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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谨以此文纪念大跃进运动爆发50周年


杨金声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在国家干部月口粮供应标准为22市斤时,县城和农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分别降为17市斤和16市斤。

当时市场上既买不到高蛋白、高脂肪鱼肉荤腥等食物,也买不到豆类和豆制品。国家粮站米价是一角三厘一市斤,黑市米和粮票4元一市斤,只听说有人偷卖米和粮票,但从未见人买过,因私自买卖粮食系破坏粮食政策,是违法犯罪行为,谁敢公开买卖?我当时月工资36元,不够买10市斤黑市米,全靠仅有的24市斤口粮和4市两(合十两制为2.5两)菜籽油活命。当时县邮电局营业间里供寄信人贴邮票用的糨糊,一放到柜台上就被人偷吃光,足见当时充饥度命的食物,紧张奇缺到何等程度!

那时我正年轻,食量大,消化力强,24市斤口粮只够吃二十三四天左右,每天吃饭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算。我每周要上16节课,且大都排在上午,如某天上午授课量不重,只有一节或两节,学校食堂早餐稀饭即使很浓稠,也舍不得多吃一分稀饭(学校食堂一斤粮票购一角二分饭票,付一角二分钱);要是上午授课量重,有三节课,食堂早餐稀饭即使稀得“一口吹三条浪”,也得忍痛吃三分饭票的稀饭,否则是撑不住的,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上气不接下气,靠在黑板上,硬撑着将课讲完,下课铃一响,就像战士冲锋一样冲进食堂,不管青菜萝卜,还是冬南二瓜(校内园地师生共同生产的),首先买一碗(限购一碗,不准多购,学生也一样),填进饿得发慌的空肚里,然后再买三分饭票的饭,绝不敢多吃一分饭。晚餐也是如此,先吃瓜菜,后吃两三分饭票的饭,因晚上办公要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敢下班,反“右派”后的“大跃进”,谁敢不积极?晚上9点多钟就下班,怕人说没干劲,思想落后,空熬着肚皮,也要撑到11点钟左右。

那时,若遗失10来斤粮票或饭票等于自绝生路,谁也救不了你。家庭因饭票短缺或遗失,而产生互相猜疑、指责、谩骂、造成夫妻反目、兄弟龃龆、母女不欢、姐妹失和的事时有所闻。有位中层干部,家里有四个子女,将从食堂打回的饭,按各人的供应标准数量,用秤分而食之(农村较普遍),谁也不能多吃、多沾谁一点。这种看似无情而实无奈的荒唐怪诞的生活方式,是享受着充裕物质生活的今天青年无法理解的,但它却在我们这辈人的生活旅程中,留下极其沉重的苦涩与酸楚。

在这种情况下,“低标准,瓜菜代”是当时整个社会求生存、想活命的人必然趋势。那时大小会议经常讲,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低标准,瓜菜代”是什么含义,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能否延续维持下去的极其严重问题,是头等大事。

秋冬季节,冬南二瓜吃尽了,青菜萝卜生长速度慢,赶不上吃的需求,上级号召我们大搞“小秋收”来充饥度命。所谓“小秋收”,顾名思义,是和大秋收相对而言,大秋收是指农田里生长的庄稼,农民种的粮食,而“小秋收”则是指野生植物,农产品的下脚料,如米糠、稗子、秕稻,以及极少的水面植物和水生螺丝肉、蚌肉等。

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谢永康同志,曾奉命代表县委在一次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大搞“小秋收”的大会上说,现在证明,凡是猪能吃的一切东西,人都能吃!所以我们要大搞“小秋收”,以解决目前的困难(大意)。42年后的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这句话。

谢永康同志是我省当时县委书记中极少数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以他的文化知识水准和道德良心,无论如何,这句话他是说不出口的。解放这些年了,怎么能要老百姓吃猪食呢?但是,当时庐山会议精神已经传达,正在贯彻执行,全国正在抓“彭德怀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县正在抓“张恺帆爪牙”和“小张恺帆分子”,他能说什么呢?

在粮食极端短缺的情况下,1960年10月26日的县常委会议上,议定可抵口粮的“小秋收”有下列各种名称(每种都有具体数字,共一亿斤,从略):

藕、荸荠、茨菇、菱角、芡实、高瓜(茭白)、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绿豆、野泥豆、山萝卜、野凉茶、大头薇、萎蒿、野红花草、马兰草、水草、鹅耳肠、野菜、荷叶秆子、芡实秆子、螺丝、蚌肉等,共32种。

上述“小秋收”中的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荷叶秆子、芡实秆子等,连猪都不吃,人怎能吃?

实际上,为了充饥度命,人们早就在寻找能吃的野生植物了。1959年冬天,在青菜萝卜供不应求时,我们学校曾派人去城外水塘里捞红浮萍,洗净磨碎,掺一点稗子粉,做成浮萍粑粑,供应师生,一分饭票买两个。我至今仍记得浮萍粑粑的味道,一股青气,粗糙微涩,难以下咽,但饥肠难熬,只得勉强吞咽下肚,胃是没有味觉的,只觉得不舒服,呼呼作响,且有隐疼感,远没有茭瓜青菜萝卜充饥好受。一位在农村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他在农村吃过苦涩难咽的山芋藤子、巴根草和双季稻根做的粑粑,他愤愤地说:“那是稻草!猪都不吃,人怎能吃?吃这种东西度命,怎能不死人?!”

国家干部、县城里和乡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不论月供应量是22市斤也好,还是18、16市斤也好,多少还有一点成品粮大米能熬粥度命,而最苦、最惨、最目不忍睹的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产粮食的农民,在“大跃进”刮起的“共产风”袭击下,他们的家禽家畜被这股妖风刮掉了;他们的自留地被刮掉了;他们烧饭的锅被刮掉了。

为了迎合好大喜功者的狂热虚荣心理,严重的浮夸风造成对农田里的庄稼高额估产,高额估产带来的高额征购,高额征购调走包括农民口粮、种子在内的大量粮食,仅剩下的一点不够农民糊口的粮食,又全集中在公共食堂里。而公共食堂的大权,完全被基层干部生产队长把持着,成了卡农民咽喉的“鬼门关”。当时的顺口溜有云:“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据我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320422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的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

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1962年元月27日在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报告在传达时,曾有人说:“三分天灾讲多了,七分人祸还讲少了。”以我们安徽无为县来说,这句话完全正确。

从1958年到1961年这4年我县的气象资料看,无论是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既不存在涝灾,也不存在旱灾,虽不像古书上说的5日一风、10日一雨,但气象资料表明,绝对构不成自然灾害,正如本地老农所说,那几年(1958年至1961年)基本风调雨顺,何来自然灾害?30余万人被饿死,完全是一场人祸 。

来源: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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