟不知孩子住院的事。

孩子生下来没奶，那时别说是鲜牛奶，就是奶粉也很不容易买到，经常吃炼乳，我们带孩子没经验，不敢多喂怕撑坏。有一段时间，孩子夜里总哭，很久才知道是因为吃不饱饿的。

住惯了宽宅大院的母亲很难适应这种环境。老家也需要料理，住了半年，女儿五个月的时候，带回老家去了．

我们在这里一住三年。

那时候；要从我们两个人的八十元工资中拿出三十元寄到家里，除了拉煤买劈柴，交房租付电费，买米买面。就所剩无几了，买双袜子都要算计，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不过家家如此，当时也没觉得有多苦。

第二个孩子出生前的两个月，我和妻子商量，这里环境太差，不能再住下去了。于是从矿北面的范各庄村搬到矿南面的张庄户村，两小拉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

新房东是学生家长，男主人为人老实厚道，女主人性格开朗大方。他们生有四男四女。孩子虽多但都很仁义，从不惹人讨厌，我们和房东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在这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妻子产假过后，从老家接来十七岁的老妹妹看孩子。妹妹来时从老家把四岁的女儿带来，一个人看两个孩子，真难为她了。每天上下午，妻子利用一个钟头喂奶的时间，在煤火上蒸一锅窝头，然后匆匆赶回学校，现在有时回忆当时过的日子，人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大得真是难以理喻。

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是每一个唐山人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深夜，正在酣睡，听妻子喊了一声“地震了！”我本能地抄起孩子就往外跑。在地下根本站不稳，连跌了几跤，拽门又拽不开。待地震停止才拉开门逃到院子里，所幸房子没有倒，否则将是灭顶之灾，以后官方公布这次地震有近二十五万人丧生。

下午两点，余震又起。散在街上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人们，这一次看得十分清楚，房子晃得十分厉害，从屋里冒出滚滚烟尘，我们的一个腌鸡蛋的坛子放在一米高的矮墙上，被震下来摔个粉碎，晚上用荆笆棍搭了一个仅容一人的小窝棚，儿子睡在里面，第二天一看，被蚊子叮了满身疙瘩．

第二天下午，下起了蒙蒙细雨，房东在南门口搭起了木棚，上面苫上塑料薄膜，下面用木板搭起矮床，好心的房东大嫂让我们三口挤进木棚。

晚上，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暴雨如注，余震不停，雨点打在塑料上面发出嘭嘭的响声。雷声、雨声、余震声混成一片，仿佛随时会发生天塌地陷的灾难。

房子虽然没倒，谁也不敢再进，这里住不下去了。这时学校操场搬进了不少人家，盖起了窝棚，操场离高层建筑远，比较安全，只要不天塌地陷。我们也搬进了学校，在一块空地上埋下了四根木桩，四周和顶上钉上板劈，里面码上两排砖，上面搭上木板，算是床。第二天又下起了瓢泼大雨，棚顶雨漏如注，慌乱间拿出塑料炕单苫在棚顶，仍然雨漏不止，雨水哗哗从床底流过，成了水上人家。

不久，校园东边盖起了几排简易房，房腔子盖好，屋顶要自己上泥，炕灶要自己搭垒，那一段我整天拉着小车到校园未倒的楼房里，倒塌的墙边去刨砖拣砖。屋顶是稻草绳子铺成的。先在地上横放一根粗木棍，竖向系上若干条稻草绳，然后再横向隔一穿一，象织布一样，最后完成几片由稻草绳编织成的网状软帘子，把一片片软帘子平铺在屋顶上，上面再铺上厚厚的瓤泥，瓤泥抓得很牢，不是连天大雨泥是冲不掉的。

这里原是一片空地，杂草丛生，住上人家后，老鼠经常滋扰，每晚成群出没，叫声吱吱。地势又低，每遇大雨，水灌进屋子，多少天都是潮湿的。

过了一年多，又搬进了两家合住一院的半简易房，继而换成独门独户的地震后加固的老工房。老工房房顶是焦子顶，夏日为骄阳晒透，闷热难耐；地下终年潮湿，冬天北墙披上白霜，寒冷难忍，到八五年才搬进了楼房。

从七一年租房到八五年住入楼房，辗转流徙，六迁其家，历时一十五年。

如今，我和老伴住着三间楼房，儿子结婚时又买了三间另住，这自然是今非昔比了，然而还是经常回想起过去那艰难的日子，每当回想起过去那艰难的日子，就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动乱岁月（9）  初登讲台(2009-09-02 21:02:03)

标签：杂谈

六九年底，矿组织组通知我到开滦四中报到，历时一年多的劳动改造生活终于结束了，总算有了归宿，我仿佛得了皇恩大赦，觉得周身轻松，心里涌动着立即投入工作的热情。

进校接班就当班主任。学校实行连队编制，一个年级为一个连，六九年底入校的学生称为六九连，共八个班，四个班为一个连，我负责的班，应称为排，在六九一连。我教语文，没有固定的教材，所选的文章内容都是配合当前政治形势的。

最初的几年，没有很好地上课。学军，把解放军请进学校实行军训；学农，自种水稻、麦收秋收下乡劳动；学工，到矿里车间参加劳动；垒校墙，修防空洞，还有拉练。

来学校执行军训任务的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战士，政治热情很高，而且训练有素。教学生走步、向左右转、向后转、变换队形，他们自己的示范动作十分标准，教起来又非常耐心。练过一段时间后，要进行会操。年轻战士荣誉感极强，都希望自己所负责的排有上佳的表现。

我们班有十几个女同学，身材一般高，长得伶俐可爱，每个人都是梳着两条搭肩的小辫儿，走起来步伐整齐，尤其是在向后转时，二十几条小辫儿同时甩动起来，像十几只小燕子展翅欲飞。练队间隙，小战士教同学们唱歌，教唱的都是《大刀进行曲》、《战斗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革命歌曲。会操时也互相拉歌，气氛十分热烈。

离学校四、五里的安各庄驻有军队，他们在矿塌陷坑边开辟了稻田，到该插秧的时候，学校组织去帮助插秧。

有时也到学校附近生产队帮助拔稻田里的草，那里面的肉钻子特别多，站在水里，用不了半分钟，就黑压压的爬满两腿，特别是女同学看了害怕，站在田埂上，不敢下水，其实我也很害怕，怕钻进肉里吸血，有学生在旁边看着，也只得硬着头皮下去。

麦收秋收的时候，到附近生产队去拔麦子刨花生。其实，生产队劳动力很充足，不需要我们去帮忙，有时还是帮倒忙，我们自己主动要去，是为了贯彻领袖的“五七指示”。

根据上面的指示，各校要成立专业班，四中成立了机电、农医、写作三个专业班，我教写作班。没有教材，不能关在教室闭门写作，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和矿里联系到金属支架厂、机电科等单位参加劳动，劳动之余请劳动模范讲他们的事迹，搜集厂里发生的好人好事，回来写文章，写完我帮他们修改，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讲评。若干年后，我曾经教过的几个学生，参加工作以后，就是靠着比别人材料写得好一些当上了科级或矿级以上的干部，见了面还说是得益于当年写作班的学习，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学校的张校长在原学校是管后勤工作的，特别热衷于劳动，他带领师生在矿西矸子山开辟了一块稻田，有十几亩的样子，由老师轮流带学生去劳动，翻地、施肥、育秧、插秧、浇水、拔草、收割，全套活计依据农时，都由师生来完成。

我还记得，七二年深秋的一天，割下的稻子摊在操场，那天，由教育处处长带队，全局的中学语文老师来校听我的公开课，讲的文章是《飞雪扬鞭》，而张校长却在操场牵着小毛驴扬鞭轧场，一时传为笑谈。

根据矿和范各庄公社协商，开滦四中要接收附近八个生产队的学生入学，原来的教室不够用了，于是学校西迁。教学楼盖好了，院墙还没有，全校停课自己垒。垒墙没有石头，就发动师生到矿西矸子山去搬，学校距矸子山有二、三里地，有的用独轮车推，有的两个人用木板抬，有的用肩扛，二、三里地的路上，像蚂蚁搬家，来来往往的都是四中的学生。

石头备齐了，自己动手垒校墙。张校长真是指挥有方，每天给各班指定要完成的任务，他来往于各班之间督战，不完成指定的任务不下班，半个多月的时间，竟把两米多高、二百来米长的校墙垒起来了。

在国内，总觉得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妄图复辟；在国际上，总认为世界大战随时都可能发生，领袖做出了“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全民总动员，工厂、学校、街道积极响应。学校东侧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折而向西到最西端止，挖了一条长长的防空洞，老师们每天带领学生们挖土、和灰、搬石头，校园里到处堆放着砖石瓦砾，筑防空洞须有拔碹的技术，我们干不了，矿里派来工人专干这项工作，我们打下手。

一时间，走到哪里，哪里都在搞深挖，墙上到处刷的是“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大标语，俨然临战状态，“到处积满了干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修好的防空洞，它的顶部有很多地方裸露在外面，进到里面，只有半人多高。直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战火也还没有烧到头上，而当年挖的那些防空洞早已荡然无存了。

在那荒唐的岁月里，工人可以不做工，机关干部可以不办公，学生可以不上课，打起行李背起背包，徒步去拉练。我们拉练是在七一年的夏末,和矿里工人，机关干部，组成拉练大队，每个班分派到两三个工人帮着管理，终点是乐亭县海边。

每天走四、五十里或五、六十里不等，早晨背起行理整队出发，行走在田间土道上，两旁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玉米棒子还没有干皮，杂交高粮正在晒米。每过一村，社员们都跑出家门好奇地看着我们。

在一天的行军途中，要休息几次，中午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吃的是早晨带的干粮。我们班的学生年龄都在十三、四岁，娇嫩的身体经不住长途跋涉的劳累，一停下来，就像散了架子似的瘫软在地下，斜靠在行李卷上，连说话的精神和力气都没有了。

每天，天不亮，先遣队就提前出发，当我们赶到时，他们已经号好了房，而且埋锅做饭了。拉练大队部根据日程安排和队员们的体力情况，有时需要在一地休整两三天，在休整期间，由各排自己做饭，对当地社员没有什么干扰。

就这样走走停停，十天以后，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大队部扎营在董庄，我们班住在离董庄五里的一个小村庄，叫向阳坨。

拉练队伍纪律上要求很严，到董庄后，严令各小队决不允许吃螃蟹，就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驻扎在董庄的大队部吃螃蟹中毒。头一天吃过后，见锅里煮螃蟹的汤上漂着一层黄油，没舍得倒掉，第二天用这汤煮面条，结果，吃了以后，上吐下泻，百来名干部工人无一例外。立刻向矿里求援，矿里派了二十几名医生赶赴现场急救，侥幸没有出事。

每顿吃的是杂交高梁米，又硬又涩，我问房东，为什么要种那么多杂交高梁，房东告诉说，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许种别的品种。

在这个村，我还认识了几个下乡青年，他们住在村外原来的牛棚里，精神很颓废，白天不好好下地干活，晚上在村外大声喊叫，以舒解胸中忧闷。听房东说，为了抗议村里把他们安排在牛棚里，他们把生产队里的一头黄牛拉到炕上，把炕踩塌，结果自作自受，居住条件反而更糟，晚上几个人只好睡在没踩塌的那半截炕上。

回来时就像从战场上撤兵，我们的学生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恨不得一步跨入家门；那些干部工人惦记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嘴里不说，心早已飞到她们的身边了。到最后一天，除了学生队伍，矿机关干部，还能整队行进外，工人的队伍早已溃不成军了。那脚上打了炮的，一瘸一拐地跟在队伍后头，有的落得很远，像打过仗后，失散了的残兵败将。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在校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动不动就停课，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耗费了青少年的宝贵光阴。

随着文革发动者的离世，一场长达十年的灾难终于结束了，中国历史又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就我自己而言，戴在头上二十余年的“地富子女”的帽子摘掉了，“臭老九”的恶称也不再萦回于耳边了，心灵获得了一次彻底的解放。

来源：作者博客——犁园耕夫001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ygf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