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堂老翁
2008-04-04 20:18
六十年代中期，党和国家在全国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我们洛南县作为一期社教试点县在全地区首批进行了社教，那时我在外地上中专，按规定要回避，但有关社教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
1965年初，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下来，就此正式拉开了社教运动的帷幕。春节过后，浩浩荡荡的社教工作队开进了村子，住在我们村的有省公安厅，交通厅干部和西安几个大学的学生，还有来自镇安的农村积极分子。工作队都经过集训整顿，进村后要和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吃派饭。“三同”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首先吃住要和四类分子划清界线，和“四不清”划清界线，必须吃住在真正贫苦的贫下中农家里，我家是三代老贫农，父亲虽然当过村干部，所幸因健康原因前几年早已辞任，（庆幸他因此躲过一劫），哥哥是干部，我在上学，也算是革命家庭了，更好的理由是我家有一间空房，所以我家住了两个社教队员，这里也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地方。
社教队员吃饭是按家轮流的派饭，我们村里人憨厚纯朴，对外地客人非常尊重，常常是互相打听别人家给吃的什么，总想比别人家吃的好一些，宁可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客人吃的好一点，生怕被别人笑话他小气。后来传说在邻村，一个工作队员在会上大骂群众说：“还说你们生活有困难，可是我到你们家看见吃的有馍，饭也很稠，这不是浪费粮食吗”，因此不给这个村子发返销粮。大家生气了，家家给他吃很稀的菜汤。有这样一段趣闻：一次在一个很穷的大娘家吃饭，大娘到锅上舀饭时，突然想小便，洛南过去的习惯，家家都是连锅炕，锅头内烧火炕上就热，锅头旁炕边下都放一个尿罐，什么时候满了才提出去。当时大娘放下碗就在尿罐“当当当”的尿起来，社教干部听见了以为是大娘给他捞稠的，客气的说：“大娘，不用捞，连汤舀，连汤舀。”大娘偷着对人说，这样的坏干部我才不给他吃好的呢。
社教运动也称为“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教的目的，是要整顿党和干部队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建立防修、防变的坚固长城。可是在六十年代的农村，群众生活很困难，那些地富反坏四类分子都是明显的敌人，是死老虎。所以社教运动的重点就是两大任务，一是打击清算“四不清”（实际上就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代名词），第二就是补划地主富农，清理阶级队伍。
那时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是“四不清”，我们全大队的大队干部，会计，保管，被集中关押在王家祠堂里，由民兵负责看守，不准和家人见面，每天两顿饭由家人送来交给看管民兵。主要活动就是学习文件，交代问题，早上跑步上操，进行体罚、打骂，中午晚上组织群众揭发批斗，各种刑法都用上了，逼迫交代自己罪恶和揭发别人问题。可怜这些干部大多都是解放以来的老村干部，经受过三反、五反、历次政治运动，每年都在县上参加三级干部会，接受培训教育，思想和工作都是清白的，那里有罪恶可交代。几个月的折磨，身心备受摧残，终于我们村的保管经受不住了，找借口请了假跑到自家老坟里用剪刀刺破肚子自杀了，那种血肉模糊、肝肠寸断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他的死震动了社教总团，采取的措施有所改变，其他人才少受了些折磨。
再一个就是重新划分阶级成份，“漏划地主”、“漏划富农”是当时一个时髦名词。补划出的地富人数也是社教成果的一个指标，可怜我们一百多户人的村子家家都很穷苦，解放后竟然没有一户地主，这是令社教工作队不能接受的。他们调查走访、到处观察，看见有住房好一点的，家里生活比较富裕一些的，就查人老三代，看是否是漏划的。听说地主的条件是自己不劳动，全靠剥削别人生活，富农也是有雇工剥削，但是本人是参加劳动的。按照标准确实找不出来，最后只好把我的邻居划成了地主，他是十几岁的孩子，父母解放前早已去世，既无依无靠又有七间房子，大家眼红这几间房子，分了他家的房子和财产。几年后又做了纠正，分了人家的又退了回去。
今天看来，当年被错划的许多人正是农村中有经济头脑，有一技之长，勤劳肯干劳动致富的能人。而被工作组利用的所谓“积极分子”中混进了少数农村中好逸恶劳，又懒又穷、又爱占小便宜的人，就像小说《迎春花》中江仁保那样的流氓无产者，这就给社教中增加了许多工作偏差的机会。当然不可否认，社教在教育群众、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培养一批干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一期社教结束，又在另一些地方开展了二期社教，一些社教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二期社教，后来有很多经过培养吸收到我们干部队伍中来，作为一期社教的试点在经历了艰难地时间后宣布胜利结束。
社教运动的结束
一九六六年的春季，“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应当说文化大革命是社教的继续和深入，因为都是反修防修，打倒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两个运动的目的和口号是一致的。但是随着一期社教建立起来的新的农村领导班子有许多得不到群众的认可很快就换掉了，划出的新的“地主”“富农”和“阶级敌人”很多成了冤案得到了纠正。社教队伍中的一些人和做法受到了质疑。这时候，拿起了“四大”武器的红卫兵和社教队员也发生了冲突。提出了社教运动镇压群众运动，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社教团既要革别人的命，同时又要革自己的命，一时整个工作受到了冲击，社教队员全部撤回地区，一方面集中学习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和政策，一方面进行内部整顿和总结。
随着文化革命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社教运动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来自社教试点县的洛南群众反响十分强烈，围绕社教运动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讨论成了热门。这时洛南一个人的漫画“社教运动成果辉煌”成了爆炸新闻，漫画上主题是一副堆起来的骷髅，手举着社教运动划出地主富农×万人，瓜分房屋××间，整死群众××人的所谓“成果”。这幅漫画引起了社教干部的强烈反对，“坚决保卫社教成果”，“谁反对社教运动谁就是反革命”的大幅标语贴满全城，不久，大字报的作者被以诬蔑社教运动的现行反革命依法逮捕，这场辩论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数天以后，北京科技大学的三名红卫兵以“雪梅”战斗队的名义正式吹响了向社教运动宣战的号角，商州各学校的所有红卫兵围绕着社教运动的对与错同几千名社教团员展开了大辩论。那时文革已经进入大串联、大字报、大辩论阶段，各个单位的当权派已经成了落水狗、死老虎，失去了斗争的价值和兴趣，富有造反精神的红卫兵把批判社教运动当成了当前斗争的主要目标。那时候，一到晚上，我们就成群结队的到大街上找社教队员辩论。商县城到处都是辩论的人群，口号声，辱骂声、拉拉扯扯、推推打打的场面随处可见。开始我们人少，是社教队员围攻我们，我们到处乱跑，见到被围攻的红卫兵，就冲进去把他救出来，后来就成了我们围攻社教队员，直到有的胆小的社教队员晚上都不敢出来。
到辩论的后期，社教队员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社教队员开始了造社教团的反，站出来支持红卫兵，把矛头指向社教总团的当权派，揭发社教中的错误做法，这时社教团已经是溃不成军，大势已去，斗志尽丧。更多的社教队员厌烦了这种无尽的争斗，迫切要求回家，终于宣布社教团解散，所有的队员返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就汇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社教运动在某些意义上来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和序幕，是党在农村发动的一次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狠抓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运动。但是毛主席当时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作了夸大估计，犯了左倾的错误。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失去控制，没有组织纪律，任其发展的一次大的浩劫，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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