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24 | 花甲人生〔四〕－四清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场为期一年的以“清政治、清思想、清作风、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在蒲圻全县展开。所谓“清政治”就是清查每个人的历史，包括家庭成分和个人出身、经历。看其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四类份子”有没有关联或联系，是不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清思想就是清查每个人的思想是否纯洁，是不是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的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清作风”就是清查每个人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是否正派，是否认真、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没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生活作风问题；“清经济”就是清查各单位自从成立以来到四清运动为止的全部经济账目，有没有财务漏洞，有无侵害公共利益和群众利益，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全县从县政府到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包括各级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都进驻了四清工作组。被清查的对象包含各级干部和各单位的全体职工，不管什么人首先统统下水，作为被怀疑对象，这就是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所鼓吹的“怀疑一切”的起源。每天从早上七时到晚上九时除了工作就是开会。开会时，首先宣读党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各种政策的文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工作组的口头禅。然后，一个不漏人人都要发言。不讲情面揭发别人的“四不清”错误，检讨自己的错误，接受别人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批评、批判、斗争。如果不按要求发言。或者轻描淡写说一些没有具体内容的话。就要受到工作组的“上纲上线（就是提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进行分析批判，说你对四清运动有抵触，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就是人民的敌人，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等，一大堆政治帽子直往你头上戴。然后发动别人都来批判你，上纲上线的“教育”你。再要你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提高认识”。此外，工作组还分别找每个人个别谈话。挑拨其与别人的关系，挑起相互间的仇恨，相互攻击，相互揭发，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这就叫做“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于是，工作组就捕风捉影大做文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进行分析批判，戴上那些谁都戴不起的政治大帽子。小事开小会，大事开大会，写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对被怀疑有重大问题的人进行隔离审查，政策攻心，发动别人写出铺天盖地的对他进行人格污辱和攻击的大字报在单位和会场悬挂张贴，打心理战术。逼迫他承认并交待自己的错误或罪行。如此搞得人人不得下台。工作组就把被揭发出来的所有问题记录下来，逐一查证落实，做出结论。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虽然多数人的问题能够调查清楚，得到正确处理。但也有少数无法查清的问题，工作组就采取逼、供、信的手段逼迫人家就范。这就难免使得部分人在精神上受到委屈和伤害。由于我天生胆小，语言能力差，加上我内心不愿说那些故意歪曲事实伤害别人的话。所以在运动中不敢发言，但又不得不发言。发言时总是结结巴巴，前言不对后语，心里扑通直跳，说了几句话就说不出来了。工作组总是批评我对运动认识不足。由于我还是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小孩，工作组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受到伤害。
当时我们区四清工作组的成员有从阳新县抽调来的干部和从武汉测绘学院选拔来参加锻炼的学生。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清运动接近尾声，只有少数问题没有处理完。由于学校放假，所以全体工作组放假一个月，各单位只有少数带队的工作组成员留守。当时由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开始，但由于工作组对消息进行封锁，我们农村全然不知。八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文。那时候，人们每天都要看报。党中央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施行。我也阅读了这篇文章。不久，工作组就跟各单位的人神秘地打招呼：“武测的学生要来拿行李，如果他们和你们说话，你们不要理他们。他们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言论，你们就要理直气壮和他们辩论，把他们赶走。”我不解其故，心想好好的人怎么突然都变成别有用心的反革命了呢？那时，我们卫生所没有房子，就设在公社的房子里。我看见武测的学生一来，立即就被工作组的人包围控制在会议室里和他们争吵不休。这时候我想到报纸上的文章，觉得工作组的行为和报上说的完全相违背，认为工作组做得不对，公社里一个叫周益民的炊事员也和我有同感。
出于单纯冲动的心理和年幼无知，我和周益民联名写了一张“我们支持你们”几个字的纸条暗中递给他们。不知怎么被工作组知道了。于是，工作组便发动社直各单位全体职工写我们两人的大字报。我们两人一下变成了“周易反革命集团”。天天开会接受批判，我吓懵了。与此同时，别的地方也发生了许多和我类似的事件。那些武测的学生是不怕鬼的，他们离开公社后，就在县城闹起来了。逼迫咸宁地委开会公开为我们平反。工作组通知我到县城参加了平反大会。在大礼堂地委书记公开宣布为我们“受到迫害的人（武测学生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公开平反并向我们赔礼道歉。可是，学生们并不满足。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蒲圻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便进一步要求地委书记，要求由这些受迫害的人成立一个“平反监察委员会（简称平监委）”监督地委的平反工作。由政府提供纸张、笔墨、打字机、油印机等活动经费及用品和一名打字员。当时有中央的政策为靠山，学生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迫于形势，地委书记不得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当时的“平监委”实际就是一个造反派组织，也是蒲圻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我觉得很好玩，在一些人的怂恿下我留了下来，在“平监委”干油印传单的工作，一直到67年的春节“平监委”自动散伙各自回单位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我也回到钟鸣卫生所成立了一个“在险峰”战斗队。名义上全所的人都表态参加我的组织，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活动。由于我有了前面的那段经历，许多人都恭维我，说我是造反英雄。钟鸣公社的造反总部邀请我参加。区生院的中医学徒叶原真曾经是我爸爸的徒弟，他邀请我参加并成立了区卫生院的造反组织和中医学徒战斗队等两个组织。八月份夺了院长的权。成立了“区卫生院革命委员会”，我当了委员，把我从卫生所调到区卫生院工作。并把全区中医学徒的工资都调整到每月二十九元。
那时候，造反派出尽了风头，有些单位造反派的头目大多是在四清运动中受了一些委屈，或者真有一些错误挨了整，但不服气的人。此时，这些人有了出气的机会。打着造反的旗号，经常召开批斗会，把那些老干部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对他们进行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行等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社会上闹得最凶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确实干了不少坏事。这些，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只当是“革命的造反行动”，因为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矫枉必须过正”。但是，青年人一般是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的，只是为了觉得好玩而被人利用的。我也属于这一类的人，在“文革”中主要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是传播小道消息。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小报或传单，用蜡纸刻写油印出来，拿出去散发传播。并将其中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如写有某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毛主席的言行，叛党历史，生活腐败”等罪状之类的文章抄成大字报拿出去张贴宣传。将造反派的“战斗口号”如“打倒XXX”、“把XX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写成巨幅标语，到处张贴。通过这些活动我学会了刻蜡纸、油印、小报编辑、写美术字。这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收获，虽然派不上大用场，却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也参加了一些“批斗会”，但只是在台上露露面，从未有过对别人进行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的动机和行为。在单位就是为自己谋了一点调动工作、增加工资的小利。在区卫生院内部没有竖立对立面。几个小青年没有和任何人有过积怨。老院长已经被被调到供销社去了。他的夫人也表态公开支持造反派，参加了卫生院的造反派组织，其他的人也都一边倒。新院长是在四清运动时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也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的造反行动，他一般不怎么讲话，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我们没有为难他，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选他参加当副主任。医院的日常工作仍由他主管，照常进行。会计有一点小小的历史问题，四清运动都没怎么追究，文革中他积极为我们提供活动经费，我们更没有把他当坏人看待。为了表示我们的革命立场，我们一般都参与一些批斗会，写大字报、写巨幅标语之类社会上的活动。只有小路和小汤两个人胆子大，爱出风头。他们参加的活动较多，“架飞机”的事他们也干。
一九六八年，社会上更加动荡不安，抓“军内一小撮”，抢枪武斗，混乱不堪。武汉市有“刚派”、“新派”和“工人联合总部”等三派势力互相攻击。还造成了一些建筑物损坏及人员伤亡的流血事件。我们区的造反派是自称为“彻底革命”的刚派观点。武器不用抢，打开人武部的仓库，把民兵用的枪支弹药拿出来分到各单位的造反派。在与外地相通的路口设立岗卡，防止不同观点派别的组织来侵犯。其实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要故弄玄虚瞎折腾。宋河公社有一个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回家探亲，有人报告了神山区造反派总部，说他是武汉“新派的特务”，于是，总部立即叫上几个“立场坚定”的人带着枪去抓人。这个学生躲了起来没有抓到，造反派的人就把他的父亲抓起来，用绳子捆绑，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大热天气的被押着四邻八村游乡，还对他辱骂、拳打脚踢，不给水喝，就这样活活被折磨死了。事后他们封锁消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还有一个小学老师随意玩枪，不小心打死了人家一个小孩。回想起来，那时候造反派真是无法无天。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造反派的大势已去。老干部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仿效四清运动的做法，派驻工作组到各单位对造反派进行初步清算。“革命委员会”不复存在。我们卫生院自己增加的工资都要全部吐出来退还给单位。一九六九年出了林彪事件。六九年至七零年间由于党中央内部斗争激烈，只在北京和少数大城市有一些骚乱以外，全国大都处于一种观望等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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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是我灾难深重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下发了一个“1.31号文件”，湖北省也下发了一个“2.5号文件”。政府又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清算造反派的罪行。春节后在县城召开由工作组和部分老干部组成专案组，所有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学习班”，对文革中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清查。神山区的学习班就设在第一小学，全区按公社和区直单位分组，每组住一个教室，在地上铺上稻草，稻草上再铺上被子，每两个人用一套自己带来的被子，一个挨一个，每个教室除中间留一条过道外，都铺的满满的，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洗刷过后整队跑步，八点钟吃早餐，九点钟开会，晚上十点钟睡觉，中餐和晚餐连吃饭带休息各两小时，上下午中间各休息半小时上厕所，其余的时间都是开会，开会时都是各人坐在自己的铺上，面朝中间背靠墙，被子盖在脚上取暖。会上，我们卫生院有人提出了发现的一九六九年下半年有两件“侮辱毛主席光辉形象”的事件。一件是在卫生院诊断室放置的毛主席画像的眼睛被人扎进一根大头针，另一件是在他收费的账本里被人夹进一张烧穿了一只眼睛的毛主席的小画像。这样的事件在当时被认为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虽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否确有其事。但那些在文革中受过打击的人唯恐无事。他们就在我们这些被清查的人身上大做文章。经过分别谈话和主观臆断，因为我生性胆小，在工作组找我谈话时，我吓得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就把目标锁定到我的身上。将我隔离关在另一个小房间进行逼供。我生性就是胆小怕事，当时恐惧极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吓得直哆嗦。他们见我非常害怕的样子，说不出话来，认为我心虚。专案组便对我采取更加强大的攻势，摆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逼我承认。尤其是冯良莠这个人，四清运动以前是宋河的公社干部，为人奸猾，靠拍马屁起家，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心理不平衡。由他和另一个姓但的生产队干部对我进行隔离审查,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逼我承认。每天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念“1.31”、“2.5”号文件，要我对照文件检查自己的罪行。而冯最狠毒，他对我总是恶狠狠地态度，说我是“资本家的儿子。乘文革之机造反，干尽了事，夺权加工资，后来要我退赔不服气。所以对毛主席恨之入骨，就干出了那样的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不承认就要开你的斗争会，让你见不得人”。又说只要我承认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既不向别人公开，又不进行任何处理，并且马上得到解放，回到大家一起去开会。我本来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又不善言辞，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这样持续二十多天的精神折磨，使我的意志彻底崩溃。我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写了“交代”，得到了“宽大处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件事情肯定会很快在人们的口里传播开去。无可奈何，只能独自承受。一个多月学习班结束后，由工作组带队把我和几个有“重大问题”的人一起放到西凉大队“支农”，实际上是劳动改造。做割麦、挑麦穗等重体力劳动，后来又到文清大队劳动，吃尽了苦头。
我从别人的背后议论中得知，在我的政治档案里下了一个“内管分子”的结论，“内管”就是“内部管制”的意思。我经常做恶梦，梦见公安局来抓我去坐牢。一九七二年初，别的职工都一批批转正、转干加工资，我一次又一次失望。最后等到一个“集体职工”的待遇。春节后我被调到宋河卫生所工作。工资定为每月二十九元，结束了八年的十八元生活费时代。我的一担六十多斤重的行李（包括一套棉被及简单的生活用品、书籍等），是卫生所请人帮我从神山挑到宋河来的。我每天夹着尾巴忍气吞声地过日子。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置之脑后。一九七五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四人帮”倒台。接着各级政府又派驻工作组，举办“学习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这一次没有人给面子，还是逼我在全公社召开的大会上交代了“侮辱毛主席光辉形象的罪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毛主席的功过和“文革”都定了性，做出了结论。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再不搞政治运动，给“四类分子”摘帽，清理了政治档案。我的哪些“莫须有”罪名的档案材料虽然被清除了。但是我所受到的冤屈却没有得到平反。我应该得到的转正转干待遇还是得不到。那时候文革时期的各种影响虽然基本排除。但是，文革的阴影在人们心中仍然挥之不去。我不想也不敢把那件痛苦的往事再拿出来让别人做笑柄。
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间外婆感到不能把房子都卖光了。曾几次对我说：“娃娃，你说我是吃五保呢，还是怎么办？”言下之意是问我想不想得到房产，能否养活他，但是没有把话说明白。由于我当时年幼，根本想不到这些。也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即使想到了也是无能为力。我每次都回答叫他吃五保。这是一大憾事。现在想到，假如父亲还活着。外婆一定不会卖房子，更不会吃五保。外婆的房子也许能保留下来。
一九八八年我给我父亲从前的好友在解放军某部当军官的谢叔叔写了一封信。述说了我的冤情。叔叔给我回了信，表示对我受到的冤屈感到气愤，回蒲圻后一定向政府提出为我平反。叔叔不久终于回了蒲圻一趟，还在他的小妹的陪同下，亲自到我家里来看望我。叔叔的小妹和我是同事，她向我解释，说她在参加卫生局清理档案时已经亲手将我的那些材料抽出来销毁，所以不存在平反的问题了。其实，叔叔的大妹及妹夫原来都是小学教员，在“1.31学习班”上，叔叔的大妹夫是专案组的成员，文革后因此提拔当了干部，调到县人民医院当了一年书记，之后担任了广电局的局长，这种事情比较麻烦，他不想帮我，所以让他的小妹妹向我解释。我无话可说，也就这样算了。虽然我的冤情在现在看来即使确有其事也不算什么问题。但是，这种不白之冤对我的打击却是致命的。精神创伤，人格的伤害，还有在文革中耽误的十年青春，一生前途的损失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造成了终身遗憾。所有这一切都只能看作是命运的安排。我想，假如父亲在世，他一定会约束我的行为。阻止我参加所谓造反派的瞎胡闹的行为。因而后面这一切事情也都不会发生。我一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并在他的带教培育下，成为一个有名的中医专家。可是他去得太早，这一切都只能是我痴人说梦。我的命运竟是如此悲惨。
来源：作者博客 http://y47mr.blog.sohu.com/
。于是，工作组就捕风捉影大做文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地进行分析批判，戴上那些谁都戴不起的政治大帽子。小事开小会，大事开大会，写大字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对被怀疑有重大问题的人进行隔离审查，政策攻心，发动别人写出铺天盖地的对他进行人格污辱和攻击的大字报在单位和会场悬挂张贴，打心理战术。逼迫他承认并交待自己的错误或罪行。如此搞得人人不得下台。工作组就把被揭发出来的所有问题记录下来，逐一查证落实，做出结论。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虽然多数人的问题能够调查清楚，得到正确处理。但也有少数无法查清的问题，工作组就采取逼、供、信的手段逼迫人家就范。这就难免使得部分人在精神上受到委屈和伤害。由于我天生胆小，语言能力差，加上我内心不愿说那些故意歪曲事实伤害别人的话。所以在运动中不敢发言，但又不得不发言。发言时总是结结巴巴，前言不对后语，心里扑通直跳，说了几句话就说不出来了。工作组总是批评我对运动认识不足。由于我还是一个刚刚走向社会的小孩，工作组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受到伤害。
当时我们区四清工作组的成员有从阳新县抽调来的干部和从武汉测绘学院选拔来参加锻炼的学生。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清运动接近尾声，只有少数问题没有处理完。由于学校放假，所以全体工作组放假一个月，各单位只有少数带队的工作组成员留守。当时由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开始，但由于工作组对消息进行封锁，我们农村全然不知。八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文。那时候，人们每天都要看报。党中央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都是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施行。我也阅读了这篇文章。不久，工作组就跟各单位的人神秘地打招呼：“武测的学生要来拿行李，如果他们和你们说话，你们不要理他们。他们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如果他们有反革命的言论，你们就要理直气壮和他们辩论，把他们赶走。”我不解其故，心想好好的人怎么突然都变成别有用心的反革命了呢？那时，我们卫生所没有房子，就设在公社的房子里。我看见武测的学生一来，立即就被工作组的人包围控制在会议室里和他们争吵不休。这时候我想到报纸上的文章，觉得工作组的行为和报上说的完全相违背，认为工作组做得不对，公社里一个叫周益民的炊事员也和我有同感。
出于单纯冲动的心理和年幼无知，我和周益民联名写了一张“我们支持你们”几个字的纸条暗中递给他们。不知怎么被工作组知道了。于是，工作组便发动社直各单位全体职工写我们两人的大字报。我们两人一下变成了“周易反革命集团”。天天开会接受批判，我吓懵了。与此同时，别的地方也发生了许多和我类似的事件。那些武测的学生是不怕鬼的，他们离开公社后，就在县城闹起来了。逼迫咸宁地委开会公开为我们平反。工作组通知我到县城参加了平反大会。在大礼堂地委书记公开宣布为我们“受到迫害的人（武测学生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公开平反并向我们赔礼道歉。可是，学生们并不满足。他们的目的是要在蒲圻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便进一步要求地委书记，要求由这些受迫害的人成立一个“平反监察委员会（简称平监委）”监督地委的平反工作。由政府提供纸张、笔墨、打字机、油印机等活动经费及用品和一名打字员。当时有中央的政策为靠山，学生运动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迫于形势，地委书记不得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当时的“平监委”实际就是一个造反派组织，也是蒲圻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我觉得很好玩，在一些人的怂恿下我留了下来，在“平监委”干油印传单的工作，一直到67年的春节“平监委”自动散伙各自回单位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我也回到钟鸣卫生所成立了一个“在险峰”战斗队。名义上全所的人都表态参加我的组织，实际上都没有什么活动。由于我有了前面的那段经历，许多人都恭维我，说我是造反英雄。钟鸣公社的造反总部邀请我参加。区生院的中医学徒叶原真曾经是我爸爸的徒弟，他邀请我参加并成立了区卫生院的造反组织和中医学徒战斗队等两个组织。八月份夺了院长的权。成立了“区卫生院革命委员会”，我当了委员，把我从卫生所调到区卫生院工作。并把全区中医学徒的工资都调整到每月二十九元。
那时候，造反派出尽了风头，有些单位造反派的头目大多是在四清运动中受了一些委屈，或者真有一些错误挨了整，但不服气的人。此时，这些人有了出气的机会。打着造反的旗号，经常召开批斗会，把那些老干部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对他们进行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行等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社会上闹得最凶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确实干了不少坏事。这些，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只当是“革命的造反行动”，因为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矫枉必须过正”。但是，青年人一般是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的，只是为了觉得好玩而被人利用的。我也属于这一类的人，在“文革”中主要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是传播小道消息。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小报或传单，用蜡纸刻写油印出来，拿出去散发传播。并将其中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如写有某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毛主席的言行，叛党历史，生活腐败”等罪状之类的文章抄成大字报拿出去张贴宣传。将造反派的“战斗口号”如“打倒XXX”、“把XXX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写成巨幅标语，到处张贴。通过这些活动我学会了刻蜡纸、油印、小报编辑、写美术字。这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收获，虽然派不上大用场，却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也参加了一些“批斗会”，但只是在台上露露面，从未有过对别人进行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的动机和行为。在单位就是为自己谋了一点调动工作、增加工资的小利。在区卫生院内部没有竖立对立面。几个小青年没有和任何人有过积怨。老院长已经被被调到供销社去了。他的夫人也表态公开支持造反派，参加了卫生院的造反派组织，其他的人也都一边倒。新院长是在四清运动时从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也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的造反行动，他一般不怎么讲话，只是默默无闻地工作。我们没有为难他，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选他参加当副主任。医院的日常工作仍由他主管，照常进行。会计有一点小小的历史问题，四清运动都没怎么追究，文革中他积极为我们提供活动经费，我们更没有把他当坏人看待。为了表示我们的革命立场，我们一般都参与一些批斗会，写大字报、写巨幅标语之类社会上的活动。只有小路和小汤两个人胆子大，爱出风头。他们参加的活动较多，“架飞机”的事他们也干。
一九六八年，社会上更加动荡不安，抓“军内一小撮”，抢枪武斗，混乱不堪。武汉市有“刚派”、“新派”和“工人联合总部”等三派势力互相攻击。还造成了一些建筑物损坏及人员伤亡的流血事件。我们区的造反派是自称为“彻底革命”的刚派观点。武器不用抢，打开人武部的仓库，把民兵用的枪支弹药拿出来分到各单位的造反派。在与外地相通的路口设立岗卡，防止不同观点派别的组织来侵犯。其实都明白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要故弄玄虚瞎折腾。宋河公社有一个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回家探亲，有人报告了神山区造反派总部，说他是武汉“新派的特务”，于是，总部立即叫上几个“立场坚定”的人带着枪去抓人。这个学生躲了起来没有抓到，造反派的人就把他的父亲抓起来，用绳子捆绑，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大热天气的被押着四邻八村游乡，还对他辱骂、拳打脚踢，不给水喝，就这样活活被折磨死了。事后他们封锁消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还有一个小学老师随意玩枪，不小心打死了人家一个小孩。回想起来，那时候造反派真是无法无天。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造反派的大势已去。老干部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仿效四清运动的做法，派驻工作组到各单位对造反派进行初步清算。“革命委员会”不复存在。我们卫生院自己增加的工资都要全部吐出来退还给单位。一九六九年出了林彪事件。六九年至七零年间由于党中央内部斗争激烈，只在北京和少数大城市有一些骚乱以外，全国大都处于一种观望等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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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是我灾难深重的一年。这一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下发了一个“1.31号文件”，湖北省也下发了一个“2.5号文件”。政府又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清算造反派的罪行。春节后在县城召开由工作组和部分老干部组成专案组，所有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学习班”，对文革中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清查。神山区的学习班就设在第一小学，全区按公社和区直单位分组，每组住一个教室，在地上铺上稻草，稻草上再铺上被子，每两个人用一套自己带来的被子，一个挨一个，每个教室除中间留一条过道外，都铺的满满的，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洗刷过后整队跑步，八点钟吃早餐，九点钟开会，晚上十点钟睡觉，中餐和晚餐连吃饭带休息各两小时，上下午中间各休息半小时上厕所，其余的时间都是开会，开会时都是各人坐在自己的铺上，面朝中间背靠墙，被子盖在脚上取暖。会上，我们卫生院有人提出了发现的一九六九年下半年有两件“侮辱毛主席光辉形象”的事件。一件是在卫生院诊断室放置的毛主席画像的眼睛被人扎进一根大头针，另一件是在他收费的账本里被人夹进一张烧穿了一只眼睛的毛主席的小画像。这样的事件在当时被认为非常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虽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否确有其事。但那些在文革中受过打击的人唯恐无事。他们就在我们这些被清查的人身上大做文章。经过分别谈话和主观臆断，因为我生性胆小，在工作组找我谈话时，我吓得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就把目标锁定到我的身上。将我隔离关在另一个小房间进行逼供。我生性就是胆小怕事，当时恐惧极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吓得直哆嗦。他们见我非常害怕的样子，说不出话来，认为我心虚。专案组便对我采取更加强大的攻势，摆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逼我承认。尤其是冯良莠这个人，四清运动以前是宋河的公社干部，为人奸猾，靠拍马屁起家，文革中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心理不平衡。由他和另一个姓但的生产队干部对我进行隔离审查,采用逼、供、信的手段逼我承认。每天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念“1.31”、“2.5”号文件，要我对照文件检查自己的罪行。而冯最狠毒，他对我总是恶狠狠地态度，说我是“资本家的儿子。乘文革之机造反，干尽了事，夺权加工资，后来要我退赔不服气。所以对毛主席恨之入骨，就干出了那样的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不承认就要开你的斗争会，让你见不得人”。又说只要我承认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既不向别人公开，又不进行任何处理，并且马上得到解放，回到大家一起去开会。我本来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又不善言辞，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这样持续二十多天的精神折磨，使我的意志彻底崩溃。我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写了“交代”，得到了“宽大处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件事情肯定会很快在人们的口里传播开去。无可奈何，只能独自承受。一个多月学习班结束后，由工作组带队把我和几个有“重大问题”的人一起放到西凉大队“支农”，实际上是劳动改造。做割麦、挑麦穗等重体力劳动，后来又到文清大队劳动，吃尽了苦头。
我从别人的背后议论中得知，在我的政治档案里下了一个“内管分子”的结论，“内管”就是“内部管制”的意思。我经常做恶梦，梦见公安局来抓我去坐牢。一九七二年初，别的职工都一批批转正、转干加工资，我一次又一次失望。最后等到一个“集体职工”的待遇。春节后我被调到宋河卫生所工作。工资定为每月二十九元，结束了八年的十八元生活费时代。我的一担六十多斤重的行李（包括一套棉被及简单的生活用品、书籍等），是卫生所请人帮我从神山挑到宋河来的。我每天夹着尾巴忍气吞声地过日子。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置之脑后。一九七五年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四人帮”倒台。接着各级政府又派驻工作组，举办“学习班”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这一次没有人给面子，还是逼我在全公社召开的大会上交代了“侮辱毛主席光辉形象的罪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毛主席的功过和“文革”都定了性，做出了结论。取消“阶级斗争为纲”，再不搞政治运动，给“四类分子”摘帽，清理了政治档案。我的哪些“莫须有”罪名的档案材料虽然被清除了。但是我所受到的冤屈却没有得到平反。我应该得到的转正转干待遇还是得不到。那时候文革时期的各种影响虽然基本排除。但是，文革的阴影在人们心中仍然挥之不去。我不想也不敢把那件痛苦的往事再拿出来让别人做笑柄。
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间外婆感到不能把房子都卖光了。曾几次对我说：“娃娃，你说我是吃五保呢，还是怎么办？”言下之意是问我想不想得到房产，能否养活他，但是没有把话说明白。由于我当时年幼，根本想不到这些。也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即使想到了也是无能为力。我每次都回答叫他吃五保。这是一大憾事。现在想到，假如父亲还活着。外婆一定不会卖房子，更不会吃五保。外婆的房子也许能保留下来。
一九八八年我给我父亲从前的好友在解放军某部当军官的谢叔叔写了一封信。述说了我的冤情。叔叔给我回了信，表示对我受到的冤屈感到气愤，回蒲圻后一定向政府提出为我平反。叔叔不久终于回了蒲圻一趟，还在他的小妹的陪同下，亲自到我家里来看望我。叔叔的小妹和我是同事，她向我解释，说她在参加卫生局清理档案时已经亲手将我的那些材料抽出来销毁，所以不存在平反的问题了。其实，叔叔的大妹及妹夫原来都是小学教员，在“1.31学习班”上，叔叔的大妹夫是专案组的成员，文革后因此提拔当了干部，调到县人民医院当了一年书记，之后担任了广电局的局长，这种事情比较麻烦，他不想帮我，所以让他的小妹妹向我解释。我无话可说，也就这样算了。虽然我的冤情在现在看来即使确有其事也不算什么问题。但是，这种不白之冤对我的打击却是致命的。精神创伤，人格的伤害，还有在文革中耽误的十年青春，一生前途的损失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造成了终身遗憾。所有这一切都只能看作是命运的安排。我想，假如父亲在世，他一定会约束我的行为。阻止我参加所谓造反派的瞎胡闹的行为。因而后面这一切事情也都不会发生。我一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并在他的带教培育下，成为一个有名的中医专家。可是他去得太早，这一切都只能是我痴人说梦。我的命运竟是如此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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