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洲：四清花絮

四清花絮（一）　 　　


引言

　 我曾参加过两次四清，第一次只短短的两个月，在运动的中途进村，又匆匆地撤出，也没有正式列入工作组的编制，就算是体验生活吧；第二次却是历时一年，从三秋时节组团进村，直至转年三夏前夕，忙乱几近一期的全程。时间的差别，其实只是两次不同身份、不同工作性质、不同人生社会经历、不同环境和形式的熔炼铸锻的表象。
四清起始于1963年，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政治运动，被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革命运动”，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也即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的人祸，续接三年荒旱的天灾朝野载道的怨声中，又历经艰苦的调整，国家刚刚得以休养生息、党内外不同政见深孚民心的时节，毛泽东为重固皇权、平抑异己，把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纲付诸实践的战略决策。阶级斗争这一口号的妙处，在于淡化自反右以来形成的对绝对权威的置疑，扭扳对领袖集权独裁的偏移，实质是吹响了全面反击的号角。四清运动的重点，按毛泽东明确的提法，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标的，和后面接续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有着总的、共同的方向。这些认识，是我在经历了文革的风雨磨难，认真地研读了历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后，才得出的结论。其实在参加四清运动的当时，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独立思考，也就谈不上深刻的体会或者说是收获，只是凭借着青年的热情，依据初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却也作出了几件当年或出类拔萃、或离经叛道、直至现在还值得回忆的事体，故今日搦管，无系统的详述，也就只能是些花絮了。 　　

爷爷和孙子


先看看参加两次四清中的差别吧，当然这绝非指运动本身，只是存留于我切身体会中的差别。虽然这两次所依据的文件有所改变，农民的反应也不一，不过整个运动的过程却是大同小异，但是，由于我在这两次工作中的地位相差千里，以至感受也有天壤之别。1964年春天，我们北京医学院的师生，到京郊通县张家湾农村参加四清。看来学校并未很重视，学生的编队可能是团委决定，没有严格按照班系组织，而是将文体社团独立出来。后来我才体会到，这是为慰问演出、或称宣传的必需。学生也没有加入工作队，只是“协助工作”，帮忙工作队搞些调查、整理文档。其实也作不了什么，一个中等的村子，工作组就有几十人，地地道道的人海战术，以至“派饭”都有所困难。“派饭”，是进村的国家工作人员就餐方式，因是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就餐则每日由村干部指派，请工作队员去一户村民家中“同吃”，并按照规定交纳粮票和现金。工作组人手富余，我们没事只能以干农活为主，被当作真正的劳力，但也没干几天——那年春天，通县气候阴冷，少有的春雨连绵不绝，用老百姓的话说，往年是春雨贵如油，现在是春雨使人愁。我闷坐屋里近一个月，心绪烦倦——文工团正在排练，但是我已经是无缘参与，虽然身为民乐队长；原委将在后面谈及——除了周日同回村休假的高中生们交流外，直到大型演出结束，返校后我才算起死回生。及至1965年秋，我们四、五两个年级学生，参加山东乳山四清工作团，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学院由杨纯书记亲自挂帅，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赫赫有名，曾任苏北根据地的地委书记。山东省委的现职领导，应该还是她的部下。北医学生能去山东四清，也许与她不无关系，同时我们也大大提高了阶位。另外，北医因学制长达六年，故学生均作为毕业生使用，和济南军区医院、烟台地区的干部，混和编组共同工作。我所驻的上册公社八里甸大队，是个有十五个生产队、四千余人的大村，但工作组仅有十人，组长老李是海阳县委的副书记，副组长老张是解放军驻黄县某医院的院长，军阶上校，另一为我院保卫处副处长老霍；七位队员则学生三名、军人和地方干部各二。我们自九月中旬进村，“指挥”秋种麦播始，全力以赴紧张工作，甚至是夜以继日，直至次年五月撤离。每当工作千头万绪、时间捉襟见肘之际，我就想起了张家湾：原来人海战术也有道理。三位组长分别主持大队的经济、党建工作和整体协调，我们则每人具体负责两个生产队，还须主管一项全面事务。我被分配抓第十、十一队，另加管理治安和四类分子。每天从清晨睁开双眼，全身就如上足了发条，像一只陀螺旋转于永无止境的会议、检查、文件、材料、帐目、谈话、农活、斗争……吃着派饭还在应对“请示”，真正是食不甘味。但是心境，却是那么充实：坦荡宽阔如大洋浩淼，激情蕴勃似熔岩涌动。初涉社会如鱼得水，应该说，这得益于初中三年级时逃学做临时工的历练，也和我几次所受的磨砺不无关联：1959年我就读于天津医大预科，反右倾被界定为应“拔白旗”，幸遇明察秋毫的官长，说预科生只能按高中生对待，才得以全身脱险；通县四清，因“不尊敬贫下中农”，被学院团委批判，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之一。乳山四清，给了我自由驰骋的空间，其实应该是政治平等的舞台，这是我初享民主的政治内涵，又能始终以其待人，因此在工作中做出了几件事情，还在后来的文革中获益匪浅。我想起了牛顿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身份的差别，决定了一切，甚至能够决定人格的高低。其实按照宪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应该是平等的，可事实绝非如此！尤其是在小农经济的农村，身份其实是权势的象征，在阶级社会中，权势将决定属下民众的祸福，甚至生杀予夺。以前我曾感到不可理喻，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吗？权力不是人民赋予的吗？干部不是“人民的勤务员”吗？为什麽必须要对他们必恭必敬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呢？封建观念和积习，怎么会那么牢牢的禁锢着农民的思想？现在我总算略知一二了：毛泽东式的政治，就是新形式的封建集权，民主和平等，本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带给人民的胜利成果，却被冠以“资产阶级”牌号加以批判。按照他们的逻辑，阶级斗争，会因为剥削阶级的消灭、会在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融入人民的范畴之后，斗争激烈的程度反要增加千百倍！那我们的干部，主职则只能司剑拔弩张的清乡扫荡了，还奢谈什么民主。而工作组，在当时的政治字典里，向来是由上级钦派，拥肃静牌执尚方剑，其气势之宏大，又远非乡土干部可比。所以我们进入八里甸的当天，甚至有妇女用我们吓唬小孩——这是后来大家真正地打成一片后，他们当笑话说的。就是在这一天，21岁的我，首次晋升成为了“老李同志”，虽然后来熟悉了，也不过直呼老李而已，这包括我的房东——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的妇救会长、把丈夫和两个儿子都献给革命的范敏芝大娘，以及她的儿子许传东，直至我们1966年撤离。这称谓表述的是尊重，但是它从此似融入了我的躯体，再未有过更动：1967年和张培森创办“安展”，我任内容组组长，相当于现时的总编，在同仁尤其是讲解员们的眼中，自然是老李；1968年毕业从医，出身名校服务于山中十五年，也算小有成就，又被地质队员们、农民们尊称为老李。及至两次破格晋职，步入宦涯，又历任各级技术职称评委，平时听到的只是职别的称谓——李院，唯同学、同僚、既往风雨同舟生死共命的同伴，才会如此叫来让人倍感亲切，就如同我的父母、知心上峰、换帖兄长称我绍洲一般；“老李”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地标识着我，直至我哀叹自己真的“老”了。

在山东是这般，而在通县，则全然另一番境遇。进村伊始，工作组的组长就和我们拉开了距离，我只见过他这一次：“你们的工作，上级是另有安排，如有需要，我们会通知。”从此他就再无踪影。带我去号房子的工作组员“老王”，倒是满热情的，他以极其正式地规格，向房东介绍了“李同志”，但也再无下文。当晚和这位贫农相处甚是融洽，谁知转天一早就急转直下，这源于来串门的系团总支干部。这位三十多的董书记，和我的房东一照面，竟如孩子般的、称呼四十多岁的汉子为“老爷爷”，使我目瞪口呆又不禁汗颜：“老爷爷，我是小董，和同学们一样，来这里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学习农业知识，转变阶级立场，改造世界观。谁不尊敬您，您可以向我反映。”房东看着我，昨晚眼光中的祥和慈爱已消失殆尽，只充斥着鄙夷。谁说文盲学不懂毛泽东思想？谁说他们水平低、领导不了革命？我们的农民对毛泽东式的政治，真正是心有灵犀，对这位“小董”所说的“学习”，和工作组所说“学习”的区别，立即能心领神会。他随之感到，第一次和我的平等交流，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情愿给别人当孙子的人，总是千方百计想作爷的。后来的他，对我们动辄恶语相加，为此还和上高中的儿子大大地争吵了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权势的大小就是人格的等级，工作组领导四清运动，掌握着农民包括干部的生杀权柄，就是老百姓的爷，而我们是被改造对象，他身为“主持”，又有“启奏”之权，当然也就应该是我们的爷。我真要感谢这位董书记，他使我窥见了我们党的工作者，是何等的为蛇为龙能屈能伸，对我们手握予夺，权逾钦差贵比宫保威风八面，四清中因协办身份无缘机要，又立时低三下四媚若奴仆；威仪委琐的形式所现已出神入化令人击节拍案——我想他的花翎大约也源于此吧。

和贫下中农这样的关系，哪里还能参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北京医学院的演出，第一次没有了民乐队的节目。我的队员纪大年、郝东升、李雨民等，转作了快板群的主力阵容。这是一部图解阶级斗争的作品，说的是四类分子如何抓住了老贫农的把柄，核定变天账图谋反攻倒算。素材取自四清中清理阶级队伍，在一户地主家搜出了精心保存的家谱、族系史料等等，认定为变天账，于是撕去他老实的“伪装”，从而彻底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的经过。系纪大年和郝东升执笔，创作得极富文采，以快板的形式，演出了戏剧性的情节，二十余人先后登场，历时五十分钟，可见气势之一斑。大幕开处听主串者的叫板，就知非比寻常：“打起石鼓如雷动，敲起大锣震天响啊！”现在忆起，这个快板群的文笔，和后来京剧《杜鹃山》的对白，有某些类似之处，用辞文雅，对仗规整，只不过一个是类散文诗，另一个更似民歌律。其实也不奇怪，我的民乐队在北医，是赫赫有名的高材生社团，他们的学习成绩均居年级的榜首，文才又极其出众。纪大年，这位后来北京卫校的校长，他的二胡和宋宏良的梆笛，向来是我队轻音乐的主旋律；郝东升，文革后任宣武区的卫生局长，他的扬琴，应属我民乐队音频的基石。但是在阶级斗争的前线慰问演出，岂能是一派歌舞升平，于是没有了音乐，连民歌以我之故（因须民乐队伴奏）也只能割爱，纪郝二位也就改辕易辙。写作时郝东升倒是激情满怀，虽非字字珠玑，全篇行似流水应属不虚，及至上台却只能出演阶级敌人。我苦恼的是自己只有当看客的份，他悄悄地说了心里话：“你虽然遇到些麻烦，但是出身还不错，所以不必这样精神不振，一切都会很快过去。我可是不敢出一点差，谁让咱生在地主的家庭，只能是唯唯诺诺当孙子吧！”

三干会和两位于队长

凡经历过四清的人，都知道三干会，那是运动暴风骤雨的实际来临。在此之前，工作组要坚决摆脱村里的组织系统，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深入发动，重新发现和组建运动的积极分子队伍。但无论深处暗流涌动何等强劲，大洋的表层还风平浪静：队长们仍在组织农业生产，我们要找人谈话，也须和干部协商，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及至三干会，则全然是另一番的景象，三干会全称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级干部会，三级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包括书记、队长、会计、保管等，也即农村政治经济活动的所有主司人员。会议全程自是工作团主持，任务则是请干部们“轻装上阵”。在经过动员和忆苦思甜后，要求他们自卸沉重的包袱，此时的多数人均知机识变以求解放，或真地觉悟猛一提高，主动交待四不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若是你不自觉，或避重就轻蒙混过关，就会动用“启发”程序，请贫下中农“帮助”。在三干会的参加者中，这些积极分子约占三分之一，他们和工作组的同志一道，始终和干部们形影不离，食共桌居一室，以对四不清的问题随时进行批评和斗争，“在悬崖边拉上一把”，尤其是工作对象准备“自绝于人民”的时候，剩余中的多数也会乖乖就范；对冥顽不化的，强大的政治攻势随即展开，两军对垒刺刀见红，必要时拿出掌握的证据，使他明白，唯有坦白争取从宽才是生路，否则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带着这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不说将遗臭万年，就是你的子女亲朋也不会答应！于是这些残余的碉堡上，纷纷竖起了白旗缴械投降。历时半个多月的三干会，终于以完胜的结局、丰硕的战果高奏凯歌。
别以为这就是四清的全部，运动才刚刚奏响序曲呢！虽说1965年“二十三条”下达，毛泽东纠正了政治上形左的偏差；虽说这一针砭，是直指刘少奇的“后十条”；但是作为刘政策示范的桃园经验，仍为运动必须仿照的样本。工作组是在三秋麦播前进村，这个时间的安排确属老道。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和发现积极分子的过程，对于外来的干部讲，至少也需月余，哪怕你是皇天老子，也需要时日来取得农民的信任，所以这一工作，称为扎根串联。在这决定来年温饱的至关时刻，工作组以实际行动，稳定了农村的经济基础。及至一切安排停当，农村也进入冬闲，集中人力对生产已然影响不大。于是这些农村经济的骨干，四清战场上对立营垒的主力，统统被抽调到三干会，打响了运动的前哨战。这个三干会不要说十几天，就是开上一个季度，也无关至要，何况工作组还留有人员，领导着积极分子组织村民，正在安排农副业生产，准备移风易俗变冬闲为冬忙呢！各种渠道的消息通告干部们，离开了你们，地球照常转动，再不交待求得出路，时间也会把你们变为多余的人。碉堡上的白旗大致是源于这种心理战的成果。他们，以及此前已获解放的人们，散会后就会得知，自己并未真正彻底地交待了一切，或者说这交待的一切，还不符合工作组的认定，只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回村后运动才按桃园模式全面铺开：封仓查账、核定经济、清查政治、组建阶级队伍、揭发批判“吴臣”、改选干部、发展党团员、处理遗留问题、鉴定验收，热火朝天，从隆冬直至转年三夏。
我是带领着第十、十一生产队的一应人等，来到上册公社，驻在一所学校里。学校所有的桌椅不知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只剩空空荡荡的教室。我们的这间房屋较小，应是个办公室，估计是为照顾我才这样安排。虽大家都睡地铺，但是垫上了厚厚的麦秸，倒也暖和舒适。按照工作团的规定，干部们的铺位，和积极分子、工作队员，要一一相间排列，用意也许就是防范他们密谋、串供。我特意将铺盖放在两队长之间，积极分子很不放心，专门向组长老李反映。老李慌忙找我询问。我对老李虽十分敬重，却对他的劝告很是不以为然。两位于队长在位多年，四十出头已令人称“老”。十一队的队长于云至，应属“苦大仇深”的贫农，但是村民们反映，他家人口较多，能在粮食最为紧张的1961年，养成并出卖了三头大肥猪，贪占的嫌疑颇重。而十队的队长于云重，成分是上中农，能为队里的全体社员所拥戴，全由于他真正是农副各业行家里手，精于算计又忠诚厚道。两位的待人接物风格也迥然不同，于云至立马金刀，似所向披靡；于云重谨小慎微，谦恭随和。和我共事几十天，对我的民主作风，他们已是深有感悟，我不相信在如此情况下，他们敢于对我图谋不轨。我对于八里甸大队情况全貌的掌握，其实是受益于于云重的分析，并为组长老李所赞赏。这也是他后来力排众议，指派我春节驻村，是留守人员中唯一学生的原因。原来八里甸只有五个生产队，于云至、于云重是第四队的正副队长，后来缩小核算单位，第四队分为三个队，他们才分别当了十一队、十队的队长。论政策我似乎违背了阶级分析原则，依靠于云重，已使于云至如梗在喉，二人互相防范还唯恐不至，哪里还能顾得上我？何况害我也属惊天大案。李组长同意了我的分析，但仍然嘱我小心在意。我并不是有意置若罔闻，怎奈天性睡即沉酣，只苦了于云重，据积极分子们谈论，于云至是有事在心辗转反侧，于云重则为我担忧不得安然。我不管不顾呼呼大睡，积极分子们则窃窃暗笑。
果然，倒是于云重率先交待，他悄悄地向我说明，困难时期，他们四队的干部私分了玉米。他不敢拿，是他老婆来保管库里背的。于云至看来是作了顽抗到底的充分准备，会议已近半程，倒是揭发了于云重老婆，串通保管员偷背玉米一事，对自己的一切，仍然是徐庶进曹营，惹得积极分子们大动肝火。我劝他们不必着急，他能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就静观演技，及至黔驴技穷，自有高手出场训虎。我能够如此胸有成竹，是因为李组长早已有战役部署。于云至贪占如打洞之鼠，矫情似滚刀之肉，原即名扬上册公社，老李不愧是县委书记，为了以后的整体工作，也还手下留情，没有同意让他上宽严大会。及至大会刚刚开过，决意乘东风之势破竹，带着大队会计于清亭，亲到我这一组来督阵。这位于清亭年近六十岁，私塾出身，珠算精湛帐目清晰，我在算盘上的开平方，就是经他传授；他的另一绝技，是过目不忘帐簿在心。此时的于清亭，就如同看着保管的实物账，一笔笔娓娓道来，经过他的核算，原来无缘帐目的于云重以及积极分子们如梦初醒：一万多斤的花生种，怎么能一季就种进了一百亩地？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会计和保管再也坚持不住，更不愿代他受过，他们迷途知返且反戈一击有功，于云至则面如死灰，如泄气的皮球，交待时倒也利落，表示甘愿接受任何处分，也算虎死不倒威。

四清花絮（二）


这就是我初次历经的阶级斗争。我如今认清了：无产阶级革命带给人民、连同已融入人民范畴所有阶级在内的，应是真正的民主解放，而绝非奴役地位的更替。民众对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深恶痛绝，并不管他们是戴什么样的脸谱。四清运动，在基层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在于挖出了一批害民的蟊贼。三干会结束回到八里甸，可以深深地体会到，群众真正地发动了起来，是怎样的热火朝天！也可以看到，那些既往吃喝了民脂民膏的蠹虫，是怎样地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就连于云重这样堪称廉洁的人，因搞不清老婆背着他拿了些什么，也不由得底气不足。积极分子们反映，也许是四清壮了于云重的胆，这次真地和老婆吵起来了，我正忙于封仓查账，十一队的账物不符的问题，已浮出水面，使我不得脱身，而十队一切正常，对此反映也只能暂且放置。

封仓查账，清堵了十一队干部贪占的径路，也揭穿三干会上他们貌似悔罪的伪装。仓库中的薯干，竟然比账上多出五千余斤，明白无误地是私分备份，而且必须是合伙！队长、会计、保管缺一不可，至此案发，也是巢无完卵。当时的胶东，红薯乃农民的主食，经查秋收时节的新薯干也进入了瞒产之列，竟敢在工作组眼皮之下作案，可谓猖獗无忌。按照惯例，干部改选须待运动后期，而对此燃眉之急的特例，经请示任命了临时负责人，按照老李的意见，我们并未启用运动的积极分子，一是清查任务艰巨离不开，二是农业的经管需要经验，他们尚须磨练，三是还要从他们中间，甄别并非属于依靠对象的勇敢分子。十一队的突破，为八里甸的运动劲吹东风，农民激情的焕发，如山底的岩浆，突湍升腾直冲山口喷薄而出，其摧枯拉朽的力量，绝不亚于青年学生的狂热。斗争原大队书记于云魁，控诉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不顾百姓死活，贪污盗窃奸淫妇女，字字血声声泪，老人们说真比得上斗恶霸地主。杀鸡儆猴成效卓著，又一批四不清放下了包袱。

这次不用村民报告，于云重的女儿晚上来找，请我去为家庭排解纠纷。我赶紧过去，只想大致了解一下情况。于家一改往日的平和，难怪须小姐抛头露面，于云重满脸苦相，他女人一旁哭天抹泪，见我来家都喜出望外。老于哀叹老婆不争气，不听告诫，跟着掺合这些他坚决不干的亏心事，可又没记性，叫他现在想交待也没个准数，几十斤、几百斤都认，甘当组织的一切处置。女人毫不分辩自认有罪，只求工作组放过老于。我不能、也无权允诺什么，唯有请他们相信群众相信工作组，我们不会放过坏人，可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气氛渐渐地转归正常，这位于大嫂又重现豁达性情，实话实说地向我诉说她的担忧：“真怕你不来啊，那我家老于就完了！老李你真是好人，你信得过我们，老于就照你说的做。”离开时大嫂拦住了老于，只叫她女儿送我。经过院子走进门洞，姑娘扶住门闩，并没有打开的意思，院中月光回映了进来，我猛地见她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下了。我顿时手足无措，慌忙去搀扶，她不肯起身：“李同志，你就答应了吧，我爸可是个好人啊！”我只想脱此窘境，又要抚慰她，惶惶然已是不知所言，破天荒地越权大包大揽：“闺女你放心，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知道老于是个好同志。”

回到家已是深夜，大娘还在等我，我和她谈起了这一切，大娘倒力保于云重，只是埋怨他不该又对老婆让步、叫女儿送我出门：“怎么能这样办事，碰上坏人不是干吃亏？人家还说你拉拢干部！”不过大娘很是夸奖这姑娘，说她虽只十七八岁，却很懂事，和她母亲不一样，作为上，倒像于云重。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觉得大娘确是识人。于云重文化不高却天资聪慧，为人正派精于实业，可惜为出身所累，一步三顾谨慎有余，和英武的身姿反差不小；大嫂倒是地道的贫农，生得五大三粗，按《醒世恒言》所说，是一副“宜男相”，不过却只生此女，还颇肖于云重，秀美天生、娉娉婷婷，学到了初中毕业。家中是母女之言都重于老于，二人却总是意见不一。

工作组最后认定，于云重家只参与两次私分玉米，责令退赔。大嫂口服心服：“三年灾荒时，咱们这儿还算好，红薯能吃饱，我又不养猪，玉米是上等粮食我就要了，分花生种，他们从来也不叫我。”



感知红色革命的传统

真是应该感谢杨纯书记，使我能到山东参加四清。乳山县这片土地，真正能让人体味到红色的革命传统；和八里甸的农民三同，感受他们的赤胆忠心、威猛雄烈、宽仁孝悌和大义凛然，就如读一部现实生活中的《水浒传》。我随地质队山中十五年，每至深秋总会收到新一季的花生米，此时家的依傍、亲人的情愫就不由腾溢胸怀，不用看信就能猜出，花生是于云重、许兰德他们几家凑的，也许已经剥成了花生仁，大娘一针针缝好的邮包，是传东跑去县里寄的，山东的八里甸，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在我飘泊异乡的梦中。大娘、传东和乡亲们潜移默化的教诲，使我受用终生。

1965年9月初，我们近千人的队伍，在天津大光明码头上船，三千吨的客货轮，一出海河口就遇上五级风浪，似荡秋千如坐摇篮，同学们的晕船率达百分之九十。船员们见我跑上跑下照顾他人，不由得竖起拇指：“还算行”。一夜航程，队伍次晨开进了烟台，市区确实如传所赞，清新整洁。旅舍几乎被北京医学院的师生占满，我们全班去午餐，队列竟越过几个路口，走了二十分钟才到达饭店。次日乘车奔赴夏村，见惯了天津的河海平川、北京的居庸关长城，车队在胶东的公路上向正南行进，使我第一次识认了丘陵。乳山位于山东半岛东南端，因境内“大乳山”而得名，县城为夏村镇。胶东半岛的核心，是崇山峻岭延接，林木茂盛郁郁葱葱，但其余的大部分地段，均是起伏稍显平缓的丘陵地，偶有几座突兀的山峰间杂，夏村北面的昆嵛山即是。那时的公路，还没修成水泥路或者柏油路，是沙石路面，却养护得很好，沿着地势伸展向前，宽阔平整细砂匀布，回映朝阳似金黄色的缎带。乘大解放只听车轮轧过路面的沙沙声，丝毫不觉得颠簸。眼前所见，是路径升降的往复，身心感知，是车速高低的频接，在这里如能找出一段如城市般的平直路面，长度绝不会超过百米！解放牌汽车慢下来如牛负重轰轰加油是爬坡，可又马上换档熄火风驰电掣是滑行，这时才能体会到，我们行进中的这种平稳，蕴涵了养路工多少血汗！。乳山县依山傍海，环境幽静，地处青岛、烟台、威海三角形的重心，是一座美丽的小城。这里原是牟平县的十区，又先后分地段划归到海阳、黄县、烟台，也曾单建牟海县，八里甸就在夏村南。登上村北的秀子峰顶，或乘汽车行在高阜，可以南见黄海乳山口，北望渤海湾。这里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已经是我党的工作区，后来建立了根据地，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六十年代，只要读过冯德英的《苦菜花》，或者看过那部同名的电影，就都会知道胶东、牟平、昆嵛山，都会记起那位年轻的妇救会长——娟子。我们四清的地区，就是这片革命根据地，而“娟子”的女儿巴一兰，也就在我们八里甸近旁的石棚杨家工作组。中国的红色革命，孕育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且大多数基源在农民的揭竿而起，而这条道路，又充满着荆棘丛生的艰险、蹉跎坎坷的磨难、刀光剑影的搏击直至义无反顾的牺牲。和周边地区一样，八里甸的村民也有几“多”，标志出胶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特征。



这几“多”，一是闯关东的多；初起最老一辈的闯关东，是为境遇所迫，听得东三省人口稀少土地肥沃，背起铺盖甚至是两手空空，一路打短讨饭走出山海关，在吉林、黑龙江以至朝鲜垦荒、为人扛活或做小买卖，慢慢有了些须积蓄，再返乡奉养父母；若了无牵挂，也就在外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及至年迈思念老家，遂将或大或小的产业托付亲朋，携家带口回归故里；却也有人终至无成客死他乡。他们为胶东的贫苦农民，艰难地开辟出一条示范生路，于是更多的后来者，也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这条向希望攀援的路。日月穿梭，虽世事更迭，可这条道已经被踩出了坚实的路基，铺就在胶东民众的心里，以至后来，闯关东已被认作胶东男子的成人标志。青年如未去过东北，经创业的洗礼，就会被人看不起。托人作媒去提亲，若女家得知男方没闯过关东，往往认作还是个小毛孩子，事情也就大打折扣；后来越是大家之女，对此也越是苛求，因为许多的富家少爷，文武农商一窍不通，在家是毫无作为，到了东三省后，靠家庭的财力支撑，依托门族在当地的基础，几经闯荡磨砺，倒是成就了一番事业，及至衣锦荣归，则是又一楷模；以至形成了胶东人无论穷富，都要叫儿女去东北，用句现代政治术语，应叫做“经风雨、见世面”。即便是纨绔子弟，也须走上这一趟，哪怕是象征性的，哪怕是乘车游玩，如同现时的出国“镀金”。八里甸的农民，应该有七成闯过关东，当然这指的是男子。所以，和一般的理解不同，在这里，闯关东已完全失去了阶级分析的政治意义，也不再是饥寒交迫贫下中农的固有象征，不像通县张家湾，闯过关东的农民，不容置疑的苦大仇深，就是铁定的依靠对象。八里甸就是恶霸地主，也都在关东“锻炼”过，这样，能够影响我们工作的，只剩下外调的艰难，或不可能。如我十一队的积极分子丁西勤，地道的贫雇农，却头戴礼帽穿着奇特，这是长年住朝鲜被同化的结果：他幼年即随伯父在汉城种菜，独立生活后移居釜山，又在巨济岛立业，娶了也是牟平的女子成家。光复后回胶东。想查清他过去是否雇过短、请过长工，排除富农、地主的嫌疑，认定其历史的清白、没有劣迹，简直比登天还难。积极分子嘛也还罢了，若属遴选干部、发展新党员，这填表格就困难，只好将重点倾向青年人，但他们的长辈亲属，为家庭和社会关系一栏的主角，也在必须澄清的范畴，这会搞得人头大眼昏难得要领。不过无论如何，闯关东还属经历苦难，它给予农民的，是认识的开阔、人生的觉醒、临变的镇若和处世的历练，是磨砺、煅铸、教诲和成熟。这是他们和张家湾农民的本质区别，也是革命的星星之火，一旦播撒在了这片土地上，就迅成燎原之势的基础。



二是烈属多；看影片《苦菜花》，娟子的母亲，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战争、为了我军的兵工厂，献出了自己的长子、两位儿媳，直至还不谙世事的幼女。她那镇定中的悲壮，使人无不动容。这座兵工厂就在八里甸附近，据《乳山大事记》所载：“1938年3月下旬，中共胶东特委在马石店召开会议，推举曹漫之为中共胶东特委代理书记，林一山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三军总指挥。三军进驻大崮头、崖子、马石店一带休整，当地群众集会欢迎。同月，三军军政学校（胶东“抗大”的前身）和胶东军工修械所于崖子村成立。”另据载：“1942年9月9日，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在胶东军区十七团配合下，攻克了腾甲庄，毙俘秦毓堂、丁绋庭部2000余人，其残部逃窜海阳县。至此，牟海县全境解放。”从中我们可知（也印证了初到夏村时工作团的介绍），这里1938年就成为游击区，直至1942年成为了解放区，敌我拉锯四年多，能够想见，我军民所遭遇的劫难、付出的流血牺牲是何等惨烈！随后的反攻，以及第三次国内战争，作为我们党巩固的战略后方，这里又是八路军、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所在，据载，“乳山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做出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烈士就有4700多人。”在一个当年总户数尚不足四万的县里，这一数字标明，大约每八户就有一位烈士！难怪在我们下户访问时，即使在地主、富农家里，也可以见到悬挂在正房墙上的、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属证，细想以后也就释然：《苦菜花》中的大娘的二儿媳，不就是地主的女儿吗。我的房东范敏芝大娘，丈夫牺牲在抗日战争的前线，这位带着担架队支前的妇救会长，又相继把两个儿子，亲自送到了硝烟迷漫的解放战争战场。在淮海战役中，一个儿子的阵亡通知，由区政府的同志送到了家中，但直至全国解放，另一个儿子还是杳无音信，最后，由军队和地方议决，认定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一些后来复转回村的农民告诉我，这是最符合实际状况的推论。当时的战场上，几十万人的恢宏运动中，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厮杀攻守犬牙交错，要地争夺往返拉锯，死伤惨重草木皆红，急令撤退时能抢出伤员已属万幸，那里还能顾及收尸！及至发现人员失踪，不知已在几十里外，不知再次收复时，该地已经是何模样。我记起京剧《锁五龙》中，单雄信对唐魏两军决战战场的描述：“遍野荒郊血成海，尸骨堆山无处里葬埋”，那还是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而在三大战役中，我军的人海战术面对着精锐国民党军的美式装备：轻重机枪、榴弹山炮、战机轰炸扫射、火焰喷射器的死亡之吻、……，触目惨烈要强剧万千，全然不是电影、文学和宣教编撰的情景。我在默默中理解了，但总还觉得尚未了然，最终的通慧，是大娘一次震撼心弦的教诲。

大娘从无革命宣传的嗜好，即使面对来访者谈起往事，也并没有如答记者问的豪言壮语，她辛勤爽利和蔼可亲，操劳、节俭、说笑、热心，和那些农村老婆婆并无二致，她关切着所有的后生、孩子，可是也关切着收成、运动、政治。我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当年那位双手使枪、叱咤风云的妇救会长、那位心底深埋着丧夫失子之痛的女人、那位在日伪布告中人头价值数根金条的战士。这是位真正不求闻达的英雄！春节过去，四清已进入了后期，清理阶级队伍，重新核定成分，我和大娘已是情同母子。一次深夜我回到“家”里，坐在炕沿和她说起了支前，试探地问道：“大哥、二哥上前线的时候，比我还小得多，您真的那么舍得吗？”大娘在炕上盘着腿，拉过我的手放在腿上抚着，眼泪涌了出来，我慌了，连忙扶住她。大娘却很快地平静了下来，一字一句，说得那么缓慢真切，就如刀砍斧斫，把深情镌刻在我的心里：“反扫荡我领着游击组，孟良崮我带着担架队，战场，那是要舍得血肉身命，和着枪刀炮火碾的磨盘。我往下抢伤员，身边响着炸弹，那都是我们根据地的孩子啊！再危险我也不顾了。送他们参军像办喜事，骑大马戴红花，可谁不知道是上战场，根据地谁没见过打仗！当年可全是自觉的，谁都觉得必须去，因为，敌人已经逼到咱们家门口了，我们不去还让谁去？消灭敌人才有活路。抗日时，冈村宁次合围、日伪联军清剿、国民党部摩擦，杀了多少人，糟蹋了多少妇女，来一次最少也是论十上百。青妇会反扫荡打鬼子最勇敢，那是在誓死拼命，是在给乡亲们、给自己打出一条活路！你大爷就是铁壁合围时牺牲的，我那时就盼着儿子早点长大，去消灭敌人！”

此前我的习作，从在南开女中为纪念建党40周年，医预级排演歌舞联唱，写出的那篇贯穿全场演出的长诗，到工作团过国庆节，和巴一兰演出朗诵，热情洋溢而锋芒尽显；四清后却如脱胎换骨，即使是“安展”的讲解词，在描述波澜壮阔的大罢工、秋收起义历史画卷时，也是更多了松竹的苍郁挺实，和以前所作如出两人之手。这应该是大娘、是她为我的文笔，注入了平易而不羁、淡泊却凌劲的风范，这也就是我们民族的蕴英武于襟怀的气质，是那种倚正气攀绝谷的坚毅、搏强敌无反顾的凛然、袖龙虎抚童稚的和煦以及知礼义求平和的谦恭。



第三“多”应是传奇多，传奇人物、传奇故事比比皆是，但是需要你处处留心，否则会与之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人，做出的都是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范敏芝大娘，就是其中之一。要是将她写进作品，会有娟子的气质、黄英姑的飒爽、陶承的革命情怀；可她从未有过丝毫异于常人的感觉，也确实，在我们红色根据地，这一切太普通了，正是因为普通才使你心弦震撼！我的积极分子丁西勤，是另一类的传奇人物，此人可以算是南韩通了。平时他是少言寡语默默劳作，但只要是讲起汉城、釜山、巨济岛的风土人情，就如同咱们谈论晋冀鲁豫，娓娓道来绘声绘色，及至说到他种菜、淘金、做生意的甘苦，则惆怅激昂眉飞色舞，似重历当年的蹉跎坎坷。前面说过的会计于清亭，虽是土生土长，出身也非阀阅富豪，却是地地道道书香门第，其人也颇有学识，尤其精通珠算。我父亲亦私塾出身，曾在名店谦祥益当过帐房，我自小耳濡目染，于珠算之道也就略知一二，我用大剥皮作除法，快捷如行云流水，及至见到于清亭的功夫，才知天外有天。他不保守，教我不少实用的算法，有些还是他自己苦苦研得的。我在算盘上开平方，就是他所授，到现在仍记得。这实质是数学公式——n的平方数等于自然数列前n个奇数的和——广义的反向使用，能自己推理出这一定律，也算难为他了。于清亭为人谦和，只要提及他帐目、珠算、记忆的非凡，总是自嘲属文人之下等，学而优者，须留文史的力作于后世，这当然指的是他家族的长兄于清泮。此人在烟台文史部门工作，我对此人从无接触，即使我春节留守在村，也没有见他露面，也许是四清非常时期的原因吧，总之是毫无印象。不过在夏村、在工作团，他是大大的有名，后查《乳山大事记》，其上赫然注明：“1936年10月，八里甸村人于清泮主修《牟平县志》告成”。

至于传奇故事，那就更多了，我不想让我的回忆录，写成乳山的故事会，故只能割爱略去。不过在我们工作组中，也演绎出不少新的传奇，至今为当地农民津津乐道，倒是要记录在案以备查。

农村生活和工作的真实体验


对知识分子的歧视，从反右派启动，到四清前，根深蒂固已成政治定势。我作为大学生参加四清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本来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大学生当然属于知识分子，统统被列为改造对象，一大堆形象化的文辞，已成为我们的专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言行不一、爱憎模糊、脱胎换骨、转变立场、……，这让现在的大学生听来，描述的对象简直是戒毒所里的瘾君子。我参加四清时，国家经过了几年的调整时期，政治有所解冻，但那是久处冰窟中的文化艺术界的感知，而对于我们，是将以青春的炽热步向被改造的水牢，体味的只是瑟瑟的秋风，何况呼唤阶级斗争的凛冽寒潮，已经雪压冬云！只是天幸让我遇到二位好组长，当然主要是得益于李从善。这位中共海阳县委的副书记，刚从公社书记升迁不久，农村工作的功底深厚，作风民主实事求是。搭档张维忠，系济南部队一位医院院长，上校军衔，可能和长年在技术部门任职有关，除了军人的雷厉风行，其整体工作模式简直和老李如出一辙。对于我们三个学生，他们是政治上信任、工作中放手、帮扶于无形、关切备至。这些，和别的工作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考虑的出发点，用老李在我们撤离时的评语，可以作出最明确的注释：“同学们来山东参加四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可以说是为八里甸的农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实践中，你们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开始时我和老张也曾担心，但是经过分析我们认为，你们的文化水平高，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青年又朝气蓬勃，没有负担，认真求实，只要扎实地调查研究，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和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相比，这是你们的最大优点，实践已经证明了，你们具有农村优秀基层干部的必备素质，我真舍不得你们。”



我们进村指挥秋种，正是九月中旬，按照老李所引当地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我起初是在石棚杨家，工作组长是乳山卫生局长王敏，他只是要求我们好好劳动。但我依据工作团的布置，利用劳动中和晚间，在自己负责的第六生产队，展开了周密的调研工作。到月底，整体情况已经基本在握，并组成了四清积极分子队伍。当王敏在例行会议上得知这一切时，却是毫无悦色。两天后李从善来到杨家，实际上是专门找我。六队的会计到坡上传话，说工作组的大组长来了——八里甸、石棚杨家、小孤山三个工作组，为一个组合单元，老李是总负责人——请我立即回村。老李很关切地要我注意休息，我笑了，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是练举重出身，早年作临时工扛过麻包，在学校是每天万米的跑步，这点农活应该说是不在话下，因为劳动不像运动，时间虽长强度却适中，不会使人感到疲惫。最重要的，是让农民看出你的功底，自然就多了一分亲近，而打成一片后的融洽，对生产队整体的了解就能更加深刻和全面。老李慢慢地严肃了起来，极其郑重地要求我汇报情况。我介绍了六队的概况，并谈了初步的认识：这个队干部的群众基础较好，似乎不像是“吴臣”，当然距离真正的结论，还须深入的调查。老李问道节目——工作团在夏村集会庆祝国庆节的准备——我给了他一份朗诵稿，并说明和巴一兰已经练过两次，想来没有问题。李从善对这一点十分满意，可以说是喜形于色。两天后王敏传达了工作团的调令，我向地方干部小刘交代了工作，到八里甸报到。

这次调整的原因不明，现在忆起却显而易见。八里甸工作组调出两名地方干部，补充的我和赵迎新都是学生。实际上，地方干部有七成是借调身份，他们多是青年，初中毕业在村里当几年会计、教师后，被选拔来充实干部队伍，在准备纳入编制前，参加四清作为实践考核。按现在的分析，这些人较之军人和大学生，政策水平相差何止一二，但那时的观念就是奇特，反认定他们阶级觉悟高，工作能力强，应为四清运动的主力，军人可以在旁协助。至于大学生，只能是参加农业劳动，最多搞搞文档类工作。王敏即是如此认识，你工作中若能有所见解，倒成另册旁类了。李从善可以说是不循世风，他清醒而实际——他是新上台的书记，成绩十分重要，而八里甸又是个四千人的大村，十位队员，必须要各自独当一面，且不能出岔子——必须精简地方干部补充学生，名义上还支持了王敏。对我他是经过了考察，而赵迎新，天津人，中专毕业在化工研究所工作了三年，自学考上了北医，实践经验可想而知。八里甸工作组真是与众不同，没有专门的文书，所有的材料，谁经办的工作，谁负责整理、成文、归档。因为我们确实挤不出一个闲人。我报到的第一天，就从别的同志手中，接过了两个生产队和全村治安的“防务”。

在当年的中国，农民最为实际，很少注重自身政治粉饰，因为他们已处于底层，没有太多须顾忌的负担。除了那些已获取了既得利益的集团，例如四不清干部们，和想倚借着标签得到心理慰藉的阿Q们，或是更下层的准囚犯——在革命胜利后换位的被奴役阶层，如我所管理的四类分子，以及被认为是其政治影响所及的范畴，例如他们子女亲属、上中农等。只要你待之以真心，农民自会坦诚相见，观念上也决无时代特色标志，这从他们对知识分子残存的尊重，就可见端倪——哪怕你是个右派分子！不过你首先必须平等待他，再者你的作为要为他所敬服，至少不能使他鄙夷。我到八里甸后，自己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劳力测试。在杨家的时候，我已历经了胶东农村生活的体验，习惯了吃蚕蛹和红薯面饼，学会了使用犁耙和推独轮车。八里甸劳力工分的认定，除了对农活的熟练外，主要依据力量考核：推一辆装满了红薯的独轮车，大约一百五六十斤，经过蜿蜒的田间的小路之后，出来上公路回村，村前有一个近百米的大坡，须全力推上去，方为“十分”的整劳力，若须人拉套，就只能是九分了，即使是将近坡顶，因气力不济须有人在你腰间撑上一把，也只记九分半。我前一晚向于云重通告测试之事，他是大惑不解好言相劝：“工作组的同志没搞过这事。不要说你们和军人，就是借干，因久不做活也不行，农民盼得是你们把村子整顿好，就别弄这些了。”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是我深知，农民的思想，即使是和政治宣教有不小的距离，由于长年的灌输，对我们也存在或多或少的误解。他们的尊重，只在于我是工作队员，心中很可能全然是另一番评论。对知识分子的定位和看法，在那个年代已成为了公理和常识，而我要扭转这一成见，单就面前的于云重，我也必须要让他真正地认清我。第二天我启动了于云重的独轮车，汇入了十队的运粮行列。这位队长是将信将疑，农民要想保护也无从下手，但他们很快就放松了下来：独轮车在我的手中，没有任何异样，走在尺把宽的田埂路上，畅快、平稳，只听得轮轴吱忸声的不同音调。转过几个弯，于云重带头说起了笑话，他领着的帮套队——几位姑娘、大嫂子，顿时成为话题的中心，沉重的空气被彻底打破，我和他们的距离猛地拉近。在石棚杨家，我就对独轮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胶东的农民，生产生活的用具特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自行车和独轮车。因是地处丘陵腹地，无坡不成路，骑自行车上坡须竭尽全力，下坡则是风驰电掣，所以车的骑行轻捷和有力制动最关紧要，在这里，上海“永久”和天津“飞鸽”无人问津，而本地的“国防”、“金鹿”供不应求，原因就在于它的倒链脚闸刹车，可在高速下坡时紧急停下。独轮车是这里运物的主要工具，胶东农民除了挑水，在地里很少见使用扁担。我能很快地熟练使用它们，都是杨家六队队长所教，当然车子也是向他借的。我自14岁骑车，应属高手，但也不能适应这脚蹬闸的自行车，总无意中打倒链，猛停摔倒了数次后，才骑行自如了。我推车倒是很快过关，车虽有车把，但不能靠手劲来掌握平衡，试想总计约二百斤的车，若向一边歪斜的时候，手哪儿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扶住！全要指望拴在把上的车襻，搭在肩上，借腰的扭摆恢复正态。我小时在天津和谢忠仁练过举重，谢家叔叔教我们耍石锁、礅子、铸铁刀，以至我的腰功尚可，四清时候派上了用场，我推重车不几天后，甚至可以手不扶把，只凭腰劲行车。于云重一看我在小路上行进自如，便知不是“棒槌”，也就放下心来。不过确实是初次，到了第三趟，上大坡临近坡顶时，自觉气力不济：“老于，给我的腰撑上一把！”他的双手大如蒲扇，实如托盘，运动千钧力将我连车送上坡顶。我腰间舒适似被按摩，不由称赞他的手法，老于笑了：“老李同志只能记九分半了。”

我是向丁西勤学的使牛，向于清亭学的算盘，丁西勤使我懂得了牛通人性，于清亭让我见识了天外有天。我在石棚杨家就曾扶犁使耙，来八里甸十一队，一次深翻犁地，丁西勤为我牵牛，他并不教我使唤牲口，而是教我怎样和牛亲近，就像一位家长，数说着孩子的脾气秉性，把他交付给我。果然这牛几天后便唯我是从。于清亭教珠算我前面已提及，为清经济查账的准备，我也苦练了些时日，不说运转如飞，也算说得过去，速度和这位大队会计不相上下，但同案而作，不由得暗暗叹服：人家是左手运珠、右手记帐！

八里甸落后于杨家之处，就是个人的卫生习惯。这里家家都有虱子，体虱的播散以衣物接触为媒介，它附着于衣服被褥，你若穿着睡卧其上，很快就能罹染，所以有经验的人出差寄居简易旅店，睡觉时须脱光衣服，再将其吊在房梁上，虱子不会附着于人的皮肤，顶多咬你几口，转天离开时尽管放心，不会将它带走。四清和农民三同，虱子就很快成了我们的亲密战友，老李得知我和赵迎新加入了行列，再次重复他的政治高见：“农村工作，和农民三同，就是再小心也会着上虱子，我从土改访贫问苦，历次运动进村工作都一样。所以人称虱子叫光荣虫，长了它，证明你真正地扎根群众了。”不过他又说：“杨家、小孤山就很好，但现在不是宣传卫生的时候，三干会就要召开，后面工作更紧张，等过春节吧。”于是我们工作组的会议又多了一景：搔痒和捉虱子。本来这两种动作有伤大雅，但确实是其痒难耐，只好不拘小节了，无奈此虫繁殖力极强，其老少（成虫和幼虫）又都似披盔戴甲，捉住处置还须强力，大费精神和功夫，将其处死时传出的是啪啪的声响，有民谚云：“指甲掐，针尖挑，一时情急用牙咬。”可谓形象之至。有次读报间休息，我脱下了棉裤，清理那些排着队隐藏在缝线行里的虱子们，缉拿惩办了一百多个，大家深感惊讶；有陈珊不服，扯下围在脖子上的头巾，现场进行反复的扫荡，剿灭光荣虫四十！直至春节，工作组出面号召组织，开展了一场灭虱的群众运动，澡盆开水烫、衣物蒸笼蒸、六六六、敌敌畏，虱子再也抵挡不住，终至销声匿迹。老百姓说，工作组还真的什么事情都管。

初历风浪出类拔萃


历经了三干会、封仓查账，四清的重头戏已经过半。于云至的倒台，于云重问题实事求是地落实，使整体局势极其稳定，我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到老李的重视。因为这一切，是植根于踏实地循序渐进，珠算的基础使我始终把握着第一手资料，也使四不清们心惊胆战，但这也是肯下功夫、甚至是夜以继日的成效。曾有一次彻夜查账，是在发现问题后，时不我待顺藤摸瓜，至次晨大有进展，略小憩。及至赶到工作组，已近中午，李从善笑着告诉我，十二队队长已是彻底轻装（此队不属我管，但几年前和十队、十一队合称四队），苦功在账内，而成绩显现在账外！

春节，工作团放假十天，在这阶级斗争关键时刻，自须留队员镇守。统一的部署，当然是按照固有的思维模式，部队人员和学生撤离，选派地方干部任责。老李思考再三，八里甸四千余人，留守责任重大，但工作组并无他中意的地方人员，小孤山的老王为某公社的农业助理，倒是适合，但他对八里甸不很熟悉，也不能撇下村子住在这里。我看出他的忧虑，半年来也深知他的敢为，遂主动请缨。

其实我的想法，源于房东暗示的意愿。春节将近，范敏芝却无应有的欢愉，渐深的忧愁写在了脸上，她有次和我讲起：“快过年了，回家看看老母亲吧，都离开那么久了，又是来农村，其实她可是挂念呢。”说着声音颤抖了。我了解她的苦闷：最小的传东尚未成家，可也二十多了，老三是招赘女家，其岳丈在于云魁时任大队保管，范敏芝鄙视其为人，原来已来往不多，现是成为运动的重点，走动就更少了。大娘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早已牺牲在战场上，逢此佳节又值非常时期，心绪悲苦可想而知。我安慰她：“大娘你别说了，我的姥姥家也在农村，每逢寒暑假，母亲都叫我去乡下，看望我家的老邻居刘三奶奶、赵大娘。只要工作组老李同意，今年我和传东陪您过年。”和我谈话后，李从善经过几番深思，终于点了头——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其实他也很慎重，经过了必要的组织程序，向工作团请示，原因也顺理成章，我主管大队治安，而这是春节留守工作的核心所在——不过他临行前，仍然对我千万叮嘱：一定要小心谨慎，绝对不可饮酒，有事多和老王商议，……。



春节前，我按计划完成了例行工作：布置重点部位的保卫警戒、检查防火、防盗措施、对四类分子训话、汇总重点人物的动态分析……。治保主任和我共事半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一切有条不紊。腊月二十九，我又请来大队书记、队长、民兵连长，五人商定：除夕夜要例行查哨，初一上午举行民兵演习，演习结束后一同去给烈属拜年。

除夕，近子夜时候，我只身来到了大队部，推开了值班室的门，眼前的情景，气得我七窍生烟：四名民兵呼呼大睡，屋里烟雾酒气迷漫，有一位还好是怀抱枪眠，那三支枪则散在桌上墙角。我卸下这三个枪拴，正待出门，治保主任笑嘻嘻地迎住：“老李同志——因为工作组长是老李，在大队，称我须带同志二字，以示区别——你不要生气，过节家家忙，确实太累了。还是叫醒他们派去巡逻，将功补过。”我并不买他的账：“老李走时交代得清清楚楚，春节时候，出了事我们都吃不了兜着。烟雾酒气那么大，不是累了是喝得多！叫他们到于云召家来找我。”不过我也放下枪拴，摘下四顶帽子离开了队部。于云召已经五十多岁，正在家中守夜，听我说完也深责青年们不该：“太大意了，这样真会出事，摘他的帽子也弄不醒，让人家收拾了可怎么办？就别说还记着工分。”不一会，四人光着脑袋来检讨，于云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大家一起回到队部，也没派他们巡逻，一应人却再无睡意，谈运动、叙家常，迎接第二天上午的演习。

初一的民兵演习，是于云召书记主持，荷枪实弹极其正规，队列严整气宇轩昂。因为我已经向上级备案，演习要拿出气势，允许每人发射三发子弹，目标地点选在北山，平时这里就很寂静，春节更是人迹罕至，只需关照公社和邻近村庄周知，听到枪声请不必惊慌。所以不单是小伙子们跃跃欲试，就连老战士也手发痒——多少年没动真的了！把家里旧藏的子弹也拿了出来，反正也不数响几声就一块放放。于云召从公社借了把手枪，崭新的家伙，带着大队上山，硬是抢占了民兵连长的位子。治保主任跟着我，嘴里嘟嘟囔囔，我笑了，顺手向他的兜里摸去，一把摸出来整整十发子弹！他也笑了：“离开部队再也没打过实弹射击，这次机会难得，真想跟着他们过过瘾。”这里1938年就是游击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敌我反复地拉锯，那时可以说是家家有枪，户户有兵，子弹说不计其数可能言过其实，若说不少恐怕是难喻其丰。我允许他在村外的小溪边打几枪，但是一定要等山上枪响，也算杂于演习的遮掩。未待我们走够一圈，北山就传来枪声，清脆纷杂如同开门鞭炮，村民纷纷向秀子峰远眺，春节添加了喜庆的喧闹。我和治保主任也赶到溪边，以一棵小树为靶标，开始了射击比赛，见我五发枪枪命中，这位于主任大为不服，不知从何处又变出十发子弹，复赛的结果仍是如旧，主任泄了气：“想不到我朝鲜战场上几年，枪法还是不精。”我也没有说明我胜出的原因，其实早在医大预科，我就是射击队的队员，训练中屏气扣动扳机时，必须保证摆立在准星环上的长粉笔纹丝不动，那绝非一日之功，实弹射击也从未低于九环。

回到队部，已有村民在焦急等候着，见到我，他掩饰不住惊慌，匆匆忙忙地迎上来，递给我一张纸，治保主任见状也凑了过来：“反革命传单！”我猛地记起了范敏之常说的话，“敌人，已经逼到咱们家门口了。”



据村民讲，南山的传单很多，撒在乡村往来必经的路上，是手工刻版的油印品，就凭这一点，为我后来破案，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线索；内容已经由标题注明：《中国民主党纲领》。这时民兵演习还在进行，不时传来阵阵枪声，留在村里的多为中老年人，我急令治保主任，立即找三位治安积极分子，由村民带路，到南山搜寻线索，收拢所有的传单；他们走后，我又派人跑步到北山通知于云召：停止演习马上返回，队伍要全体带到大队部待命。老区的干部就是不同，不到半个小时，队伍已经开进了大院，个个神色肃穆，知道出了大事。经过简短计议，请民兵连长带两个人，携传单到公社上册镇报案，于云召亲自带十人，去南山帮助治保主任。其余人等解散。

时近中午，人员才回到村里，收来的传单有一百多张，撒在沿途路边，初一清晨，尚不到串亲访友的时候，没有人迹，现场也再无特殊发现。我们汇总了目前的所知，也仔细地研究了传单：十六开的雪连纸，人工刻版油印而成，笔画清晰匀称，应系熟手所为；《中国民主党纲领》并无攻击中共的言辞，唯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有较高的社会学理论水平；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全篇字迹整齐规范，一笔一划，经查对新的简化汉字方案，没有一个错别字！包括那些人们习以为常、却是错误的写法。当时农村教育普及较差，有文化的成人对简化字表不熟，书写时又惯于连笔，形成了一些通用错别字，如写“长”和“庆”，往往多了撇、点，而写“点”和“肃”，则又将四点写成“大”、两点写成“米”。这些，传单上决无！我归纳了分析，得出了初步的结论：这是一起反动传单案，为反革命分子的专门所为，有可能就是冲我而来；昨晚村里还有人经过此路，并无任何发现，所以作案应在凌晨；能泡制出《中国民主党纲领》，表明反革命分子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应是高中毕业以上，并接触时事政治新闻；能便捷地取用或自有油印工具、纸张，能熟练地刻蜡板，已经习惯于规范写简化字，无老一班人流行性的错误。此人应是青年教师！他俩同意我的认识，并建议：发动全村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全面排查昨晚今晨村民的行止、各户的来客、所见南山往来的路人，因时值除夕和元日，人员走动极少，相信会有斩获；要特别注意本村和邻村的青年教师。凡有疑点的，立即控制，不好控制则马上扣押；老区的人民都会积极协助办案，凡有谎报、隐瞒者，按反革命分子同案论处！我认为：无不妥。请他们即刻布置并行动，并约定从今天开始，连同民兵连长，在大队部同吃同住，由各家轮流送饭，利用吃饭时碰头交流。我把商定的诸要点，写成书面的报告，派人送公社和县工作团。

初二上午，已近午饭时分，烟台地区公安处的吉普，开进了八里甸的大队部。在紧急会议上，我作了全面的汇报，特别是关于我们的分析，以及排查的进展，特别说明已经有线索指向可疑对象，正在核对群众的证词。地县两级公安表示满意，赞许了我们的工作，说明县局已经进入破案工作，要求有情况立即汇报给他们。公安处的同志还特意叮嘱：发生紧急情况要果断处置，但一定注意把握政策。

初四黄昏，我们根据积极分子的举报，把目标锁定为邻村的一个教师，竟然是工作团借调的地方干部！开始证人很犹豫，觉得绝不可能，又怕涉及对四清运动的态度，几经思虑，就悄悄地向治保主任讨教。主任一听如获至宝，几天来毫无进展，猛然间柳暗花明。匆匆找我商议：此人现正在我村拜年，证人认识他，从初一晨至此时二次相见，指认确凿肯定；其亲戚隐瞒未报，涉嫌同谋，有可能是来串通以议对策，若不及时控制，必定节外生枝，动作越快越好。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此人熟知八里甸情况，又属工作团的干部，将传单撒在我村界内，明明是欺我学生身份。因不是本村人，我们虽掌握着主动，却时不我待，因为他很快会离去，也许就在顷刻，机会转瞬即逝。但扣人事关重大，又来不及联系县局，自作主张万一失误，何以向老李交帐！主任看穿了我的心思说：“老李同志，只要你不发话挡着，这事我知道怎么作。此人敢来八里甸，肯定还不知风声已紧。他们若是商议好，把窟窿都堵了，案子破不了，别说你，就是我这个治保主任、云召书记也交不了账。你们的规矩太多，只能我来出头。”看他这么豪爽，我胸中一股热流蓦地腾起：“不能这么说，你为了破案作了那么多，现在又要独担风险，我感到很惭愧。为了抓住这关键时机，只好请你走一趟；但是有证人，有公安处的部署，治保直接扣人上送，合理合法。若是有什么问题，我都兜着。”不过我心里的确不踏实，嘱咐他说：“我知道你的办法，但是要量情而用、适可而止，他承认了不算完，认得再快一翻供就都落空，还会反咬咱一口，最要紧的是拿到实据。我估计他有油印机，一百多张传单，在别处印很危险。”我和云召书记彻夜未眠，守候在大队部；于主任在小学校内摆开战场，学校位于村边离住户较远；连长带着复转军人组成的民兵班，荷枪实弹保卫。

其实晚间的审讯很快就有了结果，通讯员兴冲冲地跑来，向我们报告喜讯：“这小子真是熊包，还想成立什么党干大事！根本就没揍他，刚刚吊起来一会儿，就大喊大叫全都招认了，加了一块砖就连同伙和油印机也供出来了。”我跳了起来，书记也按捺不住兴奋：“赶快去起赃啊！”“他们已经出发了，留下两个民兵守护现场，叫我来报信。”我们一同来到小学校，这里的一切已收拾干净，很难想象刚刚发生的刑讯逼供。我坐下来草拟给工作团的简况报告，其他人抽着烟耐心静候——怕搅乱了我的思路。主任、连长凌晨满载而归，案犯和油印机在手，同伙已经请邻村治保控制。我们从初一起心急火燎昼夜不宁，今天大家总算吃了顿安稳饭，几位“官长”家里送来了丰盛的早餐，慰劳前线的将士。由于要押解人犯送县，我不准所有人饮酒，答应回村加倍补偿。饭后主任、连长带领队伍开拔。

工作组同志们返回时，一切已经过去。老李很是欣慰，也有些事后心惊。现在我觉得，这次我是带领着八里甸的农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比起文革的春节革命化，可以说提前了一年，当然这是大家完全自觉的。工作团对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民兵的军事演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对于最显著的成绩，也即破获了反革命传单案，却是再也无人提及。后来我想通了，这案子太使领导难堪了，借干的红苗子，出了如此深奥的政纲，简直是抹黑，叫他们说什么呢？

实言无惧和离经叛道


节后交代了手中的工作，我踏上了返津的路程。行前老李告诉我，此时的长途汽车极其难上，须找当地的工作组帮忙。来到大孤山车站，果然如此。我就走进工作组的办公室，一见竟是李学清！我在班里的好友，想不到在这里相见，但是不及细述，汽车只一班，他送我上了威海开往青岛的车，只有我一人有此特权，其他只好坐短途车再换乘了。车上人满为患售票员还把专座让给了我，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走后门。心中略有不安，但是能顺利地直达青岛感觉真好。

家中转瞬就是十天，我总是想起大娘。除了上大学，在大娘家是我第一次在外寄住，住了那么久，还那么依恋。对此母亲深有感触，说：“范大娘不知怎么那样能拢住人心？我这个老三，从来只是听他爸爸的，什么事也不和我说，我是做饭缝衣当老妈子。这回到了山东，就跟这个范大娘那么亲，干脆给她当儿子算了。”我还是不说什么。临回村母亲精选了她的衣物，挑了顶黑色平绒帽子，让我带给范敏芝。大哥在专卖公司供职，选了二斤精制云烟原叶，说这比他们稀罕的关东烟强，让我送给老李。帽子放进包，烟却是大叶展开叠压，厚厚的像块烟叶形的木板，长近一米宽有尺余，惹得路人尤其是青岛车站的旅客，赞叹不已馋涎欲滴。大娘、老李是笑逐颜开。

春节后，运动进入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核定成分实际是项庞杂细致的档案工作，要核查每一户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包括土地的所有和租赁、雇工或扛活打短、参加劳动与否、其他经济来源等等，须有书面的证词和汇总，然后按照政策条文，界定阶级成分。至今我仍能记得，运动之重点为界定地富，只要出租土地或雇请长工，即为剥削阶级分子；本人是否参加长年劳动，是地主和富农的分水岭，但必须是其本人，子女不行；而富农也即四类分子的最低取标，是雇工要满一位长工量额（但须是将其家庭成员为人扛活打短的工时量冲抵后）；三年的状况必须都在标准以上，不足者降低为上中农。我平心静气地研读，觉得政策科学而且严谨。可这有点不合时宜，就因为它太科学严谨了，你只要是按照它的科学性，就能严谨地办出些让“过来人”退避三舍的事体。

正因为我不是“过来人”，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而且又马不停蹄，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及至汇报给老李，一切已见端倪，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他也只能是顺水推舟了：将我的三份改变——实际是降低地富成分为中农、甚至是下中农的报告，向工作团申报，解读脸色，我知道我给他找了麻烦。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经管大队治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定期听取四类分子们的思想汇报，对他们集体训话。我由于自幼几经挫折，个性表现沉默寡言，口才较差（见另文《同学们啊》），也就形成了以笔代口的习惯。所以首次训话，我经过了精心的准备：从形势、运动、生产直至应有的态度、表现，要给地富们上一堂政治课。可不要低估了他们，这些人念过私塾的居多，还有一名秀才！这里是1942年的解放区，减租减息不计，成分是1946年土改确定的，到四清时的1965年，当年满18岁的“分子”们最小的也38了。地富子女文化低，但是不在被训话的行列。我对面的一批人，按现在的标准，都是知天命的精英。虽然满脸谦和老老实实，可也不能让其见笑。我讲得内容深了些，他们反倒有兴致，竟然对听不明白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问题。由于是在学校的教室，我也摆脱了例行的公式，就让他们坐下，借助板书讲述。这次前所未见的训话，使得治保主任惊呆了。他后来汇报给老李，组长也不好否定，但告诫我，这样太温良恭俭让了，哪里是给四类分子训话，和对待干部的态度相比，会让人怀疑我们的阶级立场。

但是这次实事求是定成分，能说成是为地富翻案，但也可以认为是为蒙冤的群众平反，尤其是还有一户下中农！不过历经了土改、1947年复查、1950年土改扫尾，好几代工作组，那么多的干部，工作的政策性要求那么严格，难道真的都搞错了？你一个人只管两个生产队，就出来三家要改成分。我看着老李严峻的表情，心情沉重却不解：我可是一个细节、一个证人反复核对的啊！现在（其实早在文革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个难题太敏感了，几十年来这么多人视而不见都为明哲保身；偏你看得清，偏你敢捅马蜂窝。学生，知识分子啊！我只能说，这一切印证了那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今天，这户的人名我只记得许兰德，她是户主的女儿，十七八岁，从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劳动，人很老实热心，户主可是队上的强劳力，使用农业工具样样精湛，富农子弟，却已38岁达到了最高标界。老富农、许兰德的爷爷已经去世，他还是戴帽的分子反动富农！调查表明许家没有出租土地和雇有长工，在外也并无其他的产业。老富农还是周边出名的农活好手，两个儿子颇得家传，为本村地主扛活，竟成了各家争相雇请的抢手货。家里到农忙时人手不足，就经常地雇短工。老富农自己做活干净利索，短工们的活计就相形见绌，动辄叱骂家常便饭，罚工挨打也不鲜见，短工为了糊口只好忍耐，但凡另有雇主就即刻遁去，连他儿子也不愿在家做活。许兰德的伯父后来客死他乡，成为八里甸的奇闻。老富农雇工精于算计，满打满算全年多半个长活，正负相抵还属于被剥削。我拿着材料，询问一个个贫雇农，他们却是众口一词：“不管谁来、不管是哪一次调查，我都是这么说，我只知道这些。”对此我是大惑不解，只好请教大娘范敏芝，她说了实情：“许兰德的爷爷，人高马大力量十足，曾有几个小伙子想打他，反让他给收拾了，他仗力欺人成了一霸，很有民愤。土改时候要划他恶霸，但成分只有恶霸地主这一项，就划成反动富农了。其实都知道不合政策，复查时前线还在拉锯，后方也吃紧，区里就有权枪毙人，谁敢翻这种事情。解放后更没人提起了。后来这老富农死了，大家也知道小富农冤枉，可是谁出这个头？善待他们也就是了。”

当年为恶霸翻案，确实要担很大风险，严酷的斗争，考验了根据地的人民，也给社会残留了累累伤痕。于云召告诉我：突袭恶霸地主，深夜破门而入，必须扯下床上所有被褥，不管男女，光着身集合一处，再让他们穿衣。最早的村支书，就因顾忌到风化，没撩被子让人用藏着的手枪，打成重伤牺牲了。恶霸知道已经是必死无疑，就要和你拼命。于云魁不管这些，也趁机奸淫了不少女人，解放后还是恶习不改。所以我们约束队伍也很紧，否则杀人还会多得多。区里就能批死刑，你往区里押送人，民兵已恨透了他们，路上故意地管得松，还纵容他逃跑，说到了区里肯定要枪毙，结果人一跑，后面紧跟着就开枪了。我明白了，把许兰德的爷爷划成反动富农，他的性命悬在了干部之手，就再不敢神气了。但是这给我们、给八里甸的农民，留下了时时可能激化的隐患。我的报告，震动了整个工作组，李从善虽未再问，但是他亲自又走了一个巡回，经过核证确实无误。组长让我用了一整天时间，把报告重新整理，变为了工作组的报告。

我们的报告，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复，两户改变了成分，另一户未批则不知何故。一户改作上中农，许兰德家划成了下中农。消息震惊了八里甸，她跑到范敏芝家，却不知要说什么，伏在大娘的怀里，简直是哭成了泪人。李从善大大地松了口气，我反倒谨慎了许多。后来选拔干部，我十一队的于京花，聪慧干练，有必需的政策水平和农业知识，适合作为队长的候选，由于是女同志，我犹豫再三才和老李商议。李从善说了我一顿：“这是好事，公社正在寻找这样的典型，你捅乱子是勇往直前，这事怎么倒畏缩了？”

后来，我接到许兰德的信，她说看到文革中的种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正是成分的改变，使她家免遭了涂炭，也使她免受了屈辱。她说她父母、许家将会永远记得李同志。我不由仰天长叹：做这事其实应轮不上我，是早该如此啊！



今天我反思四清的经历，不得不说到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对于我，老李的信任和忧虑，都是来自工作，而他对解决方案的犹豫，却是顾忌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他自己并无此意。春节留守，工作团认定地方干部，都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北医的大学生，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部队的军人来自医院，和大学生也难分伯仲。难于信任啊。改变富农的成分，更属否定历次运动的成果，为反动分子翻案，知识分子的立场不稳，已然暴露无遗。我那时就隐隐地感觉到，我将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道，走上如薄冰般的生命旅途。

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脑劳动的分工、脑力劳动的独立，是生产力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知识分子受到社会的普遍崇敬，中外古今莫不如是，就在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水平的最高体现，而知识分子是各时期前沿科技和文化的代表，是物质文明哺育的精神文明载体，任何旨在谋求社会发展进步的阶级，无不尊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他们是社会最先觉醒的阶层，最早为新的制度唱起赞歌，也最早为腐朽的体制敲响丧钟。其实，任何社会阶段的知识分子都是劳动者，属于劳动人民的范畴！即使在封建社会中，杜甫试文为吏和赋诗易酒，至穷困潦倒醉江而卒；柳永奉旨填词信步花柳，身后须诸姬云集守丧举哀，也不掩其劳动者的本质。他们和农桑工商一样，无论观念形态经历作为怎样，俱是创造财富以资糊口，这一点上，鲁迅、张恨水、钱钟书、詹天佑、竺可桢、华佗、白求恩、张锡纯、齐白石亦同。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客观的实际，绝不以其服务的对象、影响的优劣转移；除特殊情况外，知识分子个人服务的对象，无论是属于哪一个营垒，其劳动成果的受益者为整个社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即明确表述了知识分子属于劳动者的界定；随后，江泽民同志在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中，特别将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性质并列，即是在共产党的代表性中，囊括了知识分子各方向的劳动；他们这些里程碑式的正名，宣告了我党既往对知识分子偏见的终结。虽然这一正名，并未对以服务辨立场的误导进行批判，但是，劳动者的界定已然标明，这种误导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者的勤奋艰辛，铺就的是社会发展的路基，与其服务的直接对象，也可以说是即时的获利者们，并无阶级附庸的关联。长城、运河，皇陵、故宫，展现的是劳动者的智慧，其中的苦力、工匠，和陈涉吴广、李自成张献忠一样，是社会最底层的奴隶，绝非皇戚贵族的嫡系，也绝不能因此而视其为封建统治者的附庸。知识分子既然也界定为劳动者，其阶级地位、历史作用的评价，与其他劳动者同！



但毛泽东以所谓皮毛论的类比，否认知识分子的整体特征，说什么知识分子不是特定的群体，而是附着于不同阶级“皮”上的“毛”，在旧社会，就是剥削阶级的附庸。其论据是：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应是无力求学的，那么凡能学成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出自有产阶级，学成也必定为其服务。就这样，把作为劳动者的、追求着光明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在从奴隶社会直至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延伸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都划入反动的范畴。全然不顾这一现实：毛泽东本人和他的战友组成的革命队伍的灵魂，就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虽然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倒行逆施的败类，但这和进步阶级存在叛徒一样，瑕不掩瑜。让人不可理喻的是，毛泽东等对共产党人尚不求全责备，何以对知识分子却要以偏概全！他也批评工农干部，说他们“以自己的光荣出身鄙视知识分子”，而这种人骄傲的资本，正是他所赋予的。其实这出身应该绝无光荣可言。我认为，只有掌握知识，只有用人类所有的文化遗产武装了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皮毛论”的谬误所在，是根本否定了脑力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功能，从而割裂了劳动阶级的整体。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基石，若按“皮毛论”的观点，身处社会最底层、那些属于下九流的戏子、轿夫、吹鼓手等等，一直延伸至旧社会的士司机们，倒应该是最具有统治权势的反动阶级的附庸，这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何况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即服务于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理论的高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动辄获咎，每说一句每做一事（其实是从事社会劳动），却先要仔细地想好，到底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这符合哪个阶级的需求或心愿？主观愿望并不算数，还须想到客观效果，以及那难以估量的连锁反应。推论下去，医生为人医治，先须顾及到病人的阶级成分，还要考虑施治效果和社会进步的关联，如此则何堪重负。最后只好是由当权者说了算吧，你说我革命，我就是又红又专，你说我反动，我就是罪该万死。偏偏中国式的辩证法是只对事情不对人。事实发生后，本来性质已定，却能够变来变去，按照当权者的个人好恶，能演绎出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戏文，渤海石油的重大伤亡事故，最初报导成奋勇抢险的英雄集体，就是典型事例。对人则正相反，本来人是最复杂且富于变化的，倒要一锤定音千古不易，堪称形而上学始祖。评价下达，众人缄口，可面临具体人物也难免捉襟见肘。桃园经验王光美揪出了吴臣，文革打倒王光美解放了吴臣，及至王光美平反，吴臣将置于何地，就令人费思了。最后，人们还只好听你的，你说好咱锦上添花，你若说不好，就让他遗臭万年。

我简直不敢直面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结束语

1966年5月，四清尚未结束，已临近暑假，北京医学院的学生撤离乳山。铁道部为我们开行了烟台直达北京专列。火车上，已经一年未见的同学，重新聚首兴高采烈，车厢成了欢乐的海洋。但是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四清，是运动中的体会，以及种种趣闻。王迎昭最关心的，则是政治鉴定，他一路走过个个探询，及至听到工作组给我的鉴定，他高声惊呼：“那不是李绍洲，简直是马克思！”惹得同学们围了过来，一定要我复述一遍。我知道他们的鉴定都不尽如人意，就连运动中发展的新党员——鲁梅珠、吴良水，鉴定中仍说“阶级感情不够深厚，政策水平有待提高，工作中把握中央精神曾经出现失误，……”而老李写给我的鉴定，基本上我能背诵：“该同志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在三同中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努力学习中央二十三条，学习时事政治，执行政策认真准确，工作扎实实事求是，在四清运动中作出了优异的成绩。望今后继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政策水平，克服急躁情绪。”

第二天我们到达学院路时，夜已深路灯明亮，学院首次有了夜市，沿着跑道摆开，扩音器响着音乐。这在今天看来是司空见惯，可在那时，是杨纯书记下令，专门为我们四清工作队员而办，开北医之先例。



工作组老张，我提得很少，其实他一直关切着我们。我终生难忘的，是他给我们的由衷的告诫。虽然文革中我没能遵其嘱咐，但这只怨我，我还太年轻，还未经大风大浪。那是工作组的一次学习，学习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总共用了两个晚上。老李老张并非知识分子，却先对这篇貌似学术的文字反复研读，而苦于历史知识的欠缺，知我颇爱京剧，和我讨论了几次。会上，张院长说：“这篇文章大有来头，小李说了那么多的历史和京剧，我觉得文章讨论的绝不是海瑞，也不是戏剧，大家一定要时时注意政治的风向。”我正少年气盛，对这些话并不以为然，后来才体会到：这才真是肺腑之言，是他们十几年沙场风雨的结晶。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的磨砺，教会了他们许许多多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二位语句深奥，就这，也只能是在相互并无利害冲突的临时集体，才敢于相赠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最可宝贵的忠告。如果文革的初期，我能够猛地忆起，张组长沉重告诫中那深不可测的挚爱，哪怕只想想为什么，就能够更审慎一些。但是，到现在重温旧事，我并无悔意，因为这是客观的规律，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深刻的认识，相对于老张，我只能算乳臭未干啊。



查《乳山大事记》，对四清运动是这样写的：“1965年8月，由省、地、县三级组织的“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团共计3603人，分别进驻南部9个公社及其327个大队和56个县属企事业单位，开展“四清”运动，翌年6月结束。县、社、队19140名干部在运动中被审查。其中，17780人被定为犯有所谓经济和“四不清”错误。999名党员被劝退，230名党员暂缓登记，108名党员受到各种纪律处分。大部分被处理的干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我的大学毕业证书赫然注明着四清的经历：

“学生李绍洲系天津市人，家庭出身店员，本人成分学生，现年廿三岁，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入本院医学系学习六年期满。

曾参加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曾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准予毕业

北京医学院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日”

我感谢四清运动，也为参加过四清自豪。



来源：《身系非常岁月》，李绍洲口述，晓炜笔录，刊载网络：http://www.boofan.com/wenxue/novel/read.asp?id=1731