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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9日星期二

毛泽东深夜紧急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纪录

《毛泽东深夜紧急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纪录》


作者:迟到的春风。 出自: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之
日期:2007年3月19日 14:27


前言:如果你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只要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北京大名鼎鼎的五大学生领袖,一定毫不陌生吧!(北京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韩爱晶,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北京地质大学红旗的王大宾,北京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的谭厚兰)。

在四十年前的那场文革浩劫中,这五大学生领袖充当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急先锋,为打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为毛扫清阻碍文革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犯下了滔天罪孽。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其实他们也不过是被一批政治家阴谋家所利用的工具而已。事实证明到了文革后期,毛就看到这些昔日的红卫兵造反小将已经没有多少可利用的价值了,所以就派出了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进行控制。而这些血气方刚的年青人,却不理解,不支持这个举动。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甚至于动用了武斗手段,打死了一些工人。所以就引出了下面毛深夜紧急召见他们五大学生领袖的原由来。毛在讲话中对这些他自己曾经公开宣称“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的革命小将发出了警告:““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官方文章当时是这样说的:1967年4月,清华大学文革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会(四派),两派围绕着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如何看待文革中暂时失落的广大干部和如何从事文革运动等,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于次年4月下旬开始了长达百日的大武斗,造成了人员的大量伤亡和财产的重大损失。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数万名工人组成的宣传队进驻清华,旨在制止大武斗。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此决定的团派,拼命抵抗工宣队的进驻,在十多个小时里,打死5名工人,打伤731名工人和解放军官兵。这一事件直接震动了中共中央最高层。毛泽东于7月28日凌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了造反派激进学生的武斗及抵抗,从而一举扭转了高校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向。

以“七•二七事件”为界线,表明了1968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全国性的群众武斗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完全超出了毛泽东的意料,完全有可能从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失控的危险,已到了必须遏制和结束这种武斗的时候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看,在文革中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段有关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情况的回忆:

1968年8月初,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入北京各所大学。



此事是从清华大学发端的。1968年7月下旬,“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制止武斗的名义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受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的武力抵制,死伤数人。这件事情,产生很大影响,也让我更加困惑。



为此,毛泽东连夜紧急召见了北京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我也在被召见之列。这次谈话,从凌晨3时半到8时半,足足5个小时,可以说这是毛主席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自表态赞扬红卫兵运动以来,对红卫兵的一次最直接、最时间长的谈话,此前,都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召集我们开会,发表指示。这次毛主席召见,周恩来、江青、谢富治等都在场。只可惜,这不是在运动初期指示红卫兵应该怎么行动,也不是在红卫兵运动中期研究新的情况和对策,而是由毛主席亲自宣告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在召见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高校中两派对立、打武斗的现象,并且明确表示他是支持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领导学校的。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当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正在指挥“井冈山”的人马对抗工宣队的进驻,毛主席召见的时候,找他找不到,直到召见快结束的时候,蒯大富才赶到人民大会堂。有文章写道:蒯大富一见到毛主席就放声大哭,说“毛主席不要我们了”。据我的记忆,蒯大富的确是含着眼泪,而“毛主席不要我们了”的感觉,恐怕在现场的几位红卫兵领袖,都会有同感。我呢,因为先前已经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了怀疑,对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产生了怀疑,在现场就表现得比较镇静。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最后这五大学生领袖因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在文革结束后,而被鎯噹入狱,大都在被判处十五年以上。现在大都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毛的这次召见,对于研究文革运动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把参加这次毛召见的学生领袖之一韩爱晶的回忆录转发给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朋友看看,也许对文革的认识会有所帮助。



《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

韩爱晶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号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就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个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院会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对于大学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工人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怎么好?

我说:“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赶紧从北大往清华走。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密集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



我看着这样少见的情景,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员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军区政委,还是军委办事组成员。

我对陈良讲:“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我们边走边看,我走到队伍里去,向一些工人师傅打听:“请问,谁派你们来的?怎么动员?”

“不知道。”

“领导组织我们来我们就来,别的我们也搞不清”。问了几处,工人们是听从厂领导安排来的。内情没谁说得清。

我们绕到北面清华附中,从北面小门进了清华园。从北京四面八方来的老百姓摩肩接踵。听说清华出事了,外面的往里拥想看明白,里面没看出名堂的往外走。人流涌动。

清华园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

我听到这个广播脑袋嗡地懵了,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也说不清。

总之,此时清华成了全北京的热漩涡。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再往里进也进不去了。真是问不清,看不明,听不懂,心里急,没办法。只好改变方向跟着人群往外奔。决计回北航再想办法。走到四道口,还遇到从清华被冲出来蒯大富的部队。我又问到底怎么回事,回答是:“工人来拆除武斗工事,于是跑出来,散落校外。”

我回到北航,就千方百计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

我又急不可奈地给市革委会领导打电话,也是找不到领导,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回答搞不清。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情况向中央汇报并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四合院院井的台阶上,真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毫无办法,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一场大雨把天地冲刷得清新宜人,有人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准确消息搞不清。晚饭后,我心潮难平,叫上尹聚平、朱芒大、蔡新荣三个学生出门散步,我们从北航南校门走出,向北医三院方向漫步,快到了三院门口,看到路旁一堆石头子上蹲着四五个大孩子,有男有女,中学生模样,我走过去问:“这么晚了,你们怎么在路边待着?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是广州来的中学生,住在清华大学了解运动情况,今天那里出事了,我们跑出来,找不到去处,只好在路边待着”。~}



我说:“那怎么行,走、跟我走,今天晚,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小男孩说:“只要有个坐在的地方就行,明早天一亮我们就走。”我把他们带回学校,交给尹聚平,让她去安置。我就休息去了。疲劳,疲劳,睡着了。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

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可以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

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

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

林彪夫人叶群、

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

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

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

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

北京市革命委员副主任吴德。

{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江青说:“好久不见,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我看着毛主席他面色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

毛主席问:“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紫褐色的大雪茄,当时我不懂,心里想毛主席怎么还抽卷烟叶?毛主席偶尔咳嗽,声如钟磬,清脆顺畅。

毛主席转向聂元梓问道:“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兵团?”

温玉成和黄作珍说:“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是和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说:“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商量商量,蒯大富说去了十几万。”



毛主席说:“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校院五十九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就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 。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毛主席把脸转向王大宾问:“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说:“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来嘛。”

谢富治说:“去、去。”

王大宾起身坐到另外一个靠近一些的位子上。

毛主席说:”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三万多。”

林彪说:“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佛爷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后兰说:“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

毛主席接着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就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就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所谓……根子。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你们赞成……什么?听说不是一个凶手戳你吗?知道也不要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没有”。~}

聂元梓说:“地质学院支持他们,半夜里抄我的家,到北大游行,把破鞋挂在树上。”大家沉默片刻,相对无言。

毛主席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 ,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还是找不到蒯大富。”

谢富治说:“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请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毛主席说:“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的,这个经验很多。”

江青问:“是他自己不愿意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人控制他也不紧。”

姚文元说:“有可能。”

毛主席又问:“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我那里没有,就是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毛主席风趣地说∶“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说:“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姚元文总把头翘得高高的,一副谁也瞧不起的样子。

康生说:”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我说:“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少了,搞武斗的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主席说:”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我也参加了。”

江青说:“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主席说:“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

毛主席又说:“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三月二十四号,二十七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是还用火柴重点雪茄。

毛主席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些会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的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宇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宇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如何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都僵化了。

毛主席说:“我跟你们讲讲马、思、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大学读完了。

其他人都没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二年。”

叶群马上奉承说:“江青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冲着叶群说:”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在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都不搞的,再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我读中学,读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到了四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毛主席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总理。

周恩来说:“是何XX。”



毛主席接着说:“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们, 我和王大宾也作了回答。

这时,由于谈话时间比较宽裕,我向主席提出我个人前途问题。我说:“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半年兵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就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不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毛主席问黄永胜:“黄永胜你念过几年书 ?”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答道∶“一年半。”

主席又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 ~{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黄永胜坐下去了,温玉成又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

主席问:“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

毛主席说:“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黄埔军校XXX,蒋介石给他一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说:“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主席:“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林彪说:“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XXX在南京军事学院,XX学科,XX学科,XX学科都能考5分,就是不能打仗。”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太要学为好。你们说,根据法律……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三万人只剩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究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贵林。赵贵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察的案子,有群众参加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在这之前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察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黄永胜,这些人又不认识人,就根据几个侦察能行吗?我们说:向群众学习,他们……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们二三年算了。军队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没有?‘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禁闭早就取消了。”



毛主席说:“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如果他想走,就让他们走,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贵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

林彪说:“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么!不是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么!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搞个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和平里开会,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锦州的糟派,辽宁的‘八•三一’一部分,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这些都不该搞。”

我说∶“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了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总理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总理说:“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我听到下面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总理说:“这就对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因为你们回去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召集你们开会在北京由谢富治负责,我也不到的,林彪也不到的。当了官僚,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昨天我开车了,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彪说:“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如果他不能从虎背上下来,那么我们就要杀掉老虎。

周总理说:“从广西来的人住在你北航,你们怎么召集那些人来参加这个会的呢?你们还把‘四•二二’藏起来,广西来的学生就在北航。

康生:“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学生说,现在外面都说你韩爱晶骄傲自满,老大作风,自以为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外省来了很多领导和群众组织负责人,可是你根本不见人家。邱学科、武传斌是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你应该接待人家,要不人家说你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一开会,中央就会批评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一些可靠的外省革委会负责人,只交流情况,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跑了。我说,那你们赶快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有些……”

康生说:“你韩爱晶……”

姚文元说:“韩爱晶……”

毛主席说:“你们把韩爱晶讲的太多了,他才二十二岁。”



江青说:“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事实上,我们当时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了,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的革委会和解放军。谭厚兰,九七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作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他想推翻你。”

我说:“我有错。”

毛主席说:“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据说兵团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轻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我听说,北大井冈山想油炸江青。”

聂元梓∶“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四一四,你们不是必胜吗?四一四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生,可他是个群众组织,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四一四,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呢!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我们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说:“前年什么山反对林彪同志?”

总理、叶群说:“是伊林、涤西。”



毛主席说:“此外,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放了,就是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也没意见。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红十字会秘书长。”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下山的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大组织,几个组织联起来背后有黑后台的,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四一四,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意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他们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打就不可开交,现在五十九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半小时左右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这次召见结束。~}

在谈话过程中毛主席几次看手表,从深夜三点半开始接见,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

谢富治说:“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

~{毛主席说:“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是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

蒯大富走进来,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来。毛主席向前走两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围。蒯大富握住毛主席双手,脑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紧挨着站在旁边。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说:“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说:“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如在梦中,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气氛,蒯大富嗯嗯地哭。他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其言、其声、其情、其态、悲恸至极点,见到毛主席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样,只顾告状。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毛主席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蒯大富,晕头转向,不知怎么回事。大家又坐下。~}

~{毛主席又问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说:“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伸出红手!宣传毛主席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三万人吗?怎么说十万人。”~}

~{毛主席说:“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因为蒯大富刚来,所以话题又转回武斗问题,谈话内容又重复了。~}

~{姚文元说:“如果必要的话,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大打。”~}

~{毛主席说:“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总理说:“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他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才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干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

~{江青说:“……”~}

~{毛主席说:“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

~{江青说:“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主席说:“……”~}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什么《资本论》研究他的一本什么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



~{毛主席说:“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写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少慢差费。”~}



~{毛主席接着说:“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说:“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就该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作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就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有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他也没有找你的麻烦。”~}

~{谭厚兰说:“不是,学生不同意他。”~}

~{毛主席说:“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紧跟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今天毛主席的话意味深长。”~}



~{陈伯达说:“六六年上半年是比较好的,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蒯大富和韩爱晶手到处伸,救世主一样,他们想控制全国,就要一统天下了,又没有什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原来是个骑兵,他当吴国宰相时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不要膨胀起来,全身浮肿,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的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

~{毛主席说:“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蒯大富,你应该猛醒,悬崖勒马,你正站在危险的道路上。”~}

~{林彪说:“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如果仍然不听我们的,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

~{毛主席说:“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最正确、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要管,都是市委管。”~}

~{林彪说:“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谭厚兰那里有200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200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结果失了街亭,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和只剩下一匹马。司马懿征服诸葛亮、碰上个空城计也打了败仗。”~}



~{林彪说:“打走资派和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现在不是,相反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人主观上是想革命的,但是客观上、行动上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是反革命;有的开始是革命的,后来革命性差了;有的是走向反面、革命精神消失了。这个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有两万学生,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

~{林彪说:“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台嘛!下台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

~{谢富治说:“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最新指示、七三布告。”~}

~{康生说:“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申辩说:“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你就都是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根本没有自我批评态度。”~}

~{陈伯达说:“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主席,我有个请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在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说:“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还是主席这个方法好。”~}



~{毛主席说:“不要老是批评!我是觉得……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还是他是中心。各人皆以为天下第一,真是!那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的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了。”~}

~{毛主席说:“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得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蒯大富说陈育延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又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等于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就是你们五个领袖。”~}

~{江青说:“就是……”~}



~{毛主席说:“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是真正的井冈山,革命的摇篮。”~}

~{江青说:“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蒯大富说:“有。”~}



~{毛主席说:“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江青说:“……”~}

~{周总理说:“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那个四一四是反对我们的。”~}

~{江青说:“四一四是反对我的。”~}

~{谢富治说:“四一四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说:“甚至四一四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四一四出一个。”~}

~{毛主席说:“蒯大富,你能当清华的校长吗?”~}

~{蒯大富说:“我不行。”~}

~{毛主席说:“蒯大富当校长,沈如当副校长。”~}

~{江青说:“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把枪都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鸡飞狗跳,我们可能犯错误。”~}

~{江青说:“那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学文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读那些什么厚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是参考资料,只有给你们老师造的书才是正规的教科书。”~}



~{毛主席说:“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以后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我看在座的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我问这种问题,我明白,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大家都很紧张,很严肃。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末民初二十年,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轻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总理说:“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主席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主席说:“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总理说:“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多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想的远好,想的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吗?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大家说:“没听说。”~}

~{姚文元对我说:“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姚文元说:“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



~{毛主席又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

~{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主席手说∶“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那个神秘的黑色门帘,那个女工作人员毫无表情的平静,与我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态同时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能忘怀。~}




~{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

~{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着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

~{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一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

~{毛主席走了,真的走了。~}

~{我们又一次跟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握手。~}

~{江青对我说∶“韩爱晶,怎么不握手就走了!”~}

~{跟江青握手告别之后,我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见的房子,走向另一个大厅。~}



~{我脚踏在过道长条地毯上,可是身体好像飞腾在飘渺的天空,周身依附在云里,周身依附在雾里。我觉得主观的自己根本失去了自我的控制、我像被超越人群、超越正常生活的魔力烘托在天上,社会人间都在看不见的脚下。我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也不敢相信。我觉得自己“轻”、“稚”。我不敢相信我凭什么置身于这种最高决策的范畴之中,我怎么能参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意识到这是亿万人根本不可望也不可及的无比高贵的领地。作为一个红卫兵头头与统治全中国的神在一起,我有被天风吹飘在空中的感觉。~}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北京见云雾。~}

~{我镇定自己,表面很正常地跟大家在一起来到另外一个大厅~}

~{谢富治讲:“已经九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不用了,就在这里一齐吃吧。”~}

~{工作人员又给谢富治端上来一个盘子,盘子上有一蒸熟的大蜜桃。谢富治剥去桃子皮,吃了桃子,就召集我们坐在一起。~}



~{谢富治说:“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三点到八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统一传达,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要把对自己有利的先压下来,把批评的先传达。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我再说一句话,如果有利的记下来要吃亏,批评的要记清,多从批评方面去接受。”~}

~{我们围在一起,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约一千字左右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

~{这也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

~{谢富治说:“我看先照这份稿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出了人民大会堂,果然像毛主席命令的那样,鲍长康站在大会堂门外等着,衣服上沾着血迹。~}

~{我和蒯大富就坐在谢富治的车里,后面有吴德、黄作珍的车,还有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的车。~}

{一行车子,向北航驶去。~}

《宋永毅供稿》


“文革”中四川萬縣一幕鮮為人知的空前慘烈悲劇

“文革”中四川萬縣一幕鮮為人知的空前慘烈悲劇

唐龍潛

長埋心中的塊壘----沉重歲月的剪影

作者簡介:唐龍潛,一九四七年三月生,一九六四年在成都高中畢業,因家庭影響升學無望就業無門,一九六五年七月下鄉到四川西昌,知青生涯十三年。十年嘔心瀝血寫成反映一代知青三十年生活命運的七十三萬字長篇小說《滄桑路》,九八年九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人現在成都一所高校教書。

作者一生中最沉重的回憶……
“文革”中一幕鮮為人知的悲劇……
並不因時間的流逝而磨滅其深廣意義的故事……
空前慘烈,警鐘長鳴……

◎ 驚悉噩耗

這張照片攝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重慶紅巖村。這是我和那時的女友後來的妻子的第一張合影。定情的照片何以這樣淒迷?原來那時正處於人生的最大哀痛中……

這是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面武鬥的瘋狂時期,我們則早已從成都下鄉到西昌農村當了知青。正在生活艱難得連煤油、火柴、食鹽都買不上的時候,一天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是從老家萬縣寄來的。信的邊角已經破裂磨損得不成樣子,可以想見那穿越武鬥硝煙的不尋常經歷。只用手指輕輕一摳,一疊淡藍的信紙便掉了出來。她沒有看完信,忽然哭得呼天搶地,只喊了一句話:天吶,我在農村的全家都被殺了!便一頭栽倒在床上。我在驚惶中一一拾起撒在地上的信紙是用小學生習字本寫成的,撕下來的地方缺缺丫丫。心狂跳,手打顫,我開始清理這些未編頁碼、字跡潦亂的巴掌大的紙片。有十多頁,整理好先後順序強使自己鎮定下來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內容雜亂無章,顛三倒四,錯別字連篇,但有一個信息是清楚的:她在老家萬縣農村的母親和三個哥哥全部被殺害了,死得離奇而慘烈,這些紙片似乎頁頁都罩著血光。還有一點是清楚的:這信寫發於兩個多月以前,也就是說悲劇在兩個多月以前就發生了。我陪著慟哭著的她拿著信到了縣知青辦。知青辦主任是一個仁厚的好人,馬上用電話與萬縣方面聯繫,證實情況屬實後補助了我們的返鄉旅費。於是我們向生產隊告了假,到有關部門辦好各種手續,我以同隊知青小組組長的身份陪同護送她開始了三千里奔喪。

◎ 奔喪受阻

到成都後我們找到當時的省革籌(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接待站,遞交了縣武裝部(那時政府已不存在,武裝部統攬一切)出具的介紹信。接待我們的是一位中年軍人,他看過介紹信後一言不發便進另一間屋去打電話。出來時也不看她只盯著我問:“你就叫唐龍潛?”我說是的。他說:“你來一下。”我跟他進了另一間屋,他忽然沉下臉,威嚴而陰沉地說:“勸你不要去。她母親是地主分子,她大哥是國民黨軍官,她二哥是右派份子,她三哥嘛問題還待查。你是知青小組組長,要站穩立場。”這些情況我原本都知道,應該並不吃驚,但我還是吃驚了。我吃驚於他的態度。按那時的觀點,就算她母親、大哥、二哥之類的階級敵人是死不足惜,但她三哥是解放後才上學的,高中畢業後才回鄉務農,也算是個回鄉知青吧,莫非也該死?自然這些話我都沒有說也不能說,我只說她本人是知青,並沒有犯甚麼錯誤,是縣知青辦讓我護送她回鄉看看的。我希望他還是轉一個證明給萬縣武裝部,即使我不去她一個人去也還是需要的(那時是沒有證明便寸步難行的時代啊!)。現在那裏還非常混亂,她本人的安全我們還是應該負責的。他說不行,並鄭重提醒我她也是屬於地主子女。我說這是當然,不過她現在也是我所在小組的知青,對她的安全我也有一份責任。我懇求他不能轉介紹就還是把原證明退還給我們。他不同意。我說你知道的,現在沒有證明就寸步難行啊!他不耐煩了,瞪起眼:“我叫你不要去嘛,再提醒你一句,要站穩立場!”面對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一個軍人,一個全省最高權力機構的幹部,我覺得自己被壓得有些喘不過氣來。沉寂了一陣,還是鼓起勇氣回了一句:“就算我不去,如果她自己一定要去怎麼辦?”他冷冷地說:“那就是她自己的事了,與組織無關!”

從接待站出來我覺得渾身從頭到腳都寒浸浸的,大約走了一條街我才把情況告訴她。寒風中我們默默的相偎在一座橋上,只有心在交流。現實太嚴酷了,這嚴酷反而把我們擠壓得更近更緊。過了許久,她說:“你還去不去呢?”我說:“你說呢?”這其實是不需要問也不需要答的事,我們心裏都明白。

也許是由於苦難煉就了早熟,我們在離開西昌時不僅辦了武裝部給省革籌的介紹信,還在生產隊和大隊分別開具了身份證明,只是蓋著武裝部大印的介紹信被沒收以後,我們就失去了到任何權力部門走訪諮詢或請求保護的資格,大、小隊證明的功能只在於說明兩個西昌知青到萬縣探親請旅社准予住宿。本來已無親可探,但證明還只得那樣寫。

準備出發了,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說重慶那邊武鬥還沒有平熄,混亂得很。再說人家把她全家都殺了,正等著斬草除根,躲都躲不及,你們怎麼能再投進去?情況確實是這樣,推測也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們還是決定要去。四個親人被慘殺,活著的人連去看一看的風險都不敢冒嗎?悲絕勇來,無論是甚麼,是陰謀是陷阱是龍潭虎穴都決定去闖一闖了。

我們去看了她在成都工作的姐姐,考慮到她姐姐當時正生了孩子才幾天,本想不告訴她,但哪裏控制得住,終於還是出示了那封信。她姐姐纏著頭巾躺在床上頓時哭昏了過去。待清醒過來時,她喊出的第一句話竟是:“給江青同志寫信!向江青同志反映!老三總是沒有罪的嘛!”我只覺得心沉甸甸的往下墜。向江青同志反映?向第一夫人告御狀?愚蠢啊!老三總是沒有罪的嘛?那麼另三位呢?就該死麼?由於家庭出身不好她姐姐幾十年來一直夾著尾巴小心謹慎的做人,思想的貧弱早已被磨得和現在的身軀一樣。能夠喊出這句話,已經是她思維和勇氣所能達到的極限了。她姐夫是五十年代的清華學子,工程師,搞機器很內行,此時卻一句話也沒有,只是跺著腳唉唉的歎氣。四個親人無端遭殺害,這是流血的慘劇;嚴酷的政治環境還要窒息活人的哀思,這是更深廣的悲涼。

我沒法說服我父母,他們有他們的道理,無可奈何只好不辭而別。臨行前我留了一封信委託一位好友在我們離開後送給我父親。後來知道父親閱信後憂心如焚,倨然準備以多病之身花甲之年打點行裝到萬縣來尋找我們。

◎ 劫後萬縣

劫後的萬縣純然一幅破敗景象。街上行人稀少,人們神色淒惶,就連相對熱鬧的碼頭也是一片沉寂。行船無號,船工無歌,縴夫們扛著大繩赤腳曲背默默地行走在河灘上。大規模的武鬥剛剛平熄,零星的槍聲還晝夜不停。落成的新墳比比皆是,僅一處集中地就達三百餘塚。這就是地處長江邊文化和文明都開化甚早的萬縣!

蹲在廉價的小旅店裡我徹夜難眠,旋風似的思考著那不無可能的“斬草除根”。她在老家已經沒有可信託的人,唯一可找的也就是那位發信給她的遠親。然而這位報信人又正是屬於殺害她全家的那個群眾組織的成員,他在信中除傳達噩耗外又再三捶胸頓腳地呼號自己組織的成員怎樣在對立面的強大反擊中血流成河。這是怎樣的矛盾啊!我問她對那人的印象,她說只是小學時同過學,後來離開老家跟隨在外工作的姐姐便沒有再見過面。我說現在見面你還認得出他來不?她說能,那人長像有些特別。既然只能找他別無選擇,我們開始來設計近於特工的接頭手段。首先我按他來信的地址打電話,謊稱姓李,是她姐姐單位的同事,出差來這裡受她姐姐的委託順便瞭解一下她家裏發生的事情。鑒於我們住的旅社不能暴露,約會地點定在他來萬縣城必經的渡船碼頭。我假說有他的照片,可以認出他來。第二天上午我們提前到達約會地點,察看環境,並商量應付各種不測的辦法。當他從渡船上走下來時,她在暗中給我作了指點,然後便隱蔽開去。我繼續觀察,確信就是他一個人時便走了上去。複雜的接頭、交談、考察、判定進行了一個小時,我領著他在河灘上轉圈子,最後才發出了讓她露面的安全信號。這是個在當地診所當“赤腳醫生”的年輕人,不論他參加了甚麼組織,本質還是誠實善良的。

◎ 天降虐殺

從縣城到她老家有四十餘里,其中有二十多里的山路還不通汽車,虐殺就發生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對立的兩派組織互相攻擊對方是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自稱純而又純的“紅色貧下中農革命造反軍”忽然祭起清肅階級敵人的旗幟。那手段是一個公社一個公社的清肅,從肉體上乾淨徹底地消滅階級敵人。然而真正是其對立面組織的人大多已得到消息遠走高飛,靠這支由民兵組成的“造反軍”手中的長矛、大刀、鋼釬根本碰不到。

於是這場清肅的實際對像便主要是早已被監管的無法逃遁的地、富分子和雖然沒有宣佈監管但實際仍處於被侮辱被歧視地位的他們的子女。瘋狂的虐殺已經在距她家僅三十里左右的兩個公社實施了,數百名地富及其子女規規矩矩的被堂而皇之地消滅了。

恐怖而令人顫慄的消息她的家人應該已有所風聞。也許是覺得無處可逃,也許是覺得多年以來就是老老實實地幹活,自問沒有搞過甚麼破壞活動。她的二哥還會認為自己的右派帽子已經摘了,算是回到了人民中間;她的三哥還會認為自己是長在紅旗下的回鄉知青,除了積極下地勞動之外還憑著拉得一手好二胡豐富了父老鄉親的文娛生活。然而,行刑隊已經來了……

一天晚上他們三弟兄從不同地點被同時抓押到離家不遠的水庫邊。老大是從家裏被帶走的;老二早已搬出去居住,是從另一個生產隊抓來的;老三還在為生產隊看守場壩,是從曬棚裡直接帶走的,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虐殺分設兩處,在水庫的東西兩端。老大、老三在一處,老二在一處。執行這次行動的是一些手握鋼釬的民兵(其中還有一個二十來歲未成婚的女人),為首的是大隊民兵連長。夜黑沉沉的,只有行刑隊手中的電筒在閃爍。就位以後隔水兩端開始大聲喊話:

一邊問:“動得手了不?”

一邊答:“動得手了!”

按理說這些都是經常見面的鄉親,現在卻個個著了魔似的血紅了眼,無論怎樣的哀告都無濟於事。並不鋒利的鋼釬舉起來了,像練習刺靶一樣一次次戳進骨肉之軀。汩汩的鮮血,軋軋的鈍響。沒有反抗,沒有抗爭,只有承受。因為這面對的不是一群歹徒的襲擊,是“以革命的名義”◆◆(下面是被中共特務刪除的部份,看看吧,它們怕人民知道甚麼!)而執行的死刑判決。一個解決完了又解決另一個,虐殺進行得緩慢而漫長,殺人者是那樣從容不迫。

◎ 三兄弟之死

老大向德全,時年四十二歲,煢然一身,妻子在解放後離異跟人去了,女兒死於貧病。四九年當解放大軍進逼成都時他正在一所軍校裡讀書,一位教官想帶他去台灣,他拒絕了。一方面捨不得新婚的嬌妻,一方面覺得自己並沒有罪惡,還僅僅是個學生,能夠為新政權所容納。這幼稚的想法隨即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先是被趕回農村老家,接著便戴著反革命帽子接受監管至今。他沒有為自己哀求,大概覺得求也無用,或者覺得死是解脫。畢竟當過軍人,還有幾分豪壯。他在自己全身血流如注時為老三求情,希望留下這個歷史清白的弟弟。他的微弱的哀求被對面傳來的吼聲淹沒了,老二那面大概進行得很順手,有人在朝這面喊:“你們搞完沒得?我們搞完了!”老大最後能聽見的大概就是這句話。

老二向德厚,時年三十九歲,尚未婚娶,也是煢然一身。新政權建立時他正中學畢業,文化人奇缺,還被招進土改工作隊裡幹了一陣。應該說擁護新政權的態度是鮮明的,工作也是積極的。證據是當他自己的父親被列入鎮壓名單時他沒有奔走說情,也沒有通風報信。父親死後母親帶著兩個妹妹四處乞討,他也保持了立場堅定沒有往來聯繫。然而這一切並沒有贏得信任,還是被調整到供銷社做商業工作。五七年他對國家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評頭品腳,被劃為右派遣返農村老家。三年後摘了帽子,但實際上仍處於被監管狀態。他早已萬念俱灰放蕩形骸,得過且過漂泊無所,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成家立業已屬子虛,甚至對於生他也已並不留戀。但他沒有老大那樣“堅硬”,當鋼釬一次次戳進肉體時,他發出一聲比一聲淒厲的慘叫,這慘叫又變成微弱的呻吟和最後的死寂。生命在血流和哀號中蒸發到零。

老三向德高,六三年高中畢業,時年二十五歲。他長得比較單薄,性格也柔弱。喜愛音樂,溫文爾雅,礙口失羞。平素鄰里相處,總是謙恭退避,連同人發生口角的時候都沒有。目睹屠戮大哥的慘狀,耳聞隔水傳來的二哥的哀號,他早已魂飛魄散,站立不穩,跪伏在地上。人生對於他才開始啊,他實在想活下去。經過幾年的苦幹和努力,他剛剛修補了破屋;一個女孩不嫌棄他的出身,還向他表露了愛慕之情。濃黑而冷硬的生活已綻開一條縫,未來的日子將多一絲柔情。他將擺脫大哥二哥的命運,可望安家成婚。生命的熱力正在體內散發,更多的牽掛和嚮往托起對於生的渴望。已經有兩具陳屍了,他想別人也許可以軟下手來。他為自己哀告,承諾一切一切,包括今後每天晚上都為貧下中農義務演奏二胡,隨叫隨到。他記得大家愛聽他拉二胡,除了這能夠娛悅鄉親的一計之長他實在也別無所有了。他把生的希望寄托給二胡,脆弱的二胡哪裏承載得起。柔細的絲弦怎敵階級鬥爭的鐵弓,嗜血的鋼釬還是舉了起來……

老三是倦曲在地上受刑的,他已無力支撐起自己的軀體。在血肉被鋼鐵穿刺的過程中,他一直在哀求。這可憐的無望的哀求一直持續到說不出話來,最後被垂死時的呻吟所代替。呻吟之聲還沒有止息,血糊的肉體已被繩索捆紮起來拋進水庫裡,任其慢慢斃命。

行刑結束了,大地回覆死一般的沉寂……

◎ 母親自殺未成被炸死

母親魏群英,時年六十四歲。老大一夜未歸,她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天明後她聽到了確切的消息,不是一個,是三個兒子的屍體都已漂浮在水庫裡。肝腸斷裂的她顫顫巍巍地把鍋裡最後一盆豬食餵給兩頭小豬,又對著豬咕嚕了幾句告別的話,然後找繩子準備自殺。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自殺的權利已被沒收。她被叫去薅秧,有人監視。當勞作完畢她拐著小腳從水田裡爬起來準備回家繼續自殺程序時,卻被告知不准。接著被帶到不遠處的小學校,關進一間由廁所改成的教室裡。這裡連她在內陸續集中了七個人。四個六十歲以上的地富分子,都是寡婦女人;三個被認為是持對立面觀點的人,都是青壯男人。這些不同“類”的人為甚麼被攪在一起?奧妙是:已掛牌的階級敵人是一灘臭肉,一灘狗屎,誰都想把這些狗屎抓來塗在對方臉上,因為這是使對手萬劫不復的剎手鑭。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這批據說佔百分之五的“賤民”絕非可有可無,而是一定要有。這是穩定另外百分之九十五的重要戰略。這一小塊墊腳石的意義在於:可以使更多人在精神上過過“統治者”的癮而麻木被統治的感覺,既僥倖還屬於百分之九十五又惶恐於墜入百分之五,於是在誠惶誠恐中滋生心理平衡。這一卑賤的參照無疑緩解了大眾對於物質匱乏和精神窒息的切膚之痛。這便是為甚麼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意義吧!

青天白日,日正當午,誰敢相信這陽光下的暴行?然而事實就是這樣:一個點燃引線的炸藥包從破爛的窗口投進來了,甕中之鱉們那時是怎樣的狀態已無從得知。轟然一聲巨響,自然血肉橫飛,然而並沒有完全結束這七條生命。於是又一個個拖出來,投進附近一個用於窖藏蕃薯的土坑裡,還是用並不鋒利的鋼釬逐一了斷那些哀號……

◎ 告別老屋

我們到達人死屋空的老屋時天已快黑了。不一會悄然溜進來兩男一女,是同隊三個膽大一些不願規規矩矩等死而提前逃遁因而得以苟活下來的地富子女。面目呆傻,形容淒惶。儘管他們的母親已同葬於那個蕃薯坑裡,但由於是分子,是階級敵人,自己也不敢公開表露哀悼之情,甚至連屍也不敢收。他們說:“哪個敢啊,實在忍不住要哭幾聲也就是在半夜的時候躲在舖蓋裡頭。”這場屠殺雖然在幾百人殞命之後被制止,但清理時只輕描淡寫地收審了為首策劃者,參與殺人的人都沒有追究,屬於受矇蔽無罪。上下的認識還止於對分子子女不該濫殺,沒有人對分子的死提出異議。當夜寒風呼呼,油燈昏慘。想到參與殺害她一家四口的人就住在周圍,不但安然無恙,而且仍然趾高氣揚,大家都緊張得不敢合眼。

會不會斬草除根?會不會再來一次?面對這個陌生的地方,這個血腥的所在,說實在的我自己心裏也沒有把握。她悲痛地在屋裡張惶四顧,淒涼的尋尋覓覓,又一次哭昏了過去……

一個分子子女哆嗦著問我:“如果他們再來殺怎麼辦?”
我說:“自衛。也殺。”
他說:“怕不行吧,他們是貧下中農。”
我說:“也是兇手。”

一生中這一夜我第一次填滿了悲壯的豪情,砸了舊傢俱,在屋裡燃起一堆熊熊的火,並給所有在場的人每人發了一件武器:扁擔、鋤頭、菜刀、釘耙……下了拚死相搏的命令。還拍著胸口說:“一切後果由我負責,與大家無關。”

夜風搖曳著老屋,滿屋吱吱嘎嘎響。是冤魂來會還是強人來攻?我打著火把提著扁擔出巡了一次。後來又有一片聲犬吠,我又出巡了一次。就這樣通宵警戒到天明。

第二天我們開始處理殘留的東西。一把火焚燒了舊衣被,兩間破房和兩頭小豬折價賣給了生產隊,還有幾隻雞和幾件農具當眾拍賣。一個參與了虐殺的兇手居然敢來,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大模大樣地兩手交叉站著。我仔細打量他:四十來歲,赤腳,衣衫襤褸,舉止呆苯。他想幹甚麼?是遺憾還未能斬草除根?是未能填飽嗜血的歡快還想咀嚼別人揪心斷腸的痛楚?抑或還有甚麼更惡毒的想法?我在心裏權衡著同他體能的對比,緊了緊拳頭,覺得可以壓倒他。但我更清楚地明白其實無法同他交手,事實上他比我強大得多,那猥瑣軀體揹負的是被認為天經地義的路線和政策。但我還是不能忍受他居高臨下的樣子,更為了清楚地烙下那張臉,便逕直朝他走了過去。他似乎想閃避,我連忙抽出一支煙拿在手上。我發現他伸手接煙時手在發抖,然而當目光對接的時候那眼珠洩出的陰狠卻又令我倒吸了一口涼氣。他目不轉睛的看著我,我也目不轉睛的盯著他,四條人命在胸中澎湃的烈火使我沒有退卻,鐵鑄似的立著直逼得他最後低下頭去。我沒法想像當他舉起鋼釬向一個毫無反抗的活的肉體戳去的時候怎麼下得了手?他未必真以為兇殘狠毒就是革命?真以為生活貧困的原因就是階級敵人沒有消滅乾淨?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勇者,怯者憤怒抽刃向更怯者。卑怯而又兇殘的人渣本性是難以用“受矇蔽”一語了之的。

惡有惡報,後來聽說此人以煢然一身死於貧病和瘋癲。

我永遠記得那張醜陋的臉和那個罪惡的名字:楊光銀。

返回重慶後在等火車的間隙我們去了紅巖村,留下這幀剪影,愛情在苦難中篤定。在此後仍然濃黑的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睜著上下求索的雙眼,謹慎地苟全性命。歷史的腳步沉重蹣跚,這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民族的悲劇。略加改動套用魯迅的一句話算是對過去的收束,也算是對未來的警策。即:如果有人還想拾起那禍國殃民的利器,那麼──

我總要上下四方求索,以尋找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用來詛咒:最邪惡、最流氓、最兇殘、最沒有人性的共產黨的“以階級鬥爭為綱”。

轉自2000年11月「思想的境界」







方子奋: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文革”实录之一

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文革”实录之一

作者:牛角草民回头

(第一部)

眼下网上争论“文革”的文章不少,就对“文革”的态度而言,似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文革”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有其合理的一面,有进步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对腐败的抑制以及发扬民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因此对“文革”不能笼统地全盘否定;另一派则认为,十年“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难,对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不彻底清算“文革”这笔旧帐,中国将无法在新的发展道路上轻装前进,“与时俱进”也将成为一句难以实现的空话。

本人在浏览了这些有关“文革”内容的网帖后,发现发帖诸君(也包括为数众多的跟帖网友)大多是中青年人,文章内容多半是“议”和“论”;虽不乏举例,也大部分是引用一些他人的资料,而直接描述自己在“文革”中亲身经历的帖文则很少见到。由于缺少当事人的“现身说法”,缺少对当年发生的事情的真实记录,故而目前网上有关“文革”的帖文,大多显得内容空泛,缺乏说服力,让人读后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中青年网友,由于没有亲历“文革”,本来对“文革”的了解就较模糊,于是在当前两种截然不同的“文革观”面前往往莫衷一是,看来看去,最后还是“一头雾水”。

本人作为一名“文革”亲历者、“一打三反”运动的直接当事人,在劫后余生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同其他千千万万当年政治运动受害人一样,均已渐入垂暮之年。这些年来,那些政治运动给我们留下的终生身心损害,特别是精神摧残带来的后遗症,隨着年龄的老化,我们的痛感日愈强烈,然出于种种原因,大都默然饮恨,无可倾诉。近年来,在老友“资格龙”及另一小友敦促之下,并经此二君之热心指导,本人成了一名花甲网民。最近从网上浏览得知以上所述的各种“文革观”后,禁不住感触万千,本以为那些尘封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早被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所掩;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的追求巳为横流的人欲所取代,不想还有如此之多的“好事”诸君——尤其是从未身临其境的中青年辈——居然对那段历史如此饶有兴趣,津津乐道。这使得本人在略感意外之余,忍不住产生一种冲动——一种要把三十多年前那段本人亲历的历史原原本本复述出来的冲动。年、月、日的消逝,我们也越来越老了,如果仍旧一如既往地沉默,让那些我们所经历的铁的事实继续被历史的灰尘越埋越深,最终随风而逝,且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不负责,最对不起的恐怕就只能是自已了。

正是出于这种攷虑,我写了本文。

下面的叙述,以“事实”为根据,以真实性为铁定准则,我的行文以平铺直叙为主,毫不追求“文采”,我只是要忠实地还原出那段历史,其它别无计较。正因如此,文中所有主要当事人名,一概不予隐饰;所述内容及相关人事,在南京市公安局所存档案中均有据可查。

首先自报家门:方子奋,男,1941年5月24日出生,现年65岁。高级工程师职称,2001年退休在家。

“文革”期间,本人是南京市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案、“李立荣”案的要犯,同时又跟“张明才”案、“曹汉华”案(曹案由江苏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有重大牵连。上述四案的首犯张稼山、李立荣及其母林舜英、曹汉华等四人都是本人好友,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全部被处决。我本人则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9年9月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后,确定本案及以上其余几案全属“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本案平反判决的根据是“经查,所谓现行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原以反革命罪论处,显属错判。”我的两份判决书原件现存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号分别是“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87号”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87号”。

由于当时本人涉及好几个“现反”大案,有关本人的档案材料,估计有二百万字之多;1979年复查时,办案人员捧出厚厚一摞档案,叠起来竟有热水瓶那么高。其中除本人的材料外,还包括大量“同案犯”的材料,由此可大致看出本人“案情”之复杂、“同案犯”之众多。在这些纷繁的人事中,每个“同案犯”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在今天看来无疑就是一个故事;要我全部写出这些故事,不用说是很困难的。我只能拣其中最突出、最典型、最具代表性,且又为我最了解的几个事件进行描述,余者将另文发表。

这里说的是当年南京市一个“反革命世家”的遭遇。

本文叙述的“反革命世家”,是当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称之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个“反革命”家庭。所谓“世家”,即意味着该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以上从事某种职业,代代相传,子继父业,一脉相承。过去人们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无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这里的“反革命世家”,同样是指前辈为“历史反革命”、子女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区慧园里有一栋残败的小楼房,几十年以来门牌一直是6号。里面住着一户李姓人家。原户主李剑文已于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现太平南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之故,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去了南京东流农场当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刘长兴面馆紧邻的一家早餐店里做大饼、炸油条。次女和幼女,一个在锉刀厂当工人,一个在读中学。另外还有个大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已去台的李剑文,早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会同另外三个同窗好友一起回国。这四个青年留学生中,李剑文和另一同学出于亲戚关系(按:李剑文是李宗仁先生的远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队,另二位同学则参加了共产党。李剑文到李宗仁麾下后,曾先后任安徽无为县县长、凤阳县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政声极好。由于同情共产党,而且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的忙,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并被列入处决名单。当时亏得一位朋友热心帮忙,将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营李宗仁公馆面见李宗仁,恳请老上司搭救。李碍于同乡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远先生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李剑文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参事之类的闲职。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细软举家南逃。一家人历经艰辛逃到广西境内时,谁知挥师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已先于李家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剑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决定先回南京再说。孰料祸不单行,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会合后,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旧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过去的一点积蓄支撑,同时变卖一些首饰来维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也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展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一位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务,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这个朋友交,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如今改朝换代后,这位朋友虽然在上海市军管会里身居要职,却也能念及旧情,关键时刻把这个绝密的消息捅给了李剑文,并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剑文得讯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匆匆作别,在军管会朋友的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总算躲过一劫。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南京一别,不仅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两不相见,还成了与爱妻和次子的永诀!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那幢老楼里,我曾与老人两度促膝长谈,提及这段惊险往事时,李老先生为之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李剑文之发妻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出身。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即与李剑文结为夫妇,婚后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内。其为人秀外慧中,婉淑贤惠,堪称李剑文的贤内助。自丈夫去台后,仅靠一点为数不多的旧日积蓄维持全家生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汇寄一些钱款以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我国政治环境处于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时期(若干年后我们才看出这是一种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短暂平静)。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当时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只等整装出发了。谁知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过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是舍不得把已经参军的大女儿一人留在大陆?是对那幢寓居多年旧楼的眷恋?还是一个传统旧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现在我们再来作任何揣测都已毫无意义。当我们今天穿越时空隧道目睹着她第二天去退车票的背影时,只有两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轰鸣:“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没有后悔药”!十三年后,在她和爱子一同被绑赴刑场的途中,这两句话恐怕比即将面对的枪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之余,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这次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对这个法力无边的“国家”的行事逻辑,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除了后悔也只能还是后悔。

后来为了生计,她进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一家人凑合着打发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荣。李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了学徒。由于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就给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他爱好的“兴趣王国”里遨游。大量的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自已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的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在这些人中,李立荣算是最锋芒毕露的一个。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并过从甚密的朋友,因为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这其中李立荣受到了一点牵连,当时南京市公安局X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在讯问了与这位朋友的关系后,还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并称以后还会找他。不久后文革开始,这位警官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事过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我们国家在当时曾上映过相当数量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后来,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动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那种无奈的表面平静下,他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场铺天盖地的血腥风暴已经在天边隐现,巨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们。他,他的家人亲友,和全国所有不甘对暴君的统治俯首帖耳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一样,在即将到来的大灾大难中都将在劫难逃,无一幸免。

1966年,“文革”的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到了八、九月份全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红卫兵小将”们惠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除了沙发被小将用刀划出几道大口子(检查是否内藏电台之类敌特用具),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参加。造反派们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这倒使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由于置身事外而暂时平安无事。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及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组织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部分成员,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成立了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这个剧组在67、68年间一度很有名气,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多次应邀赴武汉等外地巡回演出。若干年后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陶葆贞女士,那时就在剧组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

剧组总共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应该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不仅每天可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神奇光芒的追求——从天而降的爱情!

在剧组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T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相好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的关系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一次T,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将近一亇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囬头看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动笔写此文前不久,我拜访了李立荣的兄长李蔚荣君,以落实一些细节。在提及李立荣当年的恋爱时,我们都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

时间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经过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争斗,造反派们谁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实行了军管。前面放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收拾收拾了,于是伟大领袖及时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单从运动的冠名看,也许可以理解为,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词汇里,又何曾有过“名至实归”的情况?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体现在现实中就是:非我族类即“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即“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则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

这时,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由于本人案情与李氏母子的案情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叙述李家下面的不幸遭遇之前,在此必须先将我个人的来龙去脉扼要地交代一下。

我于抗战期间(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抗战爆发前在青岛轮船上当水手,曾经参加过有名的“二七”大罢工,还是长辛店罢工总指挥部纠察队成员。“解放”后却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尔做点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年我母亲进了南京织带厂干纺织工,每月工资17元。同年我父亲跌伤右腿后,全家四口人就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亲没有奶水,小妹妹终日嗷嗷待哺。至于奶粉奶糕,那是绝不敢奢想的奢侈品。当时我们全家人的主食是40%苞芦面(即玉米面)掺以60%的豆腐渣做的饼子,父亲只能将苞芦豆渣饼用口嚼碎后喂我小妹妹。但我这个才四个多月大的小妹妹可能从娘胎里就带来了资产阶级追求物质享受的劣根性,居然拒绝这种我们全家赖以活命的食物!1954年底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夜晚,我这位出生后一直挨饿的小妹妹悄无声息地死去。母亲搂着她那纤小的尸体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邻居借了五角钱给我们,父亲用此款托人买了一只草蒲包装进我的小妹妹送到了乱坟岗。

小妹妹死时我十四岁,刚上初中二年级。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的原因吧,从我的小妹妹饿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什么“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类的鬼话,并且无论这种鬼话如何与时俱进、花样翻新!

1955年,大概是“家庭出身好”的缘故,我被保送到武汉湖北机械专科学校读书(军工院校),学的是水雷专业。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我们校长缪忍安(老先生目前尚健在,已届九十高龄)在全校动员大会上热情号召全体师生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字报”,踊跃向党向领导向政府提意见,并再三保证不管提什么意见、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绝对不会秋后算帐。我至今记得当时他一段精彩讲话:“……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顾虑怕秋后算帐,不敢写大字报,不提意见。我们去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却说共产党实在英明伟大,想不出还有什么意见可提。我认为这部分同志讲的不是实话。连我们共产党自己对自己都有意见,你们就真的一点意见没有?这分明是对党不同心不同德嘛……”(现在看来,老先生当年说的可能也确实是真心话)。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动员会,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鸣大放高潮,一时间到处张贴着琳琅满目的大字报。那时我尽管对共产党没什么好感,但毕竟只是一个涉世尚浅的十七岁毛头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见,只是随波逐流地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当时学校还对每个人写大字报的数量有指标规定,为了完成任务凑足张数,我的字往往要比别人大出一号。就这么热闹了一个星期,突然间风向大变!凡是意见提得多、问题提得尖锐的师生员工,无一例外倒了霉。其中七八个“与党同心同德”最“积极”者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那位在会上大声疾呼要与党“同心同德”的校长先生,却在十余天后就把“决不秋后算帐”的话一口吞了回去,换上一副大义凛然面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义正词严地痛斥起“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罪行来。

说实话,我毫无在此指摘我的老校长之意。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位不错的领导,平时治校行政、为人处世都中规中矩。如今关于那场“阳谋”出台的前后经过已为世人尽知;设身处地想一下,当时敢于违命抗旨者又能有几人?我们那位老校长倘若不那样做,他的上司,他上司的上司,怎么能放过他?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些往事时,除了不堪回首的酸楚外,他恐怕还要多吞下一口苦水,如此而已 。

在运动前期由于我写的十几张大字报都是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的废话,我倒也安然无事。谁知临近运动尾声时,在一次班级会上我的发言却撞在了枪口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在那次班级会议上,有同学借“暴露”自已错误思想为名提出,当初缪校长在鸣放动员大会上信誓旦旦地保证过不会秋后算帐,现在还没有到秋后,怎么这么快就把提意见的打成右派了?这是不是秋后算帐,这算不算领导讲话不算数?今天回想起来,那句“性格即命运”真是至理名言啊!我这人自少年时代起就有好出风头、喜欢逞能的恶癖,自以为读了几本书,一有合适场合,总不失时机地卖弄一番胸中的半瓶子醋。当时我不等那位同学把思想“暴露”完,不假思索地就接过那位同学的话茬说:“怎么不算?这是典型的出尔反尔,这是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骗局,就等人们来上当!”接下来我又引经据典,从《东周列国》、《孙子兵法》谈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列举了“兵不厌诈”、“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古今战术战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以至后半场的班级讨论会几乎被我一人全包了。我倒是只顾卖弄,图了一时咀巴痛快,谁知这番讲话很快被整理出来送到了党委办公室。党委反右办公室审查后,一致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否则将影响我校反右斗争的深入”云云。后来,多亏班上团支书、领导小组组长等几位老大哥老大姐(注: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俗称“老巴子”,外号“倚小卖小”;当时我17岁,按现在的法律用语,还属于“限制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暗中庇护,在开了几次对我的批判会后,小骂大帮忙地做了一个结论,大意是“家庭出身好,不是立场问题”、“问题虽很严重,态度还算端正”、“胡说八道,有口无心”、“闻屁不辨香臭,开口不知轻重”等等。最后党委以“该生一贯表现不好,在反右斗争中公然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应严处,姑念年龄尚轻,现给予教育帮助机会”为由,给了我一个“最后警告”处分。从此这口“黑锅”在我的档案里“背”了二十二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随着后来的“现行反革命罪”平反而同时卸下;而它对我人生轨迹的影响却很快就见之分晓。

有了1954年小妹妹活活饿死的切肤之痛,现在由于议论“引蛇出洞”又外加一口“黑锅”压背,十七岁那年我感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打那以后我不但不相信任何“鬼话”,还养成了一亇很坏的习惯——对所有的官方文件和国内报刊,我总是倒过来看!而且这个坏习惯不幸延续至今,诚如伟大领袖批判坏人时说的“改也难”。

就这样,我背着黑锅在1960年从学校毕了业。随即被分配到杭州船舶专科学校,名义职务是机械制图教师,但没有教过一天书。原因是学校领导在我档案中发现了我有“右派言论”这个特长,虽无“右派分子”职称,好歹有个“最后警告”头衔(相当于初级职称?),为了按“才”录用,于是把我和那些有“正式职称”的右派教授、讲师们“同类项合并”,分在一起从事基建劳动。我当时倒没怎么计较,甚至还天真地以为这样倒相当安全——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到这地步了,总该有个相互同情照顾,或者说至少会“同病相怜”吧?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和我成天一起劳动的“右派”先生们,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黄沙之类的劳动中卖力干活、积极表现,在政治学习发言时更是争先恐后、唯恐有怠,除了深刻批判自己,还不遗余力相互揭批,有时“火力”甚至比当年革命群众批判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我居然成了他们的靶子和邀功对象。平时我信口开河的日常讲话,经他们“上纲上线”,将其整理成材料密报了党委,惊动了党委书记魏某。这位魏书记过去一直在部队当政委,政治嗅覚敏锐,“阶级斗争”经验丰富。当时学校创立不久,这位书记大人主政以来尚无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斩获。在看了我的右派同事们的告密材料后,顿时引起了他极大兴趣。正愁暂时没有合适的“靶子”,现在有了现成的“猎物”,岂能轻易错过?当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动员、安排。事后一位当时在其身边工作的朋友告诉我,魏书记曾在党委会上“启发”大家: “右派分子已经够反动了,现在连他们都认为这个姓方的思想反动,可见姓方的反动到什么程度了!”(注:一亇人如被好人说坏,还不至于真坏,若被坏人说坏,则不坏也坏。这真是比黑格尔还黑格尔的辩证法)经过如此严密的逻辑推导,他亲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对我进行了系统揭发批判。在对我的多次批判会上,右派同事们那种大义凛然、嫉恶如仇的批判发言,真使我目瞪口呆,天哪,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纯种的无产阶级左派啊!我还真得谢谢他们,得以从他们揭发我的“反动言论”里,一条一条看清了这些告密者的丑恶嘴脸。三十多年后,当我从张贤亮先生的名作《我的菩提树》中读到“和这种知识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还要危险”一语时,登时不禁拍案叫绝,这亇张贤亮,简直他妈的把话说绝透了!

约一个月后,浙江省公安厅突然来了两个人找我谈话。第一次来时,他们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边看边问,似乎在核实我的一些言论。一周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开始没怎么提问题,只是东拉西扯聊起我平时的劳动和生活。后来一位有络腮胡的大个子忽然问我:“你同你们领导是不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啊,我不过是刚分配来的一个青年教师,平时跟书记、校长连话都没有说过,哪来的矛盾?另一位则自言自语起来:“这就怪了,”他扬了扬手中的材料说:“我们认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进行了接触。我们觉得你有些言论是有点问题,不过还不属于敌我矛盾。你们学校两次坚持要送你去劳动教养,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挺诚恳地说:“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评教育也不是坏事,以后说话注意点就行了。你是知识分子,不用我们多说你也会明白。”就在两位已经起身出门时,络腮胡子忽然又踅进屋内低声对我说:“在可能情况下,你最好还是调一个工作单位吧!”

这两位来后,我才知道学校已将我的“反动言论”材料报到了浙江省公安厅(注:我校的内保直属省公安厅),并两次要求送我去劳动教养。而公安厅对我的问题倒挺慎重,经过反复审核最终未予批准。

到了八十年代后,不少在前半生吃尽政治运动苦头又经过牢狱之灾的朋友在“忆苦”时,往往以“洪洞县里无好人”对共产党干部“一言以蔽之”,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年,那两位公安厅人如果在学校送我劳动教养的报告上大笔一挥,再盖个章,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尤其那位络腮胡大个子的出门踅回,更属多此一举;凡此种种,包括后来我在劳改期间同劳改队干部的接触,即使作为被专政的“阶级敌人”,我也还能在专政者的身上多少体味到一些残存的人性。

折腾了一个月左右,对我的揭发批判总算告一段落。又隔了十几天,魏书记单独找我谈话,说原来要送你去劳动教养的,但考虑到你出身好、年纪轻,组织上决定还是要帮助、挽救你,希望今后好好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好工作,云云。尽管我心里透亮,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感恩不尽、痛心忏悔的样子,表示今后一定听书记话,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

事情结束后,络腮胡子那句临别赠言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这个学校环境实在太险恶,确实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决定辞职回南京。当机立断,主意打定后的第二天,我就把辞职报告送到人事处。三天后,学校下文批准我自动辞职。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狠狠的揍了一个郑姓老右派一顿。这位郑右兄原系XX机械学院的副教授,年龄已近“知天命”。在反右斗争中,大概也是口没遮拦地向领导提了一通意见,最后成了右派。有次我和他一同如厕,蹲着无聊,东拉西扯说了一些闲话,其中扯到过到处饿死人的事。及至开我批判会时,他为了好好表现表现,竟添油加醋“揭发批判”我,说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说我“造谣到处饿死人”。当时厕内只有我们两人,而他的“反动言论”比我还多;现在我倒霉了,他却落井下石,声色俱厉、唾沫四溅地把所有脏水往我身上泼!这口气我此时不出更待何时?当他鼻青眼肿“状告”到保卫处后,保卫处大概是认为这属于坏人打坏人活该,结果不了了之。

这位郑兄倘若还健在(当届九十高龄了),我还是愿意当面向他道个歉。无论如何,“君子动口不动手”,且从法律角度我也侵犯人权了。在我记忆中,我从未主动打过人,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个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再想想连吴晗这样的正人君子,在“反右”中居然也出卖过朋友,严酷的政治环境能把人的心灵扭曲到什么地步,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

1961年秋,我自动辞职回到南京。作为“漏划右派”,我跑遍了有关部门,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不得不以“待业青年”身份随同一批中学毕业生到南京东流农场当农业工人(主要从事果木种植)。工资不是很高——16元[资格龙(键盘输入者)插话:我的“劳教工资”还比你多五毛呢!:)]。两年之后,据说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下子把我的工资调高到每月19元。如果把当年我们的社会结构分成十八层的话,我的社会地位大约相当于十七层半。尽管到了这个层面,档案袋里那口“黑锅”还是如影随形地忠实陪伴着我。1962到1966年期间,由于我的特殊政治身份,一直蒙受农场领导的特殊关照,在1963年还荣获一顶“监督劳动”桂冠;此间的许多故事就暂时不表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领导们无一例外成了“走资派”。农场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呈现出一片泛自由化状态。领导们成为“走资派”后,手中的‘阶级斗争权杖’,一夜之间全被伟大领袖收缴了,权没有了,架子随着也小了许多,见面时居然也会恭维我几句,这倒着实很让我“受宠若惊”了一阵子。不过真正舒心的还是,生产无人过问,上不上班根本无人管,这使我这个天生好逸恶劳的人有了许多看书、拉琴、练字的时间,日子过得十分逍遥。(从1967到1968年期间,我还曾积极投身过当时风靡全国的“三忠于”活动中——应邀到各处绘制伟大领袖的红宝像[油画]。不过动机不太纯,主要是贪恋邀请单位的饭菜香烟招待,每到一处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时间。那一年多里,我和我的小助手栗X两人吃的红光满面。后来在我被抓后,曾有不少革命群众揭发我,说我在画伟大领袖红宝像时,从来没有一气画完,今天画个头,明天画身子,故意让伟大领袖身首异处,用意恶毒至极。令我诧异的是,这条极为严重的罪状最后居然没写进判决书,至今不解何故?)

就在那年秋天,我认识了李立荣。

是年农场创建阀门厂,负责技术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干部。其中两名讲师、一名八级技师,理论、技术均属一流。经他们推荐,我被调入阀门厂做他们的助手。进厂后我认识了干车工的李蔚荣,然后通过他认识了他的弟弟李立荣。认识李立荣,我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文革”实录之一
(第二部分)


初次在李家见到李立荣并与之交谈,我就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征服。他关于政治、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使我既佩服又吃惊;而他同时表露出的真诚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动不已。我在农场埋了五年,每天与黄土为伴,同阶级斗争打交道,现在陡然在面前出现一个倍感亲切的知音,原来那颗冷漠孤寂的心顿时充满了温暖。当我们谈到凌晨一点握手告别时,我哭了。

相见恨晚之余,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从认识他开始到1968年夏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共同经历了欢乐和忧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对他的情谊,绝不亚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尽管后来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却丝毫未能动摇我们之间的信任和关心。在我出事之后,我根据办案人员的口气和种种迹象证实,他把我们之间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带到了刑场。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后稍微供出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有关我本人的介绍,暂且打住。

1968年春末夏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后,李立荣从他单位朋友处打探到一个消息:大饼店的上级革委会正在整他的材料,准备办他的个人专题“学习班”。1968年6月1日,我和他一同到建邺路小学,观看一位朋友W的批斗会。在会上有人揭发W和李立荣关系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荣谈过哪些反动言论。W因为态度不好,会后即被关进南京建邺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来的路上,李立荣说他可能会有大麻烦了,我也同样表示了忧虑。

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帮他回忆同哪些人说过什么话,有无涉及政治、尤其是“矛头直指”的言论;同时商量万一我们各自都被隔离审查,如何应付办案人员的讯问——也就是“订立攻守同盟”。

1968年6月20日,李立荣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将被隔离审查。那天我和他单独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我们对即将面对的一切做了各种估计,并且作了最坏的打算。根据我们的判断,他和我,以及我们一班朋友之间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谈论时政,对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行为进行抨击议论,还有过一些对当局几个最高领导人的不恭之辞。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落实到头上,判个几年徒刑恐怕难免——不过,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凭这些言论会有掉脑袋的事。(是我们太年轻、太单纯?还是这个民族太年老、太复杂?也许这是一个永远的谜。)那天临别前他一再嘱咐我小心、保重,并希望我帮助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楼,在楼梯口我们拥抱后挥泪告别。

第二天上午九点,李立荣被隔离审查,并于下午被关进设在太平路杨公井清真寺内的白下区“文攻武卫指挥部”。此机构名义上是“群众专政”,实为公检法军管会的“编外看守所”,关押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不安分守己的“四类分子”;造反派中的“坏头头”;有不满言论的“思想反动”者;投机倒把分子(即后来的“个体户”);“乱搞男女关系”的;拒不下放插队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者。而“看守”则由各工矿企业选出的一些“思想觉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当,每批干半个月,再轮换着干——这有点类似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时期的“民众法庭”。李立荣进去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倒没有受什么罪,就是回单位开过两次批斗会,一般性的低低头、弯弯腰而已。当时我通过“内线”(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断得知他在里面的情况。

8月上旬的一天,“内线”传来一条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员学校大礼堂召开全白下区“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大会”。这天下午我早早去了会场。会上有七八个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李立荣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言论,除点了“文革”前已被判刑五年的Z的名外,只是笼统地说“李立荣和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臭气相投,来往密切,在一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但并未提及具体人名。在批判分析、无限上纲的同时,对肉体也采取了激烈的行动:自李立荣被押上台起,就有八九个彪形大汉在旁伺候,自始至终人被架成“喷气式飞机”,上半身与地面成90°角。身后还有专人揪住头发,每当责令回答问题时就把头拉成仰角。在他抬头的瞬间,我看见他那张苍白的脸,嘴紧紧抿着,两眼在喷射怒焰。任凭呵斥怒吼就是不开口。他的倔强招致数番拳脚,最后一次头被拉起来时,鼻子里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疯狂叫喊:“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荣!”“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分子李立荣!”“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声震耳欲聋。最后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说,对李立荣这种顽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即爆发出一片“杀!”“杀!”“杀!”的声浪。三十七年后的今天,当我手中这支颤抖的笔写到这里时,耳边又响起那震耳欲聋的喊声:杀!杀!杀!杀!杀!杀!

下午四点半钟,批斗大会结束。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李立荣继续架成“喷气式”,颈上用铁丝吊着一块二尺多长的大木牌,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李立荣”,由海校出发经白下路走向大行宫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把沥青路面都晒化了。被架成“喷气式”的李立荣艰难的一步步挪动着双脚,头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颈上挂的木头牌子时时擦着地面。从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着自行车,夹在随行的围观人群里伴随着他。途中有几次他趁揪他头发的人换手的间隙略微抬头时看见了我,我乘机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紧贴胸口的手势(源自一部苏联影片,表示忠诚),他看见了——从他嘴角漾起的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从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进清真寺大门时押送人松开手,他直起了腰。这时他猛然回头,正好跟五米开外的我四目相对。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紧接着大门在他身后掩上了,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后一次见到他,从此,我与他生死两隔!

他把在人世间最后一个笑容留给了我,也将这个笑容永远镌刻在我心中。去年(2005)8月的一天,途经白下路海校门口时,车窗外的阳光陡然间触动了我的下意识,我叫立即停车,让司机丢下我自己开走。我从海校沿当年李立荣走过的路线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卫指挥部早就灰飞烟灭了,那座清真寺又恢复了它的原来用途,一些虔诚的穆斯林正在进进出出。没有人记得当年的一幕了。这同样的炎夏烈日,同样的天空和街道,三十七年前,这里曾经见证过一个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带着他做一个最普通的“人”的愿望,被人架着一步一步走向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就在批斗大会当晚,李立荣被转押至白下区公安局看守所。按当时说法这叫“升级”。

自从李立荣被隔离后,他母亲林舜英终日思念儿子,也不知儿子究竟犯了什么事?李立荣“升级”后,她更是寝食难安,几乎终日以泪洗面。我一般两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践约照顾安慰李立荣的母亲,同时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这样几个月过去,既无什么动静,我们也打听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春节,就在这年的春节期间,出现了新情况。

在节前的腊月二十八,一个自称姓陈的人晚上悄然去了李家。见到林舜英和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后,陈某称其前段时间一直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里,而且睡在李立荣紧侧,两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就在他临释放前夕,李立荣特意托他带口信回来,说他在里面一切都好,望母亲和兄妹不要担心。他最不放心的是几个好朋友在外面有没有麻烦。另外陈某还重点表示,按李立荣嘱托,他必须要同老方和曹汉华见一次面,有些事要当面谈谈。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时,我们三人一起分析了一下。林舜英的意思是他儿子又没犯什么大法,这个姓陈的鬼鬼祟祟,形迹颇为可疑,会不会是公安局派来套我们话的?还是不要没事找事,叫我和曹汉华别去见他为好。李蔚荣也认为不必去接触这个人,免得节外生枝。

上面提到了曹汉华,现在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情况了。

我认识曹汉华是在1967年。在我之前李立荣和他已是知已好友。他一直在无锡市第二制药厂当工人。曹汉华喜欢弹吉他,爱好古典音乐,读过很多书。为人极其敦厚善良,且仗义疏财非常讲交情。1967年经李立荣介绍和我认识,很快成为至交。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政治、文化见解,我一直把曹汉华视为我的知音。尽管我认识他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在我这一生中,他在我心里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就在我被捕判刑不久,曹汉华被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残酷杀害。1970年冬我被南京第十一劳改队押往无锡建华监狱集训,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吕姓刑事犯。他在看守所时一直和曹汉华关在一起,并且在同一个“公判大会”上宣判。多亏这位吕姓难友,让我多少了解到了一点曹汉华的最后情况。曹在被捕后,面对种种酷刑,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口,按现在的法律用语是‘零口供’。恼羞成怒的审讯人员使尽了招数,最后竟用铁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齿。即便如此,也未能使他屈服。在“公判大会”上宣布判他死刑后,他强行挣扎着猛的把头前倾迅即后仰,使得身后抽住勒在犯人颈子上绳圈尾巴(注:这是具有二十****特色的一种对付死刑犯人的特殊手段。每个死刑犯人在执行前,颈子上都被套结一个Q形绳圈,松紧以死刑犯人勉强可以呼吸为度。一旦发现犯人临刑前要呼口号,身后的警察立即抽紧绳圈尾巴以勒住犯人喉咙使其发不出声来。这个方法比起张志新临刑前的割断喉管,显然是一个重大的人道主义改革,正因如此,故一直沿用至今)的警察猝不及防从而让曹汉华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瞬间,曹汉华用这最后的一口气喷发出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声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春节大年初一,曹汉华从无锡回南京。见面时我把李立荣从看守所托人带信,以及来人一定要同我们见面的事告诉了他。同我一样,他也认为应该见见那个姓陈的。

年初三,按照事先约定,我、曹汉华一道与陈某在朱雀路(现太平南路)和健康路交界处一座银行大楼旁见了面。这亇姓陈的大约四十七八岁,瘦瘦的,有两颗显眼的金牙,让人老远一看就能认出。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在?漫的雪幕中,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三人撑着伞,踏着厚厚的雪沿朱雀路(如今的太平南路)边走边谈。

一番寒暄过后,陈某神情诡秘地告诉我们:“立荣在里面一切都好。从目前情况看,上面并没掌握什么具体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担心。”

“不过,”他放低声音接着说,“他最不放心的是你们二位。他最看重同你们二位的生死感情,同时,”他的声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组织暂停行动。他再三要我转达你们,不管出什么事,组织活动必须照常进行。”

听他这番不着边际的话后,我告诉他:“我们跟李立荣不过是好朋友,大家都爱好音乐和文学,平时最多在一起发发牢骚。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组织,而且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显然对我的话很不满。

“既然二位不愿把真情告诉我,”他停下了脚步,“我当然也很理解。干我们这行的,特别是身在组织的,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会有灾难性后果。既然二位不愿深谈,那就到这里吧!反正我已经把话带到了。”

见他似乎动了气,我只得反复向他介绍我们和李立荣认识、交往的经过,并再三告诉他我们只是好朋友,我们从来没打算搞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行动”。

“既然二位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看来,我们的上面不是同一条线的。”

曹汉华和我对看了一眼,然后对陈某说:“谢谢你老陈,你冒着风险带信来,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不过你提到的组织,我们确实没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赌咒。”

大概估计到谈不出什么名堂来了,他也就没再提什么“组织”的事。但似乎还不死心,又“不经意”地提到我和曹汉华的家庭、工作单位情况,连一些细节都很准确。显然,他对我们的情况非常了解。对此我和曹汉华都有些惊讶。

这次见面约持续了半小时,后来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时我们分手了。告别时陈某很郑重地对我们说:“再见吧。根据规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通知你们。”

望着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汉华有些茫然。这个陈某,究竟是什么人呢?

根据他的谈话,显然对李立荣、对我和曹汉华都相当了解。他居然连曹汉华女朋友的小名都报得出,还知道我弟弟的乳名。这些都不是一般朋友能知道的。他一定和李立荣在一起关过,而且李立荣对他非常信任。但是,这个姓陈的一再追问的“组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来没成立过什么组织,李立荣当然不可能跟他提起这个所谓的“组织”;那为什么他又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呢?难道陈某是个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期间精神病患者被抓进去的不在少数)?这不对。首先,如果他和李立荣关在一个号子,李立荣必然很了解他,他怎么会托一个精神病人带信呢?再者,从我们跟他这次接触来看,陈某思路清晰、语言表达准确,怎么看也不像有精神病。

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公检法军管会并没有从李立荣嘴里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估计很难撬开李立荣的咀巴,情急无奈之下,特地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于是安排了一个“卧底”在他身边,通过李立荣之口,在摸清了我们一些生活细节后,取得我们信任,最终把我们这几条“大鱼”钓上钩。如果我们真有什么“组织”,倒真如这位“卧底”所言,稍一“麻痹大意”就会有“灾难性后果”;但,如果这“组织”二字本来就是“莫须有”,下一步他们又将如何呢?

我和曹汉华分析到这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看来,公检法对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关心”了,一场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不过我们还是有点迷惑不解:几个年轻人平时在一起,除了谈谈文学、艺术,最多不过一时兴起地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可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同当局为敌啊!对我们这些人,值得大动干戈吗?

那时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论”,人的独立思考和信息交流,居然会让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感到如此恐惧!!

初三当晚,我把当天下午去见陈某的情况告诉了林舜英和李蔚荣。林舜英觉得儿子既然没有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你们又都是些很正派的年轻人,让他们去搞好了。她说,我们家虽然出身不好,但这些年来一直老老实实,从来不做违法的事,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我想想也是。

大约隔了一星期左右,那个姓陈的又在林舜英上班的路上和她见过一次面。据林舜英告诉我,陈某又企图从她口中套我和曹汉华的情况。林舜英平素一贯胆小怕事,讲话非常注意;再说我已经告诉了她陈的可疑,因此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他。

陈某究竟何许人也?人说“这个世界真小”,果然如此!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机床厂劳改时,有个名叫李海涛的犯人和我关系不错,一次他无意中谈起一个邻居的事。这个邻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涛面前吹嘘过,说他在1969年曾经协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内,取得这个反革命组织头头的信任,从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最后将这些人一网打尽,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当即问他此人是否姓陈、四十来岁且口中镶有金牙?李海涛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就是那个“现行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并把当年的经过情形讲了一遍。于是李海涛又告诉了我一些有关这亇陈某的细节。

此人确实姓陈,原来住在洪武路,一直无正当职业。为了生存,平时免不了干些投机倒把、偷鸡摸狗的事。搞到钱时酒菜满桌,没米下锅了就去居委会闹救济。对这种市井无赖,居委会老大妈们倒也拿他没什么办法。1968年下半年,根据江苏革委会头头许世友的高招,决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农村,陈某所在的居委会首先把这个光荣任务分给了他。但任凭居委会白天黑夜上门动员磨破了嘴,他“死猪不怕开水烫”,非但拒不领情,还耍泼使赖、寻死上吊,使居委会头痛不已。眼看这颗“耗子屎”要坏了汤,居委会同派出所串通好后,决定先把陈某关起来刹刹他的威风,以此杀鸡吓猴。于是,别的下放户去了“广阔天地”,他则进了看守所。刚进去不久,恰巧被当时主办李立荣案子的冯祖福先生慧眼相中。(注:冯先生当时是白下区公安局的“专案组”成员,无锡人,因有一脸雀斑,外号“冯麻子”,以善于审办现行反革命案件著名。后来一直在白下区公检法口子工作,约十年前从白下区检察长位置上光荣离休)冯先生正好一直想安排一亇内线打入我们“内部”,只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陈某当时正巧和李立荣关在同一号房,并且紧邻李的位子。冯在看了陈某档案后,觉得此人可以利用,于是找他谈了话。根据陈某“有奶便是娘”的特性,冯先生许诺他可以不下放,条件是要替公安局办件事。陈某自然受宠若惊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就成。冯便向他交待了详细内容:首先要在李立荣身边主动说“反动话”,越反动越激烈越好。以此骗得李立荣信任后,从李立荣口中套出我和曹汉华的情况,再以“带口信”方式来“钓”我们。另外陈某还得在李家住宅周围密切监视往来人员,记下来人的相貌年龄、具体时间。为了防止我们“反侦察”,冯祖福还同陈某约定,每星期四上午九点在淮海路红十字医院门诊部碰头,冯听取汇报并作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平时若有紧急情况,陈某可拨打一个专用号码电话。

从街头流浪的癞皮狗一跃而变为体面的警犬,陈某对主子的感恩和卖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便有了前面讲过的事。

听了李海涛的叙述,总算解了心头谜团。还真得多亏这位姓陈的老兄爱吹嘘自己的天性,否则到现在我也无法一释心中之疑。1982年,我住在南京城南凤游寺,有天下班途中忽然发觉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有些眼熟,从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们“内部”的那位陈兄。于是我悄悄尾随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他独身一人住在一个老宅第二进天井里搭建的小披屋里,面积不过七八亇平米,看样子混的仍然不景气,估计当年我们这些“猎物”一一捕获后,这位临时警犬的利用价值已不复存在,冯先生随后就一脚把他踢开了。怜悯之心终于打消了我算“旧帐”的念头,再说,这笔旧帐又怎么算呢?当时我好歹还是亇政协委员,多少得有些自重才是。这些,都是后话了。

1969年春节过后,自打同陈某见过面,再也得不到李立荣的任何消息。社会秩序渐渐稳定了些,有工作的基本上都回单位上班了。我还是尽量抽时间去李家,不时给林舜英他们一点安慰。眼看李立荣关进去半年多一直不处理,也不知结局到底怎样,我们惴惴不安地一天天等待。这期间,李立荣的大姐带着一双儿女从武汉回来探过一次亲。她的看法是,李立荣既然没干过什么坏事,只是说过一些错话,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多关一段时间教育释放了事。大女儿的劝慰,加上一对活泼可爱的外孙在膝下撒娇,林舜英的心情总算有所好转。对正在逼近的巨大灾难,李家所有的人都毫无觉察。

不过,我一直被不祥的预感所笼罩。

首先,文革之前李立荣受他那位以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朋友Z牵连的事一直没有了结。后来市公安局之所以没再找他,是由于文革开始后公检法建制被打烂,办案人员去了“五七干校”,已经自顾不暇。尽管如此,这决不意味着李立荣的事不了了之。那些档案材料还在,根据当局的行事风格,这笔帐是迟早要算的。其次,从海校批斗大会的规模和声势,以及会后立即将他“升级”进看守所来看,充分表明当局对李立荣重新立案的程序已经启动。而且这次不会是小打小敲,不搞出点成绩来,不会轻易罢休。再者,经办李立荣案的那些老公检法人员,文革初期都有被“打倒”“靠边站”的经历,如今重新被起用,正想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好好表现一番;文革前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条条框框”限制手脚,现在老规矩早被统统砸烂,正是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大好时机。

基于这些分析,我预感到李立荣在劫难逃,而且我大概也难以置身事外。

1969年四月“九大”开过后,在伟大领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号召下,中央的争权夺利密锣紧鼓,地方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到处在斗人、抓人,判刑,枪毙人的布告(由“公检法军管会”签发)象如今治疗性病广告一样随处可见。我所在的农场同其他单位一样,几乎每天都有批斗会,一个又一个的“坏人”被揪出来。平时在人们印象中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顷刻之间成了“地、富、反、坏”,有两个一辈子识字总数从未达到过三位数的农民,居然会是“系统地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

不久,无产阶级司令部要人谢富治(时任公安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一篇重要讲话在全国范围到处印刷张贴,公然强调对阶级敌人“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我们农场一个姓孙的军代表(注:此人造孽过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因惧怕被他整过的人报复,差点吓出精神病来)在一次大会上声色俱厉的叫喊:“我们现在就是要大张旗鼓地镇压一切阶级敌人,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苏修正在妄图侵犯我们,敌情这么严重,不杀一批人行吗?我们哪一次同敌人打大仗之前不杀一批人?”我当时听了差点没笑出声来:这同当年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有何区别?

很快我发现我的行动已经受到监视。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积极分子”晃来晃去。看来,对我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1969年6月2日,一个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无锡回来的曹汉华在新街口见了一次面。我们坐在环形花园护栏上一直谈到天亮。我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他,他并不奇怪。他也感到在厂里有人注意他。另外他告诉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装出口药品时,把事先准备好的小传单夹在说明书里发到国外,让世界了解中国现时的政治状况。我劝他要谨慎一些,他笑着说人活着总得干点事。临分手前,他略带伤感地告诉我,他已经同恋爱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连累她。

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互道珍重,握手告别。这一别,成了永诀。

我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1969年6月16日,当局对我下了手。

1969年6月16日,那是个阴天。头天晚上应一个朋友之邀,替他画了一幅狄更斯小说《奥立弗尔》的封面,故而睡的很晚。上午8点刚起床,有人来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会议室开全体职工大会。进了会场后,直到9点20会还没开。书记安排我读报(事后看来这显然是个精心安排)。到9点40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们书记在门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说有事找你。我刚出会议室门,七八个民兵一拥而上,把我架进一间小房间。屋内空无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周墙壁上贴着醒目的黑体大字标语:“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必须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几个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两人紧紧揪住我的衣领角,仔细检查里面有无氰化钾之类的东西(电影里常有这种镜头:特工人员被捕时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领角里这些剧毒药品,立马就能毙命),紧接着扒光了我身上所有衣服和鞋袜,给我换上一套全新的劳动布工作服。刚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着我的臂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架往办公室外的露天会场。我刚在会场露面,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轰然爆发:“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千多支胳膊随口号声一伸一屈,场景极为壮观。当我被押到台前时,台下前排猛然蹿上十几个人向我扑来,一秒钟不到,我即被掀翻在地。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挨到了拳脚,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东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见到拳头和穿着鞋子的脚在我身上运动。后来听到有人在喊“大家不要动手,大家不要动手!”但拳脚似乎并未停下来,直到会议组织者在喇叭里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杀人灭口!”这些义愤填膺的“革命战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该“感激”会议组织者的急中生智,否则,那天弄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灭了口”。

我又被架了起来。一阵口号过后,主持人军代表在麦克风中警告我:“方子奋,今天我们对你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沪宁线上全面实行了抓捕,你们的成员一个也没有跑掉!到这个地步,你唯一的选择是彻底坦白交代,否则李立荣就是你的镜子!”听到这里我的心一紧: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怎么了?李立荣到底怎么了?!

正当我猜度李立荣到底怎样了之际,忽然大会宣布“现在由李立荣的哥哥李蔚荣发言。”随即李蔚荣站起来说:“李立荣前天上午已经被白下区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现在你必须老老实实坦白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你的下场是很可悲的”。看来,为了分化瓦解我们,军管会是刻意安排李蔚荣发言透露李立荣的消息,要我别心存侥幸,休想蒙混过关。

但是令军代表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消息反而让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们怎么样?李立荣不过判了十年,曹汉华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谅也重不到哪里。

这第一次批斗大会开的很短,总共大约40分钟。此后又开过近二十次大小批斗会。由于我是“要犯”,军代表们可能真的怕有人对我“杀人灭口”,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倒也没受过拳脚照顾。我先是被关在农场的一间浴室内,由16个民兵分班轮流看守。8月24日,被转到白下区看守所,又于1970年1月初转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关押。

就在我被抓进去不久(注:我之所以称自己被“抓”而不是被“捕”,是因为军管会从未履行过逮捕手续),李蔚荣也被抓,先关在白下区看守所,尔后也转到了娃娃桥。

说到娃娃桥,不得不插入几句。

南京有句顺口溜:“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由此可见娃娃桥看守所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里面的看守大部分是些转业不久的军人,都是些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高手。有次我被提出来审讯时,亲眼见到一个身高一米九几姓穆的女看守(据说是体院排球队转业的)正在打一个女犯,这位穆管(管理员称“X管”,有如现今的“X总”“X局”“X队”)挥起手中一把锁号子门的大铁锁,对那个双手已被反铐的女犯人后脑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时被砸倒在地,一边翻滚着身体,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有次我在提讯时坚决不肯按照提审者意图供述,在送我回号子时,审讯员同我那个号子(当时我关在东大院7号,编号是2605)的管理员陈“医生”耳语了几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时,陈“医生”忽然打开号子门,一下子把我拎到门外,二话不说将我反铐起来,并且嘎嘎响地把铐齿一直捏到底。我问他我犯了什么错误要戴铐?他骂道:“我操你妈的,老子想铐你就铐你!谁叫你起床动作那么慢?”骂完在我脸上连煽几个耳光,接着打开号子门从后面一脚把我蹬了进去。20分钟过后,紧铐的手腕开始火烧火辣的疼起来,背铐双手很快肿起,皮肤变成了紫黑色。一连三天晚上,都由于痛澈心肺而无法入睡,吃饭喝水全靠难友喂,大小便只能请别人解裤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临近中午,陈“医生”总算大慈大悲开恩解了铐。松开后,双手已呈黑色,全无感觉,过了十天才能勉强活动。腕部被铐处至今在阴天还隐隐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后,曾多次想再去会会这位陈“医生”,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我倒不是要去清清这笔旧帐,而是想恭恭敬敬请教他一个问题:在人类已经经过几万年的进化之后,他和他的一些同事们,怎么会把祖先的兽性如此完整地继承下来的?这点就此带过。

我从关押到判刑,对我大会小会批斗共19次。在这期间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故事,限于篇幅此处不能尽述,只好今后另文再叙了。这里且说说公检法军管会办案时超一流的想象能力以及高深莫测的“逻辑推理”。

在对我的十余次审讯中,有三个问题一直被翻来覆去的盘问,办案人员不厌其详地追问所有细节,并且一遍又一遍地核实我的前后交待是否一致,希望从中找出破绽,一举突破我的心理防线。

第一个问题是我和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等四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动?

对这个问题,我非常如实的作了回答。1967年初夏,曹汉华所在的无锡单位搞武斗停产,他回南京待了一段时间。他同我、李立荣、张稼山去玩过两次玄武湖,并又去了中山陵水榭亭。我们躺在如茵的草坪上纵情谈论音乐、电影、文学,谈论各国风土人情,从玄武湖中山陵的优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内瓦湖的风景。我们说如果能到日内瓦去游览该有多好,可惜中国人要想出国比登天还难,这辈子看来是没有指望了。李立荣又谈到他旧时一个邻居,全家迁居香港,前些日子回来探亲,说香港那边自由得不得了,叫我们想都不敢想。谈到后来,都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机会出国,一分钟都别躭误,等等。当时的谈话内容主要就是这些,除买了几根冰棍、上过几次厕所外,什么事也没干。

按正常人的眼光看这件事,无非是几个小青年结伴出游,在一起天南海北侃了一通,向往西方生活方式、对现实有所不满而已。这些又都是口头上的东西,说过就算,并无任何针对性的策划、行为。但是,后来公检法军管会对我们这两次再平常不过的出游,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会,策划叛国投敌事宜,由于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这“一伙”人(李立荣、曹汉华、我、张稼山以及另外几位好朋友)在李立荣家开过多少次“会”,研究过哪些“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实在太离谱,使我实在无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确实在李立荣家常能碰在一起,但绝大多数是谈音乐、听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时也谈论文学艺术,间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时政。既然涉及文革,免不了对当局头面人物有所议论,对毛、林、江以及靠文革发迹,一夜之间爬到中央的新贵们进行过一些抨击。至于在李立荣家开会,并且专门研究问题,这根本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鉴于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口供同审讯我的人的要求距离太大,为此我吃过不少苦头。上文提到的在娃娃桥看守所被反铐六天五夜,原因即出于此。

因为我的口供不能使他们满意,办案人员对此极为恼火,在审讯中不断对我施加各种压力,哄、吓,诈,骗,一应俱全。但我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咬紧牙关,绝不能顺着他们的杆子爬,要我怎样说我就怎样交代。只要我一松口,按照他们的授意“交代揭发”,后果和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的目的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要将我们定为一亇“斐多菲俱乐部”式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李立荣是我们的“首领”,是他在组织、领导我们从事反革命活动,他的家是我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是召集反革命会议的会场。目的既已明确,就等我和朋友们的口供来予以印证。至于口供是否属实,这无关紧要,只要说出他们想要的内容,然后签字画押,就算成功。既然深谙其中之道,我当然不为所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没有很好地“配合”他们。

大概是其他同被关押的朋友们也识破了这个陷阱,致使公检法军管会先生们设计的“在李立荣家开会,研究反革命活动”这段重要情节最终没能演化为“事实”。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以另一种表述方式对这个问题作出以下结论:“张稼山、方子奋、XXX、XXX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荣家,密谋反革命活动,系统地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结论,后来写进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成为重要的“定罪根据”。

第三个是要我揭发林舜英的所有“问题”。

我最如实、最详尽供述的正是这第三个问题。

根据他们提出的问题本身,我非常清楚他们想从我嘴里掏出哪些有关林舜英的内容。按他们的设想和估计,我是李家最好的朋友,去他家的次数最频繁,和李立荣的交情最深,必然对李家的情况了解得最全面,对林舜英的思想、行为和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犯罪事实当然也很了介。根据伟大领袖“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英明推断,在办案人员看来,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过正规教育,加入过国民党、本人又是国民党官僚的太太,丈夫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最后潜逃台湾。这样一个女人,她能不恨共产党,不恨社会主义?再说,她的两个儿子都是仇恨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这能同她没有关系?这些,可不是我的凭空臆想,提审人员在审讯时已明确无误地把他们的这些想法告诉了我。他们一直在让我明白:根据他们的分析和掌握的情况,林舜英决不是一个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实,现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对林舜英的问题,我写了几十页交代揭发材料,就我所看到、听到以及了解到的有关内容均如实作了供述,甚至连她平时的衣着习惯、菜肴口味这些生活细节都没有遗漏。不过,这份洋洋数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林舜英有什么“反动”思想、“反动”言论,更牵涉不到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这倒不是故意隐瞒、为她开脱,而是确确实实没有这种事。我在材料中详细介绍了林舜英如何胆小怕事、如何谨小慎微,并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例如,有好几次我和李立荣在小房间交谈时,她会突然推门而入,怕我们在收听“敌台”;有时我们的谈话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会立即岔开话题,意思是叫我们别谈政治,如果我们不听,她则会训斥李立荣,搞得我都有点下不了台;有次她给武汉的大女儿写了封信,信寄出后忽然怀疑自己在信封上写毛主席语录时漏写一个字,急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清早赶到邮筒旁等邮递员开箱取信,直到证实自己信封上没有漏字后,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在李立荣被关押后,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亲的一样,想儿子,替儿子担心,但从来没有为此发牢骚攻击过谁,更多的是默默流泪、强忍心中的悲伤。在与她认识的几年中,我时常在李蔚荣、李立荣兄弟面前半开玩笑地讥笑过林舜英,说她是个典型的“树叶落下怕打破头的老太太”。有次我甚至当面同她开玩笑,说她胆子太小了。她笑着说:“我们不能跟你们比。你们家是工人阶级,出身好,有点什么事别人不会计较。对我们这种家庭可不行。”

交上这份交代揭发材料后的次日,他们提审了我。刚刚开始提审员就拍着桌子警告我:“你写了些什么揭发?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尽管这二位提审员很厉害,我还是耐心地向他们再三保证,我说的绝对是实话,如有隐瞒,我承担全部责任。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始终认为我在为林舜英隐瞒、开脱,逼我“深入交代揭发”。到最后我也急了,我说“那你们干脆列个草稿给我,让我按你们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话音刚落,其中一位绕过桌子到我面前煽了我两记耳光,接着按铃叫人来把我送回了号子。

大约十天后,这二位又来了。这次态度比上次好了一些。对我来说,硬也好,软也好,我该交待的全交待了,审我一百次也问不出什么新内容。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 “启发”我:“你想过没有,1957年时,林舜英全家已经拿到去香港的护照了,后来为什么临时变卦不走呢?照理说,像他们这种反动家庭,做梦都想去台湾,现在倒奇怪了,护照发给他们,她居然不愿走了,你说这说明什么问题?”我说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陆的大女儿,也有些舍不得那栋楼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后说:“不知道你是装傻还是太天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她之所以临时决定放弃去香港,是因为接到了台湾方面的通知,要她继续潜伏下来做特务。”话既然说到这份上,除了佩服他们的丰富想象力外,我已实在无话可讲。最后他们要我再好好回忆回忆,有什么要补充的,随时写材料。

这是我在看守所里的最后一次提审,自此之后再也没有人来找过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统称“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我的编号是10114)劳改,那时我的劳动是在瓦窑当出窑工。有天我正出窑拖板车时,值班干部把我带到办公室,说有人来外调提讯。这次来了四个人,他们自称是林舜英所在单位纸盒厂革委会的。刚一开口问话,我立马感到来者不善。这四个人对我的所有询问,归结为下面几个问题:林舜英是如何幕后操纵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林舜英是怎样把你们拉下水的?林舜英同台湾、香港特务有哪些联系?林舜英在她儿子被捕后是如何指使你们进行内外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这几个问题可谓句句咬肉、字字见血,只要沾上一条,后果可想而知。当我把以前交代过的内容重复给他们听后,他们先是怒不可遏地大声呵斥我“极不老实”,继而见我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四人一齐冲到我面前将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咙,我顿时感到呼吸困难、眼前发黑。这时幸亏一位姓莫的值班干部听到响动闯了进来,眼见我被按在地上,立即为我解了围。他先是泛泛地批评了我几句,要我端正态度、老实交代问题;然后又对他们说“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问题慢慢问他好了。”四来者对莫干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说我实在太顽固、气焰太嚣张,不整整我的态度(“整态度”应列为“文革术语”了)肯定不行!希望劳改队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态度”好好整一下再说。不过莫干事对这个有益的建议并未响应,敷衍几句后,却端了把椅子在紧贴门口的树荫下坐了下来。经过这番折腾,这四位来人大概考虑到毕竟是在人家地盘上,不能像在自己单位专案组里那样为所欲为,态度总算缓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龄稍大的甚至还关心起我的身体来:“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里有人来看你吗?要不要我们替你捎个口信?”看到他们的表演,我不禁心里暗笑。你们也太tmd小看老子了,就凭你们这几个三脚猫,就能把我像个耗子一样摆弄得服服贴贴了?真tm天真得过了头!你们之所以这样火急火燎的要从我口中掏材料,不恰恰说明你们手里“现货”不多,还不能把林舜英怎么样吗?现在我倒要看看你们还有哪些高招!于是我不停地揉着刚才被他们卡过的脖子,抬头死死盯住天花板,任凭怎样提问,都以“没有新的补充”“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这种软硬不吃的态度很快又激怒了他们,有个皮肤白皙约莫30岁的高个子火气特别大,几次站起来冲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实实交代,绝不会放过你!”后来还杀气腾腾向我示威:“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把你们这些反革命斩尽杀绝!特别是像你这种顽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对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着天花板不为所动。什么“绝不放过”,“斩尽杀绝”,我十年刑都判了,就凭你们能给我加刑?再说现在又有莫干事这位“保镖”坐在门口,你又能拿我怎样?就这样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们劳改队并无招待晚餐的诚意,终于一个个背起黄书包悻悻离去。

莫干事在送我回监房的路上对我说:“以后有人再来外调提审,态度上好点,省得找苦头吃。”寥寥数语,顿时泉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在那种环境里,作为一名管教干部,不仅能及时阻止对犯人施暴,事后还这样含蓄的安慰我,确实够难为他的了。这位莫干事生就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见者无不生畏,而心地却非常善良,犯人们背地里都称他为“莫菩萨”。那天要不是他在场,我很可能要被他们狠狠“修理”一顿,甚至弄不好落下个残疾都难说。多年来我一直很感念这位莫干事,在1975年时听说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嘘不已。世人有“好人无长寿,恶人活千年”之说,有时还真tmd如此!有如莫干事这样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岁时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家伙,现在仍然一个个天天坐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打桥牌、搓麻将颐养天年。

让我们再回到1970年的娃娃桥看守所。

就在最后一次提审我后,号子里在不断进人,几乎每天都有。听新进来的难友介绍,外面到处在抓人。我们“7号”每天都在进“新客”,原来地板上人均二尺宽的铺位一下子缩减了将近一半。解放后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在我们7号。他晚上偷偷告诉我:“这种迹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过。” 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预感果然很灵,就在他说这话的十来天后,迎来了南京市第一场对“现行反革命”的成批屠杀。

1970年3月6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后,管理员拨开号子门上的老虎窗对我们下命令:各自坐在铺位上不准走动,等会有重要新闻广播。平时早饭前全体起立“早请示”背诵语录的常规也宣布暂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极为准时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开饭。号子里的喇叭从早晨起就反复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无间断,而且声音大的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方征悄悄告诉我:“今天恐伯要有大行动。喇叭里这么大的声音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什么响动。”(事后我才知道,这位法院老院长的判断真tmd太准了)起床后的一系列反常现象,令全号子难友惊疑不已,就在中饭结束后一个个惴惴不安地坐在铺位上胡乱猜测时,7号牢门砰地打开,那位陈医生背着双手站在门口盯住我说:“2605,把东西带出来!”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我,赶紧连声答应(以往一直被人称呼姓名,一下子象狗一样被人呼唤号码,我一直不太适应)。同室难友一齐过来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一面低声告别。我这人有个到死都改不掉的坏习惯,走到哪里都爱交朋友,全号子的难友同我处的都不错。眼看我先于他们“出去”,除了几个新客,几乎每人都同我打了招呼。其中平时同我最谈得来的马聚尘难友和那位法院老院长(下面马上很快就会谈到),更是再三叮咛我多多保重,日后再见。我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们,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7号。

出7号之后,我被身后的陈医生押着走到东、西大院汇合处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脚步刚停,看到我的几个朋友已被反拷双手蹲在那里。放下铺盖,我也立即被反拷双手命令蹲下。我扫了几位朋友一眼,有李蔚荣,有张稼云,还有Z和C(注:张稼云和当天惨遭枪杀的张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荣的朋友。张稼云和我们一样,从少年时代即爱好文学、且在文学上很有才华。他于1979年平反后一直在南京钢铁厂工作,业余时间致力写作。1994年5月的一天,在单位浴室洗澡时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呕心沥血所写几十万字的书稿亦未能问世;另二位Z和C同为我的朋友兼同案犯,因多年不通音讯失去联系,无法征询是否同意在本文中使用真名,故权以字母代之),但没有张稼山在内。当时我还为之庆幸:总算没有被“一网打尽”。

张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身材不高,体型魁梧,心地极为忠厚,为人乐观开朗,他那张白净净的脸上似乎总挂着愉快,一双略带女姓化的大眼睛看人时,总透着亲切温暖,使人特别容易亲近。他和我还有一亇奇怪的共同爱好:喜欢安徽的黄梅戏,尤其是特别喜欢严凤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驸马》。这使一班酷爱西方古典音乐而对中国地方戏曲从无兴趣的朋友们颇感奇怪。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曾连写三信叫她到我的农场来暂避“风头”(注:此信估计落在那些军代表、造反派畜牲手里了),张稼山甚至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可惜最终未能去成。后来得悉严大姐不幸自杀,我和张稼山一边喝酒一边挥泪,发了狂似地诅咒这个罪恶的现实。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事犹历历在目。我认识他前后虽不到三年时间,但在我这颗已日渐衰老的心中,一直在悲悼地怀念他。



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文革”实录之一

(第三部分)


20分钟后,我们五人被押上一辆黑色囚车,另外还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上来。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很快到了五台山体育场。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每人身后由两名身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快空地上就地蹲下,紧接着有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被押着经过我身边,这时我看到了张稼山。他被绑着,由于绳索勒的太紧而哎哟哎哟的呻吟。片刻之后,当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时,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的被拎上了主席台的边侧。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强迫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紧勒在我颈项上的绳圈。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没有人外,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估算了一下,少说也有十万之众。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际,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吼声才落,陡然间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兵一齐向排在左一的张稼山涌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而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哇哇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七八个人在死命按住张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挣扎……三个小时前,当我蹲在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旁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

接下来是对我们五个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记得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厉功友获刑“无期”,总算留了条命,后来在1978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上文已经提到,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7号牢房整理铺盖时,同关7号的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珍重。仅仅三小时后,他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再转车去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越境到缅甸。中途被当地民兵截获,后押回南京关进娃娃桥。我刚进7号不久,通过简单交谈就看出这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和我一样,爱好文学艺术,写得一手好字,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在我被反拷的六天五夜里,都是他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不时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情谊多年来我一直感铭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一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

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刑车,每车两名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十一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庙的条形宫灯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与判死刑者不同的是,他们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刑车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广场前行。当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当时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原址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只听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不少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也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摄影爱好者。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精彩的历史瞬间呢?多年来我一直想探明个中原委,也很想知道这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约三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经过新街口广场向左拐上中山东路,然后右转驶入太平路再右转进升州路,行至白下路口,我和后面车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辆死刑车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我看见前面车子直行,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哭,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我的头,低声呵斥我别作声。死刑车队去后,我们的车队最后由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会,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继此之后,又于1970年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外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上述成批处决的“现反”中,比较有名的还有4月28日处决的“张明才反革命集团首犯”张明才,7月24日处决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团首犯”王同竹。凑巧的是,张、王二君同我均有一面之缘。

在这四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970年12月10日那场。在“12?10”公判中,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荣与他母亲一同被判死刑、绑在同一辆刑车上走向刑场。对此,我下面将专门叙述。这四批被处决的“现反”,到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会的第三天,1970年3月9日,我被送往南京长江砖瓦厂(后并入南京第四机床厂),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十年铁窗生涯。

我在投入劳改后,除了前面插入的外调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荣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还在想,等到我熬满十年,毕竟还能再见到李立荣,那时劫后重逢的场景将是何等令人激动!我们都是判的十年,但这十年徒刑是摧毁不了我们意志的。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更成熟更坚强,我们一定会勇敢地面对险恶的后半生。

1970年是我劳改岁月中最难熬的日子。那时我被分在八卦窑出窑,窑洞里的气温达到摄氏70度,汗水滴在刚刚开窑的瓦片上立马挥发成一个白点。每天拖着一千多斤的板车从高高的窑顶沿着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时,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只要脚下一滑,不死也要塌层皮。由于疯狂地出汗,得不断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极知己的难友曹治平先生(曹先生如今已是资产逾千万的化工企业家了,诸位有兴趣的话马上可以用“百度”搜索到他)当时和我一同出窑,他曾替我数过,我有次一口气喝过24竹筒的水,加起来相当于5000毫升!一面是极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另一面则是极度的饥饿——每顿饭只能管一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两眼发青地巴望着下一顿。繁重的劳动所造成的疲劳加上无休无止的饥饿,使得人极为虚弱,夜晚上厕所时必须手扶墙壁慢慢挪,否则会一下子瘫倒在地。在这非人的地狱环境里,人的一切信念几乎都被击垮,我感到自己已经快要退化成低级动物了,每天头脑里想的尽是吃、吃、吃,吃饱后能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躺着。人类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复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睁就巴望着开饭,然后又巴望早点收工、早点结束学习、早点躺在铺上进入梦乡,忘掉眼前的一切。在这种非人的恶劣环境里,只有最后一丝人性勉强支撑着我,除为了免得我慈爱的双亲伤心,我得咬牙活下去外,每当想到李立荣此刻也在另一处和我一样备受折磨,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同样会想到我时,我的心多少又会增加一点活力。我始终记得我们多次在一起说过的话:我们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时间”。我们毕竟年轻,那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喽罗们怎样天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怎么也耗不过我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他一翘辫子,中国的一切都会有重大的改观!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紧牙关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总有希望。

遗憾的是许多人没能活到那一天;遗憾的是李立荣是其中之一。

1970年12月11日,这天是劳改犯家属接见日。我的老父亲在接见时偷偷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12月10日,南京又开了公判大会,李立荣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并在会后绑到凤凰西街执行了枪决。这个消息就像五雷轰顶般一下子将我炸昏了,我眼前顿时一片黑暗。无边无际的空虚绝望,像海上的浓雾包围着我,我感到透不过气来,窒息的痛苦在吞啮着我的每一个细胞。我已记不清老父亲后来是怎么离开的了。我只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监房的院子里像一只孤独的狼一样,反复来回不停的走动,不时仰望电网高墙内狭小的天空,希望苍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亲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细雨,看到的只是绝望的铅灰色的天。

我的反常举止引起了一些“劳改积极分子”的注意,当晚管教干部找我谈话,严厉的斥责了我。

李立荣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汉华死了,张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还tmd活着!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自己?为父母兄弟?我什么也说不清,我已失去了为什么活下去明确的动机。要说还有点什么的话,那只是在心灵深处隐隐还保留有一点残存的信念:总有一天——只要我活着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会有一场大改变。到那时,独裁者和他的爪牙们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到那时,民主将取代独裁,自由将取代专制,光明将取代黑暗,正义将取代邪恶,人们将不再会终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爱情、友谊、人类一切美好的感情,都会在灿烂的阳光下自由地流淌……。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让人们了解罪恶的真相,罪恶的实质和罪恶的根源。也许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点残存的信念,我才咬紧牙关苦苦熬了过来,没有让自己沉沦为一具行尸走肉,也没让自已的大脑被“洗”成一团浆糊。

有关李立荣和林舜英最后的情况,从1970年底直到我刑满出狱的1979年8月23日,我在里面一无所知。直到出狱后,我通过李立荣的妹妹、李蔚荣的夫人、当年曾与李立荣同在溧阳社渚农场劳改过的一位难友、在1970年12月10日公判那天亲眼目睹李立荣母子被害经过的几位熟人,才大致了解到事情的梗概。由于并非我亲眼所见、况又事隔多年,下文只是综合叙述了他们母子最后的遭遇,其中的细节我就无法详尽地描述了。

就在我被判刑之后,李立荣突然从他劳改所在的溧阳社渚农场被押回南京,关进了娃娃桥看守所。据同他当时关在一个号子的难友说,当时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癯的脸上有几处明显的伤痕,平时坐在地铺上一动不动,成天一声不吭,两眼盯住墙壁几个小时也不转移一下目光。同号子难友问他犯什么事时,只是轻轻的摇摇头。这位难友看着他进号子、又看着他最后被带走,从来没有听到李立荣讲过一句话。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点多钟他被带出号子,临走时什么东西也没带,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号子。这位难友后来才知道他是李立荣。

那么,已经判刑的李立荣究竟为了什么又被处死呢?这个问题显然只能由当时的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来回答,我无从知晓其中详情,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搞不清楚。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在我看到了李立荣的死刑判决书,并回顾了1970年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后,才基本上找到了答案。

前文已述,在我的批斗会上,我得知李立荣已在几天前,即1969年6月13日已被判刑十年。按公检法的规矩,对政治犯,特别是对李立荣这种“现行反革命”,不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水落石出、榨干他身上的“油水”,是绝不会罢手的。也就是说,既然判了,说明所有案情均已查清。另外,根据惯例,对李立荣这种类型的政治犯,在定罪判刑之后,一般不会重新处理——这里我指的是加重处理。这倒不是什么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而是出自公检法内部一种追查政治责任的考虑。对“现反”型的政治犯,公检法的一贯办案程序是,首先在预审阶段不择手段的穷追猛打、狠挖深掘,从人犯嘴里掏空所需要的内容;然后再充分发挥主观臆想,发挥“逼供信”、“莫须有”的强大功能来充实巩固;最终经过“无限上纲”包装完成后,才能送到审判人员手里去“从重从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办案——特别是大案——的方式是极其“慎重”的,(当然这绝非出于对政治犯人身权利的尊重,而是出自对“宁可错杀,决不放过”这条指导思想的铁定遵从。)经过如此慎重且行之有效的办案程序,如果仍然会出现漏判、轻判,其必然结果就是有关办案人员会受到追究。为什么会漏判、轻判?是姑息养奸,还是包庇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意识淡薄还是敌我阵线不明?只要沾上一条,轻者去“五七干校”劳动,重则免不了成为“隐藏在公检法内部的阶级敌人”。正因为公检法办案人员都具有这种普遍心态,加之上述如此严谨的办案程序,我可以拍胸担保,凡是公检法这台功能发挥到极致的机器制造出来的政治犯,肯定都是百分之百的“铁案”,凡经处理的政治犯,即使最挑剔的人,也无法找到重新加重处理的半条理由。纵然有个别人要挑刺,也必然会遭到公检法内部人员的一致强烈抵制。正因如此,我才敢肯定李立荣的重新处理,和第一次的判刑决没有任何关系。

李立荣的改判死刑,是当局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在落实新出笼的对内镇压政策过程中发生的。

1969年初,中苏多年交恶之后终于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两国关系顷刻之间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中国当局外部面临苏联的强大军事威胁,内部则是一片分崩离析景象。尽管伟大领袖声嘶力竭地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但这丝毫没能延缓中央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步伐。全国各地由于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功劳,生产停顿、财源枯竭、民生凋敝、满目疮痍。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御“老大哥”的军事进攻,单凭破釜沉舟的决心(伟大领袖当时曾英明地告诫全党“要作好打仗的准备,要作好打核大战的准备,要作好死一半人的准备”!)显然是不够的。除了在军事上拼凑力量准备应战、能打一仗是一仗,动员全体老百姓“深挖洞、广积粮”、能躲一时是一时之外,剩下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内”了。而“安内”的不二法门自然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认真的落实全民洗脑,对那些无法洗脑者,只有从肉体上消灭之,才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才能“打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使苏修(已经“升级”为“社会帝国主义”了)“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正是出于这种伟大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下达了一个三号文件,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则指“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这其中“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不过是在运动中附带扫一下,搞点副业创收)。这个“一打三反”,实质上就是在对全体老百姓实施的精神强奸中,向任何敢于不满乃至反抗者的广开杀戒。

李立荣于1970年春从溧阳劳改农场提回南京重新发落,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必然之事。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对照这场运动的要求,当局很快发现运动前不久对李立荣的判刑过于心慈手软。对李立荣这种反动家庭出身、长期以来思想极为反动,一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仅仅判了十年徒刑,简直是对党对人民严重的不负责任!尽管在判李立荣十年徒刑时已经够“从重、从快、从严”了,但疾速发展的形势还是使原判显得过于“右倾保守”!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必须“实事求是”的重新审理李立荣一案。这是个难逃的劫数,是李立荣的“命中注定”。

那么,对李立荣一案怎样操作才能将其由十年徒刑变为死刑立即执行呢?对于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公检法办案人员,这难不倒他们。伟大领袖早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虽然李立荣在不久前刚刚被判了十年,而且那时这十年是严格按政策量刑的;但几个月前的政策是几个月前的政策,它们已经不能适应几个月后的形势,今天已经有了今天的政策。过去判十年,自有当时判十年的政策,今天改判死刑,同样有今天判死刑的政策,任何时候,都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既然有“政策”撑腰,“策略”就更是小菜一碟。对一个已经判了有期徒刑的既决犯,想叫他“升级”到死刑,最佳的“策略”莫过于安排他“重新犯罪”,并且犯的是“组织逃跑、煽动闹事、抗拒改造、继续攻击”之类的杀头重罪。而这一点,对具有丰富阶级斗争实践经验的公检法人员,不过是举手之劳。根据我十年的劳改经验,劳改当局根据上面旨意如果有心要某个犯人“升级”,只要像唤狗一样召集几个劳改积极分子开个小会,秘密布置一下,积极分子们马上就心领神会地明白该怎么做,第二天一大早,对当事人的揭发检举材料就会像雪片糕一样塞满管教干部的口袋。要什么有什么!就凭这些雪片糕,就能成为某人加刑乃至枪毙的“铁证!”

这些绝非我主观臆断,类似的事我见的够多了。李立荣死刑判决书的罪状里就有如此之类的内容: “在劳政期间,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为首组织逃跑集团,煽动犯人闹事。”这些罪状在1979年12月30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9申(70)军管刑字第377号”平反判决书中以“经查,并非事实,应予否定”一语推翻。

这就是李立荣被判死刑的真实内情。

至于林舜英被判死刑,背景与李立荣相同,只是“策略”上比李立荣似乎简化了些。我到目前依然不清楚她被抓进去后的详情。我只知道她被抓进去两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后不久,根据当时的政策,大约是从她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关了两个月后放了出来。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这下就再也没有出来。我听说她在里面什么都没承认过,曾经两次绝食,被送到红十字医院强行撬开嘴往里面灌食物。我还听说,最后在提审她时,当听到提审人员宣布李立荣和她的“罪状”从而明白和儿子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时,这位年届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条母狼一样向审讯者疯狂的扑了过去。母性和人格的尊严,使这个一辈子胆小怕事的女人战胜了一切恐惧,陡然间变成了一条在绝境中不顾一切护崽的母狼!

最后替她安排的罪状是:“与XXX、XXX、XXX等多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支持李立荣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最后的结局发生在1970年的12月10日。

这天,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迎来了本年度最后一次公判大会。就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上,母子二人一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当高音喇叭将这个判决送进每一亇与会者的耳朶时,台下十几万席地而坐的人群象大风之下的麦田一样涌过一阵波动,人群中的窃窃私语汇成一片低频声浪,直到主席台再三警告不准喧哗、保持肃静,才逐渐平静下来。人们一下子亲身感觉到,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人权,人性,人格,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竟然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些天赋予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就象洁白无瑕的精美瓷嚣一样,在可怕的专政铁锤猛击之下,顷刻之间成了一堆碎片。

就在判决刚刚宣读完的那一刹那,李立荣发疯似地喊了起来:“这关我母亲什么事?你们凭什么……”语音未落,立即被颈子上的绳圈勒昏了过去。

那一瞬间,我知道他要喊什么,更请楚他想干什么,他是在穷尽最后一口气,对苍天,对在场的十几万人,对所有人类,悲愤地倾诉自巳和老母亲的冤情,他要愤怒地控诉那个高高在上的暴君及其爪牙们的血腥暴戾,他要向全世界揭露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哪些骇人听闻的罪恶……。但是,他已经什么都喊不出,什么也不能做了。那根具有中国特色套在颈子上的罪恶绳圈,将他所有的倾诉、控诉、揭露,将他在人世被迫发出的最后吼声,全部勒回了他的胸膛。

满含着对暴政的仇恨,对愚昧的厌恶,对曾经跻身其中的那亇罪恶社会的诅咒,他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二十六年的人生旅程。

接下来的游街示众,给凡是看到当时那场面的几十万南京老百姓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记。

大约是为了凸现“威慑”和“镇压”的强大效果,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绑在第一部刑车上,七八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紧紧地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无法正常呼吸,二人的头都耷拉了下来。周边的人无法看清她们母子的脸,她们母子在人世给人们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她们头顶上那高高竖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头在寒风中飘拂不定凌乱的白发。

这天上午是多云天气,时而还能见到陽光,到了午后,天陡然陰了下来,太阳由于不忍目睹人世间这种疯狂的戮杀而将脸深深地埋进了云层。刺骨的寒风挟着凄厉的警笛声在阴冷的上空回荡,惊惧和恐怖笼罩住整亇城市,所有刑车经过的路口都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军警,全城成了个大刑场。

数十万人列队夹道来接受“教育”,让他们亲眼看看“现行反革命”会有什么样的下场。长长的刑车队伍在巳实行戒严的市区主干道上缓缓行进,每当刑车过处,两旁的人群中就出现一阵骚动,人们都禁不住交头接耳地议论第一辆刑车上的那对母子,不时发出一些惊叹。惶恐和惊悸象瘟疫一样迅速在人群中扩散传染,一时间人们甚至怀疑起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究竞是身边的残酷现实,还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人,杀的太多了,反革命,枪毙的太多了,公判大会,判刑布告,刑场毙人,这早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对某些人,这些事就象走进电影院看一场革命影片一样平常,而且连票都不用买。可是,这次同以往毕竞不同,六十岁的母亲和二十多岁的儿子竟然一同犯了“现反”头等大罪,同时杀头,而且绑在一部刑车上游街示众,然后送去刑场,这可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这一切,即使对那些见惯了屠杀,见惯了流血,神经已变得麻木的人,在亲眼目睹这种人间惨剧后,也身不由已地不寒而栗。

人们已搞不清古今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母子一同杀头的悲惨记录了,只记得在大家都看过多遍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有过相似的情节。那么,人们不禁要问:那李玉和母子的同被处决,这李立荣母子的同被处决,两者之间,是戏剧中虚构情节和当前客观事实的偶然巧合,还是后者对前者在行为上的刻意效仿呢?日本鬼子当年杀的可是货真价实同他们作对的中国人,而如今要杀的这位白发苍苍的中国母亲和他文静的中国儿子,真的能象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样对当今的中国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历史,难道真的非得要时时刻刻祭起种族仇恨、阶级斗争这些嗜血如命的法宝,以人头和鲜血为代价,通过永无休止的相互仇杀来开辟自已的道路?人类,莫非一定得世世代代陷入寃寃相报的循环,历经没完没了的劫难,从而走向最后的终结?

提到“红灯记”,在下出于如何杀人的联想,忍不住要挿入几句略为偏离本题的话。

《红灯记》,这部以煽动(或曰激励)阶级仇和民族恨为主旨的革命样板戏,几十年来久演不衰,凡中国人几乎都看过,有的甚至多遍。可就是这样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名剧,其中有一亇情节上的失误,多年来却一直极少为人觉察????????????????——这就是日本鬼子鸠山在刑场处决李玉和母子时,事先没有想到割断他们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个绳圈,竟让李玉和母子能在枪口下从容不迫地喊完一长串口号后才慷慨就义。这种安排,我敢肯定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一个可钻的空子——就连我们这个最讲人权最讲人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枪毙反革命时,都会采用各种革命措施不让他们临刑前发出声来,而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许要处决的犯人临死时想喊什么就喊什么,这岂不是在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们还讲人道讲人权吗?这不是美化敌人、诋毁我们自巳又是什么?等等。对这亇情节瑕疵,我也曾多次考虑过,这会不会是编导们一时疏忽所致呢?似乎不太可能。这《红灯记》可是当年伟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女士亲自把关的经典革命样板戏,以她一贯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是绝不允许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存在差错的。那么,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是为了给观众留下一亇小小的思索空间,以便让人们在看了日本鬼子怎样杀人、我们的新生红色政权又是如何杀人后,相互进行对比,从而反衬出军国主义分子的愚蠢透顶,我们红色政权的大智大慧,进而表明我们中华民族对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压倒优势呢?对此我又有些吃不准。去年,我专为此事请教过南京市京剧团一位资深导演王先生。王导告诉我,舞台上一般不宜渲染暴力、血腥,因为这对广大观众来说是不健康的。过度的暴力、血腥场面,会使人们的心灵、心理、性格降低对暴力的敏感度,久而久之,人对暴力的反应将越来越迟钝,心理逐渐出现变异,有可能会诱发暴力型犯罪。王导的这番解释是颇为经典的,以前我也略知一二,可这依然不能消除我心中心疑惑。若真如王导所言,由于血腥和暴力不宜在舞台上展现,为此在《红灯记》中特意替鸠山多少“保留”了一点人性,没让他在枪毙前先割开李玉和母子的喉管。那么,当纵观我们当局在日常现实中的所作所为后,不免又会提出新的疑问:难道我们的红色政权,真的就在意那一点点人性?真的考虑过血腥和暴力的不良副作用?张志新临刑前喉管被割断,李立荣在有十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上当众被勒昏过去,而后母子二人又在几十万人众目暌暌之下示众后押往刑场,难道这不是当众展现血腥和暴力?可我们的红色政权对此又什么时候有所顾忌过?相反倒是唯恐影响不够大,观众不够多,声势不够恢宏,气氛不够恐怖。既然在现实中的作为是如此的“无所畏惧”,那末对区区一部戏的情节,又有何必要去考虑什么血腥不血腥呢?。因此,我对王导的那番经典解释也只是听听而已。看来,对《红灯记》中的这个小问题,巳无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诠释了,唯一拥有最终解释权的江青女士,由于早在12年前就已经用一根绳子把自巳挂了起来,也无法当面请教了。

再囬到正文。

1970年12月10日下午四点多钟,随着南京凤凰西街刑场一阵枪声过后,十颗苦难的灵魂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人世。

南京对所有现行反革命的屠杀都是在凤凰西街尽头处一片坟场里进行的,这条凤凰西街至今还横在那里,作为一个哑的但却是雄辩的证人,证明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那个暴君及其爪牙们的凶残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任何敢于表示对专制独裁制度不满的人,其下场又是何等悲惨!

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办案的公检法人员,在对林舜英母子身后事宜的处理上,表现得倒颇为宽容,很有点“人性化办案”的色彩,这就是事后没有要李立荣在南京的两个妹妹补交枪毙她们母亲和哥哥的二角钱子弹费。而当年张志新的亲属则没有这么幸运,她的丈夫接到通知后,乖乖地交了一角钱。

就在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荣的两个妹妹躲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小屋内抱头痛哭,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

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亲在家中黯然垂泪,他们都了解林舜英的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位阿弥陀佛的老好人会遭如此厄运。我父亲忿忿不平地对我母亲说,当年在长辛店我们那样罢工闹事,吴佩孚都不敢开枪,现在对李妈妈(他们就着小辈称呼林舜英为李妈妈)这种老好人都能杀,成了什么世道!不知这些狗日的当时怎么下的了手的?!这,就是一亇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对此中肯而又朴素的评价。

十条生命,对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是个微不足道的无穷小。伟大领袖连死一半中国人都不在乎,杀十个人又何足道哉?可就是这无穷小中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却让南京当时的几百万市民从她们同时被杀的事件中,亲身感受到了“红色恐怖”,进一步了解了“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人们,阶级斗争,这把高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悄然落下,叫人身首异処,而且是防不胜防;任何人不论身居何位,如何小心谨慎,如何力图自保,都由于绝对不可知明天自巳会不会成为这柄剑的牺牲品而终日惶惶不安。全体臣民即使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匍伏在君王的脚下,三拜九叩,山呼万岁了,但为了贯彻万岁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圣旨,还必须从中挑出5%的臣民,先将其制造成斗争对象,然后再用他们的鲜血来涂抹宝剑的锋口,防止生锈钝化。孔老二当年鼓吹过“有教无类”,现在则是有斗无类,有杀无类,不管你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或是年方弱冠的少年,不论你是学富五车的大家,或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挑上谁,谁就难逃厄运。上至国家主席,国防部长,下至黎民百姓,布衣贫民,概莫能外。

1970年12月10日的这个晚上,当人们坐上饭桌后,首要的话题必然是下午发生的事,那第一部刑车上的母子,那绑着的花白头发母亲和绑在身旁年轻的儿子,那高高竖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警报……。那时已能记事的孩子现在该有四五十岁了,他们应该记得当年父母讲述此事时脸上那惊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听大人话、不能在外面‘瞎讲瞎说’”之类的忠告。旦凡现年五十多岁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枪毙的事,大部分人应该都记忆犹新。去年(2005),本人专门为此作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在我问的三十个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当年亲眼看到林舜英母子游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员(包括亲戚)看到过游街,有六人听别人说过此事。尽管取样范围还不够大,但也能说明目前在五十多岁人群中,还记得这件事的至少有半数之多。

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远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荣母子被枪杀后的十天,巳去台湾多年的李剑文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有一百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会上李剑文先生声泪俱下地向记者们披露了妻儿在大陆惨遭杀害的情况。会后,各国记者在本国的报刊上作了专题报道。

1989年李老先生返大陆探亲期间,在南京老宅慧园里六号同我长谈时,曾亲口述及此事。由于怕触惹老人伤心,对其中详情未便多问。

就这样,在腥风血雨的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李立荣、曹汉华,我尊敬爱戴的林舜英女士,还有我熟识的以坦率直爽、为人仗义的朋友张稼山,在那场疯狂的戮杀中先后惨遭杀害。死的那一年,林舜英六十岁,李立荣二十六岁,曹汉华二十六岁,张稼山二十九岁。一亇花甲老人,三个有为青年,在那亇红色年代,他们的殷红的鲜血和成千上万无辜者的鲜血汇在一起,染红了红色政权,染红了革命红旗,染红了红色江山,真正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十年之后。

1980年,林舜英,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先后均被平反。

林舜英和张稼山的平反判决书作为本文?????的证据——????????????????????????????????????也是历史的证据———附于本文最后,遗憾的是李立荣和曹汉华的未能找到。

林舜英和李立荣平反后,家属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共领到死亡补偿金1400元,每条人命计700元。这钱既不算“国家赔偿”(那时还无此一说),也不称之为抚恤金,笼统称为死亡补偿。

张稼山因为生前没有正式职业,死亡补偿金只有300元(大概是出于他生前没能对党对社会主义作过什么贡献的考虑)。他弟弟张稼峰先生去法院交涉,问杀一个人怎么只补这几个钱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的,该给的就给,不该给的就不给,该给多少就给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不愧是法院法官,答复逻辑严密,滴水不漏!经张稼峰的再三据理力争,最后法官大人总算法外开恩,冒着违反政策的风险又补了300元。前后加起来,张稼山29岁年轻的生命,作价600元冲抵了帐,一次性结清。

顺带提一下活下来的我在平反后的经济补偿吧。我们这些承蒙开恩未被处决而活下来的人,政策规定平反后由原工作单位补发坐牢期间的工资。我劳改十年,故农场补发了我十年工资。我十年的工资总和是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间的伙食费和衣服费1680元后,净落了1740元。

现在人们可能会怀疑,怎么坐牢还要缴伙食费和衣服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黑色幽默段子”,当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这有国务院和财政部、公安部联合颁发的红头文件为凭,一句话,这是党的政策。一亇无辜的公民被枪毙要由家属补交子弹费,一个无辜公民被判刑、而后又被平反出狱,却要补交伙食费(注:真正有罪的犯人刑满出狱则不需缴纳),这不是某一部门、某一地区的一时心血来潮,当年全国到处都是如此办理的,没有党的政策,谁敢自作主张?中国人素有喜欢特色的癖好,此举当属特色内容之一。

1980年李家被杀的、被判的虽然全部平反了,可慧园里6号那幢老楼作为反革命活动基地被没收后却迟迟不能物归原主。

1970年李家人杀的杀、判的判后,幸存下来的両个妹妹立即被扫地出门,房子被没收(注:到底由哪一部门来没收的,至今不得而知),被一亇名叫谢金生的公安局处长全家搬了进去。这位在新生红色政权的专政机关中担任要职的谢处长,估计房主李家己永无翻身的可能了,干脆把自已全家户口迁进了慧园里6号,后来把他妹妹的户口也迁了进去。这一住就是十年。

就在平反判决下达后,南京中法就通知房管部门,尽快将李宅发还原主,白下区房管局当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鳩占鹊窝的谢处长,希望他全家立即迁出。然而这位有来头的谢处长怎会把小小的白下区房管局放在眼里?他以各种借口推诿搪塞,一直赖着不搬。房管部门拿他也毫无办法。尽管李氏兄妹几十次上门协商,请求这位谢处长可怜可怜他们,尽快迁出,以让他们有家可归,但处长大人丝毫不为所动,说“你们别来找我,要找就找法院找房管局去。”当李家兄妹去找法院时,法院叫他们去找房管局,到房管局又被告知他们管不了,他们早就通知姓谢的赶快搬出,并且已经替他安排了一套住房,但他嫌一套不够,还要另加一套,不满足要求就不肯搬,拿他实在毫无办法。叫李家兄妹还是直接去同姓谢的协商吧。就这样踢来踢去,一踢就是两年。其间,李氏兄妹不得不四处借宿,聊以栖身。李蔚荣有几次实在无处睡覚,只好到火车站候车室去过夜。此事后来若不是王昭诠市长亲自过问,恐怕还不知要踢到猴年马月。1982年,在台湾的李剑文老先生从子女的信中得悉此情后,无奈之下写了一封长信给南京市长王昭銓先生,痛陈往事之余,恳求南京市政府格外开恩,让其子女早日有家可归。王市长接信后经过了解,对此极为重视,当即严令有关部门责成谢某立即无条件从李宅迁出,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这位谢处长尽管从不把天理国法人情放在心上,长期霸居‘凶宅’也不怕寃魂缠身,但对上司的指示却不敢公然违抗,在上级的严令下,这才乖乖地卷铺盖走人。出于一种肮脏恶毒的报复心理,谢某在把东西全部搬出后,用撬棍、菜刀将屋内的门窗、纱窗、地板、墙面撬的撬砍的砍,直到毁坏殆尽仍心犹不甘,最后将所有水龙头拆掉复又锯断自来水管,估计由于体力不支方悻悻而去。当白下房管局人员亲目所睹谢金生的“坚壁清野”杰作后,也禁不住喟然长叹:“妈的个B,世上竟然有这种屌人!”

经过这番周折,李蔚荣兄妹总算回到了慧园里6号那座阔别了十年的老宅。

从李家母子和张稼山被寃杀获平反后“落实政策”的具体情况,禁不住使我又联想到发生在去年的佘祥林案。

被列为2005年中国十大冤案之首的佘祥林杀人案,经复查再审已撒销原判,宣告余无罪,佘祥林本人因此获得国家赔偿和各种补助合计46万元(一说为60万元)。据报刊媒体报道,佘对此不甚满意,准备继续告申,进一步维护自已正当合法权益,云云。看了这些报道后,对佘祥林的不识好歹、贪得无厌,在下禁不住怒气横生,拍案而起:这个佘祥林,太他妈的不知足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政府,一旦得知你佘祥林是冤枉的,马上放你出来,替你平反,又一下子赔了46万,这可是比天大比地大的恩情啊。你的事要是放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草菅人命、冤狱遍生的美国,谁来问你冤不冤,谁来替你平反,谁来赔你46万啊?!46万,这是什么概念啊!?我那在29岁就被糊里糊涂杀掉的朋友张稼山,平反后也不过给其家人600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充其量只相当于今天的6,000元,与46万相比,仅仅占千分之一点三,也就是说,你佘祥林所得的赔偿,相当于76条人命钱哪!何况你已经白拣了一条命,仅仅失去十一年的自由,而这狗屁的自由又算的了什么,能值多少钱?我不是同样失去十年自由吗,我才拿到了多少赔偿?再说,你不过区区一介农民,人家堂堂的国家主席和国防部长被搞死后家属又拿到多少赔偿?我劝你千万别听那些记者、律师的煽动,别听他们成天在你耳边鼓噪什么人权,人权是什么?那是帝、修、反玩弄的概念游戏!让你生存,让你活着,让你有饭吃有衣穿,还让你每天晚上能同老婆睡在一张炕上,这就是最头号的人权 !我劝你还是掖好已经到手的46万人民币,该吃的吃吃,该玩的玩玩,想风流时不妨找几个 “小姐”调剂一下胃口,万一哪天又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我倒不信你有本事搬石头去砸天!

到此,本文即将结束了。只是积压心头多年的几句话,始终感到不吐不快。再三考虑之余,决定一并写出。

二战后同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的政府,在对待曾经深受其害的国家、民族的态度上历来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德国政府由于能诚心诚意地忏悔当年纳粹政权的罪恶,并一再公开谢罪道歉,从而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宽宥;而日本政府则始终坚持错误立场,千方百计抵赖、掩饰二战中的滔天罪行,一直拒绝向惨遭荼毒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公开道歉,为此饱受全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诟病。按国际共识,公开道歉认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亇政府在犯了错误乃至犯了罪之后,是否有悔改诚意最起码的表现形式。国际社会如此,国家内部也不例外。

由此就联及我国对“解放”以来历届政治运动受害者的态度问题。

在中国当局有定论的主要政治运动中,反胡风运动是错的,反右倾是错的,反右派斗争尽管名义上未予否定但由于100%右派分子都属错划显然也是错的,作为“文革”序曲的“四清”、“社教”运动还是错的,至于作为中国近代重大政治系统工程的“文革”,已经不是什么错不错的问题,它已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其他一些规模和范围较小的运动就不一一列举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这些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已被肯定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中被冤杀的,被错杀的,被错抓、错判、错关、错管、错批、错斗、错戴帽、错游街、错示众、错处分的,一句话,在生命、人格,肉体、精神上都受到错误剥夺、错误打击的,总人数绝对不会低于5000万。(这还不包括这些倒霉鬼们受到牵连的亲属在内,如果要包括在内的话,加起来恐怕要相当于欧洲的人口总数。)那么,我国当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中,对这5000万中幸存下来的活人以及死去的亡灵 ,什么时候公开道过一次歉,公开说过一声对不起呢?不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届政府巳根据有关“政策”对以往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纠错,但是,这些迟到的公正,也仅仅是通过法院或行政执法部门所作的平反判决、纠错决定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文字例行公事地简单表述一下。这对几千万受害当事人来说,显然远远不够。那些蒙受几十年不公正待遇活着的人以及寃死、屈死的亡灵,他们被剥夺了的生命、青春、自由、幸福,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精神上的追求、自信,这些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生命象征,就凭一纸平反判决、纠错决定一下就能重新找回了吗?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仅仅对文革和历届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笼统地概述了一番,对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简单地推诿于主要领导人的主观认识偏差,行事专断,国际形势的压力,个人崇拜的风行,而对几仟万人的生命悲剧却只字未提。那么,这几仟万人的生命、自由真的不值一提吗?真的象禽流感中那些无辜殃及的鸡鸭那样,被宰杀后很快就应该将其忘的一干二净了?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国际社会一直深刻关注的人权,已经越来越深入到全世界人们的意识中去,任何一亇国家,任何一亇执政党,其对人权的态度无疑将决定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对人权的态度则又包括现时的人权保障,以及对历史上漠视乃至践踏人权的深刻反省。作为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二十多年以来,居然从来没有任何一亇政党,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敢于出面清算几十年来欠下的人权旧债,向我们这些受害人表示过精神的抚慰,真诚地道过一声歉,说过一声对不起,这种始终坚持拒不赔罪道歉的做法究竞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复杂心态?是对人权惊人漠视的继续?还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专横?



最后介绍一下李家活下来的人。

上午已介绍李剑文老先生曾于1989年回南京探亲。当时他原意待到年底返台,不料同年春夏际正值中国多事之秋,政治流言众说纷纭,老人慑于往事,心有余悸,不敢多留,遂提前结束探亲,匆匆取道上海返台。1994年,老先生在台湾花莲市去世,享年九十五岁。自1950年底去台后,终生未娶,始终孓身一人。及至晚年,由台湾政府拨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李老先生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直至终老。去世后一应后事,亦由当局一手操办。李蔚荣先生接老父去世消息后,去台将老人骨灰接回,最后落葬于广西老家祖坟。

李蔚荣先生已正式退休,现年69岁。1998年曾患脑梗,病后留下一点后遗症,行走尚可,略有迟缓。唯病后语言出现障碍,口齿不甚清楚。1970年判刑后,其妻单位24小时全天候有专人做“工作”,要其尽快划清界线与李蔚荣离婚,一农村弱女携一小“反革命三世”实在抗不住,迫于压力,同年与李蔚荣办了离婚手续。双方所生一子一直由女方撫养,79年李蔚荣平反后,孩子回到身边。2000年其子结婚,现已有一五岁活泼可爱儿子。李蔚荣出狱后一直未再成家,目前同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仍住在慧园里6号那幢老楼里。我在写本文前曾去拜访过他,相见之下抚今追昔,恍若隔世。由于说话吃力,言语不多,一双略带混浊的老眼中,透出的是更多的苍凉和无奈。临别之际我用数码相机照了二张合影,现一并附于本文之后。

李蔚荣的二位妹妹,现均五十好几,各有子女,一切均属正常。那位一直在武汉工作的大姐,十年前不幸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



文中各主要当事人浮沉既定,本文也该告一段落了。

春节前夕我去李宅,周围一切一如旧时,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令我亲切,令我熟悉。远远望见李家二楼灯光时,突然一阵冲动从心中迳直涌向眼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就在那瞬间,我耳边又回响起波隆贝斯库《叙事曲》优美的旋律,那是当年李立荣最爱拉的曲子之一。三十八年前,我每当走到那里时,就能听到从他家二楼飘过来那悠扬的小提琴声,于是我的心中就会立即注满莫可名状的亲切温暖,当我想到再花一分钟时间走进那幢楼后,就会有林舜英慈祥的微笑和李立荣热情的问候在迎接我时,我往往三步并为二步地向慧园里6号那栋老楼走去……。

我停下了脚步,我的双腿象灌了鉛似的沉重,我抬起头,我仰望着璀璨的星空,我用尽了胸中所有的气力,我集中了所有的怀念、回忆,我悲怆地对天喊了起来:魂兮归来!



(全文完)





附件1:林舜英平反判决书



附件2:张稼山、张稼云、我、李蔚荣等的平反判决书



附件3:我在劳改时的犯号“11134”号。近十年时间曾更换过二次,此为最后二年所配戴。左侧缀有伟大领袖象章一枚,以示“喝水不忘掘井人”之意。



附件4 :我在劳改期间用的饭勺。勺柄刻的“79823”五位数字表明我刑满日期为1979年8月23日。此勺自1970年到劳改队即开始使用,并于使用当日刻上数字,每顿用餐对此数字审视良久,心中默算已过去多少日、尚有多少日,顿顿如此,直到刑满为止。此物现已当作“现行反革命”文物珍藏,平时从不轻易示人。每逢3月6日、8月23日始小心取出,用其进餐,聊以自戒,不可健忘。

来源:www.billcook.cn

胡平: 《我的終身遺恨》

胡平 《我的終身遺恨》

二月 7, 2009 by homecoming8964



去國二十餘年,我最大的遺恨是,在母親臨終之際,作為母親唯一的兒子,我竟未能見上她最後一面。

二零零八年八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來信,得知母親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時候,如果我現在不趕回國去見母親,那就永遠見不到了。我知道,中國政府有禁止回國的黑名單,我的名字在名單上。儘管我思念家國,但此前從不曾向領館提出過回國申請。然而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給認識的領事打了電話,對方回答說要向上面請示。我也給家人打了電話,說我正在申請簽證,並寬慰她們說很可能批准成行。

數日後,領事回話「不行」。與此同時,我收到母親來信。生命垂危的母親,神志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跡不如以前工整。母親寫道:「關於給領事館打電話要求答應你們回來一事,我認為沒必要,即便他們答應了我也不想讓你們回來。你們若回來,我擔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過他們。當初老毛親自命令起義人員過往一切概不追究,結果手中拿著這命令人就給殺了。我對這一點到閉目時都忘不了的。」

母親講的是父親的遭遇。父親原是國民黨軍人,四九年隨軍「起義」,又成為解放軍。當時共產黨說「起義光榮」,保證「既往不究」,還發過一紙證書。但是到了五二年「鎮反」運動,父親卻被定為「歷史反革命」而慘遭殺害。那時,我姐姐十一歲,我五歲,妹妹還不到兩歲。母親驚悉噩耗,痛不欲生。她準備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別送給親戚,然後回老家投井自盡;但終因捨不下三個年幼的兒女,不忍心讓我們既失去父親,再失去母親,於是咬牙活下來,並以加倍的愛護,撫育我們成人。

放下母親的信,我不禁想:也許母親說的是對的。雖然按我的估計,如果當局允許我回國探望,應當不會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親卻不能不擔驚受怕。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員警整天盯著你,在你家周圍打轉,也許還要叫你出去跟他們談話。這對我母親會產生多大的精神壓力,會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憶和深藏的恐懼。就算他們在我母親面前信誓旦旦,說保證讓我平安回美,想到父親的悲慘命運,母親怎麼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許,我不回去,母親反而會走得更安心。

嗚呼!



来源:http://homecoming8964.wordpress.com/

我的父亲 ——吉林省第一家民间武术馆创始人

我的父亲 ——吉林省第一家民间武术馆创始人(中) 

周志忠

土地改革前夕,各地的地主纷纷出卖土地。伯父见地价便宜,便大量购买土地。划分阶级成分,我家被定为富农。父亲因开武馆、举办少林会,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诬告为反革命组织“大刀会”首领,被捕入狱并判处死刑。地方政府从武术馆收缴各类武术器械、设备近3卡车。吉林省第一家民间武术馆成为历史。父亲在狱中不停上诉,省委甄别工作组经半年的反复调查得出结论:所谓反革命组织“大刀会”并不存在,父亲被无罪释放。

1955年底公私合营,以铸造为主业的周家铧炉并入范家屯铁工厂,父亲和大伯父到范家屯工作。1956年,举家搬迁到范家屯镇。1958年初,高宪庭拜父亲为师习武,这是父亲正式接收的第一个徒弟(在怀德武馆时只代师授徒)。虽说父亲与高宪庭是师徒关系,高宪庭却称父亲为“三哥”;同年8月,我呱呱坠地。这一年父亲43岁。为迎接我来到人世,父亲放弃了习练多年的铁砂掌功夫(练铁砂掌的人不能抱小孩,只要轻轻一抱孩子就会受伤)。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教我习武。都说习武苦,我却没感到苦,只觉得非常好玩。当时正是1960年—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家家口粮不足,食不果腹。父亲的工种是铸造工,属于重体力劳动,每月48斤口粮。为了让我吃饱,父亲常常把自己碗里的饭给我一些。有一次家里喝掺了干甜菜丝的苞米面糊涂粥,母亲怕父亲吃不饱上班干不动活儿,给父亲蒸了两个小窝窝头,父亲夹给我一个,我知道这个窝窝头不该我吃,就把窝窝头给父亲送了回去。母亲见此情景就转身哭着离开饭桌,父亲的眼里也流出了泪。由于我小时候说话晚,当时还不会说话,但饭桌上的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还记得当时家里经常有各地武术界人士来访,父亲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供来访的武术界人士一顿饱饭,因此颇受当时武术界称赞。

1963年至1966年,是父亲习武生涯的第二春。我家门前篮球场大小的习武场上,每天早、晚都有二三十人习武,其中绝大多数是父亲的徒弟和子侄,少数几个是父亲的武友,在这些人中,我年龄最小。当时父亲还不到50岁,拳脚、器械都教,前提是徒弟的基本功必须达到要求。基本功不好,就别想学套路。偶尔也教擒拿、散打。由于我年纪小,学什么套路都没有我的份儿,整天练基本功,十二路弹腿学了近三年。

一次有一位师兄问父亲,传说中的单掌开砖功夫是否存在?父亲从墙头上取来3块砖摞在一起,放到一个凳子上用左手按住,右手掐成剑指,挥指下点,3块砖同时碎裂。父亲的武友刘凯丰拿来一块条石,开玩笑说:“三哥,你试试玩意儿!”刘凯丰话音还没落,父亲左手接石,右手挥掌,条石齐刷刷地断了。众人惊得目瞪口呆,父亲却指着我说:“从打有了他,我就不练铁砂掌了,停了六七年了,手劲儿小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小时候父亲很少抱我,偶尔抱我玩玩也总是戴着棉手套,原来是怕伤着我。10多年后我练铁砂掌时问过父亲,为什么停练铁砂掌多年手还那么硬。父亲说,一般人停练一年后功夫就没了,可是父亲是铸造工,干翻砂活,父亲已经养成了干活时用手直接戳砂子的习惯,加之练铁砂掌年头多,所以不练了也有功夫。

我小时候,每逢过生日父亲都送我礼物:单刀、扎枪、绳镖、九节鞭、春秋刀…….难得的是,这些礼物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而更为难得的是父亲每送我一件或两件兵刃(父亲一直称武术器械为兵刃),就意味着将要传授这种兵刃的技法和套路给我!1966年我过生日,父亲送给我春秋刀,把师兄们羡慕得不得了,他们羡慕的不是春秋刀,而是羡慕我得到父亲允许可以学练春秋刀了!父亲从师兄们的目光里看出问题:“不是因为志忠是我的老儿子我就偏向他,现在我的大儿子、侄儿们暂时都没资格学,你们身法都不行。不信你们试试——”父亲说着,用送给我的小春秋刀做了一个背步撩刀接翻身劈刀下叉的动作,“关公下马。”我看了一圈,师兄们都不出声,我走到父亲面前,接过刀做了一个背步撩刀接翻身劈刀摔叉的动作,接着又直接跳起来。我做的摔叉再跳起难度较大,本想得到父亲的夸奖,没成想遭到了父亲严厉的目光。父亲最反对耍小聪明和在人前卖弄。我因此受到的惩罚及其严厉:直到1971年父亲才教我学练春秋刀,整整推迟了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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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仕全:一位在“辽沈战役”中解放入伍老兵的遭遇和诉求

一位在“辽沈战役”中解放入伍老兵的遭遇和诉求

默认分类 2007-09-19 12:26 阅读51 评论0

我叫丁仕全,男,现年76岁、未婚、汉族、初中文化。1945年7月参加抗日,1948年9月参加革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左”的影响,在冤屈中和监狱里渡过了漫长的中年和老年,是贵州省安龙海子监狱1974年8月“三年”刑满时被强制留狱受长期监控的人员,后变成该监狱的老残人员,现暂住在贵州省兴仁县四联乡塘边村寨山脚组36号。

少小立志参加抗日。记得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轰炸贵阳,炸毁民房、炸死炸伤不少市民时,正在学校念书的我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立志长大当兵消灭侵华日军。为此,于1945年7月,在兴仁县参加路过兴仁的国民党远征军新一军,随该军赴广西南宁抗日,当时我不满16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随该军调往吉林长春。1948年9月在辽沈战役中获得解放。解放后,经过学习教育,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作贡献,分配到共产党领导的四十二军一二四师炮营二连当战士。同年11月参加了平津战役,北平解放后,参加解放河南安阳、洛阳、四川、重庆的战斗,后随军调黑龙江。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军赴图门江守防。1952年6月,因我哥丁仕品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当地政府通知部队将我株连回贵州兴仁。

1952年6月,我被株连回到贵州兴仁后,县政府把我安排在城关税务局工作(当时叫交易所)。1954年县政府把我调县邮电局工作。同年6月县邮电局派我到贵阳参加省邮电局举办的邮电专业培训班学习邮电专业知识。培训期间,由于我刻苦钻研,考试成绩优秀,成为省邮电系统的业务骨干。结业后,省邮电局把我调到盘县邮电局工作(任电信组长),其间曾奉命到晴隆县、普安县邮电局协助过工作。1958年12月省邮电局把我调到兴义专区邮电局工作(任电信组长)。1960年12月,原兴义县公安局凭据我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三年兵的历史和我与我哥的血统关系以及1959年下乡搞工作队时我对“大跃进”、“大食堂”有不同看法,并说了“让种粮人饿饭不合理”的真话,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待,强行把我抓起来关进看守所。在看守所,由于我脾气大,顶撞和驳斥了对我进行突击审讯的办案人员,一直将我关押到1962年6月才作出“教育释放到兴仁县大田坝生产队劳动改造,并要求当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我严加监控”的决定。

我被迫到兴仁县大田坝生产队后,坚信党和政府迟早会为我澄清不白之冤。因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毛主席实事求实的纠正了“大跃进”、“大食堂”在农村饿死不少人的错误。结果,我苦苦等了三年后,我的不白之冤尚未得到澄清,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文革”中我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点对象,一言一行都要受到严格监控。在运动中,因我“散布消极情绪,发泄心中委屈”,1971年9月被兴义地区军管会批捕,1972年1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兴仁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兴仁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判决书把1960年所谓“反革命”作为判处我徒刑的罪证之一,并押送到安龙海子监狱(当时叫海子农场)。从此,便锒铛入狱。1974年8月刑满,我正准备出狱回家时,兴义地区军管会对我作出“强制留场不准回家,继续戴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处理。这样,我就成为了贵州省安龙海子监狱的刑满留场长期受监控的人员。

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复查冤、假、错案的政策下达全国后,我满怀信心,希冀“春风渡过玉门关”。就不服“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兴仁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兴仁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72)刑字第九号刑事判决,分别向兴仁县人民法院、兴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和上诉。结果,因当时“左”的影响尚未肃清,加上正值“文革”中办我案的人和其亲属掌握着地、县复查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权力,他们不按中央要求复查我的申诉就武断地作出“维持原判,驳回申诉,不得再上诉”的裁定,使我失去了落实政策、重新为民工作的机会,精神上再次遭受难以言状的创伤。

在监狱里始终不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兴仁县公安军管小组、原兴仁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72)刑字第9号判决、原兴仁县人民法院(79)刑裁字第49号裁定和原兴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79)刑上字第82号裁定,坚持长期申诉。结果,终于在2003年12月,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我的申诉,作出了撤销原判、撤销原载,宣告我无罪的决定,并下达了(2003)兴刑再判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

2004年1月,贵州省海子监狱领导收阅(2003)兴刑再判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后,即作出“鉴于其年老体弱,落实政策有过程,原工作单位为其落实政策前,暂继续发给老残生活费331.00元,因病住院等费用监狱不再管”的决定。我收到(2003)兴刑再判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后,即带上判决书和请求落实政策的书面报告,先后找到省、州邮政管理局和多次向省、州电信公司反映,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79年的有关文件精神落实政策,将我收回作离休或退休处理,使我安度晚年。结果是:从省、州邮政管理局得知,按照全国邮电系统体制改革时对离退休人员管理责任分工的原则,应归电信解决。省、州电信公司收阅判决和报告后,长期拖着不解决、不答复。无奈,不得已只好到省委、省政府信访局上访,省信访局领导对此很重视,责成职能部门要省电信公司限期答复。省信访局于2006年2月函告省电信公司限期答复本人,并将限期情况转告了我,要我耐心等待。我在希望中耐心等待了很久都不见答复,只好不断到省信访局上访,省信访局不断催办。这样,一直等到2007年2月才收到省电信公司的答复。该答复居然还把我当作有罪刑满留场“就业”人员,并作出“不与落实政策,不做收回处理”的处理意见。

对这样一个根本不懂政策的处理意见,我实在费解。因1978年8月刑满被强制留在海子农场是历史造成,不是海子农场职业需要按规定程序录用的生产技术骨干;我是省邮电系统的业务骨干,不是海子农场生产技术骨干,更不是留场就业重新参加工作的人员。现海子农场每月发给我的331.00元是“老残生活费”,并不是固定工退休后的“退休费”。我是弱者,我无奈,只有向党委、人大、政府机关报告我的遭遇和诉求,请求协调解决落实政策时的这一遗留问题,我的具体诉求是:

我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战士,建国前后曾为中国革命和国家邮电事业作过贡献,受到错处理前是有工作单位的。经过人民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后,我具备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的离退休条件,请党委、人大、政府机关的信访、老干、劳保等部门按照中发(1979)96号文件和中办发(1983)9号文件、中办发(1984)32号文件要求处理好善后工作,协调解决落实政策时的这一遗留问题,要求原工作单位(省电信公司)按照党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将我收回作离休或退休处理。让我在政治上、生活上按规定享受待遇,使我安度晚年。


来源:龙之云——一位在“辽沈战役”中解放入伍老兵的遭遇和诉求http://xuanyunding.blog.163.com/

苦难中的恩慈——纪念我的外婆

苦难中的恩慈——纪念我的外婆(基甸)(2007-10-17 22:53:19)

哼小调的哈比人
 
 
幼时的作者(基甸)和外婆、妹妹



苦难中的恩慈——纪念我的外婆

基甸

外婆是我母亲的母亲,也是我心目中最具有伟大母爱的母亲。

我是外婆从小带大的。那个年月我的父母医大毕业被“发配”到高寒偏远生活极其艰苦的藏区,为了我和妹妹的前途,父母把我和妹妹交给在成都的外婆抚养。外婆把我们从襁褓中的婴儿一直养育到读上大学,长大成人。外婆的养育之恩让我对她有特别深的感情。1995年我在美国读完硕士,我把我的毕业论文献给了我的外婆“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女性:她在充满苦难的岁月里用伟大的母爱独自辛勤养育了十个儿女和一批第三代,用自己的一生教育了我和她的其他子孙什么是爱心、坚韧、豁达、宽容和进取。。。”

我一直认为外婆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很丰富的一生。20世纪初(1908年)外婆出生在四川宜宾高县的一个望族之家,家里很重视读书教育,所以外婆是大家闺秀加上书香门第出身。外婆的父亲思想相当开明,在那个妇女还没有解放的年代就让外婆去上新式学校,一直读到师范学堂,不但学四书五经,也学数理化甚至外语,直到被外公娶走。据说学生时代的外婆非常聪颖美丽,秀外慧中,在我的想象当中就像那些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的旧时的女学生。年轻时的外公不但是一个颇有才华的读书人,而且有革命的志向和抱负,参加过早期的黄埔军校,甚至跟周恩来邓小平等是同学校友。后来跟他弟弟一起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搞学运。有一天国民党来抓他,他不在宿舍,他弟弟却在,他弟弟就“顶替”他被抓进监狱,后被国民党杀害,成为共产党的“川大英烈”之一。外公后来却加入了国民党(尽管他认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各有利弊)。外公在国民党的政府里并没有当过什么大官,跟外婆倒是相当恩爱,生养了四男六女足足十个之多的儿女。在抗战的烽烟和动荡的时局中,外公和外婆携家带小,一路辗转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最后才又回到成都定居。外公在外面做事,外婆在家相夫教子。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时候,外公选择不离开大陆,跟全家人在一起。当时外公也在四川大学任教,颇有中国知识分子迂腐气的他还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介书生,新政府不会拿他怎么样。但成都解放后不久,外公就在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镇压”。

外公的死对外婆来说不仅是痛失所爱,而且更是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苦难的开始。外婆一直没有再嫁。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没有正式的工作,却要独自抚养十个(不是一个两个甚至三个五个,而是十个!)儿女,其艰难困苦我想任何旁人都难以想象。为了自己更为了儿女的生存,大家闺秀出身的外婆出去帮人打工,给一家小汽修厂的工人们做饭洗衣服。冰冷的冬天洗一件厚厚的油腻的棉衣,可以挣到一分钱,帮人做饭可以带回一些残羹剩饭给饥饿的儿女们吃。后来刮肠衣、糊纸盒,各种各样的活,无论多重多脏,都干过。再后来经历历次的政治运动,因着外公的“历史反革命问题”,一家人更是经历歧视逼迫,饱尝世态炎凉。外婆的子女,都受到“家庭出身不好”的牵连。我的大姨和我的母亲还算读了大学(师范和医科,都是不需要学费的),再下面的就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大舅曾经是成都最好的中学里面成绩最拔尖的高材生,可就连他也因为“出身问题”不能上大学,被分配到建筑队。其他的儿女后来有的被迫下乡到农村,有的被分配到偏远贫寒地区。大姨和我母亲毕业以后参加工作,担负起全家的经济供养。大姨工作在贵州,十个儿女中的一部分跟着外婆到了贵州,一部分留在成都。从反右到文革,时局愈发混乱,外婆的儿子中一个曾经“偷奔”新疆,差点死在路上;另一个(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竟因为留在成都无人照顾又遭人诬告而被抓去“劳教”,这一“劳教”就是几十年,家人都无法领回,受尽了非人残酷的“专政”,整个的青春在无比惨烈的“劳教”中被剥夺。。。外婆的心是极为悲悯充满母爱的,我实在不敢想象外婆那颗柔软的心曾经是怎样的被忧伤撕裂,母爱的牵挂和伤痛又是怎样地被苦难浸透。。。

文革开始后,外婆回到成都,开始养育我和妹妹,同时照顾其他子女和第三代。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年代,外婆用一种伟大的母爱默默地承受着超乎寻常的劳苦艰辛,坚韧而无私地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儿孙。外婆非常勤快,多年的劳碌压弯了她的脊梁,然而她的身体却很健壮,我小的时候外婆六七十岁的年纪,每天上街买菜提着菜还能行走如飞。家里贫穷,外婆于是养成了非常节俭的习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总舍不得买,但是对我和妹妹,却是特别的慷慨,逢年过节亲戚邻居送点什么好吃的,她自己舍不得吃,全都拿给我们吃。外婆烧得一手好菜,用最普通的材料能做出特别美味可口的菜肴,一直到今天我都常常怀念小时候外婆做的家常川菜。外婆对我们孙辈的教育特别关心,不但教我们尊重知识,努力读书,也教我们懂事明理,与人为善。读书方面外婆从来不勉强,我们自己反而知道努力用功。为人处世方面外婆自己不仅给我们言传,也给我们身教。外婆生性善良,极富同情心肠。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外婆会唱一些悠扬朴实的童谣给我们听,那些儿歌的内容充满了对小动物和弱者的怜悯和爱惜。对他人的苦难和不幸,外婆总有很深的同情和悲悯。最难得的是,历经多年的艰辛和苦难,外婆对曾经帮助过自己和家人的人有很深的感激之情,一直记得别人的恩惠,对伤害过自己和家人的人却没有丝毫的怨气,一直报之以理解和宽容。我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成都的安顺桥边。在我们家老宅院的隔壁,是另外一个大宅院,里面有修得相当好的两层楼房,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一些老红军、老八路、老志愿军等等和他们的家眷,我们把这个院子叫做“红军院坝”。外婆的宽和温柔和对子孙的优良教育渐渐深得这些地位和条件都比我们家好得多的“老革命”家庭的尊敬和同情,“红军院坝”里的人对我们家多有关心和帮助,我们家的娃娃们也跟他们院子里的娃娃们成为好朋友,整天在一起玩,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隔阂。几个“老革命”家庭和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家庭在那个年代作为邻居居然不仅和睦相处,而且互相以恩慈相待,在那个充满批判斗争的冷酷岁月里默默演绎着一股人性中善良一面的温馨。

几十个看似寻常实不平凡的春秋随着历史过去,外婆的儿孙们一个个长大成人。晚年的外婆受到满堂儿孙们由衷的敬爱和孝顺,也受到众多邻里亲友的尊敬和羡慕。几十年的辛劳压弯了外婆的脊梁,老年的外婆也越来越瘦小,然而外婆的身体状况却仍然良好,而且精神上非常健康,人到老年性格反而象小孩子一样,家人无不为其“返老还童”的心境而感叹。1992年我和妹妹先后来到美国,年底妹妹生孩子,外婆和妈妈一起来美到加州照顾妹妹和旅游。对长途旅行和新的环境外婆毫无不适,语言不通也不妨碍她老人家跟人比划着各说各的沟通。我和妹妹一家跟外婆去迪斯尼乐园玩,大家告诉外婆,有些翻滚列车之类的节目(rides)太剧烈,她老人家不能坐,她还恋恋不舍地问“可不可以就坐一个嘛?”我们带她到外面观光,她总是兴奋而好奇,不断赞叹看到的新鲜的东西,看到好的风景,她还赞叹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很美啊”、“万物真是奇妙啊!”,对自己有这样的福气以八十几岁的高龄出国旅游探亲非常感恩。

我和妹妹到美国以后先后信主,后来妹妹回国,给已经是九十高龄但头脑仍然非常清楚的外婆传了福音,外婆一听就信主了。妹妹和我高兴得不得了。外婆信主后每餐饭前都要祷告,而且常常到屋子外面的阳台上去祷告。后来视力太差自己读不了圣经了,还会让儿孙把圣经读给她听。2002年外婆的生日我和妹妹都回国为外婆祝寿,在生日庆典之前外婆接受了点水洗礼。

我在美国先求学后工作,头几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过国。不能回去最难受的,就是不能见到外婆。第一次回去的时候见到外婆,老人家已经衰老了很多,她在门口等着,我走到她前面,她一把抱住我,我蹲下来,泪流满面。我的假期不长,很快就需要返回美国了,我们都不大敢跟外婆说。临别的时候外婆正在生病,她说,你们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没有把你们带好,现在你们有出息了,我也感到安慰。我跪在外婆床前为她祷告,也为她感恩。2003年1月我在泰国曼谷出差。给家里打电话,家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病重,我马上买了机票从曼谷飞回成都。我在她病床前陪她,跟她聊起往事,也跟她谈到上帝,谈到天堂。看到外婆对自己快要被主接去充满了盼望,对死亡毫无恐惧,我心里面深深感到安慰。外婆去世后,她的丧礼是基督教形式的,有简洁典雅的白布鲜花和优美感人的唱诗讲道。来参加丧礼的众多的亲戚朋友都说这样的丧礼既隆重肃穆,又发人深思,很感人,也很有意义。外婆走了,但她并没有离开我们,我深信她只是卸下了一生的劳苦,睡了,休息了,暂时离开了自己寄居和做客旅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国与她重逢,那时候将不再有苦难和眼泪,而只有欢笑和感恩。

外婆的一生,充满“苦难记忆”,也充满母爱的恩慈,更充满上帝的恩典。外婆的一生,让我们深深感动,也教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将更珍惜生命,努力在世上好好生活,直到在天国与外婆再相见的那一天到来。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ho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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